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国歌看德意志近代史若干特点
 
作者:任国强
 

 
德国,德国高于一切,
在世间高于一切,
愿我们永远兄弟般团结一致,
捍卫自己,
从马斯到梅梅尔,
从埃弛到贝尔特,
德国,德国高于一切,
在世间高于一切。
统一,公正,自由,
为德意志祖国!
让我们兄弟般以心灵和双手,
为此奋斗!
统一,公正,自由,
是幸福的保证,
在幸福的光芒中
繁荣昌盛,德意志祖国。

 

这首由霍夫曼·封·法勒斯勒本于1841年写下的著名政治抒情诗原名为“德意志人之歌”(Das Lied der Deutschen),全诗虽然篇幅不大(注:原诗由三节组成,译文为第一、三节;第二节内容是对构成德意志民族身份诸多因素的赞颂,如“德国的妇女、美酒和歌曲”,本文省略。),然而它反映了德国人之间的手足情深,其中所包含的对一个自由和统一的德国的强烈愿望,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对德意志民族产生了震聋发聩、催人奋起的巨大作用。在历经81年风雨后,这首日后被通称为“德国之歌”(Deutschlandied)的短诗于1922年11月11日由魏玛共和国总统、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正式宣布为德国国歌歌词。至此,这首表达德意志民族爱国情感、与德意志民族百年兴衰史结下不解之缘的诗歌,最终确立了它在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它承载着德意志民族近代史的沉重和民众的期盼,其内在所流露出的以及外在强加于它的含 义,反映了德国近代150年多变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法勒斯勒本创作的“德国之歌”,为研究和把握德国风云变幻的近代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切入点。

 

一首不是倾听自我,不是在寻求与大自然对话,而是像政治演说家一样旨在影响、提醒、警告、支持或去说服民众的、多少有些说教色彩的政治抒情诗,居然在问世后立即广为传诵,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足以见其非同一般的意义,而对这一现象生成原因的探究,可同时使几条研究德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显露出来。一如任何时代的产物,对其正确的理解和本质的把握必须与时代特征及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德国之歌”第一节所表现的内容正是19世纪德国历史现状和发展的高度概括和反映。该诗问世之时,德国仍深陷在四分五裂的泥淖中不可自拔,直到19世纪初,德国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没有实质性的政治内涵,它既不是帝国,也不是一个国家,更不是一种权力势力。350个诸侯领地以及上千个主权领地,大大小小的国王、选帝侯、公爵、伯爵、骑士,各修道院、自由市都在极力维护自身业经书面确认的权利。从政体上看,此时德国还停留在中世纪;从欧洲各国发展的进程看,德国自30年战争以来近200年处于常规发展之外,当欧洲主要国家早已完成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之后,德国仍处在小国林立的支离破碎状态之中,这也是德意志民族被称为“后起民族”的原因之一。虽然1806年拿破仑给大而无当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送了终,结束了三百多诸侯割据的现象,代之以由39个主权领地组成的德意志联盟,但从根本上看,19世纪的德国依旧是一块打满补丁的地毯。此外,在摆脱了拿破仑统治之后,德意志联盟急速倒退,其统治者们不再需要自己臣民的支持,停止了一切民主改革,加入到梅特涅领导的复辟阵线。由于每个领地的君主不准备放弃自主权力去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故而任何想要谋求社会进步的努力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封建君主的阻力,而是39个封建君主的阻力,这一社会现实使得要求社会进步的力量分散成不计其数的地方性集团,从而使任何协调一致的全民族的行动无法进行,19世纪上半叶在德意志土地上爆发的各种各样的人民起义以及要求社会进步的努力均毫无结果地收场(注:如1830年法国革命后在接近法国的一些城市如美茵茨出现的起义;1832年声势浩大的、旨在统一和自由的旗帜下复兴德意志的“汉巴哈庆会” ;1849年5月,想自下而上地强行实施宪法的人民起义在萨克森、法尔茨和巴登遭到失败;著名诗人毕希内尔、海涅高举革命火炬,大声疾呼社会进步,却以双双流亡国外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这种有民族却没有国家的现状以及邦联的瘫痪状态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与欧洲统一的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光荣地位形成了强烈反差:法国以其古老政体的光辉,在继太阳王盛世之后,又以拿破仑的征服活动为标志在政治和文化上执世界之牛耳;英国以统一的国家意志,挟工业化浪潮的威力,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和商业帝国。反观德国:对外,德意志同盟群龙无首,不可能实行统一的对外政策;对内,没有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币制,统一的度量单位,关卡林立,大大影响和制约了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针对这种分裂带来的严重后果,史学界著名的普鲁士学派领军人物、素有“讲台上的俾斯麦”之称的特赖齐克曾发出令德意志人心碎的感慨:“我们还缺少一样东西——国家。我们是唯一没有共同法律的民族,我们不能派遣代表参加列强会议。在外国港口,也没有礼炮向德意志的旗帜致敬。我们的船只在海上航行,没有国旗,像海盗船一样。”(注: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7页。)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下,热情呼唤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1815年耶拿大学生成立了以争取统一、自由为目标的学生社团(deutsche Burschenschaft),不久便几乎在所有德国大学都出现了这类社团,其座右铭是“荣誉、自由、祖国”,在其于1817年举行的第一次全体集会上,代表们要求建立一个以宪法和人权为基础的民族国家。1832年在著名的“汉巴哈”庆会上三万多名大学生 、教授、手工业者、市民和农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要求建立“自由、统一的德国”。这一时期,费希特以其慷慨激昂的“告德意志民族书”、阿仑特(Ernst Moritz Arent)和雅恩(Friedrich Jahn)通过他们充满自由、统一激情的诗歌而成为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德意志人没有统一的国家故而愈加感觉到它的珍贵,这一普遍的社会意识和民众情绪直接影响到了19世纪德国思想文化界的价值判断和取向,其显著特征是后者自觉自愿地对统一和自由这一政治使命的承担。19世纪初、中期,要想对当时的时代要求保持超脱态度已不可能,时代要求作家、思想家通过语言来创造一种民族统一的美好前景和民族个性感,这些因素明显地影响了法勒斯勒本诗人的感情,这是一种对民族分裂所带来巨大灾难的切肤之痛以及对国家统一强大的迫切希望。所以,“德国,德国高于一切,在世间高于一切”这句日后引起诸多非议的诗句,原本的含义正是一个爱国者爱他朝思暮想的统一强大的祖国甚于一切的感情流露,德国这一概念具有明确的政治内涵,它在诗人心目中是一个统一和民主的德国,其所指是高于当时现实存在的、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的39个主权领地组成的邦联之上的、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国家。法勒斯勒本以简洁有力的诗的语言,准确地表达了民意,即那个时期德意志民众,特别是自由派人士所怀有的争取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作者本人由此而成为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开辟道路的最早和最有力的诗人之一。

 

如果说法勒斯勒本对建立民族国家的呼唤表现了19世纪德国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的话,那么有必要加以补充的是,诗人以及当时社会各界对民主自由的强烈呼声构成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通观19世纪上半叶在德意志土地上出现的各种要求社会进步的努力,均与对民主自由的诉求结下不解之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推翻拿破仑统治的斗争中,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统合成一体,以民主自由为目的的德意志民族运动之所以力图实现国家统一,因为只有国家的统一,才能保证民众所要求的政治发言权和人权。其它对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民间团体和活动,如大学生社团,歌咏大会,体操运动会,“汉巴哈庆会”等等,其主题无一不是要求民族统一、自由和社会公正。如此看来,“德国之歌”第三节对“统一、公正、自由”的呼唤,正是集中概括和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特别是作为社会变革中坚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不满、进而要求加以改变的思想。至于19世纪下半叶俾斯麦驾着“铁和血”的战车辗过自由民主的旗帜而完成了统一的大业,并不能否认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实践在当时社会的普遍存在,这一存在构成了德国19世纪宝贵的民主和自由的传统,是该世纪德国社会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对此,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便是有力的说明,这次革命后召开的德意志国民议会是德意志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自治的尝试,虽然其政治信念未能实现,但它对德意志民族的感情具有深远的影响。民主自由的思想虽然受到压制,但不可能从人们的意识中清除,1848年三月革命自由的象征——黑-红-金三色旗,成为推翻帝制后魏玛共和国以及摆脱纳粹统治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旗,正是这一传统在现代的发扬光大。

 

毋庸讳言,“德国之歌”的第一整节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其字面内容是一种令人热血沸腾、激情洋溢的民族感情的表露,而这种日后引起诸多非议的民族主义倾向又构成了德国近代史上一个令人难以释怀的特点。对此,有必要结合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精神加以全面理解。首先,19世纪是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的时代,对民族身份或曰民族同一性的强调,源自于法国大革命。民族观念在19世纪前后是欧洲各国向工业化转变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的精神上的需要,并非特有的德意志现象,它更由于拿破仑的战争而得以进一步增强。其次,德意志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是伴随着拿破仑对德国的征服而出现,是在统治与被统治的敌对中产生的,因此,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诉求从一开始便在推翻异族统治的斗争中打上了要求自由和正义的烙印,这与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民族主义所表现出来的保守、独裁和扩张的反动本质不可同日而语,应加以区别对待。最后,对西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德国浪漫派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它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针对异族统治,正是德国后期浪漫派率先发起回归民族历史本源、创造民族个性、民族精神的努力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形成新的时代精神。后期浪漫派以文学为契机,努力追求重新发现民族历史以作用于社会现实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搜集整理民歌、传说、神话和艺术作品着手,它唤醒了一个长期四分五裂的民族的强烈民族意识,使民众在广受欢迎的民歌和童话、神话中看到了一种重要的民族传统,在同代人的觉悟中唤起了古老的德意志国家概念,并将这一复活的德意志属性变成一种文化和政治使命的载体,成为一代人的追求。诗是反映民族精神的镜子,当法勒斯勒本写下“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的字句时,诗人同时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德意志民族通过文化建设而日渐形成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以及渴望建立起与其丰富的精神文明相匹配的强大国家的呼声。

 

如果“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的提法在19世纪初期德国民族意识觉醒、文化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背景下能够给予正面的回应的话,那么一旦这类正确理解该诗具体所指的先决条件不复存在,则必须警惕任何外在强加于这首诗的非“内在之物”,因为“德国,德国高于一切”可以作为一种强调说明或者一种要求加以理解,这就使得一些具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野心家有机可乘。当德意志民族的政治存在于1871年以统一的国家形式确立下来以后,如何防止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蜕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便是摆在德国全社会面前的重大课题。然而,随着“第二帝国”的建立,德国统治阶层包括一大批思想文化界精英,陶醉在通过“铁和血”的手段取得的胜利欣快症中不可自拔,从第二帝国的末代皇帝威廉二世到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无不在滥用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以推行其民族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将一个精神高度文明的民族绑在野蛮的战车上,一步步滑向侵略和征服的罪恶渊薮。在这一历史悲剧中,“德国之歌”横遭厄运,屈尊与纳粹党歌“霍尔斯特·韦塞尔之歌”并列为国歌,其精神被恣意篡改,当年旨在号召民众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诗文,却被纳粹当局塞进了大德意志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的货色,歪曲为宣扬“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建立世界霸权的工具,最终在德国乃至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一位民主的民族主义者所创作的、以讴歌民族精神、民族利益为主旨的诗歌,却被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怪胎——纳粹主义所利用,这种偷梁换柱行径及其后果构成了近代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给世人造成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创伤,这一人类历史惨痛的教训,必须牢牢记取和深刻地反思。

 

1990年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与其早期化身,即存在于1871、1918和1939(注:指俾斯麦主导下建立起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一战失败后虽然丧失八分之一的帝国领土,但得以保全统一国家的魏玛共和国;继1938年“合并”奥地利、于1939年兼并捷克苏德台地区的纳粹德国。)年的统一国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不仅仅外在地表现在德国疆界的巨大变化:“德国之歌”第一节中所表现的具体地理方位早已不复存在,马斯现在荷兰境内,梅梅尔位于立陶宛,现称涅曼,而埃弛则贯穿于意大利南部的梯罗尔,只有构成石-荷州北部海岸的贝尔特仍位于当今的德国境内;更为重要的是其内在出现的根本性变化:德国人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不能够“高于一切”,而应与其他民族平起平坐、和平共处。纳粹统治德国十三年的历史教训只有一条: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所有的一切必须以此为准则,在这个血的教训和庄严的准则面前,“德国之歌”第一节所传达出的激情已不足以令人心安理得地对它引吭高歌,其内容在这条准则面前已不能自圆其说,它在一个各民族与国家平等相处,去追求一个更加和谐、人道的世界上多少有些不知其所云。确切地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高谈“德国高于一切”已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观战后德国历史,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化便是昔日民族主义激情消退了,代之以成熟的对自身的定位:要成为民主的稳定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德国战后积极地融入“欧洲共和国”之内的坚强决心和不懈努力。1991年8月27日,德国正式宣布“德国之歌”的第三节为重新统一后的国歌(注:1945年盟国禁止了“德国高于一切”的国歌,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到1952年没有正式宣布的、代表国家主权象征意义的国歌,直到当年5月6日公开发表了联邦总理阿登纳与联邦总统豪伊斯的书信往来,这一忌讳了多年的话题才有了耐人寻味的澄清。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两位政治家达成一致,表示“德国之歌”重新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歌,但在正式场合只演奏和歌唱第三节。这种广义的肯定和具体的限制无疑留下了种种模棱两可解释的可能,一直持续到两德重新统一。),这一宣示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含义,它表明:统一 后的德国已经走出了历史的阴影,满怀信心地向理性世界全面开放,德国人不再为昔日日尔曼人生活的广袤大地而歌唱,而是把目光投向未来,致力于法勒斯勒本当年写下这首诗歌时所确定的更为崇高的目标的实现,即为祖国谋求“统一、正义和自由”。如果说理想主义是德意志民族突出的性格特征的话,那么“德国之歌”第三节便是德意志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向往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典型表述,在实践这一理想的进程中,德国战后重新赢得了声誉和信任,令人信服地写就了自己20世纪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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