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列宁》 - 到底谁是专制的病人?
 
翻译:羽戈
 

 
生在一个专制国家总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幸。比如说1978年的民主德国,公民科勒尔先生被西方资产阶级的美色所蛊惑,叛逃出生活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则要受难了,来自政府的无休止的调查与审讯,最终使这个温柔的女性勃然大怒,喝令调查人员滚出她的家庭,滚出她的女儿和儿子惊恐的视线。好在这是东德,换成文革时期的中国,估计这一家都得遭受更为惨痛的牢狱之灾。但专制终归是专制,只要身在其中,就没法逃避专制病毒的侵害,区别只在于受害的轻重而已。母亲克里斯蒂娜,女儿艾瑞纳,儿子阿莱克斯,是否被打成黑五类家庭,我们不得而知,可是通过儿子平淡的旁白,我们却晓得,母亲是极其苦闷的,仿佛变了个人儿,丈夫犯了政治错误,她就得用加倍的政治贡献来弥补。于是,她“把自己嫁给了社会主义”,一场绝对的政治婚姻,简直太政治了,这个新丈夫,“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政治的化身。不知是什么激发着母亲,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民主德国的伟大建设,认真而执着,以至被评选为国家级别的劳动模范,受到元首的接见与奖励——这是何等重量的荣耀。

  
但是她过得幸福吗?很难说。阿莱克斯的旁白滑翔得太快,一晃就是十年。1989,一个令社会主义国家惊心动魄的年份。民主浪潮汹涌澎湃,环球同此凉热。东德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青年阿莱克斯也卷入其中,挥舞着愤怒的拳头,与前来拦截的军队对抗。正是在这一幕灾难中,他遇见了后来成为他的女朋友的美丽护士。这是1989年10月7日的夜晚,阿莱克斯与他的同伴们用嘹亮的口号和青春的鲜血书写着历史。最终,他被警察抓走。巧合的是,他的母亲刚好看到逮捕他的一幕,母亲作为东德的先进工作者应邀出席国庆宴会,没料想在赴宴的途中,她目睹了她的丈夫,社会主义,对她的儿子,他们共同的儿子,施加残暴的毒刑,这位不幸的女士当场心脏病复发,昏迷于地,八个月之后才奇迹般地苏醒。

  
八个月,这八个月足以让东德天翻地覆。柏林墙倒塌了,党的总书记下台了,德国足球勃起了,艾瑞纳和阿莱克斯都找到新的爱人——连昔日的政治明星,阿莱克斯的偶像,第一个登上太空的宇航员西格蒙德·吉恩,改行做了出租车司机,也可能发生于这八个月之间。而母亲对此一无所知,她的沉睡错过了历史列车的转型班点。当她苏醒之时,自由民主的车次已经在这块土地行驶了很远的路程。因此,难题出现了,医生叮嘱说,母亲的神经极其脆弱,受不了大的刺激,那么,孝顺的儿子阿莱克斯就在思索,一直是社会主义标兵的母亲,能否一下子适应眼前的与往昔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自由与民主潮流,以及相应的开放乃至缭乱的生活方式?要知道,在母亲残存的思维里,那可是来自与东德势不两立的西德,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标签着写着令共产主义战士触目惊心的“和平演变”。

  
阿莱克斯说服了姐姐艾瑞纳,决定向母亲隐瞒今日的真相,再为她制造一个八个月之前的社会主义德国。这可费了他不少力气,幸好他有一个做着导演梦的好朋友,幸好他还能遇上一大帮同情母亲的好心人。阿莱克斯按照原来的单调样式,重新装修了母亲的卧室;从垃圾堆与旧货市场上,为母亲寻找东德崩溃前的食品;亲自录制新闻节目,伪造国家依然在社会主义的光辉大道上胜利进军的盛况;在母亲生日那天,找来她的老朋友和老领导,说着革命的祝福辞令,尽管那位校长的致辞极不自然,花钱买通几个孩子装扮成少先队员,高唱政治歌曲庆祝寿诞,那些孩子紧绷着小脸,严肃得可爱。阿莱克斯还得及时地填补漏洞,为此他焦头烂额,疲惫不堪。但是当他的姐姐和女友主张向母亲说明历史真相的时候,他又竭力表示反对。在他的一意孤行之下,他们生存的语境截然分裂成两个世界,真实的,谎言的,遗憾的是,为母亲营造的谎言的世界是如此善意而温情,以至人们没有理由痛恨它的存在。
  

——我在复述电影《再见,列宁》的剧情。说到这里,我忽然有些迷惘。我们究竟该怎样评价阿莱克斯的做法?这总让我想起近代中国流传的关于启蒙的黑屋子的悖论:启蒙者拆下肋骨当火把,企图照亮黑暗中蹒跚行走的人们;可又无法祛除类似的忧虑,民众看惯了黑夜的眼睛,能否快速地适应光明的火花?会不会导致“见光死”,令历史一再后退?启蒙者是犹疑的,如何决断,正关系着他们未来的命运。处于同一悖谬中的阿莱克斯,毅然选择了后者,不是将母亲带进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而是让她滞留于社会主义的单调乏味。这是真正的“见光死”,阿莱克斯将母亲的生活限定在一间小屋子里,一张大床上,一家人去别墅度假,他都要以做游戏为幌子,用黑布蒙上母亲的眼睛,惟恐她在旅行的路途上看到外界的变化,惟恐她的社会主义的心脏承担不了资本主义的压力,从而惊惧至死。

  
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变形的专制,只是以爱的名义,以自由的名义。之于病人母亲,阿莱克斯又何尝不是一个独断的专制者,只是他对亲情的虔诚付出消弭了他的残酷。但是如我开头写下的结论,专制终归是专制,无论以哪种高尚的名义。在人性构筑的道义根基上,专制者都将受到良知的谴责。阿莱克斯无疑是悲哀的,他的悲哀——同时也是他的错误——在于他误解了母亲,也低估了母亲的承受能力。在别墅的草地上,母亲向他和艾瑞纳讲述当年父亲叛逃的真情——不是迷失于资产阶级情人的诱惑,而是无法忍受专制德国的无聊统治。她是多么期盼与丈夫一起逃离这块罪恶的土地,可是为了两个幼小的孩子,她必须留守,她对这个国家的恨,远远超出对它的爱。这段话彻底颠覆了阿莱克斯对母亲的看法,他无法再听下去,只好跑到小树林中埋头哭泣。而在此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母亲病危,再次送到医院,阿莱克斯受命去找回父亲,他的护士女友却在那一时刻向母亲托出全盘真相,母亲如同聆听儿时的童话一样,聆听着她在1989年动乱的街头昏迷之后的八个月的历史叙事,她的表情之宁静,即便阿莱克斯回到病房,一如既往地重复着谎言,也未见丝毫动容。直到数日后病逝,她都没有打破儿子对他的欺骗。同样,阿莱克斯仍然以为母亲不晓得真相,他和朋友导演了最后一幕新闻,国家领导人交接,原来的党的总书记辞职,新上任的家伙,就是宇航员西格蒙德·吉恩,曾经的政治明星,如今的出租车司机。母亲看着人工合成的新闻,看着儿子特意制造的谎言,目光涣然。三日过后,因为她的死,这个谎言的世界终于不再需要维系。死亡,难道惟有死亡,才能终结这场谎言与真实,启蒙与被启蒙的对抗?

  
在阿莱克斯看来,母亲无疑是专制的病人,而且病得很重。治疗专制的药品,如自由与民主,用在母亲这等病情严重的患者的身上,恐怕已经不是药,而是毒。在感情上,阿莱克斯与母亲离得很近,而在精神上,他们却渐行渐远。阿莱克斯将自己定义为医生,母亲则是疾病——这已然背离了赫尔岑的警告,“我们不是医生,是疾病”。但这几乎是启蒙者的通病。感染上这种病毒的启蒙者,则是另一种专制者,他们将观念转化为权力——毋宁说,观念(知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在观念的王国里施行暴政:自由观念的暴政,民主观念的暴政……这些词组貌似荒谬不经,但又确确实实映照出了这个世界的矛盾——阿莱克斯的做法,正是对此最绝妙的诠释。他在反抗专制的同时,本身也沦为一个可恶的专制者。母亲是专制的病人,然而他自己又能否免疫于这一病毒?他以为他的药方可以治愈母亲的疾病,可是谁又来为他对症下药?因此,母亲至死不愿意道破他的骗局,可以理解为一种出自母爱的善意,而我更愿意理解为一种对阿莱克斯致命的自负的嘲弄。这种嘲弄消解了启蒙的高贵意义——母亲的心灵足够坚韧,足以接受自由与民主等新生观念的洗礼,启蒙者阿莱克斯的忧虑纯属多余;同时也构成了对专制的反讽:母亲打碎了阿莱克斯为她刻意制作的迷梦,只是年轻的专制者犹在梦中。
  
  

2005年10月28日于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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