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的体育政策
 
作者:孟钟捷
 

 
“在人类历史上,体育运动以及由体育运动产生的绝大多数体育比赛,反映了这些运动的社会的结构和目标”[1],20世纪更是如此,极权国家则将之发挥极致。本文从三方面分别剖析纳粹德国体育政策的缘起、内容及特点,探讨法西斯体制下体育与政治的关系,以期深化我们对纳粹体制的认识。


 

纳粹德国的体育政策建立在历史与理论的基石上。德意志民族爱好体育的传统,及体育活动(尤其是体操运动)在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运动中的地位,决定了纳粹德国的体育政策得以吸引广大民众参与和认同。纳粹荒谬的种族理论则成为体育政策的坚强后盾,为之提供“缜密”的哲学辩护。

 

中世纪时,天主教会实行禁欲主义的教育制度,体育遭到遏制,然而各种打斗活动仍兴盛于德国城乡,它们是德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前身。[2]宗教改革过程中,马丁·路德也着手宗教教育体制的革新。他认为,体操不仅能使儿童获得“快活和娱乐”,也能保障人的健康,使人改掉好逸恶劳、轻浮放荡的恶习。因此他建议将体操列为德国学校的固定教学内容。[3]

 

18世纪末,德国涌现了一批博爱主义教育家,如巴塞多、古茨穆斯、菲特等,他们“奠定了体育教育制度的基础”,并成为“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上的林氏运动体系的奠基人”。在他们的努力下,体育活动开始在德国风靡起来,体操则成为各种体育项目中最具政治意义的运动。1811年,弗里德里希·路德维格·扬在柏林郊外的哈森海德开办体操场,吸引民众参与。他的目的不仅在于体育教学,更注重激发德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及对法国入侵者的憎恨。他规定“凡参加体操运动者,须统一着装,佩带有关德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纪念章,唱爱国歌曲,并在重大纪念日举行体操比赛”。这一体育活动后来被视作“德国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运动的一部分”,尤其在南部德国,它甚至发展成为一次声势浩大的争取改革的运动。[4]

 

德国统一后,帝国政府日渐重视体育对军事的重要性,体育运动正式被纳入国家政策范畴。1882年,普鲁士教育大臣颁布《果斯列尔游戏训令》,以行政命令鼓励大众参加户外活动。1890、1891、1898年,德国政府三次强调增加学生的体育活动时间、注重将体育作为能培养青年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手段广泛开展,以培养他们的军事实用技能。[5]一战前,陆军元帅冯·德·霍尔兹倡导组建了“青年德意志联盟”,对青年实施有计划的体操、行军等训练,大肆宣扬扩张政策。1914年这一组织已吸引75万德国人参加。与此同时,大量受资本家控制的工人运动组织也相继出现。1922年后,全国运动场网络、体操与运动俱乐部网络在政府的指导下日益形成。[6]

 

德国体育运动的传统和历史为纳粹体育政策的出台提供了三点有利条件:首先,德国民众对体育的喜好,为纳粹推行“全民体育”政策奠定了基础;其次,帝国对体育的控制,成为纳粹体育政策“集权化”的示范;最后,赋予体育以政治内涵的传统(尤其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宣传),使纳粹得以成功地利用体育宣扬他们的种族理论。

 

纳粹的种族理论是其体育政策的哲学基础。在希特勒看来,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不仅应体现在智力或脑力上,更应在体力上有所表现。他批评德国的教育制度存在着诸多缺点:“它的制度,仅注意于知识方面而忽略了实在能力的培植。对于人格的养成以及责任心的激励,更少注意。至于意志力和果断力的培养,那就完全漠视了”。[7]相反,希特勒提出,“一个国民,如果他有健全的体格,坚定的性情,并且富于自信力和意志力,那么他虽然仅仅受的是普通教育,实际上他比了解常识湛深的体制虚弱的人更能造福人群”。因此,国家的责任是把青年锻炼成一副有用的工具,“去发扬未来的种族”。[8]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将“体育”视作其“国家事务”七点要求中的第四点,他说,“国家必须将体育运动提升至一个前所未有的效率与广度”。[9]那么,国家又该如何付诸实践呢?希特勒的规划是:首先,将“体育”上升为国家事务,“所以在民族国家中,国民身体的锻炼,既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仅仅和他们父母有关的问题,更不是和社会没有多大关系的次要事件,而是保持民族的必要要素。国家应当来加以护持的”;其次,国家应将体育锻炼辅之与全体公民,“应使青年男女在童年时代就受到相当严格的锻炼,养成他们吃苦耐劳的体格”,“关于妇女教育,第一应当着重体育,其次是德育,在其次是智育”;再次,体育锻炼的时间应增加,“民族国家的一切学校,应该增加运动的时间冒失大家去作身体的锻炼”;[10]最后,要对运动项目有所选择,“就对冲锋队队员进行体格训练来说,主要强调的不是在军事操场上,而是更多地在体育活动中。我始终认为,拳击和柔道比任何项目重要得多”。[11]

 

通过体育运动,希特勒的目标是将德国青年人培养成这样一种人:“全世界在这代青年的面前都要骇得倒退。我要的是具有强烈主动性、主人气概、不胆怯、残忍的青年。在他们身上既不允许有软弱,也不允许有温和。我要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出骄傲的神色和猛兽般的犷野……”。[12]

 

历史、传统和理论的结合,诞生出纳粹体育政策的雏形,1933年纳粹夺权的成功,则最终将其体育政策推向历史的前台。

 

纳粹德国的体育政策包括哪些内容,它通过何种手段在帝国境内实施?这是本文探讨的第二个问题。以下,笔者分别从三个角度分别论述之。

 

首先,纳粹政府通过“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加强对体育运动及体育组织的控制。

 

纳粹上台后,所有体育运动都被“一体化”(Gleichschaltung),由统一的国家组织掌管。希特勒认为“群众必须接受领导。没有对群众的严格领导,就不能进行任何重大的历史决断。必须将民众组织带到权威制度之中”,“把民众带入神圣的集体自我主义即国家中去”。[13]负责体育运动的奥斯滕明确表示,体育运动不是个人的享乐工具,它是国民生活的主要部分和国家教育的基本内容,体育运动中必须排除个人主义一类的东西。

 

纳粹政府相继成立了“希特勒青年团”、“希特勒女青年团”、“劳动服务处”及其他军事预备训练机构负责青年们的体育活动,“劳工阵线”则通过“力量来自快乐”等组织加强对工人体育活动的控制。1934年,纳粹政府开始推行三级体育奖章,它成为德国法西斯军事体育的基础。[14]

 

其次,纳粹政府通过“全民体育”的形式普及体育运动,并强行推行体育标准。

 

纳粹当政时期,所有德国人均被鼓励参加各种体育运动,男女老幼都被迫按照各自“体育标准”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雅利安人。

 

在中小学中,军事体育训练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威斯特伐仑一所拥有870名学生的学校,仅1937-1938年一个学期,平均每个学生就损失25.6个教学日;名为“PT科目”(主要内容是越野跑、足球和拳击)的活动越来越频繁,1939年举行了5次之多[15];1938年,青少年每周在学校中必须参加5次运动,体育运动“如同宗教教育般”。 体育教师则成为学校中最重要的人物,有的甚至被任命为掌握学校管理大权的副校长。[16]
大学的教育体制也受到军事性体育训练的冲击。1937年,纳粹政府教育、科学与国民教育部发出通知:“大学生由于参加训练营等各种活动导致缺课,不应该影响他们的考试成绩”。[17]不仅如此,任何厌倦运动的学生将失去继续学习的机会,并接受药物治疗。[18]

 

此外,纳粹政府还成立了一些特殊学校,用于培养纳粹精英,其中体育训练课的比重也很大。如骑士团城堡学校中,克罗辛泽城堡重视拳击、骑术和滑翔的训练;松特霍芬城堡的训练重点是登山和滑雪;福格尔桑城堡重点是体格锻炼,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设备优良的健身房。[19]

 

工人生活中也充满着各种体育竞赛。二战期间,约有500万体育爱好者通过“力量来自快乐”组织参加比赛,宣泄自我。政府规定,任何小于45岁的德国青年人必须按照“体测标准”完成一些艰苦的测试,这一标准包括:将6.5磅的铅球推至6.15米以上;立定跳远超过2.8米;在6分钟内跑完1000米等。[20]

 

最后,纳粹政府通过“奥运会”的契机,扩大纳粹体制的影响,达到其政治宣传的目标。

 

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召开,曾经历一番周折。一战后,德国曾被剥夺参加奥运会的资格,直到1924年才恢复。1931年,在时任德国奥委会主席的雷瓦尔特的努力下,国际奥委会才决定将第十一届奥运会的举办权交与德国。1933年1月,纳粹夺权,希特勒上台。当时有人建议国际奥委会,奥运会不能在一个自称为世界上最优秀民族的国家中举行。希特勒最初也认为“奥运会是犹太人支配的丑恶集会”,表示不予支持。柏林奥运会似乎要泡汤。然而时隔数日,2月19日,希特勒突然决定同意出任大会总裁。[21]究其转变的原因,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希特勒想借用“奥运会”的舞台,向世界宣扬纳粹体制。在不久之后开幕的第四届冬季奥运会前夕,他就曾密令奥运会官员,务必通过运动会证明“第三帝国是世界的绿洲,是一个正直、有崇高目标的国家。”[22]第二,希特勒也想通过举办“奥运会”之机,兴办大量公共工程,也解决当时德国最严重的失业问题,巩固其统治。纳粹政府共投资2500万美元,兴建9个运动场,解决了数百万人的就业问题。

 

1936年8月2日至8月16日举行的柏林奥运会历史性地创造了几个历史“第一”:它是当时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奥运会,共有49个代表队的4065名选手参加,观众人数达到3770000人;第一次出现了火炬传递;第一次组织了电视实况转播。德国运动队的成绩历史性地排在了积分榜的首位。由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拍摄的记录片《奥林匹克》则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奖。纳粹德国的宣传意图几乎都实现了。

 

不仅如此,纳粹政府还通过此次机会分散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关注,提高希特勒的领袖地位。有记载说,当时“掀起最大波浪的活动是希特勒本人创造的,他坐在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包厢里,显示他的尊贵和热情。在体育场外面,数以千计来到柏林但没搞到票的德国人四处晃悠,希望看到一眼希特勒车队从身旁经过”。[23]

 

纳粹德国体育政策的效果如何?笔者认为,可用“得失参半”来概括。

 

体育组织的“一体化”有利于国家对体育运动的控制,是一体化纳粹集权体制形成的重要方面。但它却不利于体育运动本身的正常发展。纳粹德国出于种族偏见及政治宣传的需要,大力扶持体操、击剑、拳击等项目,而相应地忽视其他项目的发展。以其在奥运会所取得的成绩为例。体操自第一届奥运会以来就一直成为德国代表队的夺金大户,即使在柏林奥运会上也不例外,K·弗雷、A·施瓦尔茨曼就分别为德国获取3枚金牌。[24]而在游泳、跳水等项目上德国却一分未得。此外,大量犹太运动员和教练员在一体化的组织压力下,被迫离开运动场,19名参加奥运集训的犹太血统运动员在奥运会前夕被淘汰,这显然容易造成德国体育运动的畸形发展。[25]

 

体育标准的制定有利于促进全民运动的开展,增强民众体质。但究其标准实质,却是全民皆兵思想的反映,并且出于种族理论的考虑,严格实行优胜劣汰的体测标准,是对公民自由生活的一种侵犯。体育占据教育的绝大部分时间,致使学生的综合素质急剧下降,例如在某地举行的召工考试中,179名考试者,有94人不知道德语专有名词的第一个字母应该大写,有81人拼写不出歌德的姓氏。[26]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并不能掩盖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在筹办奥运会期间,戈培尔曾反复对外宣传“体育和政治无关”。但在奥运会期间,纳粹的众多言行都赤裸裸地反映了他们荒谬的种族观念。例如希特勒就拒绝为奥运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颁奖;为宣扬优生学,纳粹官员甚至连夜将德国妇女送入奥运村,陪伴北欧运动员,以期他们能传播雅利安人优良的生理特征。[27]因此,1956年在纪念奥林匹克运动60周年时,国际奥委会也承认,选择柏林为第十一届奥运会会址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28]

 

总体而言,纳粹德国的体育政策可概括为三大特点:目标的政治化;内容的集权化;形式的全民化。

 

视体育为政治手段,利用体育运动的政治化加强对公民的影响,这是20世纪出现的新现象,但被纳粹德国发挥得淋漓尽致。体育的神圣性在纳粹种族理论的笼罩下严重扭曲,被迫服务于荒谬的种族灭绝思想,实属体育运动的“异化”。体育政策显示出纳粹体制的基本特征:集权化。同时它又以全民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亦显示出纳粹体制的另一特征:全民化。何以德国民众醉心于这种形式下的体育运动,除却体制的因素,历史与心理的原因仍是令人思索的一条途径。

体育与政治的交错,至今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现象。由民族主义、尤其是极权主义带来的体育政治化的进程,究竟是合乎理性的发展呢?抑或正是时代的标志?新世纪的思想家们对此定有不同的见解。然而不论怎样,纳粹时代的这种体育政策应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1] (美)让—马克·兰·奥本海姆:《体育:比赛和政治》,(美)理查德·W·布利特主编:《20世纪史》,陈祖洲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2] 颜绍沪、周西宽:《体育运动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页。

[3] 同上,第201页。

[4] 同上,第229-245页。

[5] 同上,第275页。

[6] 同上,第303页。

[7]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西藏自治区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8]同上,第155页。

[9] Louis L. Snyder: 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76, P225.

[10] 同上155-158。

[11] 《希特勒给冲锋队队长冯·普弗费尔的信》(1926年11月1日),张炳杰、黄宜选译:《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的德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6页。

[12] 转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13] 同上,第96页。

[14] 颜绍沪、周西宽:《体育运动史》,第370-371页。

[15] 转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256页。

[16] Louis L. Snyder: 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328.

[17] 转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52页。

[18] Louis L. Snyder: 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329.

[19] 转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62页。

[20] Louis L. Snyder: 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329.

[21] 樊渝杰编著:《夏季奥运会史》,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

[22] 颜绍沪、周西宽:《体育运动史》,第558页。

[23]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新秩序》,张显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24] 樊渝杰编著:《夏季奥运会史》,第141页。

[25] 刘晓菲:《奥运风云录》,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26] 转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56页。

[27] (美)让—马克·兰·奥本海姆:《体育:比赛和政治》,(美)理查德·W·布利特主编:《20世纪史》,第131页。

[28] 颜绍沪、周西宽:《体育运动史》,第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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