约阿希姆·派佩尔回忆录
 
作者:杨鑫(美国)
 

 
有些人天生就是要列入传奇的,Joachim (Jochen) Peiper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29岁成为纳粹德国最年轻的上校,如果不是历史使然,他很可能是日后德国最年轻的将军。对美国人,他是战后Malmedy大屠杀军事法庭案件的主角,臭名昭著的战犯;对新纳粹主义,他是德国军人的骄傲,一枚传奇的徽章;大多数军事研究评论人员认为,他是一个军事天才,具有一个战士的一切典型性格:残忍、冷酷、勇敢、幽默、有些骑士精神或者理想主义。就笔者看来,他的一生堪称是古希腊悲剧的翻版:一个有平衡和完整人性的英雄与命运进行的必败的斗争。
 
1915年,Peiper出生于德国柏林一个典型的一战退伍军人家庭。Peiper的中学时代是德国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各政治团体陆续登上舞台。同年代的德国人,对一战的痛定思痛的同时,也对整个“腐败”的欧洲压迫战败者德国有极大的反抗和复仇情绪。毋须多说,纳粹党利用了民众的愤恨心理,哄抬起一片狂热的爱国主义。30年代初,每一个德国青年都注定要把自己的黄金岁月浪费在世界大战里。Peiper的父亲希望他能进入正规国防军骑兵部队。但Peiper对骑兵不感兴趣。在修完各种基础课程,准备研究自然科学的Peiper在18岁时进入柏林Beerman Riding Academy。同年十月,该部队加入了希姆莱领导的党卫军的骑兵部队(Schutzstaffel, 简称SS)。
 
党卫军是一个被大多非历史专业人员混淆的定义。它原是希特勒的私人保镖团的名称,不属於德国正规武装部队(Wehrmacht) ,主要目的是镇压反对希特勒的德国内部势力,总首领是希姆莱。这是个极其庞杂的组织,内部有数个独立单位,包括海德里希的权力很大的保安总局(其4处就是缪勒的盖世太保,6处就是舒伦堡的国外情报机关)和管理集中营的 "骷髅部队”等。1940年,武装党卫军(Waffen-SS)这一分支出现,与正规军在欧洲东西两线征战。参加者大多是义务人员,但挑选标准严格,据记载要求年龄在17到22岁之间,身高在6英尺以上,自1760年后无犹太家族血统,甚至补过牙的都被就拒之门外。
 
1935年4月,作为党卫军军官候选,Peiper进入军校(SS Junkerschule),需要在军队服役2年才得以真正授衔。党卫军的训练比正规国防军更严厉和残忍。他们的训练大多基於战场实践,真正的火力装备被大量采用。其中一项课程是:学员需要在给定时间内挖一个深坑。很快,一队坦克冲向手无寸铁的学员。对於那些坑挖的不够深的人来说,后果不堪设想。另外一项传说中的训练项目是:教官把一枚手榴弹放在学员钢盔上,引燃导火线后便离开。如果学员保持立正的姿势一动不动,钢盔会抗住在头顶爆炸的手榴弹的威力。但如果学员因为害怕而稍微倾斜身体的话......
 
武装党卫军成员年轻好战,作战风格犀利勇猛,推崇闪电战术,被希特勒大加赞赏。因为武装党卫军和党卫队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以及集中营内的党卫军穿着同样的黑制服,戴同样的骷髅帽徽,大多人把这些分支都一概而论。除此之外,因为有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大力吹捧曝光,盖世太保成了人类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符号之一。
 
武装党卫军是希姆莱为正规军树立的一个榜样。Peiper出身又“红”又“专”,正是极合适的人 选。1935年11月,经过军事教育和纳粹政治的“熏陶”后,Peiper再慕尼黑庆典之夜正式宣誓加入SS。据记载,在一次列队中,有上级军官责问Peiper为什么不佩戴纳粹袖标,年仅18岁的Peiper回答:他不想带也不准备带。这种把“军政”分立的态度,正是当时以德军西线上将(General Field Marshal) von Rundstedt为首的一批职业军人的立场。Rundstedt因为和希特勒在东线战略问题上有分歧,辞职若干次又被召回,是纳粹“国宝”级人物,因为希特勒离不开这些与政治保持距离,但条例严明的战争机器。
 
1936年4月,Peiper授少尉衔,进入希特勒私人护卫团,即武装党卫军的第一个正式组织“精英中的精英”:希特勒警卫旗队(The Leibstandarte SS Adolf Hitler,简称LSSAH或LAH)。Peiper似乎天生就是走上层路线的人物:1938年7月,他以中尉军衔成为希姆莱的副官,前途愈加无量(除了运气外,个人认为这和他的相貌堂堂的优势也是分不开的)。这个可以流利使用英语和法语的年轻副官给以上流社会成员为主体的党卫军高层领导群增添了一点新的色彩。期间希姆莱再次询问他为何不加入纳粹党,他委婉的回答:与纳粹的紧密联系将给自己的职业军人带来不必要的复杂因素,虽然当时已经有不少军官凭借纳粹党籍很是飞黄腾达。 在纳粹高级司令部里,除了可以和第三帝国的红人们作亲密接触外,Peiper还搞定了司令部的女秘书,日后被他昵成为“Sigi”的妻子。(Peiper和她有三个孩子。考虑到二战军人的借调频率,他真的是很高效哇。)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穷兵黩武的希特勒终於可以把青年才俊们推上用武之地了。和Peiper满心期望的随坦克编队越过国境相反,他和顶头上司乘希特勒专列进入了波兰 (据说当时带领司令部的是隆美尔上校,同样因为不能上火线而满腹牢骚)。虽然是地道的军人,Peiper的政治眼光极为敏锐。这一优点在日后的欧洲战场也让他获益匪浅。在波兰短短的经历使Peiper很快嗅出纳粹的计划。据记录,Peiper和同僚谈及到,他认定党卫军就是纳粹灭绝波兰的第一手工具。在这种情况下,Peiper自然会对纳粹的暴行或多或少有些了解。战后,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参与过大屠杀,他承认自己早年参与过毒气室的动物实验。
 
1940年5月,在参谋部憋已久的Peiper欢天喜地的随LAH进入法国战场。与一般的参谋部出来的油头粉面的新贵不同,这个年轻的军官立刻在战场上脱垠而出,带领着野战排(Platoon),连队等在大小战斗中以勇敢机智著称。在1940年春季的常规战斗中,德军所向披靡,道德理念的冲突并没有给Peiper造成很多困惑。7月,Peiper回到希姆莱的司令部。希姆莱对他和另外一名青年才俊Max Wunsche大为嘉奖,分别赠送一辆法国轿车作私人使用。关于Peiper为何第二次回到党卫军总司令部,目前很少有清楚的解释。英美历史研究人员没有详细的德军调派资料,而德国作家Patrick Agte的Peiper传记中也把这一段一带而过,似乎是不想把他的英雄和党魁联系起来。事实是,与其他有相似背景的SS青年军官(如Max Wunsche)不同,Peiper在希姆莱身边的整3年时间似乎尤其漫长,而且对其日后生涯也影响巨大。1941年巴巴罗萨战役前后,Peiper永别了希姆莱的司令部,进入了东线主战场。他和希姆莱一直保持友好的私人关系,直到战争结束。毋需猜测,Peiper与希姆莱的亲密关系的证据,如希姆莱私人收藏的照片,“My dear Jochen"的称呼等,一方面保证了Peiper在军旅生涯中平步青云,另一方面在战后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第一批武装党卫军队伍投入波兰和苏联战场时,德国正规国防军认为这些年轻人不过是些毫无经验的新手,虽然他们在纳粹游行中看起来是很赏心悦目。但党卫军很快矫正了他们的看法。党卫军部队如”帝国“师(Das Reich),Hitlerjugend, 维京师(Wiking)和Frundsberg等,都是在冲锋时作先头部队,撤退时作掩护工作。战场上哪里最激烈,哪里就有党卫军SS(双闪电符号)的标记,被成为希特勒的战场消防队。国防军承认,Waffen-SS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战争机器之一,可能只有拿破仑的近卫军才能与其比拟。而在这其中,最功勋卓越的部队之一,是以希特勒命名的希特勒警卫旗队(LSSAH)。
 
 
杀戳历程
 
 
撇开历史是非不谈,客观事实令人不得不承认Peiper是一个军事天才。1942年到43年,他在苏联战场上显露出难得的领导才华。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后,他于1943年1月授少校衔。德军以纪律严明,行动规范著称,加上德国人天生的刻板,德国部队就象是一个没有个体意识,但部署分明的棋盘。Peiper天性聪慧,很有想象力,拥有一个优秀指挥官所不可缺少的素质。从同期德国战争机器培养出的才华横溢的作品中,很少有人能够有机会把军事理论,个人心得和实践结合在一起,而Peiper就有这样的运气使得他的职业军人事业突飞猛进。他率领的团队有极灵活的流动能力,每每在困境中能扭转局势,迅猛突破。希特勒最欣赏的闪电战术,是孤掷一注,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极好范例。在全军都以赌博的心态参与作战计划时,Peiper却对“不可能”有异常敏锐的辨识力。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无数次体现在他作出的种种生死悠关的决定中,每每都让他的传记作者和读者感到惊奇。 同他相比,同龄的德军王牌Ernst Barkmann, Michael Wittmann等 (后者创造了一辆坦克击溃英军一个坦克营的战例)不过一直以上尉军衔作个人英雄。
 
在苏军反攻Donetz河一役中,Peiper被派遣去救援被围困的第320步兵师。深冬季节,Peiper在带领320步兵师的残余力量和其1500名伤兵突围时,碰到了大批游击队。后者占领了在德军必经之地的一个村镇。已经没有充裕时间计划一场漂亮的战斗,Peiper命令坦克围住村镇,在一场极其迅速的战斗中开通了道路。最后的障碍是Donetz河。冰层的厚度可以允许救护车通过,但坦克是万万承受不住的。把伤兵送到河对岸后,Peiper没有象其他指挥官一样烧掉坦克,徒步过河,而是再次杀回阵地,直到找到一个过河地点。德军反扑时,又是他第一个夺取了两个桥头堡,为胜利奠定了基础。1943年3月,Peiper在哈尔克夫一役中击毁150辆苏制T34坦克,成功完成了“战场消防队”的任务。1943年12月,伤愈重返战场的Peiper带领队伍冲过苏军防线25英里,混战4个苏军团,捣毁缴获100辆坦克和76座反坦克炮。他在后援全部被掐断的情况下的顽强突破能力,给德军将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然,Peiper绝不是踏着下属的尸体而飞黄腾达的军官。1943年夏,在对Rostov的战斗中,Peiper的团队遭到苏式T34坦克的攻击。当手下被重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时,据他的战友回忆,已经是少校的Peiper抢过同伴的rifle grenade冲向一个30吨重的坦克,在20米的距离内很“酷”的引爆了坦克。Peiper把武器扔回给原来的主人,只是笑着说:“That should do for the close combat badge, eh boys!”。 与Kurt Meyer(装甲梅业)在士兵脚下扔手雷而督促他们进攻的手法,Peiper还算是比较温和的。1944年1月,他和上尉Michale Wittmann同时获得橡叶骑士勋章。两人握手的照片被纳粹大肆宣扬(美国作家 Charles Whiting说,Peiper的军装照就象是纳粹的征兵海报)。
 
苏联未加入日内瓦公约,不遵守战争条约的事屡见不鲜。以牙还牙,杀害战俘和平民的事件在双方阵营中都有出现。照片证明当地民众曾剐德国战俘的肉食之解恨。东线苏联战场成了残忍冷酷的代言词。德国虎式坦克和苏联T-34坦克的炮火,不但给Peiper留下了身体上,而且是心理上的创伤。他逐渐认识到,自己注定不会在某个平静的乡村里安享天年,而是要丧生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这种想法和严酷的现实使得他不再奢望和幻想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LSSAH是他的家。一次次他的部队伤亡惨重(SS伤亡率是德军中最高的,而且军官伤亡率更有过之),一次次他从那些狂热自信的18岁新兵身上找到了新的家人。 “我们中的许多人死的非常悲惨。而对活着的人来讲,每一刻的折磨都是实实在在,并且是值得的......终於有一天发现,我们不再在乎自己,甚至不在乎德国。我们只为下一场战斗而存在,为我们的连队存在。我们只为纯粹的战斗的美(Sheer beauty of the fight)而战。” (某LSSAH军官语) 就这样,Peiper把德国人特有的执着,单纯和对纳粹的理想主義融汇在一起,从一个娃娃脸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严厉,冷酷,甚至是傲慢的指挥官。
 
谈及SS就不可能遗漏其战争暴行记录。1940年,当几名党卫军被虐待致死的尸体被发现后,視团队名誉如性命的党卫军在3天之内屠杀了近1万名苏军战俘和平民。关于Peiper的部队的劣迹在也发生在这段时期。因为他的部队在冰天雪地的苏联战场大量使用很方便的火焰喷射器(Blowtorch)来作战,预热引擎,取暖做饭 (据Peiper日后的解释,德军已经习惯把“Torch”用作一个动词了),并且正巧该连队的标记是个Blowtorch,他们获得了“Blowtorch Battalion”的名声。殃及池鱼的民房在战斗中被点燃,加上其他部队纵火的铁证(看电影“老枪”吧),无论Peiper如何解释,这些行为不可避免的与“纵火犯”联系在了一起。
 
1943年,Peiper转战到意大利北部抵抗在西西里着陆的盟军部队。在一场对抗意大利游击队的战斗中,Peiper手下的两名军官被意大利军队俘虏。他派人去探寻两人的下落,结果又遭到伏击。Peiper随后带领他的装甲车气势汹汹的进入城镇Cuneo, 遭到了重火力的“热烈欢迎(Peiper语)”。机关枪火力和烟雾弹从房子和山坡上倾泄而下,Peiper的军服被穿了若干个洞,通讯设备被毁。Peiper下达还击命令后,意大利军队和游击队或撤退或投降,但村镇和居民也遭到了重大损失,几乎被夷为平地。事后,立场摇摆不定的意大利将军Salvi向Peiper解释,一切都怪罪左翼组织。1968年,Peiper因为此事件被再次起诉,但案件因为证据不足而撤销。
 
但Peiper从来不是一个无人性的战争狂。他从未加入纳粹党,并且对犹太人的遭遇很同情,并可能对政治党棍颇有腹诽。据记载,1943年,Peiper在北意大利遇到一个纳粹党高级领导人(名字未提)。此人是Peiper最不欣赏的人物之一:善弄权术,品质恶劣,而且因为惧怕意大利游击队,缩在总部里从来不露头。Peiper曾恶作剧似的在他门口引爆了若干手榴弹来看笑话。一次,Peiper得知一群德国犹太人逃到意大利,但被当地政府拘留并准备遣送他们进集中营。因为这些犹太人从柏林来,Peiper感到很有责任照顾这批同乡。他要求当地意大利政府把犹太人转交给德军,事后他给这些难民发放了通行证。犹太人的拉比非常感谢他,问在出发之前有什么可以回报的。Peiper就说,有个高层领导人喜欢德国乡音,就给他在窗外用Yiddish(古犹太语)唱一曲歌吧。闹剧的结果显而易见,该纳粹党棍大发雷霆,而这批犹太人最终安全转移到了以色列。战争结束后,其中一些人还在给军事法庭提交了证据来开脱Peiper。这些事件与烧杀战俘平民的记录放在一起,只能使作者 John S. D. Eisenhower和Michael Renolds给Peiper的为人和个性下了一个“复杂,多元”的定义。
 
在离开意大利之前,原LSSAH升级成正式坦克师(Panzer Division)。Peiper也升任中校,指挥第一团直到1945年5月。在此期间该团队一直多灾多难:1944年8月在诺曼底遭到轰炸,在Morain被困,几乎全军覆灭。Peiper身边的报话员中了流弹(匪兵乙总是下场悲惨),坦克被击中,他不得不把战友从废墟里拖出来。Peiper可能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一次心脏病,离开了诺曼底。(鉴于他的年纪,双方历史研究人员都认为这不太可能。据其他材料讲,他的身体和精神接近了崩溃边缘。而认定Peiper是崩溃了的德军老兵总结的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烟了。那个时期大多军人是根深蒂固的烟鬼。) 至此武装党卫军严重确员,不得不从其他国家征兵。这些新进的士兵除了和原党卫军一样笃信纳粹的“统一欧洲”教条外,对真正的战场了解甚少。与苏联人不同,因为盟军的大量披露和制裁,有记录的屠杀“事故”越来越多。
 
 
Ardenness战役 (The battle of the Bulge)
 
 
1944年12月,德国东西线战场均告急,盟军的飞机也控制了欧洲的天空。希特勒孤掷一注的制定了大规模安特维普反攻计划,希望以出人意料为先机,配合恶劣天气取得迅速胜利。这就是有名的坦克大决战(Battle Of The Bulge),是美军在欧洲战场唯一一次独立作战,投兵百万,伤亡巨大,因此历史资料丰富。同好们可以在诸多战略游戏和电影中找到相关材料。战役在德国和比利时边界展开,Peiper被总司令部选作先锋部队(Spearhead)指挥官,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到达Meuse河沿岸,给美军措不棘手一个震惊。Peiper的装备有超过5000人(后又在行进途中从其他部队增援),600辆战车,其中有150辆坦克(包括70吨的King Tiger),是第一坦克师一半以上的主力。考虑到道路情况,Peiper申请要更多轻型坦克,结果这个先见之明被当作了耳旁风。
 
希特勒从不犹豫把德国最后一批少年派上战场,而LSSAH也是刚刚补充过大批20岁左右,经验不足但斗志昂扬的新兵。但Peiper的军官中也不乏很多沙场老将。在开战前的演说中,德军将领们提醒说不要忘记在盟军炮火中无辜死难的德国平民。似乎是要给Peiper一个示范,他的部队在开战前被调去清除被盟军轰炸的一个村镇。废墟中的景象惨不忍睹。“我们不得不把他们(平民)的残肢从墙壁上刮下来。”Peiper回忆道,“任何人作的这样的劣迹,我可以用碎玻璃把他剐了。”他手下的士兵中也不乏在轰炸中丧失家人的孤儿,他们对美军复仇的渴望,是指挥官也难以控制的(据Peiper语)。
 
希特勒派他的老友,著名党棍Dietrich将军来指挥第一坦克师。Dietrich将军凭借他和纳粹党高层领导的私人关系和对希特勒政府的“拳拳报国之心”得以飞黄腾达,是希特勒的死党,但对战略所知甚少。在与Dietrich有泛泛之交的军官印象中,他的口碑甚滥。据记载,Dietrich将军的右臂Kraemer将军曾要求Peiper证实德国的虎式坦克可以一晚走50英里。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常识,Peiper亲自开着坦克跑了一夜,来证明在无阻挡情况下,先头部队可以在一夜见到达目的地Meuse河,并提醒Kraemer,这不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团队的实际行军速度。
 
先头部队的计划非常不切实际。看着地图,Peiper声称:这些路不是给坦克,而应该是给自行车准备的。越研究精确到按分钟计的行军日程,他心里越觉得不踏实。在出发前,Kraemer将军把他叫到办公室,说:“我不管你作什么和如何作,只要你能达到Meuse河;只要你还有一辆坦克,你也要开到Meuse。我只要求这些。”他这番话几乎是给Peiper的一个重击:Kraemer也不幻想能得到安特卫普的胜利。只要命令得以执行,只要能到达目的地,Peiper的部队的胜利就是对士气的鼓舞。
 
从12月14日开始的3天里,Peiper被分配的路线艰难曲折,若干坦克陷在泥潭中,桥梁被炸(有被美军炸掉的,也有被德军自己压断的),情报不准确,Peiper的先头部队虽然实现了司令部期待的突破,但也历经了千辛万苦。战斗打响的头几天,为了抢占时间,他不得不强行穿过雷区,白白损失5辆战车。最后,被告知是希特勒亲自选择了先头部队的进攻路线后,Peiper才停止抱怨。
 
象所有大气早成的天才一样,Peiper还有若干坏名声:不尊重上司,独立行事,不容忍智力低下的同僚,和独特的黑色幽默感。纵观同时代其他德军人物,Peiper的脑袋里的信条是普鲁士机器培养出的最优秀产品:国家是需要军队的,军队就是要打仗的,战争就是要打赢的。除此之外,各种政治是非个人情感一律可以忽略。(从Peiper战后支离破碎的回忆录中,可以感到他描述战况的语言是精确而无味,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几乎可以直接搬到军校教材中。)
 
12月17日,正是被俘的美军士兵Bouck21岁的生日。年轻人可能从未料到自己的生日会在一个德军用作办公室的Cafe Scholzen(餐馆)里度过。据他回忆,屋里有很多双方的伤兵和美军俘虏。子夜时分,怒气冲天的Peiper和德国空降部队军官走进咖啡馆。军官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不能把地图固定,最后Peiper用两把刺刀把它钉在了墙上,借马灯的灯光扫视地图。Peiper显然没有注意到东倒西歪的人群。他日后回忆说,“整个部队都睡着了,没有人看起来要去打仗”。第9空降团的首领是上校Hofmann。因为耽误了24小时,Peiper质问军衔高他一级的Hofmann为何空降兵又延迟了会合时间。没有任何步兵作战经验的Hofmann说附近丛林里有大量美军埋伏。在Peiper一再追问下,Hofmann承认他也是听说而已。Peiper一连打了几个电话追问到底,才发现此情报是空穴来风。被厌恶情绪压倒的Peiper要求一个团的支持,自己带领队伍进行突破。
 
天亮后,Peiper的部队一路西进,俘获了成群的没有任何作战准备的美军士兵。除了赶到Meuse河,他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任何其他事件。据很多美军俘虏和Peiper的回忆,在经过Malmedy时,他按常规把大批俘虏留在部队后由少数士兵看管,等待德军主力部队将之转移。在他的坦克匆匆经过战俘队伍时,有些俘虏试图跑向树林。一些德军开枪阻挠,但大多人还是坐在雪地上等候。和Peiper在同一辆吉普车上的士兵也开了几枪示威。见怪不怪的Peiper示意俘虏们回到德军火力范围内,同时用极清晰的英语向美军俘虏喊道:“离Tipperary(地名)还远呐!”(言下之意反正也跑不远,不如就地休息)。这是Peiper在malmedy最后的露相,几个小时后,大约84个美军战俘被机枪扫倒,埋尸雪地。战地照片被传到美国,立刻引起悍然大波。但了解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军集体射杀战俘的事件也屡见不鲜(电影兄弟连中的主角美军101空降团,就以不带战俘而著称)。但因为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完全独立的对抗德军,而且没有料到在他们期望的胜利前夕,德军会对他们的战俘也大下杀手,其震惊效果可想而知。就战后审讯断定,Peiper没有直接命令伤害战俘或平民。但事情越来越恶化。就在malmedy惨案后不久,12月19日,美军第117步兵团在清扫斯塔佛洛及其周围村庄的过程中,发现了117具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尸体,他们全部是被小型武器枪杀的。
 
进入Ligneuville(比利时地名),Peiper遇到了美军的顽强抵抗。Peiper日后回忆,就在进城之前,他突然看到上尉Fischer的坦克起火。他示意司机停在50码的距离,发现右手80米出有一辆美式Sherman坦克正用炮口对准自己。Peiper立刻命令司机倒车,另外一辆德军装甲车正冲上来,被Sherman击中。Peiper跳车,拿起火箭筒准备轰击坦克,但美军坦克已经被后面冲上来的德军击毁。除了失去最好的战友Fischer外,雪上加霜的是,Peiper的燃料不足,只能通过抢夺美军供给库来补充。由於情报不准确,Peiper完全放弃了一个巨大的供给地点。否则这次战役的历史很可能会重写。
 
Peiper在几天后才得知Mamedy的事件。在他命令少校Knittel攻击Staveloe的时候,临走前Knittle低声说了句“Die hassen'n ganze Mengeand der Krenzung umgelegt (他们在交叉路口杀了很多美国人)。
 
“交叉路口?”Peiper从地图上抬起头来。
 
“是在转向Ligneuville那个五线交叉路口。”
 
Peiper这才知道这个日后令美国人震惊的Mamedy大屠杀。
 
但不是所有的事实都显示德军的残暴。在一个叫Stoumont的小镇作停留时,当地一个医生纳塔里斯向一个军官请求派一名医生为一个垂危的美军士兵治疗时,这个军官勃然大怒,医生马上发现自己被20多个怒气冲冲的SS士兵围住,一个SS吼道:“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恐怖分子。”那军官一把将教授的帽子扯掉,并把它扔在地上,当教授弯腰拣帽子的时候,军官拔出手枪顶在了教授的后颈。就在纳塔里斯绝望地认为自己马上就要死掉的时候,那军官却收起了手枪说:“长官来了,你给他说去吧。”走来的长官就是Peiper本人(Peiper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这次会面)。这次纳塔里斯改变了策略,他没敢要求为美军治病,而说能否派个医生为孩子们看病,Peiper冷冷地拒绝了他,说:“你们这个地方的人全都是恐怖分子。”教授仍然不死心:”先生您作为一个职业军官,对发布行军和战术命令这样的事情是了如指掌。但是让我问一个问题,您知道这一带的居民是些人什么人吗?”Peiper有些疑惑,教授于是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册子,那是1944年的袖珍年历,教授翻到1月21日,上面画了一架飞机。Peiper问:“你们的人与这张难看的飞机图有什么联系呢?”“上校,我在这个本子上画这个图是要我时刻记住,在1月21日,一架从不来梅飞往齐弗里斯的德国飞机在Stoumont北几公里的地方坠落,飞机上有35名德国官兵,Stoumont全体居民出动,尽管飞机正在燃烧,他们还向我们开枪,但我们还是把这些军人救了出来,送到斯帕地医院。我们是人道主义者,不是恐怖分子。”Peiper沉默了一会,向医生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子下达了保护居民的命令。此后德军和居民的关系大有改善。在随后的美军第30步兵团对Peiper的进攻中,居民们被困在地下室。据一个名为Robinson的博士回忆,一个不到20岁的德国伤兵看到孩子们在地下室忍饥挨饿,主动提出到外面去挤牛奶。他再也没有回来。Robinson博士后来被告知,那个年轻人可能被流弹击中了。
 
作为一线军官,Peiper可能还在战役初期有些乐观的态度。但在总司令部,上将Rundstedt和Model都不同意希特勒的反攻策略(这两个老冤家对头居然在事实前达成一致,实在少见),这次战役从开始就覆盖着不祥的阴影。Model更是说:这次战役几乎没有半条腿来支持(doesn't have a damned leg to stand on)。两个资历深厚的老兵的劝解都作了耳旁风。但值得一提的是,Model职业军人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份外鲜明:既然命令不可违抗,他只好强令执行,虽然他知道结果是一场惨败。当手下抱怨燃料给养不足时,他回答:从美国人手里抢!可以想象这道命令最后落实到了谁的手里。Peiper在行进途中虽然成功的从美军燃料库获得了部分供给,但燃料成了这次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12月19日左右,听说供给部队因为交通堵塞而不能赶来时,嗅觉异常灵敏的Peiper意识到,战役即将失败。在因为道路堵塞,连续三座桥梁被炸(其中一座就在Peiper眼前被美军工程兵炸断,后者因为Peiper有名的一句“the damned engineers”而大长军威),没有燃料补给,同时后援没有及时跟进的情况下,Peiper的先头部队不得不几次改道,最后被困在La Gleize。
 
 
围困La Gleize
 
 
至此为止,希特勒希望以出其不意为制胜先机的计划已经彻底失败。美军持续增援,时间越长,德军的优势就越弱。美军士兵也打得凶猛顽强。有记载一个美军士兵单枪匹马的冲到离德军火力线10米的地方才被撂倒。12月的冰天雪地中,士兵们倚靠在一起取暖,没有一口热水来吞下坚硬的午饭。大量照片显示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上,伤冻致死的士兵尸体仍保持着奇形怪状的僵硬姿势。听说党卫军残杀俘虏后,美军更声称见到党卫军就一律不放过。这样使得党卫军在恶劣战况下的对后路就没有任何选择。
 
在La Gleize被困期间,美军少校McCown作为俘虏与Peiper进行了四次谈话。事后他提供的备忘录成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第一次谈话,Peiper没有从McCown身上得到什么,在听腻味McCown的姓名,军衔和列兵号码后,Peiper把McCown和另外300多名美军战俘关了起来。McCown对Peiper的部队组成深感惊奇。
 
“他们都这么年轻,主要战斗力都是20岁左右,刚刚被征兵,但据我观察,都经过了很系统的训练。有很多军官是从苏联前线转来,而且大多是老兵。中校Peiper比他的直接下属年轻,而他的尉级军官们也不过从19岁到27岁不等。虽然被围困,他们的士气很高,纪律严明,而且健康情况都不错,但食品紧缺正在成为一个严重问题。部队的装备精良,只有一小部分装甲车是被维修和改装过。几乎所有人都有新靴子,一些人戴着美军的棉帽,手套和多余的大衣等。但没有人穿美军或平民的衣服。官兵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同中校Peiper的关系比我预想的要好。Peiper经常巡查伤兵,时不时给负重的士兵一些鼓励。”
 
在Ardennes战役最不寻常的篇章之一中,McCown回忆了和Peiper整整6个小时的谈话。一开始是Peiper象聊天儿一样向对方讲述德国的先进武器(V-1/V-2火箭)和大反攻的美好前景。McCown因为刚听说Malmedy大屠杀,非常担心俘虏的命运,也不愿意在这个话题上和Peiper争论。逐渐的,同其他和Peiper接触过的盟军人员一样,McCown不禁奇怪,这样一个教育良好,英语流利和视野开阔的人才,怎么会是纳粹狂热分子。McCown提出战俘安全问题时,Peiper说:我把你带回德国后,我们可以去苏联前线看看。我可以给你看在虎式坦克里是多么舒适,而苏联人是多么好对付。忧心忡忡的McCown费了很大力气才意识到Peiper在说笑。
 
Peiper的轻松无疑是作给别人看的。他申请过燃料给养,结果空投的燃料只有十分之一落在了正确区域内。他汇报了准确坐标,但空降兵指挥官居然认为Peiper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事后证明Peiper的数据是精确的)。他的无线通讯在某一时期成了单方向通讯,他可以听到司令部的种种要求,司令部却听不到他的呼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德军可以从美军战事广播中了解Peiper部队的方位。随着美军包围圈的缩小,位於山谷中的La Gleize的各种建筑都成了重型武器的目标,两军在反攻中损失惨重。一天早上,浓雾弥漫中Peiper以为美军就到了门口。他第一反应是抓起一挺冲锋枪,并示意助手烧毁文件。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压力下,Peiper请求撤退,但司令部要求他把残留的装备数字先打个报告。没有燃料的坦克早已寸步难行,面对这样不切实际的要求,Peiper气急败坏,直到他突然意识到,司令部是否准备完全放弃,牺牲掉他的部队。这个想法虽然沉重,但他还是要挺起肩膀,时不时拍拍士兵的肩,鼓舞士气。
 
Peiper的部队被歼灭只是个时间问题。司令部还是没有给出撤退命令,却一再官僚的询问他的残留装备情况,并问他丢在另外一个村镇的6台虎式坦克该作如何处理。“把它们空投过来好了!”气得无言以对的Peiper居然又有了他要命的幽默感。
 
12月22日,Peiper终於收到司令部的询问:能否将伤兵和坦克一起带回。这意味着总部还没有放弃他的部队。还未等Peiper和他的报务员握手庆贺,话筒另一头传来同样的询问:一定要把坦克带回。已经忍无可忍的Peiper转头对他站在装甲车旁边的士官大吼:Blow the Damned Thing!
 
Peiper不再等待命令。他作出了唯一的选择:放弃重装备,突破东线封锁,回到主力部队。当晚,他把McCown叫到掩体里。McCown继续追问Peiper俘虏的去留问题。据他回忆,Peiper微笑之后解释,在苏联前线,苏联人首先违反日内瓦公约,德国人则进行报复。虽然两方军队把对方当作野兽一样对待,但对美军,他还是用不同的规则来对待的。然后,Peiper要求一个协定:他可以在撤退中放弃美军俘虏,但他必须要把德国伤兵留在此地,所以要求McCown的书面签字保证他们安全。McCown声称他没有这个权力,不过他可以把自己作人质跟随德军撤退。两人签了一个简短的协定。12月24日凌晨,残留的800名官兵,包括Peiper和McCown踏着齐膝的雪徒步穿过封锁线。
 
McCown回忆道,“我们在深夜出发。他们的行动极其安静,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离美军200码远处经过而不被察觉。我一直奇怪他们是如何作到这点的。大约凌晨5点,我听到第一个坦克的爆炸声。在其后的30分钟里,原来的驻扎地已经是一片火海。Peiper留在后面的小分队摧毁了坦克装备。”
 
没有食品,McCown凭借早先的四块饼干和一点酒坚持了一段。随队的医师给了他一块糖,McCown认定那块糖保证了他活到日后撰写备忘录的可能性。德军士气不错,大家还嘲笑行军中虚弱的表现。不久他们和美军有小冲突,一个德国人受伤。伤员要求处理伤口,但Peiper拒绝了,指示继续前进。前者就一瘸一拐的跟在队伍中。两个小时后,Peiper从McCown的视线中消失了。一个年轻的上尉带领McCown所在的队伍。Peiper带队时尚一个小时休息一次,新上尉却马不停蹄,强迫大家前进。McCown只带了一个空的铁皮罐。看到其他士兵都背负着重型武器,他再次对他们的坚韧表示惊讶。其中几个士兵跪倒在地,别人便以手枪威胁,於是他们不得不手足并用,在雪地里爬着前进。有些伤兵就由同伴架着颠簸而行。但就McCown的记忆,没有人掉队。
 
和原有的5000人相比,800人全身而退(美德双方各留下大约2万具冻僵的尸体),几乎可以算全军覆没。但基於这次战役的孤掷一注性,Peiper大概深知“不遗余力”的意义和失败的后果。这次战役的失败显然破碎了希特勒反攻的美梦,敲响了纳粹德国的丧钟。跋涉在雪原中,Peiper是在深思个人和德国的去向,还是担心留在后面作清理,坚持到战死的50人小分队是否能完成任务? 相对於几乎冻饿而死的空降兵中校Heydte而言,他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天亮时,Peiper把McCownjiao叫到身边。正当后者准备跪地吃脑后一枪时,Peiper指着一棵在阳光下闪亮的松树,带着自嘲的口吻说:“看,我说过我们会有棵圣诞树的。”
 
McCown在随后的一个小遭遇战中溜走了。(溜的如此容易,让人疑心是有意放他。军事法庭审判中,也有人抗议Peiper善待McCown的种种举动,只不过是为自己留条后路。) 他在黑暗中吹着一只老歌,很快就找到了同伴。Peiper的队伍则游过浮冰层层的Salm河,与主力部队汇合。留在身后的,是Peiper手下的353名德军俘虏和111名被杀的平民。
 
虽然是不可挽回的惨败,但事后双方军事分析专家都认为,除了一些偶然的错误,Peiper的先头部队突破任务还是有一定功绩。同时也许是德军人材渐寡,Peiper再一次被授予骑士勋章,升任上校。在Malmedy大屠杀的审讯中,美国军事学家要求Peiper总结Ardennes的教训,并如何改善作战条件时,后者列了如下清单:
 
保证燃料供给
放弃马队运输
增强跟随坦克的步兵力量
工兵跟进坦克,每个梯队都可以独立自给
……
在每个交叉路口放一个将军,指挥交通 (当被询问为什么时,Peiper说,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绝对不是就交通情况而言)
 
无独有偶,在此战役记录中,一个SS上尉记载,”五星上将Model在一片混乱的路口亲自指挥交通...一个貌不惊人的小个子,戴着单片夹鼻眼睛...”不知道Peiper是得知此事后才有感而发,还是纯属历史的巧合。不过如果能看到这一幕,他一定是非常开心的。
 
 
战争结束
 
 
因为党卫军在Ardennes / Battle Of The Bulge损失惨重,尤其是第一大队,已经是第5次重建,人力资源大大缺乏。新的成员包括潜艇官兵,预备部队,海员,工人甚至十几岁的孩子。
 
可以想象,在纳粹德国这艘即将沉没的战船上,同其他军人一样,Peiper的心境可以想象。最后的战役是在匈牙利和奥地利,当时希特勒试图挽救当地的油井。为了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该单词可能成了德军最大的笑话),所有坦克团都没有侦察部队跟随。坦克队伍开到了沼泽地里,一些坦克完全沉入水中。Peiper说,这次我需要潜水艇而不是坦克。在此期间,虽然Peiper的队伍再次一马当先,冲到离目的地Danube32公里的地方,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武装党卫军撤退至德国和奥地利,为了掩护伤兵和德国平民,党卫军的残部损失惨重。
 
1945年4月,德国输掉了维也纳。希特勒暴跳如雷,声称他的党卫军完全让他失望,要求他们取掉军徽。一些团队照办了,但第一大队严辞拒绝。Dietrich将军突然来了勇气,给希特勒发报说他宁愿被杀也不愿意执行命令。据说一些军官把勋章放在夜壶里寄给了希特勒,另外则有人把一只配着党卫军袖章的断臂寄了去。希特勒作出让步,在纳粹最后的岁月里,党卫军开始处决反叛者和逃兵。第一大队则顽固抵抗到最后:57名军官和1,269个士兵守在维也纳附近的16辆坦克旁边。对於Peiper讲,他曾经视作家园的党卫军是他在战场上唯一的精神寄托,现在他的最后的家园已经不复存在了。
 
...Our lack of understanding and inner rejection of everything we heard from 'up there' or 'back home' lead us to accept only one last 'Heimat,' one final homeland. That was our unit, our 'little heap' of men." Officer, LSSAH Reconnaissance Abt.
 
Peiper在为一场必败的战争而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大多德国军官强烈的责任心,留给他们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另一个与Peiper有相似履历的青年才俊Heinz von Westernhagen在3月因为绝望,撤职等种种因素而自杀(也有记载说是被流弹击中)。同Peiper相比,Westernhagen在苏联战场上战况最恶劣时,不过预言:“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会象土豆袋子一样摊倒。”而历来嗅觉灵敏的Peiper则预言:“如果我们输掉,我们(虐待战俘,集中营等劣迹)就有大麻烦了。”但关于投降和去留问题,Peiper曾明确给Westernhagen的下属命令:自杀不是一个考虑的选项,因为德国还需要他们。
 
Peiper本人没有投降的打算。他在苏联和美国的战线间,对抗了捷克游击队和其他倒戈的武装党卫军后,和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友走向巴伐利亚,他的家园所在,他的最后的目的地。如果Peiper从此隐姓埋名,以上这些历史事件大多会消声匿迹。但他注定是要有更多的爆光率的。在离他的家不过20英里的地方,他被美军俘虏了。对Peiper而言,他的战争已经结束,此时他只有30岁。
 
 
Malmedy大屠杀的审讯
 
 
最初美军没有认出Peiper的身份。直到美军军报记者发现在战俘中,有一个“美国步兵的一号战犯”。他在Malmedy大屠杀的审讯案中和Dietrich将军及其部下又见了面。包括几个将领级军官,共有74名战俘在被控之列,大都是Peiper手下的青年士兵。案件审讯得异常迅速,Peiper对自己的指控供认不悔。据后来的披露,美军原想把这个案件作为二战最显耀的成果之一来展示,但他们不幸选择了一个最不合适的例子:这个案子成了披露美军军事法庭系统种种不合理制度的最佳典范。德国战俘们曾被殴打逼供,导致一名18岁的战俘在牢房里自尽。在逼供过程中,大量非法心理战术,要求供认指挥官的罪行以获得减刑等私下交易都被使用。陪审团全部有美军官兵组成,所有证人在证人保护的名义下毋须出席,只需签字。连美军指派的辩方律师Everett上校都认为Peiper等人有罪,只是求减刑机会。
 
但大多战俘的供词中有惊人的一致性,使得Everett不禁怀疑起事件的真相。Everett是一名标准美国军人,但二战期间一直在本土供职,从未上过战场。他没有对德国人痛彻心肺的复仇心态,而有多年从事法律工作而带来的客观调查态度。同时,比他年轻十几岁的Peiper在战场上的传奇经历也是Everett一直向往和嫉妒的。在他不知道Peiper和希姆莱等高级领导人的紧密联系的情况下,对这个美军律师而言,Peiper只不过是一个勇敢,毫无选择的职业军人。
 
Everett和Peiper面谈次数不多。和其他美军军官一样,他对Peiper的印象良好,有修养和才华横溢。在询问中,他才得知Peiper迅速承认所有指控的原因,只不过是试图和控方达成协约,放弃对Peiper下属指控的结果。在其他对战俘不利的证词中,很多也是被拷问出来的。有一个德国战俘甚至声称在La Gleize也有屠杀事件。很快事实证明,该事件就如同其发生地点一样,是子无虚有的事情。至於逼供,Peiper并没有受到很多为难。他只不过在一个高温达到60多度的斗室里呆了一晚。Peiper砸烂了一把椅子,此后就没有任何下文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精通英语,Peiper在法庭上一直用德文交流。
 
如果说Peiper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无反悔的话,他的一段书信展示了他在牢狱中最苦恼的事情之一:“我在身后留下了妻子和孩子。不幸的是,我没有办法保护她 ... 感恩的德国人认为我是战犯,我的家庭也将因为我的名誉而深受其害” 任何读到此处的人都会肃然,更何况是大讲美国梦的美国人。同时,Peiper还没有忘记感谢Everett对他和战友的帮助,片言只语就把Everett描写成了Everett自己想看到的理想形像。同当时美军逐渐崩溃的道德和练军制度相比,Everett越加觉得自己对这些德国战俘的责任感。
 
Peiper并不是唯一让Everett感到责任重大的人。这个美国律师在无意识中,和他年轻的被告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毕竟,大部分战俘都是稚气未消的孩子,失散了家人,经历了生死。Everett每每提及,都用“Malmedy的孩子”来指代他们。
 
以后的一系列审讯中,斗智斗勇的激烈程度不亚于真正的战场。除了Everett揭露了大量原判中供词的真实来源外,Peiper根据控方军官Ellis对他的一席谈话而质疑控方的客观性。Ellis曾说:“虽然你(Peiper)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军人,但你为了一个不可实现的理想而战,这是一个职业军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是敌人,我自然会和你血战到底。而现在我只是在执行我的责任。”言下之意他也不真的相信Peiper的罪行。
 
1946年7月16日,战俘们被带入法庭听取最后判决。美军中将Dalbey把对Peiper的指控朗读一遍,然后稍作停顿,郑重宣布了判决结果:绞刑。“Tod durch Erhanger”,翻译低声解释。毋须翻译,Peiper早料到了这一结果。他面无表情的轻声说了句“Danke(谢谢)”,然后回身向自己的座位走去。同时有其他42人一起被判死刑。Peiper曾要求把绞刑改作军人应得的枪决,被驳回(一说被批准)。
 
但Everett绝不回就此放弃。上诉官司扯皮了大约4年之久,在此期间Peiper一直穿着死刑犯的红外衣。可以推测Peiper并不是对生死看得很重的人,但在这场似乎永无休止,另人精疲力竭的战斗中,Peiper也不得不依靠理想主义坚持下来。他在信中写到:“在被告席中站立的不是我 曾有的军团...我的最终位置是在瓦哈拉。”在北欧神话的瓦哈拉天宫中,战士们永不停息的战斗,没有原因,没有结果,只是为了获得战斗的乐趣。这无疑是失败的德意志精神最后的避风港了。
 
象剥离的玉米,原来的42个绞刑判决减为12个,后来又减为6个。但Peiper的名字一直还挂在绞刑犯的单子上。Everett绞尽脑汁来保住Peiper的性命。他甚至建议美军战略研究部门把Peiper当作参谋人员,因为Peiper对苏联人的作战经验在冷战时期很是难得。毋需Everett的提醒,Peiper已经被各种美军情报人员召去作了无穷无尽的审讯和听证。一次关于Ardenness战役(不包括Malmedy屠杀事件)的审讯调查中,Peiper实在忍不住,矫正了英语翻译的某些用词。据说两个惊讶的美军军官用了一分钟才合拢下巴 (该材料有16页,复印件售价15美金)。在死亡的威胁下,Peiper居然还要跟Everett开玩笑。在被要求写出更多的Ardenness报告时,他向律师抱怨,灯光太暗,给他妻子的信就用掉了他两个晚上的时间。然后正色说道:请体谅并同情一个二战老兵(当时Peiper只有31岁)。
 
最后,Everett不得不求助于政治力量,带来了新任议员Joseph McCarthy(麦卡锡)。这个日后因为压迫共产主义而一举成名的议员显然要给自己树立一个反传统的鲜明形像。麦卡锡在庭上推波助澜,利用公众的压力,终於使最后的绞刑判决改为监禁。这个胜利代价巨大:Everett花掉了他个人的所有积蓄(折合现在货币相当于50万美金),有过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丧失了大多老友,因为大家认为他的努力毫无价值。所有这一切牺牲,都不过因为他心里放不下那些“Malmedy的孩子们”。
 
 
The Last Fallen (最后一个牺牲品)
 
 
11年后,Peiper在1956年重获自由。他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在战场和监狱里度过。除了作一名军人外,面对一个不再是他熟悉的德国,Peiper无可适从。大多德军老兵都开始建设新的生活。但对党卫军来说,公众舆论和社会的压力使得他们很难求得生存。一个普通的党卫军士兵在出狱后,只能以清扫工的身份度日,最后其家人在寒冬冻饿至死。党卫军的高级官员们则利用自己的关系网走入战后振兴德国的商业世界,有人甚至作到银行的副总等高级管理职位,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从卑微的擦车工人作起,Peiper开始步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但他注定是不会这样度过余生的,因为他通英文,才智过人,很快便升任保时捷汽车美国出口部的经理(果然是走上层路线的)。他的三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对於陌生父亲的归来有很多排挤情绪。但随着Peiper对这种他自嘲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逐渐适应,他的家庭生活逐步走上正轨。
 
同其他党卫军人物相比,Peiper的名声突然在出狱后由於几个传记作家而在欧洲以外广为传播。单就军事分析的角度看,虽然限於经历,他的战略策划能力不如少将“装甲Meyer”,近距离作战功绩不如Michael Wittman,但他的个性和名声使他知名度甚高,并得到了The Last Fallen的称呼。很奇怪的,对Peiper的个人崇拜潮流逐渐兴旺起来。
 
当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儿子John Eisenhower打算就Battle of the Bulge写书时,他联系了Peiper,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考虑到自己的名字可能让Peiper感到很不舒服,他找到了Bouck,当年那个在Cafe Scholzen度过21岁生日的美国兵。艾森豪威尔建议Bouck给Peiper写封信,要些回忆录。Peiper很快回了信,尽他最大的努力回忆了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Bouck询问Peiper是否愿意到比利时参加一个老兵聚会。前者显然是不了解Peiper的名声给他造成的困难:Peiper因为工会的反对而被迫辞去在保时捷的工作,然后在大众,他也因为日益增多的意大利移民强烈反对高层经理中有前纳粹军官而不得不放弃职位。对於聚会,Peiper明智的宁愿保持低调。“还有很多人生活在难以忘怀的痛苦回忆中,这样的聚会只会把伤口再次加深。”
 
Everett也在1959年和Peiper重新建立了联系。美国保时捷俱乐部的主席向Everett提及了Peiper的行踪,Everett马上给Peiper发信,鼓励他申请一个美国签证,参加保时捷俱乐部的年会。但Peiper委婉拒绝了邀请:现实是不会允许他轻易得到签证。相反,他建议Everett来欧洲旅游。事实上,Everett的健康情况已经恶化。他在最后一封给Peiper的信中提到他会去斯图加特,并开玩笑让Peiper用一辆保时捷去接他。不久,Everett就去世了。虽然两人的关系是最戏剧化的同盟关系之一,但除了一些表面上的相似外,两人的背景和信念相差悬殊。如果这次会面能够成行,其结果也会是比较尴尬的。
 
Peiper一直没有能摆脱自己过去的阴影。在政治上,他对“新德国”的理念也不甚支持,认为德国在其他主权的支配下正在逐渐腐化掉。1972年,他搬到法国东部的一个小镇,用自己的双手建了个小家园,开始了一段较为安逸的生活。(“对於法国人,我无可厚非。我只是很喜欢法国”,按Peiper语) 他时不时翻译一些军事材料,家人,包括孙子们也偶尔来看望他。1976年,当地的法国共产党组织发现了他的行踪,并威胁他离开该地区。早就知道自己是“坐在一个火药桶”上的Peiper对威胁视若无物。据朋友回忆,在事件发生之前,Peiper在一家商店购买商品, 身为法国共产党的店主对他的德国口音大加质疑。Peiper在支票上填写了真正的名字和地址,然后把患癌症的妻子送回了德国。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凌晨,随着一声巨响,Peiper的房子爆成了一个火球。人们在废墟中找到了他被烧焦的尸体。他死时如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手中握着一把枪。几个带滑雪面罩的人曾被证人看见,高呼“我们干掉了Peiper”。他们模糊不清的照片登在了当年的时代周刊上。从来没有就这次谋杀提起申诉,唯一的有关事件是,不久法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人也被枪杀,间接暗示Peiper可能与其反对党右翼组织关系甚密。
 
……“一个军人的理想是,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 ……
 
不知是新纳粹主义抬头,还是我们碰到了一个缺乏英雄的时代,有关Peiper的传记,照片和雕像居然在网上被抢购一空,他在巴伐利亚的坟墓也时常有崇拜者瞻仰。在我收集的所有材料中,包括无数网站和6本Ardenness之战的手记,若干画册。但Patrick Agte的"权威"传记却无法取得:600页,800多张照片,要价95美金(乖乖!)。在这些材料中(包括艾森豪威尔的The Bitter Woods: The Battle of the Bulge),大多内容是一致的,包括美德双方的回忆记录。但只有一本(A Blood-dimmed Tide by Gerald Astor)让我比较气愤。该作者是参加过Ardenness之战的美国士兵。但因为阵营所在,他对德军的看法很偏鄙,有若干表现德军的理性和公正的材料被有意删除,有对Peiper所作所为的个人评论,大多是冷嘲热讽。但他的书中有照搬大量详细的回忆录,也许是因为写作能力有限吧。但这些回忆录提供的细节却给人以很实在的触摸感。Charles Whiting也是被笔者误认作历史学家的一个,但他其实应划归成历史小说作家!所以如果读者对其中一些戏剧化细节感到缺少历史凝重感的话,那都是Whiting的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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