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世纪如镜
 
作者:陈德兴
 

 
今日之德国,被某些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评论家称之为20世纪世界上少有的赢家之一,认为它是先输而后赢。20世纪的德国史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清晰的画面:在本世纪前半叶大部分时间里德国走了一条战争—失败—再战争—再失败,直至彻底崩溃之路,一条充满血与泪、掠夺与扩张之路。作为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它往往被与历史罪人联系在一起。在后半叶,德国走了一条被分割与被分裂、在冷战中谋求发展、直到实现国家统一和重新崛起之路,终于抛掉了“政治侏儒”的帽子,圆了孜孜以求的“经济巨人+政治巨人”的梦。20世纪的德国史是一面特殊的镜子,它从正反两个方面警示和制约着统一后德国在新世纪的走向。

 

在20世纪,德国经历了触目惊心、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四个重大转变:

 

一、从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到成为欧洲和世界经济强国的转变

 

德国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速度快,到20世纪初,仅用了约60年时间,先于英、法等国,实现了从带有早期工业痕迹的农业国,向着有强大农业基础的工业国的转变,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飞跃,标志着德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德国之所以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其主要原因是,极其重视科技发展,迅速及时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善于从起步较早的英、法、美等国吸取工业革命的经验教训,结合本国国情,对引进技术设备加以消化、改造,少走或不走弯路;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保持了全国经济相对均衡的发展;在工业进程中实现了国家统一,规范了度量衡,促进了工业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工业产值已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二位,某些工业产品独占鳌头,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为德国对外侵略扩张,挑战老牌殖民主义者,重新瓜分世界,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从军事政治国家向经济政治国家的转变

 

德国在20世纪初实现工业化并拥有强大国力后,面临两种抉择:一是利用已有的物质手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致力于经济的更大繁荣,造福于国民;一是穷兵黩武,对外侵略扩张。具有普鲁士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以铁血手段在19世纪70年代实现国家统一、业已称霸欧洲的德意志帝国选择了后者,走上了一条祸国殃民的战争之路,悍然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后期,在德国面临军事、政治和经济总崩溃的形势下,轰轰烈烈的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德国封建君主制,建立了魏玛共和国,开始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尝试。魏玛时期,普鲁士式的军事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并未得到彻底清算,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迅速抬头,并最终攫取了政权,实行了长达12年的独裁统治。德国再次走上侵略扩张之路,直到1945年彻底崩溃。在20世纪初实现工业化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德国从封建专制主义转向法西斯—纳粹主义,基本上走的是军事政治治国之路。这条道路导致德国又一次崩溃,进而被分割和分裂,被强制性地“非化”(非军国主义、非纳粹主义、非法西斯主义),承担战败国的责任,对战争罪行进行道义上的忏悔和反省。

 

二战后,基于历史的思考和现实的需要,西德选择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找到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路子。在近半个世纪里,西德作为一个并不享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在50年代创造了经济奇迹。到50年代末,从总的经济实力看,西德在欧洲超过了英国居第一位,在世界上次于美国居第二位,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日本经济的崛起。随着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西德赢得了“经济巨人”的称誉,成为一个带有战败国遗痕、不享有完全主权的“经济政治国家”。其主要特征是:经济实力处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以先进科技装备起来的工业和以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为后盾的强大出口能力;在国际关系中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所谋求的政治目标;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二战后至德国重新统一,是20世纪德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经济政治国家”作为一种历史产物集中体现了这个时期德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与特点。它对德国今后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

 

三、从两个国家两种制度向一个国家一种制度的转变

 

二战后,德国一分为四是对法西斯德国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惩罚,同时意味着反法西斯同盟国分道扬镳和德国的分裂。受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所驱使,美、英、法迅速将其占领区连到一起。联邦德国(西德)和民主德国(东德)先后宣告成立,标志着德国分裂的公开合法化。它们被迅速“西化”(建立美英模式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或“东化”(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加入了不同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集团,成为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斗争和竞赛的试验场。

 

德国东部的共产党人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对在德国土地上诞生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试验。全盘否定其试验与实践,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两种社会制度的抗争和对立中,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囿于种种弊端和教条的束缚,尤其在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在德国土地上并未显示出人们所期盼的优势和吸引力,在物质文明的和平竞赛中显然处于劣势。柏林墙的建立是被迫采取的消极防御措施,旨在应对西方变本加厉的和平攻势。这一措施虽收到了暂时的效果,但加深了东西部德国人之间的对立与隔阂,使东西方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呈现出更加明显的物质化和暴力化色彩。东德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被动与窘境,为西德展示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价值观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在东西方冷战的漫长岁月中,德国重新统一问题始终是占领者之间和被占领者之间相互斗争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他们都曾提出过有关统一的种种构想或方案,但从各自的利益和国际斗争的需要出发,往往一概否定对方的方案。实际上,战胜国当时并不想看到在中欧出现一个统一的德国。西德长时间内奉行旨在孤立东德的哈尔斯坦主义。东德担心被实力对比悬殊的对方吃掉,先是宣称两德统一“不现实”,继而提出了“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错误主张,实则关上了统一的大门。而西德更高举起了统一的旗帜,使其处于更主动的地位。在东德及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形势下,德国当权者紧紧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以经济统一为先导,继而实现了两德的政治统一,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分裂状态。这种统一的核心是,在前民主德国地区,全面、彻底摧毁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全面实施以私有制为前提的西德模式的社会经济制度。随着德国的重新统一,美、苏、英、法在德的权利和责任也告结束,德国由有限主权国家转变为完全主权国家。

德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被分割并继而分裂为两个国家的,它又是在特殊的国际条件下,以特殊的方式和特殊的速度重新统一的。在促成统一的诸多因素中,苏联东欧的剧变和西德拥有的强大经济实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德国统一已逾10年,但内部统一的进程远未完成。真正的内部统一比当时的政治家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存在近半个世纪的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模式的差异及其影响依然扎根于某些人的头脑之中;冷战时期形成的“柏林墙”虽然倒塌了,但思想上、心理上的“墙”依然存在;吞并式的或不对等的统一在东部德国人中产生的不平等感或“二等公民”感有增无已;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或殖民化色彩的统一进程和东部社会经济制度的转轨以及民族内部的长期积怨和龃龉,诱导着民族意识的异化,影响着共同民族感情和民族自我表现精神的凝聚与发展;东西部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和东部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不断引发种种社会问题;由于个人和家庭积累财富的时间、方式和途径的不同,东西部公民贫富的两极分化更趋明显,等等。上述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简单从事或一蹴而就,不是一代人或短期内就能解决的。

四、从憧憬的政治大国向现实的政治大国的转变

 

统一前,德国一方面因系仅次于美、日的经济强国而自豪,一方面又因仍然受到战胜国的制约充当“政治侏儒”而心怀自卑或不满,梦寐以求地憧憬着改善自己的政治形象。

 

享有完全主权的统一的德国已不再把政治大国作为虚无缥缈的梦,而是作为实实在在的课题纳入其内外政策中,公开宣称它要对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承担更大责任,并直言不讳地表示,德国应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谋求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政治大国。德国正从经济上、外交上努力绘制着其政治大国的形象。

 

1.经济上,德国正致力于新的经济崛起,谋求成为更加强大的“经济巨人”。二战后,联邦德国在经济实力上一度领先日本。德国统一后,从总体资源对比看,它目前稍逊日本,但存在赶超日本的潜力和可能性。德国从创造新的经济奇迹着眼,将主要采取以下战略性决策:

 

——加大改革力度,重新激发社会市场经济内部活力。针对经济结构调整缓慢、经济增长乏力、国债有增无减、失业率居高不下、财税制度滞后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继科尔政府实施铁路和邮政私有化之后,施罗德政府决定更有力地推行改革路线。其基本思路是,以恢复社会公正、减少失业为突破口,强化结构调整与改革,有重点地采取新的经济、财政、社会和环保政策,站在新经济的前沿,加快建立新企业、研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进一步推动经济现代化,保障德国在欧洲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领先地位。还主张进行教育、司法改革和能源结构改革。值得关注的是,施罗德政府已排除阻力,在税制改革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开发和振兴东部经济。这将是德国经济实现新的崛起的关键。统一伊始,科尔政府曾乐观地估计,5~10年内,东部经济基本上达到西部水平,实践证明,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判断。施罗德政府已宣布把发展东部经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将实施优先资助、扩建基础设施、大力改造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政策和措施,还强调要加强对东部建设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其目标是,使东部成为德国新经济和高新技术的“开发区”和基地。如果政策对头,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21世纪的上半叶,东部经济有可能接近西部的平均发展水平。如是,德国的综合国力将大大增强。

 

2.外交上,实行重点与全方位相结合的政策和战略。德国的外交重点在欧洲,这是其基本国策。主要内涵是:(1)以史为鉴,并从长远利益考虑,继续坚持欧洲一体化的旗帜,将自己融入一体化进程中,力避称霸欧洲之嫌和采取激怒周边国家的举措,同时巩固和强化在一体化中的主导地位。(2)继续维护和加强德法轴心,发挥两国在欧盟和北约中的核心作用。(3)充分利用欧盟和北约东扩之有利条件,扩大德国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影响,利用自身地缘优势,填补苏联解体后在东欧出现的某些真空地带。(4)力争与美建立和维持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减少美在欧洲的存在和影响,强化欧盟的主导作用,谋求由欧洲主宰自己的命运。(5)从战略角度处理和发展与俄的关系,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手段影响俄的转化进程,将俄纳入欧洲一体化之中,防止在欧洲出现东西对峙的格局。

 

所谓全方位,即主要通过经济外交,大力发展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增加德国在这些国家中的信任度和支持率,扩大其市场和资源基地。在开展全方位外交中,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和自身利益需要,决定一般和重点。

 

20世纪的德国经历了多灾多难、复杂曲折的戏剧性变化。上述四个转变虽然发生在德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但有着内在联系和相互制约关系,形成了德国百年历史画卷中或斑斓多彩或发人深省的不同重点。从纷纭复杂的变化中得到的启迪是,一个国家国力强大后,走称霸之路、对外侵略扩张之路,就是走祸国殃民的绝路,必以害人开始,害己告终。犹如古人所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善于正视自己的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者,乃理性和智慧的体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俊杰;以和为贵,走和平发展之路,不做损人之举,乃人间正道,于国于民,于己于人有利。这也许就是世人对正在崛起的统一德国的由衷期盼。在新世纪,德国有着近现代历史上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来自国内、来自欧洲和世界的严峻挑战,人们密切关注着德国这艘驶向政治大国的航船,在变幻莫测的气候中如何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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