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外交部与《德“满”贸易协定》
 
作者:何兰
 

 
希特勒上台初期,纳粹党曾策划和利用“海耶事件”与“狄克逊事件”,以实现尽快承认“满洲国”、进一步加强德日关系之企图,但都无果而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国外交部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因而反对在远东政策上作出急剧转变,抵制有损于德国同中国和西方大国关系的对日一边倒政策。据此,许多学者认为,直到1938年2月德国正式承认伪满之前,德国外交部与纳粹党在远东政策问题上的态度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大量事实证明,早在1935年初,外交部就十分重视扩大德国在日“满”的经济贸易活动,并以此促进德日在政治上的接触。特别是在外交部直接斡旋下于1936年缔结的具有官方性质的《德“满”贸易协定》缔结前后的活动,澄清以往研究中的失实论点。

一、外交部热中于组织远东经济考察团访问日“满”

 

1935年2月以前,德国外交部虽然对于发展同日元经济圈的经贸关系、促进德国在伪满的经济利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在同伪满进行直接官方接触方面,一直持比较慎重的态度,然而此后则有了很大转变。

 

同年4月,外交部经济司司长卡尔·里特提出:日“满”当局最近表示,准备把一些大宗订单交给德国的公司完成,希望德国派代表来“满洲国”洽谈。此外,伪满当局也非常希望德国派一位官方代表来“新京”(即长春),以便协调“两国”经贸关系,并缔结有利于促进德“满”经贸关系的供贷、贷款和补偿贸易协定。里特虽明知日“满”此举的主要目的,是争取德国为其提供贷款、给予“满洲国”大豆进口特惠地位、购买更多的“满洲国”产品,但他仍表示,德国政府应对“满洲国”的主动、热情有所回应,在德“满”贸易关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派一个有外交官员参加的经济代表团访问伪满是十分必要的,建议直接与日“满”谈判[1](p.147-148)。

 

里特的建议得到了国务秘书比洛和经济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的支持。从6月份起,外交部开始了代表团的组建工作,任命前驻纽约总领事、现为无任所公使的卡尔·克卡和外交部外贸司的远东问题专家克诺尔为正、副团长,其成员大多是对开发满洲经济感兴趣的企业界人士。

 

外交部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德国派谴经济代表团访问伪满,决非仅仅是德国同日“满”之间的事情,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中国的利益,从而影响到德中关系、德国在华利益、以及德国自身扩军备战的计划。为了免遭各种非议,外交部主张对组建代表团一事,尽可能保守秘密[1](p.151)。

 

然而,欲盖弥彰。沙赫特在同伪满财政部官员原田谈话时,不慎泄露了仍在秘密商议中的组建代表团访问伪满事宜。日本大使武者小路得此消息后欣喜异常,当天即约见德国外交部参事埃尔德曼斯道夫,希望外交部证实此事。同时,日本精心利用了沙赫特的谈话,有意向外界透露了这一消息。7月25日,英国驻沈阳总领事在给伦敦的报告中说:“本地的日本报纸评论道:继代表团的访问之后,德国将马上正式承认满洲国。在沈阳的德国工商团体普遍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这些团体的成员大多为激进的纳粹分子,据说他们比其领事的消息还要灵通”[1](p.153-154)。

 

日本和伪满当局自然希望将经济代表团访问事件导向德国承认“满洲国”,但却引起了中国的关注和不安。中国驻德公使刘崇杰约见里特,要求德国外交部澄清在经济代表团访“满”一事上的立场[2](p.230)。德国驻华大使(1935年5月22日起,德国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陶德曼也担心这会严重损害德国在华利益,反对派代表团出访[1](p.153)。

 

就在舆论界把德国秘密组团准备访“满”一事炒得沸沸扬扬之时,曾经表示支持外交部计划的经济部长沙赫特,突然改变了态度,认为这“对于德中关系、对于在国防军支持下进行的非常广泛的事业,恐怕会产生恶劣影响”。为此,外交部一再向他解释,力图重新得到他的支持。里特坚持认为,组建代表团一事已为外界广泛传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外交部长牛赖特还应比洛请求,亲自写信给沙赫特,强调目前已是骑虎难下,撤消代表团或只派克诺尔一个人去远东,都是不可能的,并保证代表团的活动不会损害德中两国的贸易关系。克卜在与沙赫特会晤时,也再三强调代表团的任务是探求促进德国在远东经贸活动的途径,是一种单纯的“收集情报旅行”,中国和德国国防军的担心和异议“是没有根据的”[2](p.231)。

 

在外交部的坚持下,沙赫特的态度有所松动。外交部立即先后两次召集有经济部、财政部、农业部、战争部、国家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等有关局参加的会议,共同商讨派遣代表团事宜,正式将代表团命名为经济考察团。根据沙赫特的建议,缩小了考察团的规模,团长仍由克卜担任,随行人员有克诺尔、德意志国家银行参事罗森布鲁赫等人[1](p.158)。

 

与此同时,德国外交部竭力欺瞒、安抚中国。里特对中国公使刘崇杰解释说,派遣经济考察团,主要是根据德国在南美国家的成功经验所定,是外交部内部的一种行政性事务安排,并非政府行为。如果可能,考察团也将考虑与中国缔结协定[2](p.230),企图以此怀柔中国。里特还指示陶德曼向中国政府保证,德国经济考察团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涉及承认“满洲国”问题,希望中国不要理睬日本所编纂的新闻故事[1](p.153)

 

总之,在派谴经济代表团访问伪满问题上,德国外交部为了协调国内各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分歧,安抚中国的不满,动了许多脑筋,做了大量掩饰工作:改变代表团的名称、限制代表团的规模、淡化代表团的官方色彩……但是,无论外交部如何精心筹划和掩饰,从决定派团出访,到该团的组建,以至最后成行及其“考察”结果,都一一表明,外交部企图通过政府介入的形式,把德国同伪满的经济贸易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必将动摇德国尚维持着的不承认伪满洲国立场,严重破坏德中关系,并对德国未来远东政策的走向,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

 

二、德国外交部态度转变的原因

 

在同日“满”进行直接官方接触方面,德国外交部一改冷静、谨慎之态度,转而热于促进远东经济代表团成行,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海耶事件”结束后,外交部又成功地阻止了纳粹党对外政策部另派贸易代表取代海耶的打算,挫败了其继续插手“满洲国”事务的企图,重新掌握了对伪满政策的主导权。此时,佐累斯所进行的补偿贸易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外交部力图在与伪满系方面求得突破,既可回击纳粹党对外政策部越权干预外交事务的行径,又可使德国企业获得在伪满拓展贸易的机会。狄克逊在给外交部的信中,多次重申了派遣经济代表团访问“满洲国”的建议,并强调,在海耶使命完结后,实行这一举措尤其显得重要。他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应与“满洲国”建立更经常、更正式、更持久的联系,即向“满洲国”派驻常设机构和外交代表[1](p.151)。狄克逊的这些想法,自然对里特的计划产生了影响。

 

第二,希特勒上台后,纳粹政府为了节约外汇,扩军备战,实行了限制进口、降低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政策。在油脂工业方面,确立了提高本国生产的食用油在国内脂肪消费总额中比重的任务,甚至不惜以减少脂肪消费总量为代价。1933年,德国颁布一项法令,对猪油和人造黄油课以重税。1934年9月,又发布所谓的“新计划”,规定对全部进出口贸易实行监督和控制。根据一项全面禁止大豆进口令(得到特别许可的除外),德国大豆及大豆制品的进口量急剧减少(见下表)[3](p.34)。

1932-1935年德国大豆以及大豆制品进口状况

年代 大豆 豆油 豆料
  (千吨) (千吨) (千吨) (百万马克)
1932 1139 3.7 20 121.7
1933 1148 3.7 21 111.2
1934 914 0.5 0 69.2
1935 494 11.6 0 45.1

 

大豆是伪满洲国对外出口的大宗产品,也是德国油脂、化学工业和饲料业的重要原料。长期以来,德国一直是伪满大豆的主要买主之一。政府由于外汇短缺而限制大豆进口和消费的法令,既影响了本国工业、畜类生产和人民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同伪满的大豆贸易,伤害了与伪满的经贸关系。此外,1935年春,英国也开始对大豆进口征课关税,这些不仅导致伪满国大豆出口数量减少,而且造成大豆出口价格下跌(见下表)[3](p.33-34),其结果势必降低伪满的购买力,阻碍德国企业和商界向伪满的经济扩张。因此,解决大豆贸易问题,成为德国外交部关心的重要课题。

1932-1935年伪满洲国大豆出口状况

年代 数量 价值 占总出口额 出口价格
  (百万担) (百万伪满洲国圆)  (百分比) (每担伪满洲国圆)
1932 41.3 217.4 36.2 52.64
1933 38.4 165.6 39 43.12
1934 40.4 157.2 37.4 38.91
1935 28.4 126.3 32.3 44.47

 

 

第三,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1929—1935年,德国对外贸易一落千丈,出口总额减少69.1%,进口总额也下降了70.8%[4](p.122)。而在克服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过程中,德国拒绝采取马克贬值政策,这又造成德国产品在价格竞争上处于劣势。再加上纳粹政策大力发展军需生产,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对外贸易规模日益缩小。为了解决外汇不足问题,从30年代中期起,德国在对外贸易中实行两手政策。一方面,避开外汇市场,开展双边易货贸易活动,即通过政府间协定,以德国产品(主要是工业产品、军火等)直接换取本国所需的外国矿石原料、农产品等,从而在少付、甚至不付外汇的情况下,维持和扩大双边贸易额。1934年7月—1935年1月,一个由无任所公使克卜率领,并有经济部、农业部、国家银行等部门专家组成的小规模代表团,巡访拉丁美洲有关国家,成功地解决了以往遗留下来的债权、债务问题,并缔结了新的易货贸易合同,打开了德国同拉丁美洲国家贸易的新局面。与此同时,德国采用同样手法,也解决了与北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双边贸易问题。被这些政策的成功所鼓舞,外交部决心在远东也实行之。里特曾表示,继东南欧、拉丁美洲之后,“目前德国贸易政策的重点,是解决与东亚各国的贸易问题”[5](p.511)。

 

第四,日本和伪满当局对德国资本参与伪满经济开发的不断劝诱,令外交部难以无动于衷。1934年12月11日,狄克逊向外交部汇报说,一个名叫宫泽的日本人正在同克虏伯公司驻东京代表莱姆克频繁接触,诱使克虏伯公司参与在沈阳的一个工业项目。而且,日“满”当局更是处心积虑地要与德国政府建立正式联系。当莱姆克同伪满方面商谈宫泽的计划时,其贸易部工业处处长高桥就表示,希望德国派一位特别代表访问“满洲国”,洽谈扩大双主经济贸易活动的计划[1](p.146)。为此,狄克逊建议政府派专家来远东与宫泽接洽。外交部并未拒绝狄克逊的建议,只是表示先要搞清楚这个项目的支持者是谁,以及日“满”官方态度如何,然后才能考虑是否采纳他的建议[1](p.150)。这表明,在与伪满进行官方接触问题上,外交部的态度已有了微妙变化。特别是从里特在4月份的那份备忘录里,一开始就大谈伪满打算把大宗订单交给德国企业中可以看出,外交部对于伪满方面的种种利诱已经按捺不住了。

 

由此可见,外交部职业外交家与纳粹党对外政策部矛盾的暂时缓和,固然对其在伪满问题上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德国同伪满的经济贸易活动受到经济危机和外汇匮乏的影响,以及海耶使命结束后,德国同伪满方面高层接触的一时中断,再加上日“满”当局的不断利诱,使得外交部急于在不受纳粹党对外政策部的干扰下,以自己的方式同伪满重新建立某种沟通,以便为德国企业向伪满的扩展争取更多的机会。

 

三、《德“满”贸易协定》的签订

 

1935年10月初,克卜率德国远东经济考察团取道加拿大前往远东,于月末到达日本,12月1日到达沈阳,两周后又返回日本。日“满”当局极为重视该团的来访和所要进行的谈判。日本军部的吉雪将军在会见考察团成员时表示,希望通过考察团的活动,使德日“满”在经济和其它事务上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1](p.158)。伪满皇帝溥仪也于12月4日“接见”了考察团一行。

 

德国同日“满”当局在东京进行了近5个月的谈判。经过无数次的讨价还价,于1936年4月30日由克卜以德国外汇管理局代表的身份,与伪满洲国代表谢介石签署了《德“满”贸易协定》。该协定共14款,从6月1日起实行,有效期为一年。其主要内容为:德国外汇管理局允许德国在一年内,从“满洲国”输入价值1亿“满洲国”圆的货物(第1条);其货款的1/4(2500万圆)以德国马克支付,这笔款项将存入银行特别户头,用于购买德国产品;货款的3/4(7500万圆)以外汇支付(第2条);其中除德国支付一定比例的外汇外,差额部分用德国对日本的贸易顺差支付,即以德国每向日本输出价值4圆的货物,就要购买价值1圆的日本产品为基础,用顺差的收入填补外汇支付的不足(第3条)[6](p.112-114)。

 

这项协定给“满洲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它刺激了大豆价格迅速攀升,1936年比1935年上涨了50%(见下表)[3](p.34)。

1935-1937年伪满洲国大豆出口状况

年代 每担出口价格  数量   价值
   (伪满圆)  (百万担) (百万伪满圆)
1935 44.47 28.4 126.3
1936 66.76 31.5 210.3
1937 69.22 32.2 222.9




正如伪满总理张景惠所说,该协定“增加了大豆及其制品的出口,稳定了大豆价格,给3000万人民带来了福利”[7](p.243)。而对德国来说,该协定虽然实现了最初计划的易货贸易制,从理论上保证了德国对大豆的巨量需求和德国产品对伪满的出口,但是在实际上,由于宣布了德日“满”之间的三角经济关系,德国从该协定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是有限的。如同库尔特·布洛克所指出的:“这项协定规定,德国可以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其所购大豆的25%,其余75%则必须用它同日本贸易中的顺差支付,这样,满洲人购买德国产品的数量就依赖于德国从满洲购买大豆的多少;反过来,德国购买满洲大豆的数额有赖于日本增加从德国的进口”[7](p.243)。其结果是,在德国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大量大豆的同时,日本和伪满从德国购买的货物则并未达到预期的数量,德国对伪满的贸易赤字从1936年5月31日的2890万马克,增加到1937年5月31日的3850万马克[8](p.143),这也就限制了德国大幅度增加大豆进口(见下表)[3](p.34)。

1935-1937年德国大豆及其制品进口状况

年代 大豆 豆油 总值
  (千吨) (千吨) (百万马克)
1935 494 11.6 45.1
1936 457 1.2 42.8
1937 545 3.5 60.8

 

因此,从经济上看,缔结该项协定并不是一桩划算的买卖。但是,第二年,当协定期满时,德国竟然同意将其续延。1937年6月9日晚,德国驻伪满商务代表克诺尔在新京设宴,庆祝协定续延成功。席间,克诺尔表示:虽然协定并不理想,但是牺牲是必要的,因为“发展亲密友谊的愿望高于协定所追求的物质目的”[8](p.144)。可见,德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经济协定只不过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一块铺路石,证明德国已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

 

中国对于德国远东经济考察团的活动一直保持警觉,在《德“满”贸易协定》签署前后,中国政府曾多次与德国交涉,德国皆虚与委蛇,一再声称该协定有如供货合同,无任何政治意义。在该协定签署的前一天,中国外交次长徐谟召见德国驻华使馆代办费舍,询问德“满”交涉之真相。费舍在陈述了德“满”谈判的内容后强调,即将签署的贸易协定“完全属于经济问题的技术操作,毫无政治意味”。徐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该协定是“一种国际协定”[9](p.302.304)。4月30日,程天放就德“满”签约问题与德方交涉。德国外交部经济司司长里特表示,该协定纯为商业性质,丝毫不含承认“满洲国”之意[10](p.167)。5月5日,徐谟再次会见费舍,费舍仍然辩以该协定无政治意义,外汇管理局隶属于国家银行,只属半官方性质。徐谟反驳道:“德国国家银行,尤其是外汇事业,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德方签字者显然代表德国政府”,德国同伪满当局签约,“令人遗憾”[9](p.307)。

 

在中国方面的坚决要求下,费舍于6月1日将《德“满”贸易协定》的全文送交南京政府。6月8日,中国向费舍提交一份照会,指出该协定“为德国政府代表与所谓‘满洲国’代表所签订之协定,实质上为一规定两国间某种关系之协定”。但是,南京政府考虑到对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依赖,害怕把关系搞僵,故只是表示“不胜遗憾”和“不得不询问德国政府于签订上述协定之时,是否已对目前存在于中华民国东北各省之非法组织予以承认”[11](p.153-154),此外未有更多反应。在德国表示不会承认伪满政权之后,南京政府也就不再作进一步交涉。南京政府的软弱,加快了德日相互勾结的步伐,德国在公开承认伪满洲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综上所述,30年代中期,德国外交部把促进德国在伪满的经济利益,作为对伪满政策的主要任务。虽然此时德国仍未公开放弃不承认政策,但经济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前奏,德日“满”经济关系的日益紧密,意味着政治联系的不断加强,并为其实现政治上的联盟创造了条件。因此,德国与伪满洲国在1936年4月30日缔结的贸易协定,是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一块重要界碑,意味着德国在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以此构成对日本的重大让步,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它表明,不承认主义原则已不再是德国对伪满政策的准则,而以承认为筹码,与日本和伪满当局讨价还价,已成为德国对伪满政策的主要内容,德国朝着最终承认伪满洲国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并对德“满”、德日、德中关系,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John p.Fox.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M].Oxford:Claren
don Press,1982.

[2]田岛信雄.纳粹外交与“满洲国”[M].东京:千仓书屋,1992.

[3]Bloch,Kurt.German Interests and Policies in the Far East[M].New York,1939.

[4]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M].Series C Vol.5,London HMSO,1949-1955.

[6]伪满洲国.政府公报[Z].1936年第663号.

[7]Bloch,Kurt.German-Janpanese Partnership in Eastern Asia[M].From Eastern Survey 1938,Vol.7.

[8]Kirbi,W.C.,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9]外交问题研究会.中日外交史料丛编:5[M].台北:1966.

[10]程天放.使德回忆录[M].台北:1967.

[11]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6[M].台北:1980.

 

 
发表自2002年出版的《北方论丛》01期,转载请注明作者与出处。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