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随笔
 
作者:孔寒冰
 

 
一、美国和塔利班谁能赢?

近一个月来,纽约世贸大楼遭恐怖分子的袭击和美国紧锣密鼓地准备报复。到柏林买了电视后,因不懂德语,每天只看美国有线电视(CNN)。开始时新闻的主题是反恐怖主义的战争(War on terrorism),自打前天开始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行动以来,新闻的主题就变成了对恐怖的打击(Strike again terror)。这两个关键词的“知识产权”大概都属于布什的。然而,这两天,轰炸的不仅有美国飞机,还有美国的新闻。布什发表电视讲话、白宫发言人发表讲话、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国防部长拉姆斯非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耶斯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司法部长KKK举行记者招待会,再加上CNN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记者报道,美国媒体也真够热闹的了。在这异国他乡,我在过这种英语电视的“瘾”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胡思乱想。

表面上看,这场战争的双方实力是极不对等的,胜负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其实不然,对于这场战争的结局,包括美国人在内,谁心里都没有数。正因如此,布什始终声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到底能打多长时间,没有哪个人能说得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呢?

 

美国强大的不得了,众多的航空母舰和其它各种各样的军舰,B-2、B-1B、B-52等各种远程轰炸机以及其它各种样的飞机,激光制导和卫星定位的巡航导弹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导弹。美国这哪儿是打仗呀,分明是在独家展示最现代化的武器。不仅如此,美国还有众多的盟友,除了最铁的英国以外,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都宣布支持美国的行动并且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也准备随时派兵参战。中东、中亚以及亚洲其它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也都表示支持。美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也无可比拟,一架B2飞机价值22亿美元,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阿富汗弱小的不得了,整个国家差不多穷到“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地步”,褚色丘陵地星星点点分布着的多半是破旧的土房,高楼大厦全无,就像喀布尔、坎大哈、贾拉拉巴德这些大城市,有数的几幢破楼就是高档建筑了。破旧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毛驴车等等,都是阿富汗“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武器方面,塔利班以手中的步枪、机关枪为主,可能还有少许的高射炮、火箭发射筒、装甲车等等。在国际舞台上,塔利班政权本来就比较臭,世界上只有零星几个国家承认。美国发动袭击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公开宣布与它站在一起、同它并肩作战,只有伊朗、伊拉克等少数几个中东国家公开谴责美国实施的打击也是一种恐怖主义行动。另外,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巴勒斯坦等少数几个国家里有少数人走到街头,抗议美国,声援阿富汗塔利班。

受助的多寡不同,再加上力量对比又这么悬殊,美国打赢这场战争有什么难的呢?

 

其实不然,美国真的有难处,而且很大。

其一,美国此仗难打,就是塔利班没有什么可打的。一个国家穷到了不怕再失去了什么的时候,一切对它来说有与否都无所谓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连死都不怕了,那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阿富汗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塔利班就是这样一伙人。美国那些现代最高科技的东西,能找到的、能摧毁的不过是几间破烂楼房,几辆旧车,几顶废帐篷,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呢?无奈之下,美国人只好将这些东西分别命名为某种重要的军事的或者恐怖活动的基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布什讲的用200万美元的巡航导弹击毁仅卖10美元的帐篷,也就物有所值了。美国的航空母舰、隐型战略轰炸机、高精度导弹很难将每个塔利班人消灭,只要有剩下的,就如同星星之火,必定会燎原。如果这样的话,塔利班(也许不叫塔利班,另起其它什么名字了)就跟美国没完。你怕死,我不怕;你怕失去什么,我不怕;你在明处,我在暗处。美国人,你等着吧!这必定是每个塔利班人和本·拉登心里要说的话。

其二,塔利班和本·拉登其实也并不孤独。尽管表面上没有人公开站出来要与它并肩战斗,共同抗击美国,实际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心里在暗暗地为塔利班祈祷。这中间的成分很复杂,幸灾乐祸者有之,痛恨美国自恃财大气粗、到处指手划脚、不论谁的事都要横插一杠子的有之,但最多的还是同信一个安拉的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兄弟。从东南亚到中亚,到中东、再在北非,伊斯兰教徒分布这个广大的地域,是武装冲突最严重、各种矛盾最为复杂的地区。它们与犹太人斗,如中东的巴勒斯坦及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他们之间自己也斗,如伊朗和伊拉克,伊拉克与科威特的关系;它们与外界斗,如利比亚与美国的关系等等。穆斯林分为什叶和逊尼两大派系,其中尤以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生性好战,所采用的手法多半也是恐怖性质的暴力。他们在世界各地单打独斗,美国人如何能防止得了,又如何能将恐怖主义彻底消灭呢?

面对着摄像机,以白宫的豪华为背景的布什是那么动情、那么坚定和那么自信,发誓不彻底摧毁塔利班政权,不彻底铲除世界上的恐怖主义,决不罢休。在与到访的德国总理施罗德一同会见记者时,布什说,这场战争或许一周,或许一个月,或者一年,或许十年,指挥这场战争的不仅是他,甚至还有将来的总统,参战者不仅是现在这些将士,或许还有他们的孩子,或许还有他们孩子的孩子。总之,对取得这场的胜利要有足够的耐心。这哪是西方的总统,分明是一个活脱脱的东方愚公!面对着摄像机,以野外山根底下避风处的简陋为背景的本·拉登,则是不愠不火,眼里同样闪烁着不屈不挠的刚毅。在美国宣布要进行一场反恐怖主义的持久战时,他也宣布,反对美国的伊斯兰“圣战”也开始了。

美国与塔利班、本·拉登之间的战争仅仅是开始,即使很快有一定的结果,也不一定标志的战争的真正结束,谁胜谁负不是很快就能决出来的。

上面写的只是对战争发展前景的担忧,并不涉及对恐怖行动和反恐怖行动及其载体的评判,不论及谁对谁错的问题。但如果要表个态的话,那我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一样,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行为。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真正地消除恐怖主义?美国采取的“西医”的作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暂时有效,却难以根治。能否实施一下“中医”的作法,头痛医脚,标本兼治呢?也就是说,更深层地思考一下恐怖分子为什么要搞恐怖活动?在自己过着世界上最奢华的生活的时候,是否能想一起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境地的人们?这场恐怖与反恐怖的战争究竟反映的是什么冲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或是贫富之间的冲突,或是强弱之间的冲突,或是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

我想,如果冲突双方以及旁观者都能换个位、站另一方面来思考一下问题所在,可能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2001年月10月9日)

二、感受德国基民盟的一次集会

这是发生在10月2日下午的事。

头一天,一个在德国学习很长时间的北京大学校友告诉我,第二天下午5点多钟,德国基民盟(CDU)要在维登堡广场举行一次集会,前总理科尔也将到会并发表讲话。由于专业的关系,我对此比较感兴趣,于是在5点一刻左右来到这里,当时集会已经开始了。

对我来说,这个集会有许多有趣之处。

首先是周围的环境。我原来想,一个首屈一指的政党集会,而且其主要的头面人物都有到场,场面一定可观,说不定还要壁垒森严。没想到,集会的地点就是在一个小广场的一个角落。警察用活动铁栏杆围起一块地方,只有一个进口可以随便出入。柏林的广场很多,看看它的交通图,站名后缀的最多的,一是广场,二是大街。就广场而言,有的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广场,如波茨坦广场、亚历山大广场等等,但更多不过是一个街心花园或十字路口的一小块空地。维登堡广场在一条主要大街的上,这条大街叫选候街,译成中文名就是库当,初来乍到的中国人很容易听成“裤档”,是柏林最古老的大街之一。

 

广场附近的街道、建筑物甚至电车等基本格局在100年前就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里是一片废墟,现在的建筑物都是后来才建成的。在几棵树下搭起一个简易台子,上面有一排桌子和几把椅子,背后是一个很大电视屏幕,这就是集会的主席台了。屏幕后边隔着一条马路就是一栋正在修建的楼房,脚手架子和防护用的布网等都在上面;台子的一侧是一栋楼,其中一层有卖蔬菜的商店、有快餐店、小超市等等;对面有报刊亭、露天的大排档、快餐店等等,过了马路则是柏林有名的世界购物中心,也是欧洲最大的商店,叫卡戴威。紧挨着集会场地的是一个块草坪,里面是几头雕塑的花花绿绿的熊,有的爬着,还有两头举着前爪站着,里边还有一个圆型的喷水池。在集会期间,周边几乎所有的正常商业生活都没有受到影响。道路上的汽车照样开,各种店铺仍旧在那卖东西。从这角度看,集会的一角是最不能影响正常公众生活和商业活动的地方。

参加集会的听众也值得一提。我在会场四周走了一圈,在警察围起来的地方,大约站着一、二千人,以年岁大一些的人居多,基本上都是基民盟最忠实的成员。栏杆外面站着的有几百人,以年轻人为主,多半是看热闹的,也有一些属于德国社会主党或其它政党的年轻人是来捣乱的。站在旁边的一个德国小伙子告诉我,听众都是自愿来的,没有谁强迫,进出也很随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绝无人干预。听众的衣着打份、行为举止也没有任何限制。于是,有西装革履的,有穿运动衣裤的,个别的还有穿背心短裤的,有牵着大狗小狗的,有捧着快餐、拎着酒瓶边吃喝边听讲的。现场周围有不少警察,或者三五成群,或者成群扎在一起,抱着肩膀,以聊大天为主,全无紧张气氛。按照中国人的惯性思维,我想,由于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基民盟主席A·梅克尔,前柏林市长迪普根,目前正在竞选柏林市长的弗兰克·施特费尔,更重要的还有当了16年德国总理的科尔,这些警察肯定是做保安的工作的,为这些政治人物保驾护航的。后来从这些政要发表演说时引起的不同反应中,我才明白,这么多警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不同党派成员之间发生冲突。

集会的高潮无疑是几位重量级的政要发表的演说。先是梅克尔讲,接着是迪根讲,然后是科尔,最后是施特费尔。我不懂德语,请身边的德国人帮助翻译几句,后来结束的时候又碰到了北大那位校友,经他一讲,我基本上将他们演说的内容搞清楚了。除科尔以外的三个人演说的时间都不算长,其内容大体包括三部分。首先是攻击现在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现任总理施罗德,说它这儿没有搞好,那儿又有腐败,差不多将德国社会存在着的种种不足都归咎于社会民主党,特别是攻击它的政策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第二,历数基民盟好处,差不多将战后德国社会发展取得的进步全都归功于自己,特别是德国的统一更是由于它的“丰功伟绩”。他们三个都无一例外地大吹特吹科尔,几乎上升到了“科尔是当代德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第三,作美好的许诺,大的方面有如基民盟“要将德国带入更美好的明天”,小的方面它要使柏林更多的大学,最好的教授,更多的商店等等,说到底就是要柏林人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选举中投基民盟的票。

科尔的讲话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由于长期活动在德国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显然层次就比其他几位高多了,语气相对也比较平和,煽动性似乎也不那么强,给人一种富有理性的感觉。他从德国在二战以后的历史讲起,从冷战开始以来几十年的国际形势讲起,气势一下子显得恢宏起来。但如果归纳一下,科尔讲的也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美国给予德国一贯的支持和帮助,过去、今后和将来德国在国际事务中都要坚定不移地与美国站在一起;二是盛赞了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三是基民盟和他本人在战后德国发展,特别是在德国统一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间接地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直接攻击前东德的社会主义及其领导者统一社会党(即共产党);四是呼吁人们支持基民盟。在演讲中,科尔还提到了中国和邓小平。他说,在一次访问中国与邓小平会面谈及到两个德国问题时,邓小平曾意味深长地问他,歌德和席勒是东德人还是西德人。科尔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的“智者”,用东方式的含蓄点出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深刻的内涵。

所有的演讲者都不时地受到站在围栏里边的听众的热烈鼓掌,不过,也有明显的区别。科尔显然是以他个人的魅力和威望而赢得掌声,其他人似乎是更多地靠对社会民主党的攻击和对选民的许诺来得到掌声。于是,集会期间就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为科尔鼓掌时,围栏外边的人基本上算是安静,甚至也有不少人随之;而为另外几个人鼓掌时,围栏外边的人又是起哄又是使劲地吹哨子,还有人大声喊叫。甚至还有人让狗汪汪地叫个不停。几个年轻人还举着一块反对基民盟的标语走来走去,那个乱劲就甭提了。即使这样,演讲者对此并不在乎谁,该怎么说还怎么说,兴致一点也不减。

以前只是在电视上和书本上看到西方的多党民主政治如何如何,今天也算小小地领教了一番。我以为,对此恐怕不能简单下一个是与非的结论,还是值得回味的。东西方的历史与政治文化传统不同,不能用我们的思维定式来解释、来看待。就这次集会而言,会场的栏里与栏外,再加上两者之间站着的警察,演讲者的慷慨陈词与反对者的大声呼叫,会场的喧嚣与周边的忙碌,也极好地保持了一种平衡状态。无论如何,政党自己的活动不骚扰百姓,不影响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集会的这种开放性,似乎都有可取之处。

三、饺子的遐思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留居国外时最想念的莫过于家乡,父老乡亲自不必说,还有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还有那好吃的饺子。发达国家的衣、食、住、行的水平比中国高出一个甚至几个档次,可那毕竟是别人的。昨天晚上,我与其他几个在柏林的中国朋友聚会,包饺子吃。尽管来德国的时间长短不同、身份不同、专业不同,甚至脾气秉性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对家乡的思念。每当说起中国的时候,虽然也为目前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而感叹、而忧心,但是,总的说大家还都是眉飞色舞,不胜自豪和骄傲。所以,这不仅仅是吃一餐饭,而是一种思乡情感的发泄。

喝得尽兴,吃得开心,聊得痛快,这一切自不必说。洗漱完毕躺上床上,我的兴奋劲还是过不去,脑袋仍然静不下来,饺子、饺子……,它们仿佛就像冬天满天漂着的雪花,在眼前晃动。于是,我的思绪也随着满天花的饺子漂浮起来。

饺子体现的是中国内涵深厚的传统文化,不论有多么丰富的内容(也就是馅)都用最简单的、完全一样的面皮包起来,含而不露,体现了“成府深”、“韬光养晦”之类的品行,体现了祝英台十八相送梁山伯用鸟、用鱼、用树来暗喻自己爱情之类的独特、艺术般的智慧。林语堂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的成名之作《中国人》中,将中国的品质归为一个词“老成温厚”,其实也就是一种“饺子精神”。这种品性是好还是不好,恐怕不能抽象论之。中华民族历尽沧桑而生生不息,与这种能忍、能包容的“饺子精神”不无关系;另一方面,这种精神又凝化为林语堂所谓的“消极避世”、“因循守旧”、“知足常乐”、“过分稳重”等中华民族的性格,缺乏一种开拓的和透明的精神。

饺子又承载过我的梦。童年甚至青年时代的我,和许许多多同龄人或者大一些、小一点的人一样,是玉米面、高梁米、小米等粗粮,白菜、土豆、萝卜、茄子等蔬菜养活大的。不知传了多少代的“好吃不如饺子,坐着不如倒着”这句古话,也曾是童年的我追求的最高目标之一。每天都在盼着过年,因为在那每月每人只有一公斤大米、一公斤白面、150克豆油、250克猪肉的岁月,只有过年,家里才能买点肉,才能有点面,总之才能吃顿饺子。每到做饺子的那一天,我肯定是不会出外玩的,妈妈说我是“跟屁虫”,一直围着她转。我学会擀饺子皮,绝非我从小就勤劳,而是因为嘴馋,光吃是不成的,一定还要自始至终地盯着,亲手参与那才叫满足呢。那时的饺子,其实就是粗白面和一点肉加上许多菜,而不像今天面精,肉多,更有数不清种类的山珍海味。这完全是大环境使然,是心境使然,如果将那时的饺子放在今天吃,肯定是索然无味的。

记不得我是什么时候从这个梦中醒来的,也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对我来说,对中国人来说饺子不再是梦了,反正时间肯定不会太长。1978年我开始上大学那一年元旦,学校食堂说给全体学生包饺子。当时在北院食堂吃饭的学生大概有一千多人,那一天食堂的师傅们是整整忙了一天,这顿午餐也一直吃到晚上。平时总找借口闹事的学生,这天出奇地平和,对师傅们也表现了出了特殊的理解。不过,此后食堂再也不给我们包饺子了,改做二两一个的大包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我成家的时候,好象就就可以每周包一顿饺子了。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饺子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情感色彩开始淡化,如今差不多消失得剩不了多少了。我家冰箱中时时都有不少种类的速冻饺子,以应妻不在家或下班太晚之急用。

(2001年月11月6日,写于德国柏林)

四、大学对面的“红灯区”

 

老早就听说国外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市里有“红灯区”,可就无缘也无胆看上一眼,说起来也真够“土老冒”的了。当年在韩国作访问学者时,离汉阳大学不远有一个叫“清凉里”的地方,据说那里的“红灯区”非常有名,可终究也没敢去看看。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其中之一,就是在性观念上的“突飞猛进”。各种“小姐”、女郎、二奶,卖淫嫖娼充斥着报刊杂志,挂在人们嘴边上最多的就是金钱和美女,几乎每一个违法乱纪的党政领导人(包括全国人大副委员会长、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省市委书记副书记、部长副部长等高官之类高官)的背后,都有一个甚至几个类似这样的女人,以致于有些人戏称现在的中国为“黄色中国”。耳闻目睹这些,我的“色胆”也大了起来,所以,这次出国之前,我就暗暗下了决心,有条件一定要看看西方国家的“红灯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终于,在德国西部小城卡尔斯鲁赫遇到了这样的机会。2001年12月初,我来到了这里。一位在此攻读博士学位的校友告诉我,在卡尔斯鲁赫大学主楼对面的一条街上,有一段就是“红灯区”。在我“强烈地”要求下,这位校友终于鼓起勇气陪我“走了一遭”。

这是一条非常狭窄但很长的街道,其中一多半都住着普通的居民,在挨着大马路的一端大约有50来米的地段,两端有墙隔着,车辆不能通过。这一段两边好象是四层楼房,外表上与普通的居民楼最大的区别有三,一是各个楼房的门灯都是红颜色的,有一种“小红灯笼高高挂”的那种味道;二是楼房几乎每个房间也都亮着红灯,颇有几分像中国人结婚时的那种“新房”;三是街道两边一层临街面有不少大的厨窗,里边坐着一些身着三点比基尼的人。打冷眼看,她们就像是商店厨窗里的模特,但定睛一瞧,原来都是大活人,属于那些明码标价的妓女。这里的每个“店铺”的招牌多为“GIRLS”和“LOVE”。不过,我想,这里与作为女人的“GIRLS”的联系是名符其实的,而与后者可能并不沾边,只有肉体交易那会有什么爱!“红灯区”的街道上冷冷清清,根本没有想像中的那种彪形大汉“守护”着。只是在阴暗处有个把人在徘徊着,可能或者是有心没胆的或者是有胆没钱的,谁知道呢。当然,这一切都是外表的,楼里边甚至房间里边是什么样的,那只有进去过的人才晓得。

就外表而言,卡尔斯鲁赫的“红灯区”除了一些“行业性”的标记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许正因如此,无论是对附近的居民还是对面在工程方面还很有名气的大学都没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卡尔斯鲁赫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从来没有光顾此地的,更没有发生过像中国媒体披露的若干个在校大学生将“三陪小姐”(其实就是妓女)带回宿舍过夜的“轰动”性新闻,好象该校的部分学生宿舍还真就在“红灯区”附近。德国最有名的“红灯区”在汉堡,而欧洲最有名的“红灯区”则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比起它们来,卡尔斯鲁赫的“红灯区”算不上什么,但毕竟是我所见到的冰山一角。

妓女在德国的影响并不算小。有数字表明,德国现在有妓女40万人,平均每天接待客人120万次,每年创造的营业额达20亿马克(约合70亿左右人民币)。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说德国的妓女影响比较大,还可以拿出几个证据。一是德国议会近年来一直在讨论是否给予职业妓女法律上的保障问题,听说最近还通过了相应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从2002年起,德国妓女也同其它行业的人一样,享有退休金和失业保险等等待遇。仔细琢磨一下,这也挺有意思,年老色衰无人问津是妓女自身发展之必然,可失业大概是另一个层次而不属于妓女本身的问题了。这个层次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只好靠人们自己去想像了。二是德国有一个国家级的电视台在每四周晚上23点以后,有一个以“性爱”为主题的节目。主干部分是一男一女或者两个女的抢答主持人提出的问题,答对了,主持人奖励钞票;答错了,则将衣服一件一件脱掉,最后差不多都是赤身裸体地站在众人面前。问题的内容都是有关性知识或者性活动方面的。于是,电视画面出现最多的女人的挑逗的嘴、硕大乳房、滚圆的屁股和扭动的身躯等等,甚至还有不少拍三级片的镜头。据说,这是妓女自己的节目。三是妓女做的电视广告,好象不只一个台有,时间当然是在午夜时分。给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妓女提供性服务的电话的号码都特别好记,如0190——123456、666666、450450、888888、880880、4444444等等。在中国,这样的号码可能多半属于有权的或者有钱有的人。但是,这些电话可不是免费的,每分钟3马克多,大概是最贵的话费。

也许是少见多怪,我在与德国人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听他们谈论女人、性之类的问题。一切在他们眼中,都是正常的。所以,“红灯区”、妓女之类的问题,在德国也并非与“肮脏”、“无耻”、“下贱”联在一起。多数人虽然对此不屑一顾,但能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在柏林学习了多年的中国学生告诉我,有的室内游泳池,每月专门有一天,所有的游泳者都必须裸泳,否则不得入内。还有人说,在夏天,如果阳光充足的时候到河边散步去,说不定在你身边的某个女士会旁若无人似地脱光了衣服趴在地上晒屁股。

我曾经写过,东方的政治文化是饺子,构成馅的东西都在里边,外边则用单一的皮包着;西方的政治文化则是比萨饼,所有的馅都露在外边。其实,在性观念上,东方的也是饺子式的,西方同样是比萨饼式。有多少外表是正人君子,人前人后满嘴人义道德,背地里干了多少见不得人而且难以启齿的丑事,中国的贪宫就是最好的例证。比较起来,至少在这方面,暗的还不如明的。妓女赚的钱是用自己的肉体换来的,不偷不抢也谈不上什么“丢人”。旧时的中国,不仅有“笑贫不笑娼”之说,而且不出现了诸如李师师、杜十娘、陈圆圆、小凤仙等这样“名妓”,其中有还舍身取义为后人所称颂。我绝不是称赞妓女或妓女制度,而归根到底是想说,最可耻的还不是妓女,而是那些表面上的正人君子,尤其是那些或者出卖自己灵魂、昧着良心得黑钱人,或者依仗权势肆意侵吞、掠夺国家的和他人的财产、作威作福的人。

五、感受欧元启动

 

从2002年1月1日起,欧盟15个国家中的12个(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希腊、芬兰、爱尔兰)开始使用统一的货币——欧元(Euro)。在西欧发达国家中,只有英国的英镑、丹麦和瑞典的克郎、端士的法郎仍在单独流通。欧元的启动,不仅在欧洲一体化特别是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引起世界的高度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有关这些大道理的著述老早就汗牛充栋了,不用多说。那么,欧元启动时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我正巧为了办理签证去了银行和邮局,再加上到超市里买食品,也感受到了一点欧元启动时气氛。

在德国,去年12月下旬,人们就可以到银行换20马克的欧元硬币,主要是纪念性的。欧元硬币有红(1分、2分、5分)、黄(10分、20分、50分)和黄白双色(1元、2元)三种。红色硬币正面图案标明各成员国在地球仪上的位置,其他两种硬币的正面图案均为欧盟15国地图。背面图案虽然都有“2002”的字样,但因由各国自行设计而显不同。就德国的欧元而言,红币的背面图案是植物,黄币是勃兰登堡门、双色的是鹰。

欧元全面启动的那天是元旦,到处都在放假。德国这儿绝对没有“假日经济”说,商店、餐馆等服务行业,除了极个别的之外,不论大小一概闭门谢客。银行虽然也关门,但可以从自动取款机上取钱,所以,新年这天,人们可以见到小面值的欧元纸币了。欧元纸币有7张,其面值分别是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和500元。它们的底色分别是灰、红、蓝、橘红、绿、黄和淡紫色,正面是象征着欧洲向世界开放的窗户和建筑物大门的图案,背面则象征着交流与沟通的桥梁的图案,小面值钞票的背面和大面值钞票的正面有欧盟区的地图。

最热闹还是在2号这天。上午10点,我到离住处不远的德意志银行去办存款证明,到那一看,刚开始营业但顾客早已经排起了长队。平时只有两个营业员接待顾客,今天则有四、五个,银行的大小工作人员差不多也倾巢出动,都在忙着数钱,原来排长队的人都是来用马克兑换欧元的。本来,欧元现钞流通后,欧元国有两个月旧币可以继续使用的过渡期。不同的国家对这个期限长短规定不一,如荷兰的期限只到本月28日,爱尔兰的到2月9日,法国的到2月17日等等。在德国,这个过渡期虽然理论上可以到2月28日,但在现金交易中商家有权不收马克,这就是为什么2号这天到银行换钱的和取钱的人特别多的原因。由于银行里的存款可以自动转为欧元,所以,人们兑换的主要是手头上的现金。排队的差不多都是老年人,除了个别的带着成捆的百元马克之外,绝大多数人拿的是零碎钱,有人甚至带来一包包的1芬尼、2芬尼、5芬尼、10芬尼、50芬尼等小面值的硬币。营业人员在手忙脚乱地数或者用天秤称,排队的人既不拥挤,也没有插队加塞儿的,更听不到一句不耐烦的话。在排队之方面,德国人绝对比东方的社会主义者更有耐心。

用了快两个小时好歹算把证明开出来,跑到邮局后,我着实更吓了一大跳。这里排的队差不多有60~70米长,上前一问得知,人们也都是来兑换现金的。德国的邮局既办理邮政业务,还有银行储蓄的功能,也兼零售文化用品等等。为了尽快地将有关文件寄出,我无可奈何地又一次加入德国人排队的行列。这里的情形与在德意志银行里碰到的差不多,不论是谁都得排队。站在我前面的就是一名邮局系统的工作人员,因为他身着德意志邮局的服装。也有不用排队的,他们都是走起路来一步三晃、颤颤巍巍的高龄老人。在这里,我又差不多用了两个来小时,才算把东西寄了出去。

回住处的时候,我想顺便到超市里买点吃东西,结果排了一天之内的第三个两个小的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德国商店中的各种标价就是马克和欧元两种,但在现金交易中只能用马克付款。欧元全面启动后,马克基本上停止使用了,都用欧元结帐。欧元的面值均比各国的旧币高,如1欧元大约相当于1·96马克、6·56法郎,所以,仅就数字而言,德国商品的价格好象一下子降了一半,当然,如果看一下银行里的存款,数字上也少了一半。这些主要是心理上的反应。挑完东西去交款时,我看到的又是排得长长的队。由于商品数字价格变化比较大、比较多,无论是顾客还是收银员似乎一下子还适应不了,所以,交款的速度奇慢无比。收银员不仅手累,嘴更累,需要不停地对顾客进行长时间的解释。人们的大脑仿佛变得迟顿起来,反应都特别慢。的确,改变几十年的习惯,怎么会轻而易举呢。

这就是我在欧元全面启动头两天的感受。其实,在这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德国人的那种心情的平和与耐性,除了到处都静静地排着长队外,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这大概就是社会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2002年1月3日,于柏林)

六、"克利斯地尼亚"

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不仅有形形色色的理论,而且有各种各样按照某些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的试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搞的"模范新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郎搞了"国家工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年轻时也曾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长沙的岳麓书院里半工半读,尝试过乌托式的社会主义,甚至一度打算将这种世外桃园扩大到整个湖南。由于主观客观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这些试验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获得成功。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丹麦一些追求自由的年轻人,为了张扬自己的个性,摆脱政府的控制,实现自己管理自己,在离哥本哈根市中心区不远的地方,夺得一小块地方,进行无政府的社会主义试验,如今已持续30多年了。它的名字叫"Cristiania",人们都将它称为"无政府城"。其基本含义就是,这里边的居民自己管理自己,政府不进行干预。在阿胡斯时,老同学对我说:你去哥本哈根,一定要到无政府城去看看,那里是社会主义试验的一个"活标本"。

到哥本哈根的第二天,我根据地图没有费太大的劲就找了无政府城。

无政府城的大门就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差不多是用没有经过加工的圆木搭成了。说是门,实际上只是象征性地有个门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门。横梁上写着"Cristiania",立柱上有"远离欧盟"的字样。在门口,我遇到了几个这里居民,问他们是否可以进去参观。他们说,可以进去,但是绝不能拍照,否则的话,将会有麻烦。所以,没有拍到这里的照片,我非常遗憾。

走进大门后不远,就是一个小广场,连同周边的很窄的街道上,小的售货亭一个接一个,有卖食品的,有卖用品的,还有卖纪念品的,但都是小商品。不过,我注意到,几乎每个商亭都出售与吸食毒品有关的东西,叫什么我也说不上来。作为特例,吸毒在无政府城是合法的,这里可以出售和购买毒品。但是,从事这方面的交易的人,必须是城里的居民,外边的人既不能在里边卖,也不能在里边买,里边的人也不能到外边买或者卖毒品。虽然如此,无政府城中吸毒的人毕竟还属于少数,在有些商亭上和墙上还有"对毒品说不"(Say no to drugs)的字样。

往周边走,就是半机械化的手工作坊和公共服务设施或活动场所。就前都而言,有做门、窗、家具的集体木器厂,制造或修理金属物件的五金厂,印制杂志、书籍、小册子的印刷厂,修理、改装自行车拖车、各种三轮车的工厂,买、卖和修理欧洲各国老式厨房用烤箱的工厂,组装和出售"无政府城自行车"、山地车和其它自行车的工厂,从天然蔬菜提炼食用油和香波的工厂,蜡烛厂等等。就后者而言,有无政府城导游,邮局、大型车库,垃圾回收站,克利斯地尼亚社会顾问办公室,个别顾问服务,洗衣房,维护无政府城内的建筑、技术设施办公室,保健室,美容室,公共浴池和桑拿浴房,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跳舞培训房,艺术和手工艺品展览与销售处,业余爱好俱乐部,卡通俱乐部,地下成员俱乐部,足球俱乐部,划艇俱乐部,安琪儿俱乐部等等。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的规模都很小,多半为一两间房子,个别的有一个较大的厂房。不过,麻雀虽小,五藏俱全,它们对于维持一个几千人的封闭性社区的自给自足生活绰绰有余了。

再往里走,就是无政府城居民的住宅区了。如果就单个房屋说,差不多都很破旧、低矮,有的甚至就是集装葙或者汽车房,为数不多的几幢居民楼看上去也都是老掉牙了。不过,整体上看,这些住宅还是颇具独特风格的。第一,有统一的总体布局。这倒不是它们排列得整整齐齐,而绕湖边而建,错落有致,并不显然零乱。第二,第一座房屋各不相同,都别有风味。打冷眼一下,绝大多数房屋都是修修补补的,多少有些像中国有些大城市火车站附近的那些破烂房子似的。仔细瞧,破旧固然是破旧,但是,无论造型还是颜色都包含有很强的个性和艺术特征。一句很耐看,很耐琢磨,而且越看、越琢磨越有味道。比如,墙上裂缝地方,用一个雕刻成绿色的大蜥蜴的长木头来修补。再比如,为了扩大面积,有的房子改成上大下小的式样。第三,房前屋后大多堆满了废旧物品和杂乱东西,有的还屯集了不少烧柴。还有的房子没有门,其主人出入用梯子,来客人时,主人则用大篮子将他们从窗户吊进去。所有这些都表明,无政府城里的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至少与丹麦的其它居民相比,多少有些没有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感觉。这也许是正无政府城里的人们所追求的。

再说这里的人,无政府城里街道上的人并不多,各种商店都开着,不时地有人过来买点东西,也有青年男女一边喝啤酒一边吸烟一边聊天。街道上也有人走来去或者骑自行车的,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两个小孩。参观完居民区后,我在一个小商亭前站住,商亭老板是一位非常热情的姑娘。在得知我是从北京来的时候,她很高兴地说,若干年前她去过北京,对它的印象很好。接着,我们就交谈起来。她告诉我,这里现有居民8000多人,以年轻人为主。就国籍而言,除了多数为丹麦人之外,还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青年,亚洲有巴基斯坦人。她本人来自芬兰,在这里已经住了近10年了。她还告诉我,无政府城不用政府管,也不用政府的一分钱,一切都自给自足。生活虽然不那么现代化,但凡事自主、自决因而也非常自由,为了这一目的来到这里的人相处也比较和谐。我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姑娘不仅主动握手道别,而且还送给我一本《无政府城指南》。从这本指南中,我知道了它的来历。

无政府城开始于1971年,这个地方原来是一处废弃的兵营,用围栏围着。当时,一些市民为了要一块绿和孩子玩儿的地方,就将兵营的围栏给打开了。同一年,一个名为"给予与索取"的展览在这儿附近举行。许多嘻皮士、怪模怪样的人以及其他玩世不恭的人在会上不仅展示他们艺术作品、图片,而且也向人们展示他们自己,他们还出版了一份《头条杂志》。这份杂志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这座废弃的兵营可以做什么用,人们提出了上千条建议,其中包括把它当作成千上万找不到住处的年轻人的家。但是,擅抢空房者运动和"新社会运动"的夏令营也需要一个地方来实现他们的梦想。结果,这场讨论导致那些想要创造一种在公社生活方式和充分自由基础之上的新生活的人们从社会各部门来自这里。无政府城便由此开始了。

但是,无政府的发展却十分艰难,本身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长期的、充满着胜利与失败战斗的故事"。在以后的30年中,哥本哈根的警察和士兵曾多次借口这里乱七八糟什么人都有并且是吸食毒品重镇,打算消除它,但最终都因受到强烈抵制(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抵制)而没有成功。丹麦议会也曾通过关闭无政府城的法令,可终究也没有能执行得了。无政府城一度成为丹麦非常难处理的政治问题,但同时知名度越来越大,来自丹麦各地甚至其它国家的支持也越来越多。这样,经过70~80年代的尖锐对抗,进入90年代之后,哥本哈根当局面对现实和国际上的压力,改变了强硬的办法,在时不时地仍想靠警察"打扫"无政府城的同时,也开始与无政府城对话,并逐步就城里的房屋维修、租金、水电汽和通讯设施等事宜达成一致。这样,在双方都做出了妥协的基础上,无政府城继续它的"自我管理的绿色自由城"理想。

七、德国人的礼品

 

老早就听说,西方接人待物的风俗习惯与东方人不同。果真这样,刚到柏林,我对此就有所领教。

临来德国之前,我们院的几位老先生怕我到柏林后有什么困难,又是亲手书信又是发电子邮件,为我介绍了好几位自由大学的德国教授。 我当然非常高兴,还特别带了不少礼物,准备拜见时候用。

说到出国带点礼品,我又想起当年去韩国时,中国的、北京的、北京大学的"土特产品"整整装了半旅行箱。到汉城后,韩国朋友今天邀请你喝酒,明天要你与他一起吃饭,后天送给你一个小玩意儿。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真正与热情的韩国人交往起来的时候,没有几天带来的小礼品就送光了。好在韩国离中国很近,经常有人来往于北京与汉城之间,妻不断托人给我捎一些酒、茶之类的东西。以在韩国的经历为基础,我临行前,颇费一番心思准备来德国的小礼品,也装了多半旅行箱,手里还提一大盒中国名茶和两盒稻香村的月饼。

然而,到了德国之后,我才发现,我所准备的一切全没必要。德国人很认真,一切都公事公办,而且会办得比较周全,全无东方人那种额外的热情。安顿下来以后,我便给几位德国教授打电话,其中有两位很快就来到了我的住处。先来的是东亚所所长L教授。虽然早几年就在北京大学勺园见过L教授,但是,我对她了解并不多,更没有什么交往,只知道她与北京大学,特别是与我们学院的关系很不错,对中国人非常友好和热情。一见面,她果真如此,询问我们生活情况和在自由大学访问、研究的安排情况,并且主动提出与校方进一步协调。在交谈中还得知,L教授原来是联邦德国到北京大学的第一批留学生,1974年开始在历史系学习。正是考虑到了她与北京大学的特殊联系,我给她带来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精装的季羡林先生的藏书票,另外还带给她一个中国结,有人告诉过我她专门研究中国的民俗。

L教授带给我的东西很特别,是用一个塑料袋装的几个产自她自家园子里的苹果。在西欧各国,居住在大城市楼房公寓里的居民,每家在城边都有一块园子,花草、树木、瓜果甚至蔬菜,什么都可以种、栽。这些苹果大小、长相、品质均属下乘,折成人民币不会超过2元钱。坦率地说,面对这些个苹果,我觉得特别不舒服,在另两个同事面前也感到很没有面子。在北京大学,无论是谁都绝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去看一个外国教授的。更为奇特的是第二天晚上,另一个德国教授偕夫人来访。教授的妻子非常热情,这一点在通电话里就已经感到了。一见面,教授夫人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给你带来点绿豆芽。我接过来一来,塑料袋里装着有半公斤豆芽,在北京的农贸市场买用不了五毛钱。有了上一次苹果的经历,这次我就不感到奇怪的。聊了一会儿天之后,我还是很尊重地送给他们一盒中秋月饼和一个中国结。

日子长了,我慢慢地感悟到,在对礼品的理解方面,德国人与中国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在乎的更在乎礼物的特殊性,而不太看重它的内在价值和外表;中国人则在乎礼品内在价值的大小和外表的华丽程度,至少说它们来自哪里则无大关系。此外,德国人也不把给别人的礼物或者别人给的礼品与某种目的联系在一起。我越来越觉得,这样真是挺好的,谁都没有什么负担,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当然,如果换一个有名的大学者或什么知名人物,他们带来的苹果和豆芽也可能变成上档次的其它什么东西,对此我也说不清楚。


八、错把欧元当马克

 

2001年最后的几个月,德国正在紧锣密鼓地迎接欧元的到来,其中措施之一,就是商店里的各种商品标价都标明欧元和马克两种价格。但是,买东西付款时,人们还得用马克,因为欧元2002年1月1日才正式启动。可能是出于推销商品的动机,许多商品的价签上欧元的价格写在下面而且比较大,马克的价格写在上面而且比较小。欧元的面值高,1个欧元等于1·96个马克。我在柏林头三次买东西,有两次都在这方面出了错。

在家准备出国时,由于比较忙乱,我有许多该带的东西都没有带,拖鞋就是其中之一。到柏林后第一次上商店,我就要买拖鞋。因为只呆半年,我想买个便宜点的,于是在一堆拖鞋中拿了一双标价10马克的。付款时,收银员告诉我不是10马克,而是10欧元,结果我花了近60元人民币买了一双在国内不超过10元钱的塑料拖鞋。

另一次是买双肩背的包。德国虽然是一个发达国家,但是,人们的平时的衣着非常朴实。在大街上走的男女老少多半都有一个双肩背包,装的东西多,携带也方便。入乡随俗,从来没有背过这样包的我,也决定买一个,于是,在一天下午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专门卖箱包的商店。商店里的各种各样的包有很多,令人眼花缭乱。我挑了好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式样、大小、颜色都比较称心的包。看标签上的价格时,我又犯了上次那样的错误,只注意到写得比较大的70,而没有细看后面货币的名称。我高高兴兴地拿着包到了出口,拿出100马克给收款的小姐。那位小姐接过钱后,并没有立即扫描商品和找零钱,而是看着我,而此时的我也看着她,等着找零钱。过了一会儿,见她还没有动,我便问到,有什么不对吗?这位小姐笑着告诉我,包的价格是149马克。这时,我才明白过劲来,原来不是70马克,而是70欧元。500多元人民币买了个双肩包,钱虽然贵了些,可货却是正宗的并且在欧洲十分流行的名牌--野狼皮,质量非常好,还是物有所值的。

从这两件极小的事儿上,一方面可以看出我平时很少上街买东西,心也比较粗;可另一方面也说明商家也有意地利用这种双重定价来迷惑人。本来,这时欧元并没有启动,流通的仍是马克,聪明的德国商家在价签上将没有流通的欧元价格写得很醒目,许多顾客交款时发现了这个问题,由于挑选了很长时间,多半也认可多掏腰包了。说到这儿,我想起每年夏天,北京街头的西瓜摊上,小商贩上有时一块价牌上用很大的字写着:5角1斤。冷眼一看,还真挺便宜的,但仔细一瞧,在大的标价旁边还有一行小注:7斤以上8角,7斤以下5角。他们卖的西瓜绝大多数都是7斤以上的,小聪明的经商之道,看来全世界都是相通的。

九、丹麦文版的"红宝书"

"红宝书"特指《毛主席语录》。凡是经历过那场"史无前例"时代的中国人都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当时,除了毛泽东本人之外所有"合格的"中国人(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没有资格),都有一本甚至几本套着红塑料外皮的64开甚至更小的书,里面按照专题汇集着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发表的讲话或写的文章的精彩节录。"红宝书"随身带,随手拿,特别是在集会等重大场合,当全体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无数本被高高举起"红宝书"又汇成了"红海洋",景象颇为壮观。

在那个时代,手捧《毛主席语录》拍的革命照片,留下了无数中国人或者稚嫩天真,或者风华正茂的"倩影",成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标志。在那个时代,毛主席和《毛主席语录》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呀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那心眼里头热呼呼。好象那旱天下了一场及时雨呀,小苗挂满了露水珠啊。毛主席的语录滋润着我呀,我干起了革命劲头儿足。"我和许许多多同胞一样,在那个时代是唱着这首歌度过每一天的。如今看着这样的照片,哼着这样的旋律,走过这一程的人,心头都会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本来一直以为"红宝书"以及围绕着它所产生的故事只在中国,可是,我错了。

来到丹麦的阿胡斯,在老同学那里我竟见到了一本丹麦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这引起我的极大的好奇心,通过它,我也了解了丹麦的一个时代及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

这本小书的全名叫《语录与诗词--毛泽东思想》,由Jan Bresdorff节选、翻译和注释,Chr Erichsens出版社1967年出版。扉页印着"林副统帅"的著名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但在内容上,它与中国正宗的《毛主席语录》还不大一样。其主体当然是毛主席语录,此外,还有毛泽东的3篇文章和30首诗词。3篇文章是:《纪念白求恩》、《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编译者在前言中详细介绍了毛主席的生平和思想,书后还附有诸如县、白色、干部、汉奸、国民党、群众路线之类的名词解释。

此书编译出版的时候,是值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受其影响,西欧也在酝酿着一场革命风暴,其中尤其以法国和丹麦最为典型。当时,这些国家中的青年学生对大学中的教授和家庭中的父母之专断十分不满,也渴望能像中国学生那样轰轰烈烈地起来冲突各种束缚,张扬自己的个性。最近中国翻译出版了法国人安琪楼·夸特罗其的一本书,名字叫《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讲的就是这一段历史。在寻找理论支持的时候,他们一下子被《毛主席语录》所吸引了。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情况、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毛泽东所讲的一些话真地对西欧的青年人产生的极大的影响,甚至成为了他们的行动指南。

不是吗?你看,"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革命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志,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如此等等,每一句话不都说到了正酝酿起来革命的西欧青年人的心坎里去了吗?所以,在丹麦,毛泽东的"红宝书"(他们称为"小红书")当时也是家喻户晓的。朋友告诉我,时到今日,凡有过20世纪60年代那段特殊经历的丹麦人,一提起"小红书",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毛主席语录》丹麦文版就是在这样背景下问世的。问题在于,由于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巨大差异,喜欢直来直去的西方人,如何能够理解得了体现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的《毛主席语录》呢?以本书的毛泽东诗词为例,读一下丹麦文,完成没有中文的那种意境了。下面回译三首 ,名字子即使我不写出来,读者自己差不多也能猜出来。


其一:
红、橙、黄、绿、青、蓝、紫,
谁呀,在天空中挥着带子在跳舞。
太阳在雨后出来又落山,
消失在朦胧的蓝色之中。
曾经在这个地方发生过令人难忘的战斗,
子弹穿透村庄的墙。
今天看上去就大不一样,
因为山的周围显得更美。

其二:
山,
我骑在一匹猎马的背上,
飞奔向前,从不离鞍。
我昂起我的头颅,
天空离我只有三尺远。
山,
像波浪起伏的海洋。
上面游荡着成千个白帆,
在战斗中间。
山,
如一把停留在天空中的蓝色之剑,
苍穹似乎被剌破,
利剑就要出去。

其三:
我刚喝了长沙的水,
又吃了一种叫武昌的鱼。
现在我横游千里之宽的大河,
遥望着楚的天空。
刮风浪打我都不在意,
仿佛在一个小村庄里散步。
哎呀,今天我自由,
因为在这条河的边上,我们有一个思想家说过:
"自然就像这河一样流动着"。
船帆在运动,
龟与蛇则静静地呆着。
一个宏伟的计划正在实现当中,
一座桥飞起连接南北,
一条很深的峡谷就要变成人来人往的交通要道。
面向西边连接两岸的一座大坝就要拔地而起,
它能够阻挡住来自武汉的云和雨,
一个很窄的峡谷就要变成很平的湖。
山神提醒你,他还在儿,
非常感激自己的世界发生的这些变化。

我真地不能想像当时那些同样充满着革命激情的老外们读了这些诗词有什么感觉,也许只要是毛主席写的就足够了,到底讲的是什么则无所谓。无论如何,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解对西方青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影响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经过20世纪60年代末的造反,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教授与家长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专横了,学生们有了更多的参与空间和时间。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等做出了新的评价之后,西方信仰毛主义的人的精神支柱一下子跨了下来,成为失落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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