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871-1875年法德关系的解析
 
作者:ellixaken
 

 
普法战争结束后,欧洲的力量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法国自黎塞留以来200年的大陆优势地位一去不返;一个强大的中欧帝国-德国通过三次王朝战争诞生,一改中欧往日羸弱的形势,更令周围的大国恐惧与疑虑。本文试图从法德两国内部因素、两国之间的互动到两国关系与整体的欧洲大国关系之间的互动这三个层次来解析1871-1875年法德关系。

主题词:普法战争 法兰克福条约 文化斗争 君主复辟运动 战争在望危机

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为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的欧洲动荡迷局降下了大幕。对于此场战争的意义,英国政治家迪斯累里在1871年2月9日做了精确的诠释:“此一战事乃一场德意志革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上一世纪之法国大革命。往昔之外交传统一一被打破,新天下产生于焉,均势已遭全毁。”①1871年欧洲的面貌已经远非梅特涅时代的政治家所能认知。自1815年以来,欧洲的均势依赖于这样几个安排:法国和俄国这两个陆上强国居于大陆的两翼;中欧的德意志邦联具有集体防御的性质,理论上不可能联合起来向外扩张,又能消弭内部纷争,还能联合抵制外来威胁;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关系由德意志邦联来联系和规定;英国作为均势的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基本上处于“守夜人”的角色。欧洲均势也全赖各国的共识-正统保守主义加以支持。然而这种安排在随后的岁月里并没能长治久安,固有的内在缺陷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东方问题的冲击下暴露出来,成为致命伤。法国的波旁复辟王朝1830年被推翻,奥尔良家族和波拿巴家族先后统治法国,特别是拿破仑三世执行打破现状的政策。德意志邦联中普鲁士对奥地利的领导不以为然并时常感到委屈;在民族主义大潮下,德意志邦联显然也不符合德意志统一运动的愿望,普鲁士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展开自上而下的统一运动。俄国和英国、法国更是为了东方问题直接兵戎相见。这一系列问题的结果是,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又接连爆发了一系列局部战争:1859年法、撒丁对奥战争、1864年普、奥对丹麦战争、1866年普、意对奥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战争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

 

俾斯麦在普法战争中成功地使战争局部化,其他大国英、奥、俄都没有介入。他手中的钥匙是普俄传统友好关系。英国格拉斯顿政府关注国内政治问题、执行远离大陆政治的孤立政策。奥匈对1866年的失败耿耿于怀,但是在法国取得战场优势之前,它不会向普鲁士举起复仇之剑,此举绝非高明,也不失为稳重之策,因为奥匈不能再经历失败,否则有解体之危。欧陆上没有任何的同盟,建立在共同镇压波兰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普俄友谊就显得非常重要。俄国在战争中不但对普鲁士善意中立,而且警告奥匈不得动员,使得奥匈更不敢轻易加入战局。对于俄国来说,在战争中也决非一无所得。俄国乘机宣布废除1856年《巴黎条约》中黑海中立化的条款,并得到德国的支持。俾斯麦讲到:“这(黑海问题)是巴黎条约最笨拙的一些规定,因为不可能长期禁止一个拥有成亿人口的民族对自己的海岸行使理所当然的主权。”②

①亨利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 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P125
NORMAN RICH,GREAT POWER DIPLOMACY 1814-1914,NY,1992,P218
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 P13,14
②奥托 冯 俾斯麦,《思考与回忆》(山西大学外语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VOL. II,P80

 

俄国的做法最终在1871年3月的《伦敦公约》中得到1856年条约签字各国的承认。然而,这也为今后两国关系投下阴影。俄国总是认为德国应该为俄国在普法战争的善意中立给予回报,而德国则认为它在黑海问题上给俄国的支持已经是报答。俾斯麦对此直言不讳:“对我们来说,这(黑海问题)是培植我们同俄国关系的一个把柄。”①

 

1871年1月18日,一个强大的中欧帝国-德意志帝国诞生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废墟上。此时战争的结果已经没有悬念,自色当和梅斯兵败以来,1870年9月4日革命后诞生的法国国防政府在梯也尔周游欧洲各大国寻求支持未果的情况下只能做绝望的斗争,失败似乎不可避免。如果国防政府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继续战争,时间越久,对德国是不利的。考虑到国内社会动荡,特别是惧怕马克思主义进步力量的壮大,1871年2月仓促选举出的法国国民议会很快与德国在凡尔赛达成预备和约。俾斯麦在和约内容上也做出让步,因为他强烈担心战争持续下去将遭遇其他大国的干涉;另外他也要在战争中将重大决策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开战以来一直企图将他排斥在决策层之外的总参谋部那些“半人半神”(俾斯麦对参谋部高级军官的讽刺之语)手里。1871年5月10日,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法兰西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签署了正式和约,结束了普法战争。作为战败一方,法国不得不接受德国提出的苛刻条件: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上洛林给德国;法国在三年内(1874年3月2日以前)分期支付50亿法郎(价值2亿英镑,当时约合中国白银7.2亿两)战争赔款给德国,德国占领军将根据法国的赔款履约情况分批撤出法国,直到战争赔款完全赔付后完全撤出。

 

俾斯麦完全有理由开出与1866年普奥《布拉格条约》宽大精神完全不同的和平邀约,而无视邀约本身的苛刻性。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认为“必须取得对法战争的胜利,如果不能完全赢得胜利,那么完全统一没有预先的保障,而预计还会发生新的战争。”②在他看来,完全的胜利等于在不招致其他大国反对与干涉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德国自身的胃口和削弱法国复仇的能力。早在战争初期,普鲁士国内就掀起“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民族主义狂潮,要求法国割让上述土地,其理由是这两个地区曾经是昔日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注⑴俾斯麦则认为满足民族主义者的愿望可以遏制南德地区分离势力。注⑵普鲁士军方从军事角度也极力赞成,因为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传统上法国军队都是从这里出发进入莱茵河地区。这两个地区划入德国境内,使得德国获得孚日山脉这一天然屏障。反过来讲,德国也可以从这两个地区出发迅速打击法国,正如历史上法国的做法。史无前例的巨额战争赔款的目的在于延缓法国复兴的进度。如果可能,赔款本身也能引起法国国内局势的动荡,激化社会矛盾,导致法国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而一旦法国无力完成战争赔款,德国占领军就可以依据条约规定赖在法国不走。俾斯麦的现实主义作风体现的淋漓尽致。在他看来,即使在不割让领土的条件下结束战争也不会让法国的仇恨程度减少些。和约签字后三个月,俾斯麦对法国大使说:“我完全确信,这次战争不过是德法之间将要发生的许多次战争中的第一次,在它后面还要爆发一系列其他的战争。”③其实俾斯麦所谓的“完全胜利”更不能保证防止新的战争。

 

内忧外患的法国接受接受《法兰克福条约》完全是被迫吞下一杯苦酒。早在1866年,梯也尔在一次演讲中将黎塞留以来的法国中欧政策乃至大陆政策阐述的十分清楚:“先以德国诸邦为名继之以其本身独立为名,最后以欧洲之平衡为名,此符合全体利益,全体国际社会之利益。”④

①奥托 冯 俾斯麦,《思考与回忆》(山西大学外语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VOL. II,P80
②奥托 冯 俾斯麦,《思考与回忆》(山西大学外语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VOL. II,P84
③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2版,上),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P110
④亨利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 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P10

法国大陆政策的基石是中欧政策,法国的大陆优势源于中欧的分裂以及德意志的内部纷争。在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出现后,法国的反应不光是恐惧,而且肯定心怀愤恨。法国的大陆优势不再,反而要担心一个人力物力远远凌驾于己的近邻的安全威胁。对法国来说,最紧迫的任务是结束战争并尽快重建,接受条约并去履行是结束占领状态的唯一选择。至于未来,法国领导人的看法与俾斯麦并无二致,甘必大说道:“法国处于德国的怜悯之下。法德处于潜在战争状态。”①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归属问题还有民族情感的因素。法国早已经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又有辉煌的历史,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十分强烈。故土的割让,断难让法国人忘怀。《法兰克福条约》虽然是正式国家间条约,但是法国政府从来没有也不敢申明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永久放弃。奥匈可以忘记1866年被逐出德意志,但是法国不会忘记阿尔萨斯和洛林,这是封建王朝和民族国家的泾渭之别。法国诗人埃德加•奎耐特评论说“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割让意味着和平面具的背后是没有终点的战争。”②

 

再看签署条约的双方,都不是战争发生时的当事人。普鲁士领导德意志完成统一成立德意志帝国,而法兰西第二帝国已经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这都是战争的直接结果。德意志帝国是战争的产物,它的建立完成了统一运动的历史使命,但是如何建设它却是一个新问题。帝国的宪法不是由制宪大会制定,而是由俾斯麦制定,其母体是1866年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加上作为增补部分的与南德四邦订立的条约。它适应的是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和帝国宰相俾斯麦共同决策的政治需要。帝国实际上是普鲁士邦的扩大,把所有的德意志邦国包括了进去。普鲁士的军事机器和官僚机构的职权范围扩大到帝国全境,普鲁士陆军部和总参谋部是帝国武装力量的中枢,普鲁士外交部负责处理帝国对外关系。帝国国会实际上是宪法的门面,对外交政策和军事问题毫无发言权,最大权力仅是拒绝通过预算。在这一系列现象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宪法的不完善。一些基本宪法问题比如中央集权制还是联邦制,内阁责任制还是议会责任制,政党问题都没有明晰,结果是帝国的政治结构必然建立在人制的基础上而不是法制的基础上。只要能和君主合作,只要能制止宫廷和总参谋部的阴谋活动并最终能控制议会机器,俾斯麦就是德国全部权力的化身。俾斯麦作为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外交大臣不得不在建国初期就要同各种形形色色异己力量做斗争,以巩固帝国的统一,维护帝国在欧洲的地位。这位杰出的政治家一直是通盘考虑国家的内政外交问题,他坦言:“德国是一个饱和的国家,未来的任务是巩固三次战争的胜利果实。统一不应该仅仅是政治安排。”③任何潜在的战争威胁都不利于德国统一的巩固。

 

普法战争的失败造成法国长期淤积的国内矛盾的总爆发。各种政治势力都希望能领导法国走出战争困境,但是哪一派都没有能力在大半国土沦陷的情况下实现哪怕是体面的和平。这些政治势力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阵线:君主派、共和派和革命派。其中君主派内部又包括支持波旁家族的正统派,支持“七月王朝”路易菲力普家族的奥尔良派以及支持波拿巴家族的波拿巴派;共和派内部也有以甘必大为首的激进共和派和以梯也尔为首的保守共和派;革命派则是由社会主义力量和其他形形色色社会改良主义力量构成。他们各有政治主张,但是在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君主派和共和派暂时结成同盟,一致对付革命派。1871年3月,波尔多国民会议达成“波尔多协定”(the Pact of Bordeanx),确立了梯也尔提出的先重建国家,政体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方针。在国内另外一个权力中心-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这实际上宣告“9.4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制成为既成事实。梯也尔作为法兰西共和国元首,他立志建立一个“有秩序的保守共和国”,这是符合1871年法国政治现实的。在完成重建国家并恢复国防以前,法国不会刺激并挑战德国。

①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15
②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15
③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16

 

由此可以看到《法兰克福条约》造成两个事实:一是普法战争后法德关系的严重对立;二是这种对立并不会立刻升级为实际的热战。这两个事实又与欧洲整体力量格局产生互动。英国、俄罗斯、奥匈没有采取实际措施干涉普法战争和《法兰克福条约》,这是梅特涅体系崩溃以来各国按照自身利益行事、缺乏协调的自然结果。这并不表示它们对欧洲力量格局的巨变无动于衷,相反,大国关系变得极为敏感。俾斯麦曾经做了比喻:“欧洲大国象挤乘在同一架马车里的陌生旅客,面面相觑又满怀狐疑地互相戒备着,如有人将手摸向口袋里的手枪,其邻座则已做好了先扣动扳机的准备。”①这种敏感因为作为大国权力碰撞缓冲区的南德四邦的消失而加剧,更来自于技术进步的强大压力。普鲁士在战争中充分利用铁路网和动员制的巨大威力,在法国尚未完成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就将对手击倒,任何国家都相信在未来的大国冲突中不抢得先机就意味着失败。德国的惊人成功和崛起使得其他大国不得不以警惕的眼光关注它的一举一动,决不会容忍法国被德国进一步削弱,否则一个问题十分合乎情理:下一个会是谁?但是法德对立并非是大国关系中的唯一不和谐音符,英国与俄国、奥匈与俄国在近东巴尔干的对立也十分明显。五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然于这两大矛盾之外,无论法德对立或是近东问题都不可能再仅仅是双边的问题,而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欧洲安全整体问题。对于英国来说,现在需要一只眼睛注视东方(从近东、中亚直到远东)、一只眼睛注视西方(欧洲)。东方关系到英帝国的安全,西方关系到英国本土的安全。英国在欧洲奉行均势政策,而在欧洲以外采取帝国霸权政策。自乔治•坎宁以来逐渐成为英国政治家共识的独立于欧洲大陆之外的所谓“光辉孤立”政策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在需要的时候英国自信可以以它的威望与实力寻找到称心的大陆盟友。“需要”首先是英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其次才是均势的需要,尽管在英国人看来,其国家利益与均势几乎是天然等式。注⑶ 对于奥匈帝国来说,普法战争的结局意味着奥地利向普鲁士复仇、重新君临德意志的企图彻底失去可能。面对在近东问题上与俄国的对立以及德俄友谊,奥匈外交方向的调整势在必行,否则它很可能在孤立状态下成为德国或者俄国的打击目标。俄国借普法战争之机成功恢复了黑海主权,但是付出的代价更高昂。德国统一完成后,俄国借仲裁德意志内部纷争之名操纵中欧局势的地位完全丧失。德国的强大实力也给俄国安全带来潜在威胁。如果德国积极投身欧洲事务,也将压缩俄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活动空间。总而言之,过去是普鲁士依赖普俄友谊,现在则是俄国不情愿地要与德国平起平坐并且日益处于不利的地位。俄国需要法国来牵制强大的德国,甚至可以与奥匈利益妥协。而法德对立的双方更是将自身对外政策牢牢和欧洲形势绑在一起。

 

中欧历来是四战之地,德国同时与法、奥、俄三国陆地接壤,战略困境一目了然。在1748-1763七年战争中,考尼茨同盟曾经促使法、奥、俄三国联合共同对付普鲁士。尽管菲特烈大王是那个时代最具雄才伟略的君主,普鲁士仍不免濒于亡国。俾斯麦曾经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到:“这类结盟的恶果对一位德国大臣而言始终是情理中事。反对我们的同盟可以是西方大国加上奥国;抑或更可怕的是俄、奥、法联合的基础上结成。”②法德对立因为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似为死结,那么一旦德国卷入与第三国的冲突,法国必然与之结盟以制德。因此俾斯麦对外政策的核心必然是孤立法国,防止欧洲其他大国与法国结盟。这个政策成功的关键在于德国必须在确保自身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不卷入除法国外的大国对立,特别是要避免在对立关系中作出支持或反对的选择,否则只能顾此失彼,总要将至少一国投入法国的怀抱。消弭大陆争端与传统“欧洲协调”合乎此时德国的根本利益,俾斯麦变成欧洲和平的拥护者出发点正在这一点上。

①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P2
②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P3

法国在战争后总结教训不免要考虑到第二帝国在战前外交行动上的重大失败。除德国外的每个大国都是未来法国争取的对象。以梯也尔为首的保守共和派看重与俄国的联合;以甘必大为首的激进共和派主张联合英国,与奥匈的联合也在考虑中。然而每个方案都有其巨大弱点。共和制法国与专制俄国有意识形态的鸿沟,况且德俄关系友好。基于地缘因素考虑的法俄“天然联合”取决于德俄关系的走向,只要德俄关系正常,法国不会有机会。与英国的联合也有重大障碍。首先,英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会承担明确的政治承诺,更不会与大陆国家结盟。“柏拉图式”的关系远远低于法国的期望值。其次,在大陆国家采取普遍兵役制的情况下,英国小型职业陆军的军事价值受到大陆国家的普遍质疑。对法国来说,此时它对德国有绝对的海军优势,它需要的是强有力的陆上支援。最后,法国工商业要求政府采取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以保护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这与有强大工商业背景的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相抵触,英法围绕修改两国商约的谈判长期处于拔河状态。与奥匈的联合更是一厢情愿。奥匈在普法战争中就已经开始转向柏林,法国已不在奥匈的选择方案之内。当时的英俄对立也将法国拖入德国同样面临的难题-避免作出选择。与俄国的联合必然疏远英国,与英国的联合必然被俄国所敌视。A J P 泰勒总结道:“法国外交比之1870年以前更受限制。”①它唯一的优势是其他大国对它不幸遭遇的同情,仅此而已。在此国际环境下,梯也尔只能更加关注改善与德国的关系而不是积极建立同盟去反对它。他的短期最高目标是通过履约解放所有被占领土。

 

50亿法郎(价值2亿英镑,当时约合中国白银7.2亿两赔款)注⑷在当时近乎天文数字,对一个刚刚经历战乱的国家来说履约的困难可想而知。部分极右派和极左派议员主张通过没收资本的手段来筹集资金。此举无异于杀鸡取卵,也会激化国内矛盾。梯也尔主张采取常规的手段。1871年6月19日,梯也尔在与英国驻法大使莱昂斯勋爵谈话中提到他仔细查看了国家帐目,结果比他预期好很多。他表示尽管法国有沉重的财政负担,法国很快就会恢复到良好的情况,税收主要来自于对已有的间接税的放大,而不是开征新税。②部分议员主张实行所得税,遭到梯也尔的坚决反对,理由是新税会更惹人恼火,而且申报制度漏洞太多。从根本看,实行所得税制意味着高收入阶层要负担更多的税收,而间接税则由全体消费者负担,梯也尔维护的是大资产者的利益。最终政府决定对烟草、咖啡、葡萄酒和酒精增收20-50%附加税。同时政府提高部分原材料进口的海关关税,一方面保护了国内工商业,一方面也增加了政府收入。总的看来,税收制度的调整在没有引起国内经济混乱的情况下迅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实力。梯也尔政府筹措赔款资金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发行公债。在1871年6月和1872年7月,法国政府分别发行20亿和30亿法郎“爱国公债”,都获得巨大成功,认购额都大大超过发行额。这样到了1873年3月,法国提前一年赔款偿付完毕。9月,德国占领军全部撤出法国。注⑸法国提前完成赔款显示了国力殷实,没有战前良好的财政基础和战后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很难不认为赔款会进一步削弱法国的实力。梯也尔本来就得到大地产者和大工商业阶层的支持,因为国土的逐步解放又得到了全体国民的拥护,被誉为“领土解放者”。年轻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波尔多协定”后站稳了脚跟,完成履约、结束德国的占领意味着国家主权的恢复,法国以独立的姿态重新返回欧洲。

 

与此同时,德国基本是以平静、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法国的诚实履约。注⑹ 在政治上,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问题随着德国统一迸发出来。首先是波兰问题。一直以来,波兰的民族主义者立志恢复波兰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却屡次遭到携手瓜分波兰的俄奥普“北方三朝廷(the three Northen Courts)”的联合绞杀。相对而言,俄普两国一直坚持使用高压手段,在波兰问题上的协调一致是俄普宫廷传统友谊的重要基础。

①A J P 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222
②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I~F EUROPE,VOL.IX FRANCE,1847-1878 P216-217

 

奥匈则采取“怀柔政策”,奥属加里西亚地区波兰人的处境好一些。德国按照民族原则统一以后,俾斯麦有理由对德国领土上的波兰人的政治活动更加警惕。其次是教会问题。历史上德意志深受宗教斗争之苦: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皇权与教权的长期斗争使双方都走向衰落;宗教改革运动中,各诸侯借新旧教派之争将德意志拖入三十年战争,在外部势力干涉下使德意志的分裂制度化。普鲁士是新教国家,但是在整个德意志地区,新教与天主教却是旗鼓相当。奥地利被排除出德意志以后,天主教力量成为少数。这个少数群体力量集中在有大量波兰人居住的西里西亚、资本主义化的莱茵区和最后加入德国的南德巴伐利亚,在政治上不能被忽视。19世纪以来,德意志天主教在维护其核心教义的基础上围绕三个问题提出自身的政治主张:1)反对中央集权;2)教会自治;3)宗教教育自由。这三点都与以世俗君权为核心的德意志帝国针锋相对。最后是议会政党问题。按照帝国宪法,帝国宰相仅由皇帝任免,而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只有否定预算这一实质权力。在这种“宪政”结构下,特别是在俾斯麦主政时代,政党作为帝国议会选举的机器,其能量十分有限。俾斯麦后来评价说:“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统治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国家;没有一个政党有足够的力量,能进行调停。”①1870年12月13日,原普鲁士的天主教团体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即中央党。一个月后,它又购进《日尔曼尼亚报》作为其政治喉舌。在1871年3月帝国议会选举中,中央党出乎俾斯麦的预料获得仅次于民族自由党的席位,成为国会内最大的反对党,一个有天主教背景的反对党。波兰问题、宗教问题、政党问题各有诉求,又相互联系,依俾斯麦主动出击的风格,他不可能容忍这些问题坐大。

 

1871年3月,帝国议会刚刚开幕,一位波兰天主教议员就要求帝国政府支持教皇庇护九世。这位教皇已经失去其教皇国领土,梵蒂冈是他唯一的住裼之地。俾斯麦非常恼火,他不能容忍任何国内政治派别对外交政策指手画脚、某个政党与国外保有联系,特别是天主教会在德属波兰地区的文化教育活动日益去除德国色彩,波兰民族意识迅速发展。4月1日,俾斯麦在国会严厉抨击少数党及其天主教盟友。俾斯麦的行动受到国内的支持,这种支持来自于大众对1870年7月18日发布的教皇无谬误说的普遍反感。7月初,俾斯麦关闭了普鲁士文化部天主教特别科。8月,他在加斯泰因与奥匈外交大臣博伊斯特的会面中就天主教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俾斯麦与博伊斯特的会面主要还是外交上的诉求。奥匈早在法国色当兵败之时就开始转而寻求与德国和解。1871年6月,奥匈政府派特使加布仑茨将军前往柏林为两国修好铺路。俾斯麦的回应十分善意,他指出德国对奥匈的领土没有要求并且两国在对付巴黎公社式的革命问题上有相互理解的必要。对奥匈而言,俾斯麦的领土安全保证是关键。两国关系于是迅速升温。8月和9月,两国君主携外交大臣连续在伊舍尔、加斯泰因和萨尔斯堡会晤。博伊斯特作为昔日反德政策的代表人物虽然已经变为德奥友好的支持者,仍免不了作为失败的反德政策的牺牲品。来自匈牙利的安德拉西伯爵也参与了两国君主的会晤,他很快将取代博伊斯特成为新的奥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主张用德奥友谊拆散德俄友谊并把德国拉到奥匈反俄的政策轨道上。在加斯泰因,他向俾斯麦的游说没有任何结果。俾斯麦认为德奥关系的改善可以使德国在德俄博奕中位置有利,但不是疏远俄国。作为会议的成果,双方商定奥匈皇帝佛兰茨 约瑟夫于1872年9月访问柏林。

 

1871年底,俾斯麦在反对教权的问题上开始采取强硬政策。1872年初,法尔克被任命为德国文化大臣。他是坚定的自由理性主义者,对宗教事务有着强烈的反感。俾斯麦对法尔克的任命不仅仅出于对教会斗争的考虑,此举还加强了他与国会多数党-民族自由党的联系。统一以来,德国经济体制建立在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基础上,民族自由党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与民族自由党的合作有助于政府军事预算和军事政策在国会的顺利通过。

①科佩尔 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范德一、林瑞斌、何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上册,P219

 

1872年2月,法尔克提出的国家监督学校的法令获得通过。这被认为是“文化斗争”(Kulturkampf)的开始。注⑺俾斯麦同时也向教皇伸出橄榄枝,表示只要教皇敦促中央党不再积极同情波兰人及其他敌视帝国的集团,那么德国可以与教皇合作。庇护九世在丧失世俗权力后不愿进一步在宗教权力上让步,4月他明确拒绝了柏林的建议。在新教的普鲁士,人民欢迎“向神父开战”,俾斯麦认为这是这是利用民族主义巩固统一的机会。1872年5月14日,他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讲演讲:“放心吧!我们不会是不会去卡诺莎的,肉体不去,灵魂也不去!”①注⑻此时,国外则普遍认为俾斯麦的策略犯了错误,制造了裂痕而不是促进了统一。德国现在不仅仅是普鲁士,而是包含信仰天主教的广大德意志地区。英国驻德大使奥多 罗素在私人信件中写到:“俾斯麦完全误解和低估了教会势力。”②俾斯麦并不这么认为,1873年的《五月法令》注⑼将文化斗争推向新的高度。对俾斯麦来说,文化斗争的开始主要是由它涉及波兰问题这一方面所规定的,因而一开始就具有外交意义。在德国,斗争越激烈,俾斯麦的外交就越显得重要,特别是德国与“北方三朝廷”其他两国的关系。

 

1872年9月,按照1871年8、9月间德奥皇帝会晤达成的协议,奥匈皇帝佛兰茨 约瑟夫访问柏林。俄国沙皇对德奥亲密感到不安,惟恐德奥会在柏林达成秘密协议,于是不请自来,加入到德奥皇帝的柏林会晤。1873年9月5日-12日,德奥俄三皇会于柏林。原本是显示德奥亲善的会晤现在变成标志大陆三帝国团结的聚会。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这是三帝国皇帝的首次聚会。而英国在9月18日派遣海峡舰队出乎法国人意料地访问勒法国的勒阿佛尔港,英法两国曾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盟友。难怪有报纸评论为“新的神圣同盟正在意识形态上把欧洲大陆划分为东方和西方。”三国举行了两两双边会谈,没有举行全体会议,也没达成任何协议。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的评价“不忙做笔记,不作正式记录,一言以蔽之:没有给外交档案留下任何材料,但道义成果是巨大的”③还是很中肯的。俾斯麦对三帝聚会放在柏林十分满意,这传递给法国一个信号:法国在大陆上是孤立的。但是安德拉西和哥尔查科夫的会晤更有实质内容。双方通过磋商阐明了各自在巴尔干问题上的立场,并达成在巴尔干维持现状的共识。在德国在三国中实力增长最快的情况下,俄奥两国的举措不能不说是对这一情况的现实对策。哥尔查科夫走的更远。在柏林期间,哥尔查科夫向法国驻德大使保证三皇会议没有达成任何正式协议。他表示:俄奥认为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但是法国必须有耐心和智慧。此番话一是向法国传递俄奥不会容忍德国继续打击法国;二也警告法国不要主动向德国寻衅。这基本上是除法德之外的其他欧洲大国对于普法战争后法德关系的态度,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

 

1873年5月,德皇威廉一世携俾斯麦和参谋总长毛奇回访圣彼得堡。在访问期间,毛奇和俄国元帅博格达成一个军事协定。5月6日,双方君主批准了这一协定。6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维也纳,将此协定告诉奥方,希望奥匈也加入进来。安德拉西借口奥匈在二元君主体制下批准困难而加以拒绝。安德拉西转而与哥尔查科夫达成一个内容相对宽泛的新协定-兴勃隆协定。与传统看法不同的是,兴勃隆协定包含了俄奥两国针对“第三国”侵略与威胁欧洲和平时不缔结新的军事同盟,并通过谅解协调行动的条款。显然当时最有资格作这个第三国的是德国。1873年10月,威廉皇帝访问维也纳,也加入兴勃隆协定。由俄奥发起,德国加入形成三皇联盟(Dreikaisersbund,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 俾斯麦不愿意看到俄奥两国发生冲突从而使德国面临选择;同样他也不愿意看到俄奥两国走的太近,这样两国可能会共同对付德国。因此他的选择是加入兴勃隆协定,正如前一年沙皇加入德奥皇帝柏林会晤。俾斯麦另一层考虑则和法国内部局势的变化有关。

①艾伦 帕麦尔,《俾斯麦传》(高年生 张年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200
②艾伦 帕麦尔,《俾斯麦传》(高年生 张年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200
③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38

 

1873年3月,随着对德赔款的付清和被占领土的解放,“波尔多协定”遗留下的政体悬而未决的问题也随之爆发出来。梯也尔的中间路线-温和保守共和国路线得不到议会多数派君主派的支持,梯也尔迅速从权力巅峰跌落下来。5月,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对梯也尔政府的不信任案,并将支持复辟的前军人麦克马洪推选为新总统,力图实施复辟计划。俾斯麦认为共和制的法国也许永远找不到朋友,如今法国发生的事情使他深感忧虑,考尼茨同盟的噩梦现在有可能变为现实。在俾斯麦看来,圣彼得堡协定和三皇联盟的出现可以作为对法国可能发生的复辟作的政治上准备。

 

1873年8月,奥尔良家族的“王位窥探者”巴黎伯爵和正统波旁家族王位继承人尚博尔伯爵在奥地利达成协议:年事已高且无嗣的尚博尔伯爵为君主制第一继承人,巴黎伯爵为第二继承人。从而实现了两大君主派的和解与联合。法国的君主复辟已经箭在弦上。就在君主派紧密实施复辟计划时,10月30日,尚博尔伯爵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声称只有将大革命以来一直沿用的三色旗取消、重新以波旁家族的白旗作为国旗,他才会履行君主义务。本来联合起来的君主派又陷入争论之中,和解破裂。君主复辟计划随之破产。表面看,复辟失败就是因为“那么一块破布”(教皇庇护九世语),实际上则是因为法国自大革命以来特别是第二帝国覆灭后君主制的号召力已经大大减弱,君主派的暂时强大仅仅是回光返照。两大君主派分别代表了大地产者和大工商业者的利益,经济上的冲突分野导致政治上不可能整合。1873年11月,议会通过将麦克马洪的总统任期延长至7年的议案,用意则是期待老朽顽固的尚博尔伯爵在7年之中去世,巴黎伯爵取而代之再实施复辟计划。麦克马洪本来是过渡人物,如今他和共和国却得以继续存在下去了。麦克马洪采取的是为君主派所赞赏的“道德秩序”(L’ordre moral)政策,强化教会在国家政治文化领域内的地位。法国是天主教大国,在天主教世界有很高的地位。这与德国境内迫害天主教的“文化斗争”形成鲜明对比。1873年8月,位于下洛林地区的南锡主教公开呼吁天主教徒为为失去省份回归而祈祷。被割让给德国的上洛林-阿尔萨斯地区属于该教区,这里的教堂也加入了祈祷行列。11月,一些法国主教公开抗议普鲁士的反教会法律(《五月法令》),尼姆主教甚至提到普鲁士传统是“无根和非道德”的。

 

俾斯麦对梯也尔之后的法国政局本来就很担忧,法国天主教会的行动加重了他的疑虑。但是他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渠道来解决。德国与法国就这一问题展开交涉,教皇也使用他的影响力加以调停。由君主派控制的法国政府无法作出过多让步,而德国的舆论明显导向好战的论调,两国关系于1874年初开始紧张起来。法国驻柏林大使认为德国国内挑动对法敌意的根源在于即将来临的议会选举以及新的军事预算的表决。1月,法国大使与俾斯麦会晤,俾斯麦说到:“所有关于战争的想法都远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我们能从战争中得到什么好处?”①俾斯麦的说法是合乎逻辑的。德国“文化斗争”产生的矛盾如果企图通过对外战争来宣泄将是十分危险的。对于通晓历史的俾斯麦来说,他很清楚宗教政策和国内矛盾在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外交环境也不允许这样做。欧洲其他大国对德国当前的反教会政策并不认同并普遍认为该政策彻底失败,而且欧洲不会坐视法国被进一步削弱。与此同时,尽管有来自柏林的俾斯麦安全保证,法国外交部长德卡兹却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来削弱德国。他指示法国驻俄奥两国大使展开行动。法国驻奥匈大使在皇帝佛兰茨 约瑟夫动身访问俄国前面见皇帝。他说德国以战争相威胁、要求法国站在德国一边摧毁梵蒂冈。奥匈也是天主教国家,这种言论显然构思精巧。到达俄国后,安德拉西与哥尔查科夫讨论了局势,在对德国可能扩张其实力的共识下,成功拉近了两国关系。安德拉西和哥尔查科夫共同告诉法国大使:“我们祈祷法国能很快恢复她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②

①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39
②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43

 

俾斯麦认为“文化斗争”会得到同样与梵蒂冈关系紧张的意大利的支持,然而意大利人十分谨慎,并没有选择和德国在一起。英国对德国也保持警惕,它完全是站在大陆均势的角度来看待德国的动向。1874年2月,驻德大使奥多 罗素甚至判断奥匈而不是法国才是德国真正的打击对象,目的是将奥匈日尔曼省份统一到德国中去。英国政策最大的变化则来自于政府的更替。保守党人迪斯累里在大选中获胜组阁,他对外交事务的关注远高于前任自由党政府,对俾斯麦和三皇联盟充满怀疑。迪斯累里立即加强了英国与法国的联系。到了1874年秋天,三皇联盟在是否承认西班牙共和国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现在德国与它的两个邻居关系都冷却了下来,而俄奥之间则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密。1874年对德国来说是“内忧外困”的一年,文化斗争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角度来看都失败了。尽管有三皇联盟,德国在欧洲某种程度上讲被孤立了。法国的外交则有了重大的转机,英法关系开始升温,同时得到三皇联盟中的俄奥两国的同情与支持。俾斯麦在1874年外交上的无作为令人费解,也许是激烈德国内政治斗争特别是“阿尼姆事件”注⑽使得他精力分散,对欧洲外交气候微妙的变化作出偏差的判断。他开始相信存在一个反德的主教国际阴谋,这种反德联合并不存在。

 

1875年开始的时候,欧洲很平静,法德两国关系也没有严重恶化的迹象。2月,冯 拉多维茨将军作为俾斯麦的特使被派往俄国。俾斯麦希望通过拉多维茨之行消除德俄之间的分歧并探明俄国的底牌。他授权拉多维茨向俄国发出询盘:德国支持在俄国在近东问题上自由行动,换回德国对法国的行动自由。哥尔查科夫一直持“欧洲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的观点,在俾斯麦近乎亮底牌的试探下拒绝了德国的询盘。拉多维茨之行没有解决德俄分歧,反而授人以柄。在这个月早期,德国政府照会比利时政府,建议它修改有关法律以保护外国人、避免出现针对邻国的恐怖袭击。这个外交事件的起因是一个比利时人写信给巴黎大主教提出以6万法郎为报酬刺杀俾斯麦,同为天主教国家的比利时也对被迫害的德国天主教徒表示同情。比利时作为低地国家在外交上具有敏感性,特别是对视低地国家为安全前哨的英国。这与俾斯麦一贯的谨慎作风完全不同,俾斯麦此时狂燥不安,连同僚都无法接近。3月13日,法国通过了扩军计划,每个团增加一个营。这些新编营只是架子,在战时才满编。德国总参谋部视之为重大威胁,这些以纯军事角度考虑问题的职业军人认为预防性战争非常必要。在这之前,已有传闻法国要在德国购买大量供军队使用的马匹,德国政府立即颁令禁止出口马匹。高度政治化的德国舆论机器开始运转起来。4月5日,科隆报文章呼吁注意“新联盟”的危险;4月8日,柏林邮报发表“战争在望”的文章。这些文章据信都出自德国外交部新闻局的官员之手,带有官方色彩。有人开始猜测这是德国在为先发制人打击法国寻找借口。俾斯麦自己后来则解释为他没有对法战争的意图但是他不反对公开警告。鉴于法国并没有与德国开战的能力,德卡兹立即通驻德大使冈多与德国政府取得谅解。威廉一世从威斯巴登返回柏林后对报纸言论很不满,4月15日与法国武官的谈话中,皇帝表示事件已经结束。

 

然而危机并没有结束。德卡兹认为德国还会有一系列行动,很难了解德国在近期会走多远,他决心通过外交手段阻止严重后果的发生。另一种看法是德卡兹希望借此机会改善法国的地位,孤立德国。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正确。使用外交手段保证法国在德国战争威胁下的安全是首要目标,如果能利用德国犯的错误则可以从中获利。其他大国并不认为德国真的要进行对法战争。沙皇对法国大使勒富罗将军说到:“如果有一天你们被威胁了(但我并不相信会这样),你们会立即知道的,你们会从我这里知道。”①哥尔查科夫也表示沙皇和他本人会在访问柏林期间为和平出力。德卡兹的担心很快得到来自柏林的报告的佐证。4月21日,在柏林英国使馆组织的宴会上,法国大使冈多与拉多维茨进行了交谈。拉多维茨口不择言,声称一些德国政治家认为预防性战争从政治、哲学、基督教立场上讲都是正义的。冈多将情况作了一些夸大汇报回国。

①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46

 

德卡兹采取俾斯麦曾经用过的办法迅速将冈多报告发表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又将副本发往法国各驻外使馆,提请有关国家注意。奥匈不想出头,希望俄国出面。5月4日,沙皇重申两周前对勒富罗的承诺。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对峙此时缓解,俄国保证不进攻英属印度。俄国驻英大使保罗 舒瓦诺夫于5月8日到达伦敦。他带来了沙皇决心调停的表示,并建议英国与俄国一起展开外交行动。在外交大臣德比的建议下,5月10日维多利亚女皇写信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信的结尾我想向您强调这样一个坚定的愿望:您会使用巨大的影响力来确保和平的存在。”①这一天,沙皇和哥尔查科夫到达柏林。威廉皇帝从道义角度解释了德国不会打不义之战,沙皇握住威廉的手表示赞同。俾斯麦则向哥尔查科夫矢口否认德国有进攻法国的企图。在离开柏林前,哥尔查科夫电告欧洲“和平有了保证”,1875年战争危机结束了。法国改善了处境,而德国则一定程度上被羞辱。其他大国的目的在于维护《法兰克福条约》后的现状,和平的基础是对《法兰克福条约》的遵守。

①RALPH R.MENNING,THE ART OF THE POSSIBLE,DOCUMENTS ON GREAT POWER DIPLOMACY,1814-1914,NY,1996,
P179

注释:
⑴:在中世纪,阿尔萨斯和洛林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法国从1641年开始,特别是在路易十四时代,通过三十年战争、九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玛利亚•特蕾莎婚约最终取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在最后一任洛林公爵斯坦尼斯拉斯去世后15年,1780年普罗旺斯(原勃艮第公国)、阿尔萨斯(原阿尔曼尼公国)和洛林的人民宣誓效忠法兰西民族、国家、国王和人民。

⑵: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上洛林地区后,阿尔萨斯-洛林成为德意志帝国直辖区,由帝国政府直接管理,从而将法德边境置于帝国政府直接控制之下。如果阿尔萨斯和上洛林没有被割让,仍在法国境内,则法德边境一大段是和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巴伐利亚王国和巴登公国接壤。新边境可以起到防火墙的作用。

⑶:对于英国的均势政策,英国外交部1907年1月1日的克劳备忘录可以说是最好的注解。其中提到:“……英国的政策是维持这种均势,把自己的力量加在这一边或者那一边,但是总是加在一边以抵制某一时期内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或集团的政治霸权,这几乎成为一个历史上的真理。……”可见英国人认为其国家利益和均势是天然和谐并可以划等号的。但是我们同样从备忘录中看到,这种申明仅仅是针对欧洲大陆体系,放之于世界体系,那么英国就不是追求均势了,其国家利益是追求优势,而将对手冠以破坏均势之名。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英国实际上通过该战争参与了瓦解维也纳均势体系的进程。

⑷:在一战前的金本位货币时代,除了物价指数上涨外,可以认为货币币值长期稳定。50亿法郎折合的2亿英镑的购买力可以参考以下的数据:1913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超级无畏舰“厌战”号造价为2524148英镑。(S. W. Roskill, HMS Warspite the Story of a Famous Battleship, Futura Publication Limited, London, UK, 1974, P87)2亿英镑差不多可以建造80艘超级无畏舰。关于50亿法郎折合当时中国白银7.2亿两,请见本文附录。

⑸:关于法国赔款的细节,楼均信先生所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第35页引用的夏斯特纳《第三共和国》第一卷119、127页的论述在赔款时间和方式上与《法兰克福条约》正文不符。例如“1870年10月梯也尔派遣财政部长布耶•凯尔梯也去柏林与德国政府就赔款问题进行谈判。10月12日,双方订立条约,规定法国同意提前付清在须在1871年3月1日前支付的20亿法郎赔款的其余部分;”特此刊注。

⑹:德国自身的金融改革却给法国的偿付赔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统一以前,各德意志邦国采用自己的金融货币系统,统一以后必须进行改革整合。德国注意到两个并无必然联系的事实:英国经济的巨大成功;英国实行金本位制。于是德国于1871年12月也采用金本位制作为统一国家的货币制度,而来自于法国的战争赔款使之成为可能。法国一直采用金银复本位制,德国大量购入黄金导致国际市场金银比价大跌,法国深受其害。(约翰 F 乔恩,《货币史》(李广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P147)

⑺:进步自由党人鲁道夫 菲肖夫在1873年竞选演说中声称,普鲁士正经历着一场“文化斗争”,即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搏斗。这个名称并不能确切表达事物的本质,但俾斯麦欢迎别人对他的斗争起一个伟大的名字,于是这场争论就以“文化斗争”载入史册。(艾伦 帕麦尔,《俾斯麦传》(高年生 张年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198)关于“文化斗争”的开端,兰格在《欧洲联盟与阵线》中表述为“五月法令”的颁布,而帕麦尔在《俾斯麦传》中认为是国家监督学校的法令。本文采取帕麦尔的表述。

⑻: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教会教皇长期冲突。亨利四世皇帝与教皇争夺主教任免权,遭到失败。1077年冬天,他去卡诺莎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谢罪。

⑼:《五月法令》的主要内容包括:由国家控制教育;教会教育也由控制,减少神职教育的必修课程;候补教士在进入神学院前必须进入德国
大学学习三年;引进世俗仪式婚姻;削弱教皇在德国的权力,由国家机构如civil appointment of Bishops来行使对教会的管理。
www.historyhome.co.uk/europe/bisdom.htm

⑽:阿尼姆在普法战争后被任命为驻法大使。他主张德国应帮助法国恢复君主制,这与俾斯麦的意见相左,俾斯麦认为共和制的法国会被君主制国家孤立。阿尼姆则越级向皇帝直接报告他的观点,并有取代俾斯麦的野心。1874年4月,报纸上出现了阿尼姆提供的一些外交文件。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阿尼姆在担任驻法大使期间私自截留文件。10月,阿尼姆被捕。12月柏林法院开庭审判,10天后法庭判阿尼姆有罪。阿尼姆属于上流社会,在与阿尼姆的政治斗争中,俾斯麦也受到很大伤害,特别是精神上。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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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瀛泉,《国际关系史》(十卷本第三卷)(网络版)
3, 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楼均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 楼均信等译,《一八七一——一九一八年的法国》(网络版)
6, 亨利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 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7, 维纳 洛赫,《德国史》(北京大学历史系译),三联书店,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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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艾伦 帕麦尔,《俾斯麦传》(高年生 张年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 艾米尔 鲁特维克,《俾斯麦》(韩洁 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
11,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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