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与纳粹主义的兴起
 
作者:黄正柏
 

 
纳粹主义的兴起,人们多用它的“社会主义”对中下层民众的吸引力、欺骗和胁迫手法、权势集团的扶持来解释。这无疑是必要的。但希特勒曾明确地称他的世界观是“民族世界观”。他对党纲中的“社会主义”也作民族主义的解释。而纳粹的“民族主义”,又是大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等等的混合物。因此在考察纳粹主义兴起的根源时,要重视近代以来德意志民族主义、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特点。它们是纳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根源和肥沃土地。

 

德意志的民族思想和民族特性(volkstшn )在十九世纪以前就已经产生,但是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只能从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尤其是古代日尔曼人的英雄故事)来表达,被称为“文化民族主义”。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也迟迟没能在政治上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德国的完整意义上的民族运动的发展相对比较晚,是在反对拿破伦战争中才开始的。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说:德国的“完整意义上的民族运动,……可以说最初是在外国统治和解放战争之后才开始的。”

 

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形成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于德意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立统一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并贡献于世界文明,是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的。然而德意志民族的独特历史发展,也给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思想和文化打上了烙印,使之杂有大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民族优越论、种族主义、以及崇尚权力和专制等因素。德国民族任务迟迟未能实现,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使自由和民主不得不让经常位于更为迫切的民族独立和统一的任务,对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的过分颂扬与对专制主义的膜拜服从就结合起来。早在德意志古典文化民族主义时期,德意志的民族思想就是一方面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的愿望,并颂扬世界主义,另一方面又受普鲁士专制主义和所谓“普鲁士精神”的影响,对专制制度表示服从,而缺乏独立的反抗行动。到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时期,具有极大的影响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民族观念中,更一反古典文化民族主义对世界主义的颂扬、对各民族平等友爱的向往和对民族沙文主义的否定,在强调德意志的民族特性、颂扬民族精神、争取德意志的民族统一的同时,混杂了狭隘的德意志民族至上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和反犹思想。浪漫主义者把民族(volk)一词解释为一种与血缘、遗传和土地相联系的概念和人的“固有的本性”。他们歌颂大自然和乡土及扎根于其间的德意志人,而犹太人则被描绘成敌人。他们企图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病,保持德意志人往昔的行会等级制度和农村田园式的生活。他们的观念中往往有一种对中世纪的回归的探索,说中世纪是“一切社会的榜样”,并倾扬君主和君主制度,偏重于强调民族权利,而忽视甚至敌视自由和民主原则,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而趋向保守。他们的思想中还混杂着中世纪德意志大一统的思想,以及歌颂暴力,美化战争。

 

19世纪上半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如阿恩特,弗里特,雅恩等)和思想家,就受此影响。在他们号召德意志人民反对外族侵略的同时,就存在着大德意志主义(其中包含复活了的中世纪的德意志大一统的思想)、德意志民族救世主义、文化上的排外主义、政治思想上的反自由主义。他们鼓吹德意志是未来的新人类,德意志人不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要成为世界的霸主,建立世界新秩序;他们崇尚暴力,鄙视国际和平,推崇所谓民族血统的纯洁性,仇恨法国人和犹太人等。例如,阿恩特一方面要求人们热爱祖国,维护民族性,结成恢复自信的德意志共同体,同时他又相信德意志人是被选中的大陆和近代历史的中心。他主张把以前曾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民族都并入德意志。又如,对当时和以后都有重要影响的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曾发表《告日耳曼民族书》,号召反对外来的压迫,颇有影响。但他认为德意志民族就是最完美地代表整个人类的“原始民族”,必须把这个“原始民族”教育成为真正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一个作为人类理性王国核心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同时把拉丁民族和犹太人都看成是腐朽种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有中兴的可能,只有在他们的影响下,历史才能展开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将反映宇宙的法则,由一批为数不多的社会精华来领导。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就此评论说:“由于民族感情突然爆发,由于在政治方面所受教育不够和经验不足的德意志人蓦地面临自我放弃或进行艰苦斗争的决择,因此存在一种过头的危险,一种要求超越解放范围去消灭敌人和扩张本国势力的民族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费希特和阿恩特所抱的德意志人优于其他所有民族的信念就是令人担心的自视过高的证明。”
比费希特稍晚,但影响甚至更大的黑格尔的思想,也有类似特点。他把国家看作是“世界精神”的最高体现,是绝对的永恒合理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基础和核心。他鼓吹普鲁士国家的优越性,并说在每一个历史时代,世界精神只选择一个民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且只有德意志民族才是世界精神“最后选中”的、最优秀的民族,“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他蔑视斯拉夫民族,鼓吹民族和种族的不平等。他还颂扬战争,说战争有利于国家这个“伦理有机体”的健康,而长期的和平则会使国家腐化堕落。

 

这些德意志民族运动和思想文化的领袖人物的思想和主张中包含的这些因素,成为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中的这类因素的重要源头和最初表现形态,对德意志民族思想和民族性格特点的形成和长远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当1848年德意志统一运动时,这种精神又表现出来。当年聚集于法兰克福议会的德意志“民族代表”们,对普鲁士专制君主顶礼膜拜,对其他民族的权利却无比蔑视,充满强烈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精神。例如,它通过一份报告,要求奥地利强迫当时在其统治下的斯拉夫民族派代表参加法兰克福议会,对捷克民族主义者拒绝派代表来参加议会感到震惊。一位代表宣称波希米亚“是德意志的固有领土”。此时已是年高德劭的阿恩特说:“如果我们把平等的生活权利给予每一个小的个体,那又把我们摆在哪里呢?”他们一致要求对捷克民族主义运动实行武力镇压。他们强烈反对丹麦合并石勒苏益格,支持普鲁士征讨丹麦。他们也反对当时波兰的民族运动,支持普鲁士对波兰领土的兼并。一位名叫威廉·约尔丹的代表在议会发表演说,要求“执行一种健全的民族利己主义政策”,鼓吹“我们的权利就是强者的权利,征服者的权利”,“德意志在波兰征服的土地是自然的需要”。泛德意志主义者戴姆伯爵在议会演说中,鼓吹德意志人有建立一个有七千万甚至一亿人口的“中欧庞大国家”的使命,因为德意志人是整个中欧的精华。这个国家将要武装起来,与东西方抗衡,成为地球上最伟大最强盛的国家。

 

这类思想,在德国实现统一之后进一步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狂暴程度。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1848年争取民主的统一的努力遭到失败。德国统一是在普鲁士领导下以“铁和血”的方式在“小德意志”的框架中实现的,而这又更加强了对强权和武力的崇拜,普鲁士精神渗透和弥漫到全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德国统一后的迅猛发展和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加强了德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加之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迅猛推进,既造成新的社会矛盾,也激起对日益广大的世界市场的渴望,形成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强烈要求。为此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推动大德意志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强权主义等情绪。所有这些,促使德意志民族精神中的那些原已存在的这些因素进一步膨胀。梅尼克论述德国统一后的这种发展时说:“民族的自我主义和权力国家的观念”“愈来愈压倒了世界公民——人道主义的成分”。“从歌德时代所生长起来的那种自由的人道主义文化,遭到了民族思想的狭隘化和僵硬化的威胁。”

 

“大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仍是许多人的理想。早在1871年就有人批评说,俾斯麦的帝国是一个不完整的民族国家,它“必须保持在下一次有利的时机将那些还留在外面的德意志民族居住的地区纳入其中的权利”。大德意志主义的膨胀,最突出的表现是十九世纪末泛德意志同盟的成立。泛德意志同盟重新拿起当初阿恩特等人的主张,要求把所有的德意志种族兄弟都纳入帝国,并对在这些地区的非德意志人实行德意志化。在它看来,少数民族是对国家的一种“致命危险”,必须加以强制同化。它宣传德意志民族“缺少空间”,必须扩张,建立大德意志。它提出“普鲁士以国王为首,德意志以普鲁士为首,全世界以德国为首”的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沙文主义口号。于是它成为德国进行对外侵略扩张和领土兼并的最为狂热的鼓吹者。

 

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与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互相渗透,难解难分。从以下几例可以管中窥豹。中学教师德·拉加尔德(晚年成为大学教授)发表《德意志文集》和其他著作,主张振奋民族精神,树立德意志人的信仰,达到民族的真正统一。但他主张以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与德意志民族精神相结合,谴责主张现代化、民主以及社会改革的力量,说犹太人是一切领域中的敌人,要象消灭细菌那样加以消灭。他还主张德意志人移民波希米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加利西亚等地,打败俄国,夺取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广大领土,让德意志人来居住,赶走那里的犹太人。比他略晚的尤利乌斯·朗格贝恩,主张反犹主义,对于外来的犹太人或“现代下层的犹太人”,要象对待瘟疫一样加以消灭以免污染民族的血液。他说“德国是属于德意志人的。一个犹太人不能变成一个德意志人,如同一棵桃树不可能变成苹果树一样。”他主张查清人们的祖宗世系作为授予其德国国藉的条件。他们在民族的名义下提出反犹,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

 

不少文学作品歌颂和美化德意志人,极力丑化犹太人。德国文学家弗赖伊塔格出版于1855年的小说《借方与贷方》,作家拉贝发表于1863年的小说《饿牧师》,作家格德舍尔在1868年发表的小说《比亚里茨》,波伦茨于1895年发表的小说《农民箍桶匠》等,都颂扬德意志人忠诚勤劳,而犹太人则被描写成贪婪阴险狡诈,是工业化进程中人们遭受的种种不幸的罪恶之源。还有的文学作品宣扬一种德意志民族救世主义。如1861年,著名诗人盖贝尔写出了“世界很可能由于德意志精神而再次得救”的诗句,英国学者卡斯顿指出:“认为德意志人优于其他民族的信念在文学界特别强烈。”

 

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在其他方面人士中也相当广泛。1873年,记者威廉·马尔出版一本“从非宗教观点来看犹太人战胜德意志人”的书,在六年内出了十二版。他还建立了一个“反犹太人同盟”,主张用严格的立法手段来制止“犹太主义进一步取代德意志主义”。一位名叫阿道夫·施特克的宫庭牧师大力鼓吹反犹主义,把证券交易所说成是“犹太人的庙堂”。他要向人们“揭示其不幸的根源,即金融权力、贪财的欲望和证券交易所”,使人们了解“在犹太人手下挣扎着的农民和工匠的悲叹”。他主张“向犹太人宣战,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马尔堡的奥托·伯克尔,曾当选为马尔堡国会议员,同样也把犹太人说成是资本主义发展而给中下层阶层造成的苦难的根源,散布犹太人要统治世界的神话,说只有剥夺犹太人的一切财富,农民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一战争打胜了,民族才真正有前途。他宣称:“德国人民通过反犹太主义,将再次认识自己是一个反对犹太种族的德意志种族。”

 

十九世纪末,由于达尔文的理论和人类学的新成就,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德国发展起来。法国人戈平瑙的主张雅利安人种族优越、应该统治世界的种族主义和英国人豪斯顿·张伯伦的种族主义在德国广为传播,成为德意志种族优越论、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的新的组成部分。1894年,在戈平瑙逝世十多年后,舍曼在德国成立戈平瑙协会,协会还得到著名音乐家里夏德·瓦格纳等人的支持,并与泛德意志协会保持密切联系,使戈平瑙的种族理论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张伯伦则以1899年以德文出版的《十九世纪的基础》而著称。他用达尔文主义来解释种族主义,用种族主义来解释历史。他说:在创造文化方面,“正是条顿血统,而且仅仅是条顿血统……形成推动力和提供力量”。“要不是条顿人,全世界就会笼罩着永恒的黑夜”。在条顿人中,日耳曼人是最有天赋的,因此他们有权做世界的主人,“上帝今天完全指望日耳曼人”。他强烈地主张反犹主义,主张日尔曼人同犹太人进行殊死斗争。这本书风靡德国,多次再版,影响很大。德皇威廉二世就是其最热情的读者之一,说“上帝把你的书送给了德国人民,把你送给了我”。颇具意味的是,戈平瑙和张伯伦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反而没有受到如此的欢迎。种族主义的种子在德国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德国一些大资产者鼓励了种族主义。例如,1900年,工业家克虏伯出钱组织有奖竞赛,要求参赛者的论文把达尔文主义的原理应用到德国国内发展和国家立法上来。获奖者中不乏日耳曼种族优越论者,如获奖者有一位名叫路德希·沃尔特曼者,就认为日耳曼人是人类最优秀的民族。他著有《政治人类学》一书,认为主宰的民族应该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奴役别的民族,北欧种族负有统治世界的天命。他还提出,社会的阶级结构应该被一种以种族为一切出发点的社会结构所代替。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纳粹“民族共同体”的影子。

 

一些思想文化教育界的“大人物”也支持和鼓吹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种族优越论,反犹主义,强权主义等思想。大名鼎鼎的欧根·杜林教授从种族立场出发研究犹太人问题,于1888年发表《犹太人问题》一书。他主张对犹太人不能姑息养奸,说只有北欧人的上帝才能指引德意志民族走向胜利,而犹太人的唯物主义是与德意志精神格格不入的,德意志人只有加强种族实力才能战胜外来的侵略者。还说从政府机关、企业和金融界把犹太人这一“无比低劣的种族”赶出去乃是一个有关“种族荣誉”的问题。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在《十九世纪德意志史》中,鼓吹“如果强者压服了弱者,那只是一种无可非议的生存竟争的规律”,颂扬“普鲁士的军事荣誉是一颗明珠”,传播下述观点:国家意味着权力,这种权力必须由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来体现。他歌颂战争是人类最高尚的行为,取消战争“就等于打碎人类的天性”,会“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缩”,并认为战争是天意所赐的一种德意志的命运,是一种清除这个民族的唯物质主义的罪恶并让它表现和实行其文化优越性的工具,德国人应该再次统治欧洲。他鼓吹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在《普鲁士年鉴》上发表文章,说“犹太人是我们民族的灾难。”戈登·克来格指出:“当时对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无限制的接受,在大学教职员中最为突出。”而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特赖奇克。

 

此外还必须提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的思想。尼采对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是持批评态度的,嘲笑“德国高于一切”的口号。他也没有那种病态的反犹主义。但是他的思想和理论中有一种强烈的非理性主义。他无情地抨击现存的德国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弊病和传统思想文化、道德、宗教,却又把德意志思想文化中对强权的崇拜推到一个新高度。他引申了在他以前的叔本华的基本思想, 提出了“权力意志”(thewill to power,亦可译为“强力意志”或“追求权力的意志”), 这种“权力意志”才是世界前进的推动力。由此他提出“超人”的概念。“超人”就是具有这种“权力意志”的人,他们是少数的精华人物,他们将统治世界。他主张通过有意识的人种进化工作,通过战争,来造就“超人”。他极力颂扬战争,“只有战争才能使一切事业变为神圣。”这种理论中,分明游荡着德意志民族优越论、崇尚强权之类思想的影子,尼采没有完全冲破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的网罗。他的这些思想后来恰恰被法西斯用来为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征服世界的野心服务。德国法西斯机关报《民族社会主义月刊》创刊号上明确地指出,民族社会主义与尼采哲学的世界观基础是相同的。

 

这些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神学家等的言论、著作和活动,对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的影响是巨大的,难以用数学的或其他的精确概念来描述的。他们把人们中间那些仅仅是含糊而不明确的、分散而不集中的、微弱而不强烈、萌牙状态而不成熟的倾向、思想,集中和明确地表达出来,使之强化,理论化,系统化,加上历史的和哲学的思辨色彩,又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群众以致整个民族的思想倾向,形成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特性”、“民族精神”或“民族传统”。它们一旦形成,就构成一种强大而无处不在的力量,构成一种社会文化环境,在无形之中渗透至人们的思想深处,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积淀,并长期流传,普遍性地和长远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特赖奇克的影响可为一例。梅尼克曾评论特赖奇克的思想和主张的影响说:特赖奇克的“深沉而严重的话:“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其次还是权力,第三还是权力”,“大大促进了德国资产阶级权力狂的实现”。有重要影响的当然不只是他的强权政治观点,也有他的德意志民族优越论、反犹主义等观点。特赖奇克的学生和信徒中,有不少极端的沙文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如他的学生和信徒之一海因里希·克拉斯,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最为重要的沙文主义组织乏德意志同盟的领导人,他曾向人承认他的老师特赖奇克曾说服他相信,犹太人对德国是有害的。他的听众中还有德国有名的大海军主义者提尔皮茨、殖民主义者和泛德意志主义者卡尔·彼得斯、军事作家冯·伯恩哈代等。伯恩哈代在二世纪初出版的《德国与下一次战争》中,鼓吹战争与征服,说和平的愿望是没有前途的。战争“不仅是人民生活的一个必需的要素,而且也是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它的确可以说是真正有教养的人民的力量和生命力的最高表现”。这种思想的广泛渗透,即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政党的许多人,也不能避免。例如,当1914年战争爆发后,除了少数左派、几位和平主义的作家和教授之外。所谓“8月4日精神”席卷了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和各行各业的人们。德国出现的战争和沙文主义狂热,堪称“之最”。亲历过那个时代的德国工业家兼政治家拉特瑙后来回忆说:“我回想,君主制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啊!”

 

这种思想普遍渗透到中下层人群之中,也是与德国工业化发展的特点有关的。德国工业化起步较迟,同时进程却更为急速,比英法等国在更为短暂的时间内实现(德国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实现了英国等用了大约一百多年才实现的事情),具有某种“压缩型现代化”的特点。因此它引起的社会和阶级变迁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更其急速和剧烈。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小店主、小农户以及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产生的人数日益增多的“新中间阶层”,即“白领”阶层等),在这个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地位十分不稳。他们一方面受到来自日益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大资本的压力,处境窘迫。另一方面又受到日益兴起的工人运动的压力,害怕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兴起了种种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义的思潮和运动,其中有的也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旗帜。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下感到命运难测,害怕自由竞争。他们希望有强有力的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地位,同时往往还有一种反现代的倾向,即向往往日的即前资本主义的、与行会类似的生产关系和以“血缘和土地”为基础的社会。把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祸害和痛苦归之于犹太人,作为对小资产者的困境的一种解释,易于与他们产生共鸣。另一方面,随着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矛盾的深化,资本对外扩张欲望的加强,统治阶级也有意地通过各种方式,向中下层群众宣传、灌输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的思想,把他们的不满和恐惧,引导到有利于统治阶级对内巩固统治和对外掠夺的道路上去,即起到对现代化造成的压力的“减压”作用,又可使他们充当资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急先锋。于是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小资产者人群和以他们为主要成员的运动,成为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专制和强权理论等等思想的重要载体。而且小资产者处于困境中往往具有爱走极端等特点,其表现往往比这种思想的最初倡导者更为极端和狂热。

 

在工业化进程中产生小资产阶层的思潮和运动,在欧洲是一种广泛的现象。到19世纪晚期,又产生了人们称之为“新右派”的运动和组织。它们与以前的小资产阶级运动的具体联系尚有待进一步考察,它们本身则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激烈的民族主义,强烈的反犹主义(把犹太人当作资本主义祸害的替罪羊),不仅要在中产阶级及其下层引起共鸣,而且还要投合各下层阶级的心意,力图使他们放弃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想。他们不仅是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而且是颂扬暴力,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议会制度、反对民主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它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重要基础。而德国的情况在这方面堪称典型。在19世纪下半期德国产生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组织,如“泛德意志人同盟”,其追随者大部分是小资产者阶层的人们,特别是教师和白领工作者,其地方分会主席中有36%是教师。卡尔·艾利希·博恩指出,重要的德国工业家及其组织参加了这类宣传机构的建立,但“在这些机构中定调子的是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教授和教师)”。“泛德意志同盟”是当时大量出现的各种极端民族沙文主义团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它有不少团体成员如“德国全国店员联盟”、“铁锤联盟”、“德国全国店员联盟”等,也是以小资阶级分子为主要成员的。“在“泛德意志同盟”的领导人中不乏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分子,如曾担任其主席的克拉斯,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也反对自由主义和普遍选举权,主张德皇独裁。铁锤联盟更是一个强烈反犹和主张种族主义的组织。它赞美种族纯洁,要求其成员必须保证其属于雅利安血统。“德国全国店员联盟”也有反犹主张。还有全德大学生协会也受到激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的影响。1896年,一个由所有大学生协会代表参加的会议宣称:“大学生协会是建立在德意志人的基础上的……不应把帝国的犹太人公民看作德国人。”这些组织的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自由主义和反犹主义,为纳粹主义出现和发展准备了肥沃的土壤。纳粹党正是从这些组织吸收其最初一批党员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国的大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遭到失败,但是没有对它们进行清扫。十一月革命没有能发展成一埸触动旧的社会基础的社会革命,更没有发展成一埸民族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变革。德意志民族没有进行自我思想清理,却相信了“背后一刀”的谎言。战后,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在受到挫折和压制的情况下,更为极端化。有人描述德国成了一个“发了疯的国度”。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度不得人心。针对民主共和派人士、犹太人、左派的政治谋杀和恐怖活动此伏彼起。当著名的德国民主派政治家、为共和国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又是一位犹太人的拉特瑙被极右分子暗杀后,著名作家茨威格在日记中激愤地写道:“倘若我依旧痴心不改地信奉这种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话,那我就不能对这个民族的做法袖手旁观。”纳粹党就在这种环境和土壤中产生了。它的大德意志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是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领域中广泛存在的这些因素的继承,又在这块土地上,进一步生长,变本加利。希特勒为首的主流派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路线战胜了党内的“社会主义”派,并实现了与大地主、大资本、军国主义等势力为代表的德国权势集团的结合。

 

总之,人们决不应该忽视或否定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中那些不朽的成就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德意志民族精神或“民族特性”中,也有着有利于纳粹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因素。这是纳粹主义兴起的重要的深层次“内在因素”。它们为纳粹主义提供了思想的来源、有利的环境、肥沃的土壤和阳光雨露,使得希特勒这样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小人物”及其思想和主张,可在德国大行其道。德国作家威廉·冯·斯特恩堡指出:“没有延续性和历史是无法想象的。……地缘政治状态,几个世纪中成长起来的社会结构,从多种多样的精神和政治潮流中产生的‘民族性格”,都指明了这一点”。“对共和国的仇视,对简单的、逃脱个人责任的方案的渴求,相信经济上的困境只是没有决断能力的议会制度的结果,排犹主义,德意志的夸大狂——凡此种种,都不是希特勒的发明,它是同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的情感相符合的。”海因里希·简内克则指出:希特勒“所需要的一切,都能从当时的社会中得到。”“德意志这块土地造就了希特勒,而希特勒也把德意志民族当作了实现自我意识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意志民族应该而且有必要进行深刻自省,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时进行民族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更新和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德国人和德国政治家认识到这一点。康拉德·阿登纳主张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流行于欧洲的民族极端主义,抛弃旧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否定“普鲁士精神”(应当是指其消极的方面),培养一种健康的民族精神。这是总结了历史教育的至理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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