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析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的起源
 
作者:俞力工
 

 
一九九五年,德国电视台上播放了大量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始末的片子。不言而喻,这种声画媒体所能涵盖的内容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因而无有可能从历史的角度对纳粹主义的根源进行剖析。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当前学术界对同一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为依据,作一综合评述。

 

军国主义传统就文字记载,公元二世纪前欧洲北方体格强壮的半开化日耳曼民族便已开始替马其顿希腊帝国充当雇佣军东征西讨。罗马帝国时代,日耳曼雇佣军更是使该帝国获得巩固的重要支柱。就军队里的人数比例而言,往往超过罗马本地人。及至许多日耳曼军人掌握了兵法,镇守重要据点,升迁为大将地位之后,罗马帝国便一蹶不振,以至于在公元五世纪时,为大举南下的日耳曼移民所摧毁,使得大帝国的势力仅剩下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由于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及基督教文化受到蛮族的摧残,史学家称呼第四世纪到十一世纪这段漫长时期为黑暗时期。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介于罗马人与斯拉夫民族之间的日耳曼人,早在罗马帝国时代便扮演着奴隶贩子的角色。显然,当时被日耳曼民族贩卖的斯拉夫人人口众多,使得该民族一直冠着“奴隶”的名称(斯拉夫 Slaven 一字源于奴隶 Sklaven )。另外,自从日耳曼人的势力扩大之后,斯拉夫民族便开始充当日耳曼人的长工与雇佣军。这就是为什么德意志浪漫主义理论家及纳粹分子视斯拉夫人为“下等人”,并常称他们为德意志人的“帮佣民族”( Hilfsvolk )的原因所在。

 

黑暗时期是个伊斯兰文化崛起的时代,在欧洲范围内,则经历着一个个蛮族陆续皈依基督教的漫长过程。八世纪末,日耳曼人在卡尔大帝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势力一度扩及西欧之大部,形成了日耳曼帝国 ( 经教皇封为神圣罗马帝国) 1 。随后不久,该帝国又分裂为东(东马克即为目前的德、奥部分,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德意志民族)、西(法兰西)、南(意大利)三部分。

 

除此之外,就文明发展史的角度观之,整个黑暗时期实在是乏善可陈。然而在德意志民族主义史学家和德意志理想主义理论家的笔下,罗马帝国的崩溃却给描写为爱好自由的日耳曼人拯救了基督教文明;日耳曼人的殖民与侵略,则是给弱小民族灌输了健康的新血;日耳曼人之受赐封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更是赋予了日耳曼民族统治各民族,建立世界大帝国的神圣使命。

 

中古时期(公元第十一至十四世纪)大体说来是个基督教文化重获光彩的时期。十二世纪初,欧洲地区为了保障前往巴勒斯坦圣地巡礼、朝拜的教徒的安全,同时又为了对抗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张(如对其进行十字军东征),各地出现了社会地位崇高的职业兵团,而条顿武士团即为当时德意志范围内实力最强的北方雇佣军。条顿武士精神的特点在于尚武、效忠和守纪律,其领地内,自然也实施着严格的军事管理。及至条顿武士于十六世纪初通过巧取豪夺统一了整个普鲁士地区后,其尚武精神非只是构成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泉源,其英雄事迹更是德意志浪漫主义者和纳粹分子把“德意志精神”神秘化的重要依据之一。

 

浪漫主义系十九世纪末叶出现的一种反启蒙主义、反文艺复兴(崇尚古典主义)、反科学主义、反工业化和反现代化的思潮。浪漫主义唯恐现代化过程把传统社会分裂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人,追求物质文明的结果会导致精神的庸俗化,产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动乱更会使人的尊严、地位和认同基础受到破坏。浪漫主义因此着重突出自然奔放的、纯净优美的、充满感性又富于激情的、豪迈又果断的、具有地方、民族或集体色彩的世界观和艺术表现手法。浪漫主义还认为教会无力于防止社会堕落,因此希求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基督教帝国,以挽救趋向世界末日的人类世界。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康德、费希特、施莱格尔、哥德、尼采、谢林、黑格尔、华格纳等)均视民族为历史的主体,其归属性系由共同的血缘、历史和文化所决定,而一个民族优劣与否,则受其组成情况制约。

 

在他们看来,包括北欧诺曼人、英国人在内的日耳曼民族,既是雅利安民族中,又是全世界范围内发展得最智慧、最健康、最完美、最有组织能力、最具同类性的民族。他们既不象斯拉夫等民族那么愚昧、落后,又不如西南欧拉丁民族那么腐化、堕落和混杂。因此唯有日耳曼民族具备着引导全人类摆脱世界末日厄运的能力。然而为达到此目的,日耳曼民族必须排斥他民族的影响,维持本民族的纯净。浪漫主义强调人或民族的不平等为自然现象,强民族消灭弱民族更属合理、正当现象。这种种族主义观点,在以往的传统帝国扩张时代不曾出现过,于十九世纪提出,无非是为白种人的殖民主义侵略作出辩解。浪漫主义的主要成员大多均具有浓厚的反犹太人情绪,其原因除了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因素外,不容忽略的是,启蒙主义、知识革命和产业革命曾给犹太人提供了受教育,发挥商业知识,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因此,犹太人在中西欧的成就,无形中给发展层次较落后的德意志人造成了压力。

 

于是,在此社会背景下,费希特提出了消灭犹太人人种的建议。黑格尔也深信世界将为具有高尚精神的日耳曼民族所领导。音乐家华格纳则在其歌剧中把德意志人当作再世救世主加以歌颂,私下里,甚至主张将犹太人焚之一炬。这意味着,彼时“为拯救人类必须以另一部分人的生命作为祭祀牺牲品”和“血债血还”的原始观念仍旧阴魂不散,至于其思想根源也可在《新约》中,即“使出卖主耶稣的犹太人和其子孙承担血债”找到依据。

 

浪漫主义就象所有激进的意识形态一样,不只是接受了基督教“世界末日”的观点,同时还把它世俗化为德意志民族的社会运动,与犹太教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已为德意志人所取代,与基督教的不同之处则在于,精神的领袖不再是教会,而是日耳曼帝国。最初,德意志浪漫主义的传播仅仅局限在文化界范围,十九世纪末叶起,却渐为政治家所利用,他们一方面断章取义地曲解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一套种族主义论,一方面又结合了普鲁士军国主义思想、基督教的反犹太主义和救世思想,由是编织成二十世纪初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中国习惯将德意志民族主义译为国家主义)思潮。

 

此时唯一尚缺欠的,便是一个具有德意志果断意志的领袖,和足以将德意志意识形态付诸实施的企业性组织与军事力量。讨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剖析,除了多少可以了解为何在大战结束了五十多年之后,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反法西斯教育之后的今天,在同样的欧洲国家里仍旧存在着浓厚的种族主义排外情绪之外,同时也不难想象,作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当年是如何辛苦地致力于把德国理想主义者的意志论改成为物资决定论,把犹太人和日耳曼人的民族宗教发展为国际主义,把德意志军国主义改变为无产阶级专政,把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修改为阶级斗争,同时还把人们主观的过失推诿到中性、客观的物质、资本身上。

 

尽管如此,马克思仍旧无法摆脱基督教的世界末日观和救世思想,因而把救世主的神圣责任委托于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身上。至于那些还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如中国),自然就不属马克思的优先考虑范围。因此,更加离奇的是,当本世纪初中国徘徊在十字路口,选择指导思想之时,竟然不加思索地卷入了西方思想界的混战,把别人的问题当成了自己的问题,把欧洲人的经书拿到自家的庙宇中去膜拜,其后甚至还在深具反犹太传统的斯拉夫人(苏联)的影响之下,长年亦步亦趋地跟着反犹、反以色列。诚然,中国出于团结第三世界大多数(如众多的阿拉伯国家)的现实主义需要,似有必要杯葛犹太人,但是,由这条思路可以观察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发展(即把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修正为团结第三世界),实际上仍旧是基督教救世思想的翻版。

 

如今,中国在现代化运动的冲击下,再次处于十字路口,再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如果能够暂时摆脱新、老基督教的影响,回顾一下西方反基督教文化时期所产生的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应当是颇有助益的。




注释:




(1) 公元 800 年与 962 年,教皇里奥三世与约翰十二世均是由于不得人心、势单力孤而分别向德王卡尔与奥托求助,并向其赐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尊号。彼时欧洲各地封建割据,皇帝仅具象征性意义。此后,统治全世界,建立大帝国的愿望深植德意志民族之心,反而耽误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时机。

(2) 史学家亦称呼该潮流为“德意志民族的浪漫主义反潮流运动”( deutsche nationalromantische Gegenbewegung) ,其成员也包括大多数理想主义哲学家(中国译为唯心主义)。

(3) 根据《新约》,出卖主耶稣的犹大固然是犹太人,然而屠杀耶稣的刽子手,却是罗马人。该事实,欧洲人千年来始终回避。犹太教原为犹太民族的宗教,自称为“上帝的选民”本是无可厚非,却不料其教义后来为基督教所吸收,“选民”之称竟遭基督教徒嫉妒而引起杀身之祸。

(4) 法国、英国也有少数引北方日耳曼血统为豪的民族主义者,但毕竟由于其物资建设和民主建设较发达,无需依赖狭隘的民族主义突出自己的优越性,因此始终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果真以色列灭亡,其结果将会比奥斯维兹集中营的大屠杀更加悲惨。

 

 

 
发表自1996年出版的《留德学人报》5/6月期,转载请注明作者与出处。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