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对华作用之评价
 
作者:朱孔宝、单卫华
 

 
一、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国军事

 

中国军队必须革新,这是历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的一致观点,他们先后上书蒋介石,阐明军事改革的重要性。1928年12月,第一任总顾问鲍尔为蒋介石起草了《改组中国军队的备忘录》。1933年2月,魏采尔呈递了《关于整理中国陆军的建议书》。同年6月,塞克特在总结前两位军事总顾问建议书的基础上,又替蒋介石拟定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在这些意见中,总顾问们依据中国现状,为国民党军队整编、培训提供了一系列指导性的建议计划和方案。

 

鲍尔在其备忘录里力诫蒋介石整编军队,应“大量裁减过剩之部队,以便集中现有之财力与物力,使国军达到精练之标准。”(注:傅宝真:《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载《传记文学》(台),第24卷第1期,第95-96页。)魏采尔同样建议蒋介石集中全力把国民党军队编练成一支训练优良、兵种齐全、装备完善的精锐部队,并提出组建新式精锐军队的关键“在于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46页。)建议国民政府设立各类特种军事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提高官兵素质。塞克特则在其建议书里宣称:中国军队的根本问题“不在患寡,而在患多”,(注:同[2]《传记文学》(台),第26卷第5期,第57页。)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必须尽早建立确定数量的精良师团作为中国军队的核心”,(注:辛达谟:《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台),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使其中每个人都能起核心作用,以便必要时迅速扩军。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扩军的秘诀。

 

德国军事顾问们的整军建议,与蒋介石裁减地方部队以剪除异己,建立嫡系武装以镇压革命、建立独裁的设想不谋而合。所以,蒋介石对顾问们的建议格外重视,其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书上多处批示,“中正以为其意见甚对,非此不能使陆军进步也。”“此意见书皆应从速实施,而且可以实施,请速照此意见书督促进行为盼。”(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5/1100。)1929年、1933年和1934年,蒋介石连续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决定以顾问们的意见书作为改革整顿军队的蓝本,分阶段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预计1934年到1936年先编练、整建60个新式陆军师。1936年又决定在今后3年内编练、整顿20个新式陆军师,并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陆军整理处,负责此项事务。与此同时,确立了三级军事教育体制,健全了官长教育,增加了兵种教育。国民政府先后创立了陆军大学、中央军官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校、通信学校、防空学校、装甲兵学校等。这些措施的执行,有利于增强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有利于巩固南京政权的中央统治地位。

 

蒋介石还授命德国军事顾问直接参与编练现代化部队和培养高素质官兵的实际工作。鲍尔领导的顾问们用德国兵器为蒋介石南京政府装备了一个教导队,该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一个士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该队成为国民党军队中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胚胎。魏采尔来华后,将教导队扩建成两个教导师,并施以德国的训练方法。1932年,又改编为第八十八、第八十七和第三十六师,成为蒋介石嫡系的中坚。法肯豪森任职时,直接领导参与了陆军整理处的工作。此外,德国军事顾问也将培训军官视为己任。鲍尔就很注意对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鲍尔任职时,每星期五夜里,鲍尔便和其他顾问一起,在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为数百名高级军官举办讲座,专门讲授德国的战略战术,介绍德国的军火武器和军事工业。除蒋介石外,国民党其他一些重要军事人物如冯玉祥等都曾听其授课。(注:周亚卫:《蒋介石对德国顾问的幻想》,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魏采尔时期,几乎所有的军事院校都有魏采尔顾问团中的成员,魏采尔本人就是中央军校的总教官。塞克特和法肯豪森则主持了庐山军官训练班的教学工作,据统计,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团以下排以上军官几乎都参加了”各级培训班。(注:马骏:《二、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合作始未概论》,载《中德关系史文丛》,青岛出版社1991版,第238页。)

 

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大力协助下,南京国民政府的整军建军工作取得成效,蒋氏军队装备优越,训练有素,实力大增。急欲建立独裁统治的蒋介石便有恃无恐,加紧部署旨在“削藩”反共的内战。在蒋介石反动的一系列内战中,蒋介石依仗优势兵力先后取得胜利。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即“命德顾问所训练之示范旅及新成立之空军开赴华南加入战斗”。“新成立之空军在波勒中校指导下,曾有效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并可向敌阵地投掷烧夷弹”,结果桂军“伤亡惨重,”(注:傅宝真:《抗战前与初期之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四)》,载《近代中国》(台),第53期,第238页。)大败而归。在随后的蒋冯之战中,蒋军动用了德国容克斯公司单翼及双翼飞机助战,依靠现代化德式装备,使以用大刀为主的西北军死伤累累。(注:陈济廉、戚厚杰:《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1930年的中原大战,蒋军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策划下,第一次采取了“大规模步炮与空军联合作战”的方式,(注:同[2]《传记文学》,第25卷第3期,第95页。)从而大获全胜。在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地位大为巩固,其矛头即刻转向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势力。蒋介石对利用德国军事顾问为他整训的新式嫡系部队剿杀革命民主力量寄以厚望,他曾宣称:利用“武备一律、精锐能战之国防军力”,“必能促成中国政府继续消灭不断受外力培养之共产主义。”(注:同[2]《传记文学》,第26卷第5期,第56页。)于是,在国民党发动的“围剿”红军和“讨伐”福建革命人民政府的战斗中,由德国顾问一手训练并装备的国民党精锐第八十八和第八十七师均作为主力参战,并“多立有卓越之战功。”(注:同[5]《传记文学》,第42卷第3期,第86页。)德国顾问对之也是津津乐道。1934年12月25日,法肯豪森在一份发回国内的定期报告中,向外交部汇报:“当具有重武器装备的国军参与清剿(红军)行动后,江西共军立即集体流窜,不过已无大规模的战斗。”

 

不仅如此,德国军事顾问还直接参加了实际战斗,在蒋介石发动的一系列旨在独裁“安内”战争中,大献计策,充当谋士。他们在削弱地方军阀方面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镇压中国革命民主力量方面是“成绩尤著,无任欣慰。”(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鲍尔正是在参加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因赴武汉筹划作战染病而亡。在蒋冯战争中,柯利伯尔也曾受命携其作战参谋数名到武汉布防。魏采尔来华时,中原大战正在激烈进行。魏采尔行装未御,即下榻于蒋介石的专列上,参与制定战斗方案,协助蒋介石指挥作战。蒋介石每做一个决策,“无不先听魏采尔将军的意见与建议”。(注:王洽南:《德国顾问在南京时期的工作回忆》,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20页。)战争结束后,魏采尔“在以后三年内,曾随从剿共”,(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多次往来于南京与南昌之间,并直接参预制定了第三次和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塞克特和法肯豪森虽然在这些战斗中没能亲临战场,但在国民党为取得“剿共”胜利而特设的庐山军官训练班中,他们和其他顾问先后“担任剿匪战略与战术之讲解工作,”(注:同[13],第56页。)进行幕后策划。

以上事实说明,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军事活动有效地加强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巩固了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堪称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帮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的客观条件下,德国军事顾问团帮助日本的侵略对象编练新军,培训军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法肯豪森任职时,日蒋冲突加剧,法肯豪森适应时局的需求,“着手装备八万快速国军机动部队,以便紧急之秋,可驰援各战线”,并协助蒋介石筹建“若干炮兵团及一个装甲兵旅,以便可支援步兵作战。”(注:傅宝真:《法肯豪森与中德军事合作高潮》,载《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第101页。)据统计,到抗战爆发前,约有30万中国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顾问们的这些军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有利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耗、牵制日军有生力量,有助于中国人民摧毁日本速亡中国的狂妄迷梦。

 

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顾问们还在提供抗日建议、协定防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甚至亲赴抗日前线督战。魏采尔任总顾问时,针对日军步兵在战车与飞机掩护下攻击前进的战法,他建议国民政府置办新式武器,“唯各师需有相当之新式兵器,施以新式训练,”才能对日军“切实抵抗或击破之。”(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150页。)塞克特则强调:“步兵与炮兵的合作是现代化战争的灵魂”,认为在将要发生的抗日战争中,“面对日军炮兵和飞机的优势,若无相对的炮兵与之抗衡,…获胜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9页。)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加紧对中国的蚕食鲸吞,局势严峻,法肯豪森疾书《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呈送蒋介石。在建议书中,法肯豪森指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近切者,当然日本”,敦促蒋介石对日本进攻实行积极地抵抗政策,称华北事件是蒋介石当局“一味退让”的结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同时,他劝告蒋介石不要存有等待国际组织制止日本侵华的幻想,声明“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为)保全国土而奋斗,必须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在其建议书中,法肯豪森还提出了“可用持久战抗敌”的观点。(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他是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一个外国人。总顾问们提出的抗战建议是符合中国实情的,对南京政府的抗战措施起着某种程度的影响作用,蒋介石对部分建议也持认同态度。所以,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便命德国军事顾问协定长江防务。为此,法肯豪森亲往镇海、乍浦、江阴、镇江等地视察,制订出一套整顿江阴、镇江和南京的江防计划,协助张治中将军在苏州和嘉兴间建立一道坚固防线。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南京失守后,所有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一起撤往武汉,继续筹划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与沿长江各要塞的防务,直至离华返国。在身先士卒、亲临抗战前线方面,德国军事顾问中尤以魏采尔和法肯豪森为著。魏采尔参与指挥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法肯豪森及其属下时常出现在淞沪会战和台儿庄会战的战场上。当时帮助中国空军工作的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曾指出法肯豪森“是蒋介石很重用的军事顾问”,“参与领导上海抗战”,负责“指挥蒋介石的教导总队和空运中队。”(注: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抗战初期,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抗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英国驻华人员的报告曾指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不仅如此,它们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正指挥着战争。”(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244页。)因此,作为德国盟国的日本极为不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军事顾问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协助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军官们对德国的情感……德国的行为极大的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100页。)

 

二、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国经济

 

蒋介石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不仅仅是为了编练一支现代化的嫡系部队,他还希冀仰仗德国的人才技术,建立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借军事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为了适应蒋介石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推销德国军火与生产设备,便于德国垄断资本占领中国市场、掠夺战略原料,德国军事顾问作为中德经济联系的纽带,积极地参加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当时法国一家报纸对之评价到:“彼等在华之出现,非仅置中国军事组织与制度于德国影响之下,且使其工业发展亦循德国之指导。”(注:傅宝真:《抗战前与初期之驻华军事顾问》,载《近代中国》(台北),第52期,第154-155页。)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军工建设,一是中德军火贸易。

 

首先,在中国军事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德国军事顾问提供了大量建议并参加了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鲍尔曾向蒋介石指出: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注:同[2]《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第92页。),因此建议“中国必须从经济建设开始,无论愿意与否必须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4期,第121页。)塞克特在《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强调:中国军火工业不可长久依赖国外输入,必须在欧洲军火公司协助下,筹建足够的兵工厂,以维持武器弹药的自给自足。塞克特告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实为刻不容缓之急务。”(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法肯豪森继任后,追循塞克特所立原则,极力督促国民政府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蒋介石对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大为赏识,责成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现代化工业。鲍尔曾奉蒋介石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建中国的计划,诸如中国铁路的发展、财政及航空制度、港口兴建等等(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22页。),并亲自策划在上海附近兴建一家生产硝化甘油和炸药的工厂(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柯利伯尔接任后“继续完成其工作,协助参与中国之建设和促进中德政经友好关系”。(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19页。)塞克特做总顾问时曾与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一起制订了发展军火工业的计划,详细分列出6、12、18个师每月所需各种军火的产量、以及建立几家兵工厂、一家钢铁厂、一家机器制造厂和一家汽车厂的进度表。(注:吴景平:《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中国之行述评》,载《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101页。)。法肯豪森时期,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在短期内达到军火生产的自给,中德兵工专家于1935合作拟定了《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据此,南京政府从德国进口大批军火生产设备,由德国顾问负责技术指导。在南京、巩县和汉阳等兵工厂生产和研制德式武器装备(如马克西姆式机枪、八二迫击炮以及毛瑟步枪等,(注:同[21]第101页。)这些武器质量较好,其中一些已赶上西方的同类产品水平,部分满足了备战需求。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一雄心勃勃的《中国工业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在华中、华南地区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抵御日本的入侵,并为未来中国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止。

尽管由于战争的干扰,以上计划的推行并没有达成实现国防工业现代化的预期目标,但是,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德国技术的援助下,中国的国防工业有了一定起色。据统计,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要进口,不过到抗战开始时,轻武器及弹药生产已基本能够自给,这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是有一定关系的。

其次,在中德军火贸易方面,德国军事顾问起了居间推动作用。帮助德国军火商推销军火是德国军事顾问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在上呈蒋介石的建议书中,大都提到军队应增加新式装备及弹药事宜,以提高军队战斗力。魏采尔指出,“新式战争之胜负,不在兵力之多寡,面以训练完善之部队善用良好之新式武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这恰好适应了蒋介石借德国先进武器装备增强实力的要求。于是,通过德国军事顾问的牵桥搭线,中德军火贸易取得长足发展,德国军火充斥中国市场。仅1934年4月26日,孔祥熙一次就在德国洽购79步枪子弹1亿发、轻机枪5千挺、短枪5千枝(配弹5百万发)、79步枪1万枝、炮车32辆、坦克24辆(配弹1.32万发)、迫击炮240门、飞机炸弹215颗、坦克零配件421种。(注:《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第3分档,第22586号。)塞克特任职后不久,蒋介石便接受其建议,决定只买德式武器,并且由塞克特和俞大维决定武器种类和数量。(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3页。)1934年8月23日,由塞克特促成签订的《中德易货协定》则把中德军火贸易推向高潮。该协定的目的在于,以中国的原料与农产品交换德国的工业产品。协议的达成,不仅是由于双方经济互补,更主要的原因是,德国当时极端缺乏外汇,而重整军备又需向外购买大量原料,唯一补救的办法是能找到愿意以货易货的对象。而中国国民政府的处境与之相似。中国当时急需发展工业和军事的资金与设备,又富农矿产品,“正需有一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而又能处处满足其需要之国家,与之友好结合相依为助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8(2)/683。)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签署了《中德易货协定》。蒋介石政府对这期望甚高,认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仅予我国防有极大之助力,且将来我民族复兴赖此更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抗战前夕和初期,透过《中德易货协定》,中德贸易剧增。从1933年到1937年,中国对德国进出口贸易都有增长的趋势。(见表一)德国在中国出口贸易上居第四位,而在进口贸易上,到1936年已超过英国,跃居第三位。同一时期,德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也处于持续增长的状况。(见表二)在其对华出口的货物中,军火是主要的,截至1937年10月为止,德国依约供给中国的武器5千万马克。(注:马文英:《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军火贸易关系的推展》,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台湾),第162页。)据台湾学者统计,抗战前中国80%外国军火武器输入系来自德国。中国也遂成为德国军火输出的主要国家。美国学者柯伟林在《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一文中指出,1935年德国输华军火值,占是年德国军火出口总值的8.1%,1936年即增至28.8%,1937年则高达37%。中国已由德国军火输出国的第二位跃居位首。(见表三)德国输华的军火不仅数量骤增,而且种类齐全,有战车、8.8公分及10.5公分重炮、高射炮连同探照灯、机枪、钢盔及机动通信器材、鱼雷、快艇等。(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注:王正华:《抗日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环球出版社1987年版(台),第61页。)于是,整师的中国军队用上了全套德国装备,“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戴着德国式钢盔的中国兵操作的德国制8.8公分口径的高射炮。德国制7.5公分炮、克虏伯炮、奔驰M·A·N牵引车,以及其他德国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队行进。”[47]

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建设,推动中德军火贸易,当然不是为了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化,为了帮助中国彻底击败其远东盟国日本,其在华经济领域的活动宗旨不变:占领中国市场和攫取战略物资。塞克特在劝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时,却又一再重申“中国目前不必自己设置国家工厂,最好委托‘欧洲武装公司’来华兴建此类工厂。(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其目的显而易见。在攫取中国战略物资方面,由于总顾问们的极力撮合,德国通过“合步楼”公司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易货贸易协议,得以用军火换取中国的宝贵钨砂。中国输往德国的钨砂量与日剧增。(见表四)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活动的动机与其活动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他们的工作的确为中国抗战及未来中国工业发展打下了部分基础,但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所起的客观作用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德国军事顾问帮助国民政府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也助长了蒋介石开展内战、建立独裁的实力。1930年中原大战,蒋军以少制胜,正是动用德式自动武器装备的教导师参战的结果。当时,蒋军不仅步炮协同作战,而且引进德国侦察机,成立航空侦察队,监测敌情。(注:陈济廉、戚厚杰:《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蒋介石更是急于使用德式先进武器。法肯豪森致电德国外交部,报告有关中国政局时称:“江西剿共战役结束”,是因为“采用诸如迫击炮、轰炸机等现代化武器的‘全面进攻’”的结果。(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9页。)

 

总之,在经济领域,德国军事顾问的活动的产生的客观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因其所起的积极作用掩饰他们相关活动带来的消极作用,也不能因其消极作用而否定积极的一面,应持全面、客观的态度。

 

三、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德邦交

 

德国军事顾问大批来华服务促进了中德关系的迅速发展。其间,顾问们做了不少工作,成为中德双方首脑沟通信息、增进交往的媒介。1935塞克特由华返德后,希特勒予以接见。塞克特便提出“德国对华应有一固定之友谊与政策。”(注:页同②《传记文学》,第25卷第6期,第75页。)并向希特勒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希望中德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法肯豪森同时从中国致电希特勒德国,建议“在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应专注于德国对华政策,因为中国是长远看来世界上唯一和最后一个我们仍大有机会的大销售地区。”(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78页。)在德国总顾问的积极推动下,纳粹德国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及本国需求出发,决定接受蒋介石中国的要求。1935年5月17日,德国外交部长通知国民政府:德国政府决定将北平的德国驻华使团升格为大使馆,陶德曼由公使升为大使。国民政府随即任命程天放为首任驻德大使。两国间正式大使级关系得以建立。

 

1936年初,国民政府为巩固和加强与德友好关系,确保德国军事援助,决定派遣代表团访德。德国政府基于远东局势的恶化,为了避免激怒日本,使自己陷入德中关系和德日关系的危机之中,德国一再拒绝中国代表赴德。后经塞克特,克兰等多方活动,争取德国上层亲华势力的支持,1936年2月以顾振为首的代表团终于成行。最后,顾振和沙赫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936年4月8日签署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马克的优惠贷款(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此合同的达成,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不容忽视。代表团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就给以肯定:“此事塞克特及克兰竭力助成,故有良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了中德军事经济合作关系,这对与强国对峙的弱国——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抗战前夕和初期,国民党当局的军备和国防建设物资主要从德获取,中德邦交的发展及维系是确保德国军事援助的关键。特别是在英、美对日侵华采取“绥靖”政策,没有给中国以任何实质性支持的情况下,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仍依约向华输送大宗军火、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服务,是非常难得的。德国军事顾问作为沟通中德关系的桥梁,其间的作用不容抹杀。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的十年是中德关系史上最密切的一面。它在华活动的范畴涉及国民政府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外交领域,其在华活动的作用是比较复杂的,具有矛盾的双重性。在对其作用评价问题上,我们决不能一刀切,应抱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对其有利于中国抗日、中德经贸往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对其在蒋介石反共内战的反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加以揭露。

 

 
发表自1999年10月出版的《学术界》第5期,转载请注明作者与出处。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