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的终结说起
 
编辑:蚊子掷弹兵
 

 
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的终结(编译:CCCPRA,出自《Warsaw Pact BBS》)

 

我在国外的网站上找到了一些内容,有关国家人民军的解体,所以我略微翻译了一下,水平不高,大伙将就.

在国家人民军的历史上,各个部队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职业素养和战备水准。将近俩德统一时,国家人民军的开始坠落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当1989年10月柏林墙被推倒后,很多国家人民军的后备役军人和应征士兵开小差逃离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那段动荡的时间里,士兵们反对执行国家人民军严格的条令规则。士兵委员会也要求国家人民军的领导们同意士兵在不执勤时穿戴平民服装以及执行宽松的条令规则,少一些训练,同时取消国家人民军内部的政治教育系统。当统一临近时,军官们面对着失业和地位的消失,于是他们的士气开始动摇。

直到90年代中期,国家人民军的领导层仍然希望它在一个统一的德国以一个特殊的实体的形式存在。然而,西德政治领导层要求统一后国家人民军应该解散,同时它的装备和基地应该由联邦国防军接收。这个要求在西德总理科尔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7月签署协议时变成了既定事实,当时苏联同意统一后的德国仍是北约的成员国。

在俩德统一日,1990年10月3日,全部的国家人民军司令部和边防军的指挥权全部由新成立的联邦国防军东部指挥部接管。这个指挥部的任务是遣散剩余的部队和处理大量剩余物资和武器,同时对即将撤离的苏军驻德集群提供帮助。联邦国防军东部指挥部存在了9个月,同时最后幸存的国家人民军部队也被整合到联邦国防军的陆海空三军和医疗部队中去了。

剩下的90000名国家人民军服役人员和47000名受雇的平民工作者被融合到联邦国防军的基层中。这群人当中,有50000名前国家人民军官兵将会被当成联邦国防军的一部分重新接受训练。14600名国家人民军军官中,5100人获得批准进入联邦国防军,他们有两年的过渡试用期。这些军官的百分之七十,其中大部分是初级军官。这些军官将在获得联邦国防军的批准和筛选以便对他们当中的前东德国家安全部人员进行清除后被重新雇佣。25000名国家人民军士兵中的很多人被给与三个月的和西德部队在一起进行的基本训练。由于国家人民军的兵营,餐厅,和其他的设施的条件很差需要大量的投资进行整修,以使这些设施达到联邦国防军的最低标准。即使在垮台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条件可以被接受的士兵住宅也没有达到联邦国防军的基准要求。

190名国家人民军将官全部退役,同时还有全部的上校和很多年龄超过55岁的军官也一起退役了。剩下的军官中的大部分都在35岁或者以下。很多前国家人民军军官因为比联邦国防军条令中对等军衔规定的年龄低,都被降了一级或者两级。没有在指挥岗位上工作过的前国家人民军的军官和士官,都需要按照北约的军事教条接受训练。

为了向前国家人民军军官灌输领导层的民主理论和新时期的政治思想,相应的训练课程被实施。在红旗下长大,国家人民军军官
接受了彻底的政治教育,而且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视为政治上最可靠的群体。

在联邦国防军对国家人民军的吸收过程中,六个国家人民军的现役师被改编两个各辖三个旅的师。两个师部一个在纽布兰登堡,另一个在莱比锡。两个师都被纳入总部设在波斯坦的第四军的编制。

在这个时期内,被改编的旅装备了苏制bmp步兵战车,但是T-72和T-55被豹1式坦克所代替。而在联邦国防军空军的作战序列里,部署在埃格多夫的航空师装备了两个中队的鬼怪式战斗机和苏制米格29,而其它国家人民军装备的苏制飞机正在逐步分阶段撤销。在波罗的海上的前东德人民海军基地沃勒蒙德则被利用成为快速攻击导弹挺的母港。

两德合并后,大量的国家人民军苏制武器被联邦国防军接收,包括2300辆主战坦克,7900辆装甲车, 2500门火炮,400架作战飞机,50架武装直升机,还有很多火箭和导弹系统。超过300000吨弹药被贮存,这些弹药需要部队进行保护。除了米格- 29,bmp步兵战车和一些运输直升机外,联邦国防军并不打算尝试将国家人民军的武器纳入自己的编制内。由于受欧洲常规武器条约的限制,同时这些武器还有安全性和兼容性的问题,于是准备将这批武器成批出售。当国家人民军军事物资被收集,分类贮藏在仓库之后,大批制服,装备,弹药开始往世界军火市场上销售。关于这批军事物资中的大多数都完了。

1990年之后,很多国家人民军的军事物资都在地区性冲突中被使用。在前南斯拉夫的内战中,前国家人民军的装备在战斗中使用,从到钢盔到突击步枪,装甲战斗车辆。在沙漠风暴中,又有很多前国家人民军的装备在战斗中的双方使用,美军甚至使用前国家人民军的水车。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很多伊拉克的装甲车辆都是前国家人民军的装备。新伊拉克军队也装备了前国家人民军的武器,就像在电视中所示,伊拉克新军士兵在使用前东德的mpi-km (ak-47)进行训练。

在国家人民军在1990年成为历史时,它变成了收藏的主题。在国家人民军士兵出售他们刚刚脱下的军服时,一些国家人民军的制服和装备仓库遭到了洗劫。实际上在1990-1991年的柏林大街上,很多国家人民军的装备包括突击步枪都可以买到。街边小贩用桌子摆摊出售制服,勋章奖章,书籍,旗帜和其他很多东西。今日生机勃勃的东德军品销售已经转移到网络上来了。

柏林墙的倒塌,两德统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和它所效忠的国家和政权一起走进了历史,现在成为了收藏的主题。真是世事难料啊。令人对国家人民军的命运感到惋惜。

 

二、柏林墙必然倒塌,军队无法阻止统一(作者:周(京+力??),出自《国际先驱导报》)

 

15年前,柏林墙倒塌。

 

15年后,两德人民之间依然存在种种误解、歧视、隔阂……他们并没有因为同属日耳曼民族就轻易地恢复亲情。解散了前东德军队的东德末代国防部长霍夫曼将军,多年来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我当初做的对吗

1989年的霍夫曼统帅着当时华约国家最精良的军队之一,也是在他的命令下,这支军队被解散融入西德军队,整个过程未开一枪。

1、“柏林墙倒塌我完全不知情”

《国际先驱导报》:您第一次见到柏林墙是什么时候?

霍夫曼:我第一次从远处看是上世纪70年代,而到近前看柏林墙已是1989年当上国防部长以后,那时候柏林墙已经开放了。

《国际先驱导报》:柏林墙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霍夫曼:1961年这堵墙刚建时觉得它能够阻止那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外逃,会给前东德带来繁荣。这一点也在短时期内得到了证实。柏林墙对前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当1989年我看到柏林墙打开时人们欢天喜地的情形,我就开始问自己:这堵墙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国际先驱导报》: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您是否做了一些准备?

霍夫曼: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我和我的同事完全不知情。当时军队领导人正在开会,电视上就说柏林墙倒塌了。边防军的士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所以他们必须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边防军就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开放柏林墙的命令?到底是谁下的命令?我们也不知道。

《国际先驱导报》:两德统一后,对那些当年在柏林墙值勤时曾射杀过无辜平民的前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对此您作何评价?

霍夫曼:值勤的前东德边防军士兵看到有人越境,首先应该发出警告,如果越境的那个人不听警告继续前行的话,士兵可以向他开枪,但应尽量不把他打死。这些士兵的行为是按照国际通用的规定进行的。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补充的是,当时边防军士兵也有被射杀的,也就是说边境上的形势非常复杂。前东德的法律规定公民不能随便离境,可在审判柏林墙值勤士兵时,法官却说前东德不应该制订这样的法律,这便是矛盾的焦点。这些法官还讲,这些边防军应该知道,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居住地的自由,可这种公民权利在过去前东德的法律中并没有规定。

2、东德军队无法武力阻止统一

《国际先驱导报》:霍夫曼将军,请您介绍一下您目前在德国的生活情况?

霍夫曼:我已经退休了,现在给德国的一家小公司做事,帮助他们打开俄罗斯市场,因为我和前苏联有很多联系,自己也会俄语,现在就是利用这些关系和俄语的优势在工作着。我还经常应邀参加一些集会并发表演讲。

《国际先驱导报》:目前这种情况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

霍夫曼:前东德若存在的话,虽然我个人会生活得更好,但现在丰富的生活用品在前东德用钱也很难买得到,我也很难像能像现在这样自由出国旅行。

《国际先驱导报》:这么说您还是赞同两德统一的?

霍夫曼:虽然我是百分之百赞成两德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过去曾在前东德政府和军队里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对科学家的一些歧视应该停止。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了解到您一直在为前东德人民军在两德统一后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呼吁,您能否简单讲一下这个问题。

霍夫曼:人们面对前东德人民军士兵,会指责他们过去曾经为一个集权政体服务,故而就产生了较强烈的歧视,这种歧视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退休金被削减到86%;其次,把前东德军官划分成为曾为外国服役的一类人,用原来的军衔退役都不被许可;其三便是前东德人民军的历史被歪曲,过去在人民军中所获得的资格证书等也不被承认。

《国际先驱导报》:长此以往,这将对德国社会有何影响?

霍夫曼:不但是军队的士兵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东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有些人会感到自己被视为二等公民。这一点肯定会对两德统一带来不良影响。

《国际先驱导报》:如果事实如您所说,您要对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的主流社会讲些什么?因为他们当年最关注并且实际加快了两德统一的进程。

霍夫曼:不管是对西方媒体,还是对德国媒体,或者今天在这儿对您讲的话都只能是一种——我觉得我在德国宪法面前不是一个平等的公民,我的尊严受到了损害,不光我有这种感觉,许多前东德公民也有同感。事实上就连美国人也不能理解像我们怎么会受到如此待遇。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主要介绍前东德人民军在最后时刻(前东德政府垮台)的表现和实际状况。那位历史学家在书的题献上写着:“把这本书献给那些让人们尊敬的士兵,因为经过他们的努力,现在德国统一才有可能实现。”

《国际先驱导报》:您的想法在两德统一前后有什么变化?

霍夫曼: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为后来一些前东德人受到了审判,士兵也受到歧视,我不得不考虑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但直到今天我仍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除此再别无选择。但在德国也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前东德军队应该用武力来阻止东德的消失。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前东德的变故并不是从1989年开始的,而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孕育了。

3、两德统一离不开戈尔巴乔夫

《国际先驱导报》:您能否谈一下对昂纳克的印象?

霍夫曼:如果回顾一下东德社会党的历史,可以得出结论,这个党曾经犯了很多错误,昂纳克作为当时的总书记负有很大的责任,但是不应该让昂纳克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当时参与决定的人都应该负一份责任,对做出的各种错误决议我也有责任!当时在新的领导层出现后,人们曾对昂纳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昂纳克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他错过了在适当的时候开始改革的契机,但我仍坚信昂纳克的本意是想为前东德人民做出自己最大努力的!昂纳克自然希望自己成为党和人民爱戴的国家领导人,也希望前东德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只可惜现实和他的理想是不一样的。

《国际先驱导报》:那戈尔巴乔夫呢?

霍夫曼: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话,两德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戈尔巴乔夫用他的外交政策,促进了冷战的结束。若冷战继续存在的话,德国就无法统一。

 

三、戈尔巴乔夫与德国统一(作者:米·米·纳林斯基,摘译:李瑞琴,出自2004年出版的《当代世界》第6期)

 

1989-1990年,德国问题成为苏联外交的中心内容。当这个问题已经不得不提上议事日 程时,无论戈尔巴乔夫及操纵政治的领袖们,还是苏联全体公民,对此都没有任何心理 准备。

1、戈尔巴乔夫毫无思想准备

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出席东德国庆40周年大会后,东德社会政治形势顿时危机四 伏。西德总理科尔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形势,1989年11月28日他在联邦议会上提出了 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成立两国间的谈判组织,创建联邦机构,建立联邦等。十点计划 使苏联领导人深感意外和被动。12月5日,戈尔巴乔夫和西德外交部长会晤时说:不能 理解科尔提出十点计划的意图,这些最后通牒式的要求触犯了德国人民的独立自主和主 权,并且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了东德的作用。对此我们不能不关注。

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任何切实可行的政治措施。12月6日,法国总统密特朗问苏 联有什么具体打算时,戈尔巴乔夫只是笼统地说:最主要的是,继续和平过渡的路线, 让每一个国家自己确定他们的发展方向。我们不允许外部干涉,歪曲人民的意志。德国 问题应该看作是欧共体进程中的问题,并在其中寻找解决方案。这将保障欧洲避免大灾 难和不稳定性。对推进德国统一,美国则表现得非常积极,认为德国问题的解决将很快 结束冷战,并将明显削弱苏联在欧洲的影响,摧毁华沙条约组织。统一后的德国仍然是 北约成员国,仍然是美国在欧洲的盟友。
直到1990年1月26日,戈尔巴乔夫才召集会议商议德国问题,推出了“六驾马车”的方 案,即由四个战胜国(苏美英法)加两德组成专门的谈判机构,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谈判 。实施“六驾马车”方案,维护同伦敦、巴黎的紧密联系,准备从东德撤出苏联的军队 ,基本上得到了科尔的赞同。

这一时期,苏联的立场是:第一,不动用军事力量阻挠德国统一。戈尔巴乔夫的政治 助手曾建议,利用驻扎在德国的军事力量给两德施加政治压力,但未被采纳。第二,不 同意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第三,苏联努力避免同东德关系恶化,并继续同西德接近 以确定伙伴关系。

2、苏联妥协不可避免

1990年2月初,戈尔巴乔夫同美国务卿贝克、西德总理科尔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了谈判 。这次谈判的重大分歧是统一后的德国的军事政治地位问题。戈尔巴乔夫指出:统一后 的德国保留的军事力量应该不具备破坏性。德国领土上不能驻扎外国军事力量,军备构 成以自身民族国防力量为主,不能加入北约。而贝克明确强调,西方不赞同德国中立, 德国应该成为北约的成员国。科尔也声明,统一后的德国不打算采取中立立场,加入北 约具有必要性。围绕这一分歧开始了一系列的谈判与协商,最终以苏联让步而告终。

德国统一问题的谈判虽然采纳了“六驾马车”的方案,但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苏联 希望按照“4 + 2”的公式进行,西德在美国的支持下坚持“2 + 4”的公式。不同的公 式反映了不同的谈判观点。西德一开始就明确称两德统一问题由德国人自己解决,其余 四国不应干涉两国谈判,四国要做的,仅仅是废除妨碍德国统一及恢复主权的协议。苏 联非常明白:德国统一将使华约和北约、欧洲发生重大变化,北约军事政治力量将得到 加强,华约军事政治力量将明显减弱,这样,将很难保持华约和北约的均衡。而西德的 “2 + 4”方案标志着,在减弱巴黎和伦敦影响的情况下,倾向于西德和美国的立场。

随着形势的发展,有这样几个事实使苏联立场逐渐发生了变化。第一,东德的社会政 治危机迅速加深。第二,西德政府积极推进统一步伐,使统一形势越发不可逆转。第三 ,美国对德国迅速统一给予了充分的支持。第四,1989—1990年不顾社会基础开始的政 治改革,使苏联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恶化,极大地限制了对外政策策略的多种可能性,戈 尔巴乔夫处理国际事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1990年2月21日,戈尔巴乔夫答《真理报》记者问,阐述了苏联关于德国问题的立场, 标志着戈尔巴乔夫已转向了“2 + 4”方案。他强调德国统一是德国人自己的事情,笼 统地阐述了反映了苏联国家利益的一些原则,使苏联舆论界安静下来。至此,德国统一 问题的“六驾马车”方案由“4 + 2”变为“2 + 4”。实际上也就是美国和苏联之间进 行的谈判,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一开始就处于被动让步的境地。

为解决苏联最敏感也最棘手的未来德国军事政治地位问题,苏联外交专家详细制定了 各种方案:德国的中立;它参加北约像法国那样,仅限于政治方面,而不是在军事组织 方面;德国同时参加大西洋联盟和华约。而西德政府并不在意苏联的意见,外长根舍于 1990年3月21日再次声明:德国统一后不实行中立并坚持参加北约。谢瓦德纳泽也声明 了莫斯科的立场,但却显得十分无力。事实上苏联对德国统一问题的制约力已明显下降 。

1990年4月10日,戈尔巴乔夫与英国外交大臣霍德会晤时说:苏联不能同意统一后的德 国进入北约,否则贬低了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应该寻求和加速建立新的欧洲安全 组织——从大西洋一直到乌拉尔地区,并和德国统一同步进行。那样谈判才会出现转折 的可能,至此我们将准备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对转折阶段的期待与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打 算,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寻找和解和对继续让步有所准备,使对手感到苏联有妥协的可能 性。从“六驾马车”的“4 + 2”方案到“2 + 4”方案,西方利用了苏联的困难并不断 施压,迫使戈尔巴乔夫步步退让。

3、苏联最后同意德国统一

1990年5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德国统一问题。认为:德国加入北约势在 必行,如果采取激烈对策,这对于全球政治新思维不能不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至少 是一次重创,最主要的是会影响到国内改革。

“六驾马车”第一次正式谈判于1990年5月5日在波恩举行。谢瓦尔德纳泽先是强硬地 声明,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是不可能的,这样实际上是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对比,加强 了对苏联有威胁的军事战略机构。但同时,谢瓦尔德纳泽还请求德国给予苏联200亿马 克的贷款。提出这样的贷款请求还想坚持强硬立场?戈尔巴乔夫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达 到目的。

苏联领导人当时的处境非常尴尬。经济状况不断恶化,需要大量国外贷款,而首先是 期待西德银行的贷款。1990年5月14日,戈尔巴乔夫急切请求西德政府紧急贷款15-20亿 卢布以解决面临的困难,并在7-8年内获得贷款150-200亿卢布。除了财政经济状况不断 恶化外,苏联的政治形势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90年3月,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发表了 独立宣言。5月初拉脱维亚又紧步后尘。此时此刻,戈尔巴乔夫非常需要西方的支持, 而西德和美国则利用了这一情况乘机施压于莫斯科。基于日益复杂与恶化的国内局势和 不得不依赖于西方的贷款,戈尔巴乔夫事实上对德国加入北约已有所准备。

1990年6月1-3日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并同布什会谈,苏联领导人试图证明,苏联不能 接受统一后的德国无条件地大规模地加入北约,建议多种选择方案。戈尔巴乔夫想这样 表述:美国和苏联赞同德国统一,德国自身决定加入哪个联盟。然而美国总统采取了相 当强硬的立场,声明美国赞同德国加入北约,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布什要求这样 表述:美国同时赞同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而如果它做了另外的选择,我们不妨碍并 给予尊重。苏联领导人从对国内外政治形势考虑,同意了这个表述,实际上苏联已经无 力制止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在谢瓦尔德纳泽和根舍进行的一系列谈判过程中,西德 方面越发感到使苏联继续让步具有可能性。根舍说,苏联越来越不可能在原则上反对德 国完全加入北约,余下的仅仅是办手续的某些条件和细节。

在柏林1990年6月22日第二次“六驾马车”会晤中,美国和西德领导人对谢瓦尔德纳泽 强调了苏联内部政治形势的严峻性,并希望莫斯科继续让步。在日益复杂的局势下,苏 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只得放弃原来的立场,同意德国全面加入北约,统一后的德国拥 有完全主权。1990年7月,以西德总理科尔为首的代表团访问苏联,经过协商,西德保 证,在东德领土上不容纳北约的外国军队和核武器、不允许运载装置。统一后的德国军 队数量限制在37万左右。同时西德答应,苏军从东德撤出后给予财政援助。苏联在德国 统一问题上的许多让步,使科尔同苏联签署了睦邻友好、伙伴和合作关系的条约,轻而 易举地获得了多年梦想的结果。苏联领导人对统一后的德国的广泛合作也寄予了非常大 的希望。
关于德国统一问题的最后文本条约(“2 + 4”条约)于1990年9月12日在莫斯科签署。 对此,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德国问题”这个战争的遗产解决了,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由此而诞生了统一的德国。这是按照当代政治思维的规则,用理智的方法,集合了所 有的愿望和可能而解决的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德国问题划上句号。

4、苏联内部对德国统一的不同看法

德国问题虽然结束了,但对德国统一问题的处理,对苏联是否能够在德国统一问题上 获取更多利益,在苏联国内颇有争议。

谢瓦尔德纳泽于7月16日解释苏联立场时说: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继续僵持将出现绝境 ,我们不可能中止德国统一,不仅是力量问题,而是可能出现的灾难。回避参加这个过 程,那对我们将有很多损失。不奠定同德国新关系的基础,还有可能使欧洲的形势尖锐 化起来。

苏联—著名外交家说:显然,我们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而不使用武力。如果所 有这些不是如此匆忙,我们就能够坚持不同意德国加入北约或德国只以政治身份进入北 约这样的立场。

带有类似观点的外交家认为:德国统一是命中注定的,但怎样统一,统一后成为什么 样的德国,我们并没有把握住机会。我们只是从东德撤离了军队,美国和西德则将自己 的观点强加给了其他有关国家。

莫斯科还有许多意见。反对事实上东德被兼并;统一后的德国不能参加北约,或者, 至少不参加它的军事组织;妥善处置苏联在东德的财产和所有权;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解 决德国问题时的不断让步,远不是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的。

在德国统一的整个过程中,在苏联范围内放弃使用武力的影响下,在寻求欧共体合作 发展、寻找平衡利益的过渡中,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的方针,都经不起检验。他们应重 新评价西方伙伴对采取新的“游戏规则”的准备程度。德国统一成为结束冷战最重要的 标志。在这个进程中完全体现了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新思维的宗旨:放弃全方位东西方 的对立;对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不使用军事手段;寻找折衷的决议和平衡的利益。戈尔巴 乔夫最大贡献在于结束了“冷战”,但遗憾的是,新思维对外政策没有考虑到其实现过 程往往是不可控的,没有考虑到或者根本不可能奠定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

 

四、原民主德国领导人自述:民德消亡后遍尝监狱苦楚(作者与出处不明)

 

俄罗斯《议会报》记者阿纳托利·阿尼西莫夫日前对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领导人埃贡·克伦茨进行了专仿。2003年底,克伦茨获释。他现住在波罗的海边一座风景如画的小村庄里。《议会报》刊登了克论茨的自述: 遍尝柏林监狱的苦楚

德国的统一或许为民主德国的经济带来了福祉,但对不少民德政治人物来说,却是政治迫害梦魇的开始。

联邦德国的当政者并不愿意东西德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他们一直试图证明,民主德国的存在从法律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从1949至1990年,民主德国一直被斥为“莫斯科的保护地”和“克里姆林宫在德国的传声筒”。为证明这一荒谬的说法,他们需要将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定罪并关入大狱。从1991年起,被检察院拘捕对我来说成了家常便饭,我的家中也经常被莫名其妙地搜查。警察局将我当做罪犯监视,不给我护照。我非但不能出国,而且活动范围只限于柏林市内,后来才被恩准可以去梅克伦堡。

对我的审讯从1995年一直延续至1997年。1997年8月25日,法院判我6年半监禁,地点是纳粹时期就恶名远播的柏林莫阿比特监狱。幸亏律师的协助,在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出台前,我着实享受了一段难忘的自由时光。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联邦法院在1999年11月9日,也就是柏林墙拆除10周年纪念日当天,批准了对我的判决。2000年1月,我再度被捕,在狱中蹉跎了4年时光。我向德国各级法院提出上诉,却被一一驳回,后来我又告到了欧洲法院,不幸的是,法院站在了德国政府一边。

12年来,柏林的监狱我差不多都蹲遍了。在莫阿比特,我受到了最严苛的“礼遇”:不足9平米的陋室,每天23小时的禁闭,只有1小时的放风时间。德国没有政治犯,我只能跟刑事犯关押在一起,没有书报,没有电视,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狱方专门给我派了个心理医生,这简直是对心理学的滥用。只有他确认我对社会无害后,我才能外出工作。后来,我白天上工,晚上回监狱继续服刑。

1、谁出卖了民主德国?

民主德国不复存在已十余年了,最近有人却突然开始研究谁是它的掘墓人。

我并不认为民主德国的消亡是个人出卖的结果,毕竟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已不复存在。这有其历史及经济根源,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造成的;何况,民德原本就是冷战的产物,冷战一旦结束,它必然失去存在的土壤。当然,民主德国的消亡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民德的许多国民,包括我,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背着我们与联邦德国做交易心怀怨恨。民德终于落入联邦德国手中,这令西方欢喜雀跃。而民德人只是觉得被愚弄,他们意识到,与苏联多年的蜜月关系已走到尽头。

戈尔巴乔夫曾表示,他与联邦德国达成协议,不迫害原东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情报人员。我们会面时,他亲口告诉我科尔答应了他的请求。但后者一直拒绝承认。在审讯我的过程中,我要求戈尔巴乔夫与科尔出庭作证,但遭到拒绝。现在想来,这是错失了用法律手段还历史清白的难得机会。

有报章披露,戈尔巴乔夫曾在一次私人谈话中透露,如果他事先知道德国统一社会党部分领导人要求昂纳克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就不会支持德国统一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戈尔巴乔夫对民德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我和党内其他同志当时都将苏联视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将所有情况向其汇报。昂纳克与戈氏的关系一直剑拔弩张。昂纳克曾当着戈氏的面,指责苏联的政策是错误的。或许,戈氏对此一直怀恨在心。我在1989年跟戈氏举行过4小时的会谈,就民德当时的局势、两德关系等进行了尖锐的交谈。后来,戈氏出版了他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会谈纪要,我们的那次谈话却没有收录进去。他当时明确告诉我,德国统一不在他的日程安排中。我们还提到科尔在耍两面派。显然,作者是刻意将这一重要章节隐去的。

2、亲情与信仰相伴晚年

出狱后,我一直住在波罗的海边的这座小村庄。这里有我难忘的童年记忆。也是在这里,我邂逅了我的妻子,我生命中最爱的人。我们的婚姻非常幸福,她是教德文和算术的老师,却在德国统一后被勒令不得从事教学工作。因为她被指控反对过戈尔巴乔夫,而反戈氏就意味着反改革,这样的人不能从事教育工作。事实上,我夫人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民德期间一直陪伴赖莎,与戈氏夫妇的私交相当不错。将这一罪名扣在她头上,的确匪夷所思。

如今,我们都已经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两个儿子早已长大成人,老大年近不惑,是电脑专家,小儿子在电信公司任职,长孙18岁。虽然我一生历尽坎坷,目前的退休金并不丰厚,但有爱妻相伴白头,有子孙承欢膝下,是我最大的幸福。

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荣耀与磨难之后,我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罗莎·卢森堡说:“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强权。”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漫长的。民德的社会主义模式虽然失败了,但我认定社会主义的理念本身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必然有新的社会形态取而代之。我对此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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