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历史学派”传统与纳粹主义
 
作者:李工真
 

 
不少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将罗斯福“新政”与希特勒“新经济政策”视为凯恩斯主义模式运用上的开端,这早已成为一种习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著文《凯恩斯主义在美国》,对此作过一点小小的“修正”。这位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谈到,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并开始奉行“新政”以后,凯恩斯本人以及他的思想在美国仍然遭到冷遇,以致于美国既未能真正克服1929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也未能阻止1937至1938年危机的到来,只是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凯恩斯主义的补救方法才真正为美国所接受。在该文结尾处,他还特别作出这样的总结:“有一种看待这段历史的方法:希特勒在结束了德国的失业以后,又继而为他的敌人结束了失业,他才是凯恩斯思想的真正倡导者。”(注: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凯恩斯主义在美国》,引自陶洁编选:《二十世纪英文观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但据我查证,所有那些纳粹德国的当事人,都概不承认希特勒政权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蓝本来制定、推行其经济政策的,他们只承认这一点:“这种经济政策不过有些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方法罢了。”(注:威廉·劳滕巴赫:《利息、贷款与生产》(Wilhelm Lautenbach,Zins,Kredit und Produktion),蒂宾根1952年版,第196页。)这就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如果说纳粹党人经济政策中的“现代国家干预主义模式”不是来源于凯恩斯的,那么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倒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本人提供了一条极为有意义的线索。这位英国大经济学家在1936年出版的那部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德文版前言中这样写道:“我的这本书是对英国古典主义(或正统主义)传统的一种摆脱,这种摆脱在英国遇到了相当可观的抵抗。但我能设想,所有这些可能会对德意志读者产生某些不同的触动。这是因为在德国,一直就有它重要的经济学派——‘历史学派’,他们早已对运用古典主义理论分析同时代人的重大事件的足够性提出了强烈的怀疑。”最后,他还特别强调,“我的这种生产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更容易适应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关系。”(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John Maynard Keynes,Al
lgemeine Theorie der Besch@①ftigung,des Zinses und des Geldes),柏林1936年版,第8页。)

 

凯恩斯的这段话至少向我们提示了两点:一是纳粹主义(即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推行的确不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蓝本的,因为凯恩斯的完整理论直到1936年才正式发表,而此时纳粹德国已经彻底摆脱了1929开始的那场经济大危机并实现了充分就业;二是纳粹党巩固了独裁统治后,“国家干预主义”思想以及“非正统主义”的货币金融措施,在德国能得到比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更快速、更有效、更彻底的贯彻和运用,这种发展绝非偶然,而是有它深刻的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传统根源的。本文将沿着这一线索,探讨传统的德意志国民经济学派——“历史学派”——的奠基、发展、变异,以及它与纳粹主义经济思想之间的联结点问题,以期查明纳粹主义经济思想与政策形成上的历史总背景问题。

 

一、德意志“历史学派”形成与发展

 

在19世纪初年的“大改革时代”,作为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冲击的反应,也出于维护民族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德意志经济理论家中间,出现了一种反自由主义倾向。正是在这种倾向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个被后人称之为“浪漫主义的”德意志国民经济学派——“历史学派”,它与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古典主义国民经济学说绝然相反,强调的不是自由竞争与国际自由贸易,而是自身民族的独立性以及经济政策中民族目标的优先权。

 

德意志“历史学派”的经济观念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内容:(1)所有经济活动的头号目标,不是满足个人的需要,而是促进国家或民族权力的强大。(2)国家的权利与义务,就是要将经济过程限制在有利于由国家定义的“公益”上,限制在国家指令性的经济主导权上。(3)国家主权包括不受限制的财政主权,它造就的支付手段,不受贵金属数量上的限制或对外贸易政策上的限制。(4)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大经济空间”,并通过对东欧和东南欧的经济渗透,来确保这个空间的扩张。(5)在这个空间里,应始终保持农业的优先地位和乡村生活的田园化。

 

德意志“历史学派”在19世纪的前40多年间经历了它的奠基阶段。头一个提出这种经济观念萌芽的是大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在1800年出版的《封闭的贸易国》一书中,他勾画出一个“自给自足”社会的乌托邦,并建议“引入一种特别的内部货币来确保自给自足,这种货币应建立在人们的信任和强大的国家财政主权基础上,并使这种货币的供应量与内部市场的需求相适应”(注: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封闭的贸易国》(John Gottlieb Fichte,Der geschlossene Handelsstaat),法兰克福1977年版,第59页。)。

 

继费希特之后,浪漫主义理论家亚当·海因里希·米勒,为配合普鲁士的“斯泰因—哈登堡改革”,于1809年出版了《治理国家的因素》一书。在书中,他对费希特的货币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作为‘世界货币’的金属币是死钱,它得依赖于贵金属发现的偶然性;惟有由国家发行的‘内部货币’,即纸币,才是有生命力的活钱,它能根据经济循环的需要增加或减少,因此,也惟有纸币,才体现出国民对国家的信任,才真实地表达了民族的活力,因而是真正有效和永恒的货币。”(注:亚当·海因里希·米勒:《治理国家的因素》(Adam Heinrich Müller,Elemente der Staatskunst),莱比锡1931年版,第159页。)正是这种具有现代性质的货币观念,奠定了德意志“历史学派”货币理论的基础。

 

在这本书中,米勒还提出了“公益”思想。他赋予国家“一种永恒、独立、临驾于一切之上的最高本质地位”,而“个体必须为国家的永恒本质作出牺牲”,由于“私有财产仅仅体现为对永恒的公有财产用益权的一种暂时性借用”(注:亚当·海因里希·米勒:《治理国家的因素》,第246页。),而“国家经济临驾于一切私人经济之上”,因此,“国家的任务就是要在面临私人利益具有瓦解性的滥用时保护公共利益”(注:亚当·海因里希·米勒:《治理国家的因素》,第196页。)。这种“公益”思想成为了“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与“和谐发展论”的理论支柱。

 

米勒还从中世纪的过去推导出他的“孤立的民族农业”方案。他认为:“一种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工业,完全瞄准最大限度的产量和收入目标,对于德国这样一个陆上大国来说并不适合。在任何一场可以想象的危机中,要维持这个国家,就必须依赖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族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讲,这种内在联系取决于农业”,因此,“惟有通过这种孤立的民族农业,才能确保一种具有抵抗危机之能力的民族经济”(注:亚当·海因里希·米勒:《治理国家的因素》,第164页。)。这一思想不仅大大深化了费希特提出的“自给自足论”,而且成为普鲁士容克贵族政治家们一再加以信奉的信条。

 

19世纪30至40年代,德意志国民经济学派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无疑当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这位前蒂宾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坚决反对英、法式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并将“国家对经济的指令性”视为“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中固有的内容”,他还特别强调:“这种指令性绝不仅限于关税保护,还应包括整个经济过程!”(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论文、谈话、书信集》(Friedrich List,Schrift,Reden,Briefe)第2卷,柏林1932年版,第176页。)这是德意志“历史学派”理论发展史中有关“指令性经济”的最早表述。

 

在货币理论方面,李斯特将米勒等人的观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当国家缺钱的时候,实际上只是缺少一种价廉物美的辅助性手段,这只需引入一种稳定的纸币体系,或是增加现存纸质流通手段的数量就能提供。”(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论文、谈话、书信集》第2卷,第75页。)“通过经济上的真正价值来作抵押并满足追加性的支付手段,就能避免通货膨胀的危险。”(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论文、谈话、书信集》第2卷,第239页。)早在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德意志“铁路大建设时代”,李斯特的货币理论就曾经得到过第一次成功的实践。

 

在滚滚向前的工业化时代里,李斯特最先看到通过提高关税来保护民族工业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仅有关税保护还不够,还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别的民族,建立殖民地,才能造就民族自我生存的条件”。他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一再强调:惟有通过殖民地这个“最不可缺少的工具”,才能“使祖国的工业获得活力,从而使人口得以增加,国内农业品的需求得以增长,海运事业和海军力量也得以扩大”(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29页。)。

 

李斯特也是头一个提出建立德意志“大经济空间”理论的人。在他关于未来德国版图的构想中,不仅荷兰和丹麦被包括在内,就连整个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区域也在其中。他还这样宣称:“未来是属于大经济空间的,一个这样的德意志大帝国才能成功地与美国、法国、俄国竞争……这个帝国一方面被亚德里亚海所冲刷,另一方面由德意志精神赋予它灵魂!”(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论文、谈话、书信集》第2卷,第499页。)这种“大经济空间”设计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德意志统一”的构想。

 

不仅如此,李斯特的思想中还散发着浓烈的种族主义情绪。他在1846年写道:“这个地球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近来已经开始越来越按它们的来源互相淘汰……日耳曼种族由于天命所赐予它的本性和特点,注定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领导世界事务,开化野蛮国家,向海外大规模殖民,并在那里建立起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公社,防止野蛮和半野蛮原始居民的影响。”(注:弗朗茨·诺伊曼:《“贝埃摩特”——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1933—1944》(Franz Neumann,Behemoth,Struktur und Praxis des Nation alsozialismus,1933-1944),法兰克福1977年版,第140页。)因此“在惟有经过一次性的领土扩张并得到满足后,德国这个已无需食品和原料进口、经济独立的统一体,才能确保这个世界的和平……”(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论文、谈话、书信集》第2卷,第499页。)。

 

德意志国民经济学派是由于威廉·罗舍尔教授1843年5月在柏林大学所作的讲座——《用历史学的方法来论述国民经济》,才获得“历史学派”这个别称的。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它统治了德意志大专院校的经济学。从纯理论的角度上讲,它的新特点在于:强调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否认普遍适用的经济理论模式,因而也更响亮地宣扬经济上的反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和德意志民族主义。

 

罗舍尔1857年出版了《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一书,他从民族的文化概念出发,将“民族经济的框架”称之为“统一经济利益的民族空间”、“活生生的有机体”。他认为,“国民经济,正如国家、法权、语言一样,是民族发展的一种本质,表现出这个民族的特点与文化阶段,并与其他本质性方面一起形成、发展、繁荣和衰落。”他特别强调:“用大量有利于国家干预的例外来突破从英、法引进的流通自由,是德意志人一种典型的民族特点。”(注:威廉·罗舍尔:《国民经济的基础》(Wilhelm Roscher,Die Grun dlagen der Volkswirtschaft),柏林1932年版,第70页。)

 

同时代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中,还有柏林大学教授卡尔·克尼斯。他在1883年出版的《历史学立场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认为:“亚当·米勒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对国家干预经济采取拒绝态度,而这正是那些自由主义者们所犯的错误。”(注:卡尔·克尼斯:《历史学立场的政治经济学》(Karl Knies,Die Politische @②konomie vom geschichtlichen Standpunkt),不伦瑞克1931年版,第329页。)他还公开拒绝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的“生产和收入的最大限度化”要求,并明确提出:“民族经济活动的头号目标,不是物质上最大量的生产和资本积累,而是经济过程的和谐与安全!”(注:卡尔·克尼斯:《历史学立场的政治经济学》,第131页。)

 

更年轻一代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有阿道夫·瓦格纳与古斯塔夫·施莫勒。由于他们已处于“快速工业化时代”,两极分化与社会结构大变动导致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加之德帝国建立后发生了长达20多年(1873—1895)的经济危机与萧条,国际上又面临尖锐的竞争,因此,他们不是停留在理论思考上,而是力图赢得政府圈子对他们思想的采纳。在由他们1873年组织起来的“社会政策协会”中,这些“讲坛社会主义者”是作为帝国执政者们的国民经济学顾问、国家官僚们的老师、社会上的义务宣传家来发挥影响和作用的。

 

在这里,阿道夫·瓦格纳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最清楚地表达了“国家应对经济实施无所不包的干预”的要求。1873年3月,在一份给帝国宰相冯·俾斯麦的上书中,这位柏林大学教授这样写道:“帝国政府不仅应积极推行社会福利与保险政策,而且直接的国家主导权和一种无所不包的制度化控制体系,应首先服务于这个国家经济和强权政治上的发展,并阻止经济与社会危机。”(注: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Rüdiger vom Bruch,Weder Kommunismus noch Kapital ismus),慕尼黑1985年版,第70页。)正是由于接受了瓦格纳的建议,俾斯麦才动用国家干预手段,对外实行严格的关税保护,对内建立起世界上头一个社会福利保险制度,从而使德意志帝国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具有“现代国家干预主义”色彩的国家。

 

在货币理论方面,瓦格纳提出了“国家不受限制的主权”原则。在他“金融体制国家化”的要求中,主张“对私人银行的主导权进行严密控制和限制”,并特别强调:“必须赋予国家自由提高货币供应量的权利。”(注:克里斯蒂安·里斯特:《货币与贷款理论史,从约翰·劳到现今》(Christian Rist,History of Monetary and Credit The ory,From John Law to the Present Day),伦敦1940年版,第101页。)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他的学生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创立了货币理论上“反金本位主义”的“名义学派理论”,它突出的是货币作为循环手段的功能,而不是作为价值积聚的手段。在1905年出版的《国家货币理论》一书中,这位柏林大学编外讲师完全否定了金属币的必要性,并指出:“纸币是惟一通过国家法律和国民对国家的信任才产生出来的支付手段,它不仅是无需具有自身价值的真正的钱,而且具有准备金上的灵活性,它具有的不是物质上的价值,而是在社会认同和国家立法基础上发挥的功能。”(注:克里斯蒂安·里斯特:《货币与贷款理论史,从约翰·劳到现今》,第334页。)这一“现代纸币理论”的提出,即使比起凯恩斯1931年11月底发表的《麦克米伦报告》以及《货币论》来,也要早整整26年!

 

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德帝国与其他列强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关系紧张化,一种“中欧解决方案”开始在“历史学派”理论家当中抬头。他们越来越将德国看作是“一个受到歧视、被分裂的世界包围的大国”,这个大国现在只剩下惟一的一条出路:为了德意志工业的发展,应开拓内部市场和东欧、东南欧原料产地,建立一个“领土封闭的大经济空间”,并将这种大经济空间称之为“生存空间”。

 

古斯塔夫·施莫勒的“中欧集团”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这位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主张由德国来组建、领导一个“中欧集团”。1900年,他在《19世纪贸易政策中的变化》一文中写道:“通过这个集团,德国将以一个得到扩张、实行自给自足的大经济空间作为它民族力量不可缺少的基础;通过这个集团,德国将打开通往非洲、波斯和印度的道路,并作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大国,出现在与其他列强进行经济谈判的桌子上。”(注:古斯塔夫·施莫勒:《19世纪贸易政策中的变化》(Gustav Schmoller,“Die Wandlungen in der Handelspolitik des 19 Jahrhunderts”),《施莫勒年鉴》(Schmollers Jahrbuch)第24卷,柏林1900年版,第373页。)

“生存空间”概念,则是“历史学派”晚期代表人物之一、德国地缘政治学说的创立 者、莱比锡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头一个提出来的。此人在施莫勒理 论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并于1901年发表了题为《生存空间》的论文,文中不仅指出了“ 中欧思想”的未来方向,而且还给“中欧方案”的动机配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底色。 他将“经济空间规模的大小”看作“种族力量最重要的象征”与“种族之间生存斗争的 结果”,而“最强大、最纯洁的种族,将作为最广阔的生存空间占有者来出现”(注: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 d),伦敦1978年版,第38页。)。而他的学生,慕尼黑大学教授卡尔·豪斯霍夫,则以 浪漫主义的“有机发展”、“生存空间的大陆统一体”等概念,对他的地缘政治理论加 以补充,并通过与希特勒的接触,对《我的奋斗》中“生存空间”的描述产生了决定性 影响(注:托马斯·卡麦勒茨基:《“生存空间”,纳粹谋取东欧的秘密计划》(Thomas Kamenetzky,“Lebensr
aum”,Secret Nazi Plans For Eastern Europe),纽约1961年 版,第87页。)。

 

在此,有必要提到金融专家黑加尔玛·沙赫特在这种“中欧思想”宣传上的合作。沙赫特曾在柏林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学,是古斯塔夫·施莫勒教授的“得意门生”,并经这位老师介绍,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德意志贸易条约协会”的秘书,1902年还组织过该协会前往东南欧和近东的“学习旅游”,并在1916年成为“德意志中欧工作委员会”的参与缔造者。这种经历,对于沙赫特这位后来纳粹政府的“帝国经济部长”兼“帝国银行总裁”以及1934年《新计划》发起者的政治生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还有两位“历史学派”晚期代表人物——瓦尔特·拉特瑙与维沙德·冯·莫伦多夫——也应记录在案。这两人是一战中“战争社会主义”与“德意志共同体经济”的倡导者和德帝国战争经济和原料分配的管理者。事实上,希特勒关于“尊重工业家首创精神和赢利动机”的思想,出自于莫伦多夫在一战中的管理实践,而后来主管纳粹德国战争经济的弗里茨·托特与阿尔贝特·施佩尔所奉行的“工业自我责任制”,则直接来源于拉特瑙(注: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10页。)。总之,正是在这两位代表人物的手中,德意志“国家指令性干预”倾向和“国家主导权”意识大大加强,并对后来纳粹德国战争经济体制的形成直接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历史学派”后继者们的“新保守主义革命”

 

在一战战败后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时代,随着君主制的崩溃,议会民主制的建立,《凡尔赛条约》的签定,1923年“超通货膨胀”的经历,《道威斯计划》的推行,美国资本的流入,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边际效用理论”开始统治德国高校的经济理论界,并孕育出一种与德意志经济发展现实几乎无关的经济学。因此,大专院校的经济学家们,大多是手足无措地面对一连串危机事件的。

 

与此同时,由于大多数“讲坛社会主义者”相继去世,德意志“历史学派”逐渐退出大专院校舞台,但仍然占据着经济评论与时事评论等社会舆论场所,其继承人的队伍也一分为三: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在全国组织起活跃的“经济改革派”阵营,维尔讷·佐姆巴特(注:Werner Sombart这一德语姓名的标准翻译应为“维尔讷·佐姆巴特”,若采用英语姓名翻译标准,应译为“沃纳·松巴特”。但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译著《奢侈与资本主义》,却将作者的这一姓名错译为“维尔纳·桑巴特”,因为在英语姓名的翻译中,惟有“San”才能译为“桑”,而“Som”只能译为“松”。在这本译著中,译者还将“威廉·罗舍尔(Wilhelm Roscher)”也错译为“威廉·罗雪尔”。参见杨业治等编的《德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以及辛华编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在柏林领导着“行动圈子”,奥特马尔·施潘在维也纳建立了“普遍主义学派”,他们以各自不同的特点,将“历史学派”的浪漫主义传统传递给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年轻知识分子们。这些决心进行一场“新保守主义革命”的理论家,“在一种自我封闭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中与这个年轻的民主共和国作斗争,并对青年一代产生了充分的影响力”(注:克雷门斯·冯·克伦佩勒:《德国的新保守主义,它在20世纪中的历史与困境》(Klemens von Klemperer,Germany 's New Conservatism,Its History and Dilemm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普林斯顿1957年版,第192页。)。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极权主义国家观念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相当特殊的经济方案与建议,经常引起纳粹主义者们意外的惊喜。

 

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领导的“经济改革派”,除主张“民族经济的自给自足”外,着重强调自身与“历史学派”“纸币理论”上的传统联系,并积极探索经济技术和金融手段上的“现代革新”。正是这一特点,使“经济改革派”不仅强烈地促进了1929至1933年大危机期间的经济讨论,而且成为向纳粹党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实际经济建议与措施的知识力量。在纳粹党1932年5月的《经济紧急纲领》、同年11月的《经济建设纲领》,以及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与计划中,关于“通过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通过发放生产性贷款来资助公共工程”等,这类“赤字财政政策”与“国家干预政策”上的关键性内容与具体性措施,均直接来源于“经济改革派”的建议(注:李工真:《纳粹经济纲领与德意志“经济改革派”》,《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关于纳粹党如何借助德意志“经济改革派”的帮助提出自己的经济纲领的问题,本人已在该文中作过详细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奥特马尔·施潘建立的“普遍主义学派”,主要强调自身与“历史学派”“和谐发展论”上的联系,他们把“重新发现的”亚当·米勒视为“精神之父”,并将中世纪的“等级国家”和“等级经济”奉为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理想秩序。因此,他们主张按“等级”形式来组织经济,并将社会平衡与和谐,稳定与安全,而不是经济上的最高产量与最大可能的增长率,作为追求目标。在这三派中,它也显得最为“传统”,不像另两派那样具有“现代性”。

 

维尔讷·佐姆巴特组织起来的“行动圈子”,则以强调对“历史学派”传统的“全面继承,并付诸行动”为特点,因而成为了这场“保守主义革命的先锋”。佐姆巴特提出:“每一种理智的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必须是赋予生产持久的稳定性。我们将抛弃这个经济时代体现出来的那些进步。当人们把对资本主义的一场扫除、放慢技术与经济进步等称之为主要缺点时,那么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恰恰在其中看到了一种幸运!”(注:维尔讷·佐姆巴特:《德意志的社会主义》(Werner Sombart,Der Deutsche Sozialism us),柏林1934年版,第318页。)

 

作为柏林大学1931年的退休教授,佐姆巴特是在他1934年出版的《德意志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写下这段话的,不少人将这本书看作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令人惋惜的失言,认为这是他在试图巴结新上台的纳粹统治者。但这种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该书的主要轮廓,早在他1903年的《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德意志国民经济》、1906年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911年的《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1913年的《奢侈与资本主义》、1915年的《商人与英雄》、1919年的《社会问题,现代社会主义》、1927年的《经济生活的秩序》、1928年的《高级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经济生活》等著作中就已经勾画出来了。还不如说,这本《德意志的社会主义》是他对“历史学派”传统的一种合乎逻辑的总结。

 

佐姆巴特在这本书中所提倡的“对经济实施广泛的国家干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1903年,他就将“政治家对经济日益增长的干预”称之为“未来发展具有特征的标志”,并认为“这将导致社会资本主义”(注:维尔讷·佐姆巴特:《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德意志国民经济》(Werner Sombart,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19.und im Anfang des 20),柏林1903年版,第455页。)。1932年2月,他应 “经济改革派”理论家海因里希·德雷格尔的邀请,在“货币与贷款经济研究协会”举办的报告会上作了题为《资本主义的未来》的讲演,公开提出“实施一种国家中央计划经济”的要求,并强调“这种计划必须包括所有经济部门”。而在《德意志的社会主义》一书中,他引证费希特、米勒等人的观点,将这种“国家中央计划经济”称之为“一种纯粹的德意志国家观念,它是有意识地与那种从西方渗透进来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国家观念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上的”(注:维尔讷·佐姆巴特:《德意志的社会主义》,第172页。)。

 

但是,如何将国家机关的指令和计划转达到经济的最下一级,在传动方式上能有不同的设想,在这一点上,施潘与佐姆巴特的设想大相径庭。施潘仿效中世纪行会秩序,想实现一种“等级结构”或“等级制度”,在这种“等级国家”模式中,仍赋予现存的企业家利益联合会以完全独立的自治权和自我管理权。而在佐姆巴特那里则相反,充其量只是将这些“等级组织”(或者说“利益联合会”)看作“国家指令的隶属执行机构”。为此,佐姆巴特甚至将“普遍主义学派”斥之为“非科学的”:“因为在这种等级国家里,这些等级组织是要参与国家意志的形成的。而未来的国家,将永远是一个权威专制的极权国家!”(注:维尔讷·佐姆巴特:《德意志的社会主义》,第231页。)这场理论上的争论具有充分的现实性意义,它不仅涉及到未来经济制度的结构,而且涉及到工资与物价构成。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正是在佐姆巴特的定义上来反对施潘的“等级方案”的(注:这场1933年后发生于第三帝国内部的反对“历史同路人”的斗争,其最终结果就是:施潘被开除出纳粹党,“普遍主义学派”成员遭到逮捕,“防止国家干预、维护大工业家利益”的“杜塞尔多夫等级制度研究所”被强行解散,以及“德意志工业家帝国等级组织”领导人、“钢铁大王”弗里茨·蒂森被迫逃亡美国。)。

 

不过,“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们在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即都表达了一种反现代主义的农业观,一种对经济、社会、工业和技术进步的矛盾心理。佐姆巴特要求,“用乡村生活浪漫主义的理想来反对都市化造成的道德伦理伤害;用文化上农民扎根家乡的固定性来反对大城市无产者的无根性,因为这种城市文明没有真正的价值内容”。在这里,无论是施潘,还是佐姆巴特,或是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都有一个共同的动机:“开展一场反都市化、反‘过分工业化’的斗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都市化和‘过分工业化’是一切享乐主义的根源,也是一切理想主义与文化的敌人!”(注:维尔讷·佐姆巴特:《德意志的社会主义》,第323页。)

 

从这种观念出发,这三派的理论家都提出了“德国重新农业化”的口号。施潘对所有退回中世纪的幻想都情有独钟,更不要说“重新农业化”了;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早在1931年出版的《经济转变,失业危机的原因与对它的克服》一书中就已在谈论“应将德国重新变成一个农民的国家”(注: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经济转变。失业原因——危机及其克服》(Robert Friedlnder-Prechtl,Wirtschafts-Wende.Die Ursachen der Arbeitslosen-Krise und deren Bek@①mpfung),莱比锡1931年版,第177页。);至于佐姆巴特,则更是一位“重新农业化”的积极宣传家,他不仅将此看作“合乎时代精神的应急方案”,而且还得出这个结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农业人口比城市工商业贸易人口更有价值,更加必不可少,因此,重新农业化属于德意志社会主义的要求。”(注:维尔讷·佐姆巴特:《德意志的社会主义》,第293页。)

 

将“德国重新农业化”与“自给自足”联系在一起,更是“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们思想上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积极呼吁“中欧大经济空间”,将“自给自足的必要性”视为“世界贸易战爆发的结果”,并从“民族特性”、“生活方式”的理由出发来为之辩护。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写道:“在这个世界上,经济时针已经指向了日益增长的自给自足方向,指向了在封闭的经济空间内尽可能达到自我供应的努力。对德国来说,拥有一个这样的欧洲经济空间,即使不能在全世界占居统治地位,也至少能与地球上其他经济空间并存。”(注: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经济转变。失业原因事和强权政治的考虑上讲是必须的,而且从内部社会的考虑上讲也是必须的……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需要一种有充分意义的国家秩序,这个国家应根据它自己生活意义的表达来发展,并独立于外国的发展进程。”(注:维尔讷·佐姆巴特:《德意志的社会主义》,第284页。)

 

“赤字财政”、“国家干预”、“指令性经济”、“自给自足”、“重新农业化”、 “中欧扩张计划”以及“大经济空间”等等,所有这些,不仅在“新保守主义理论家” 们那里,而且在激进主义的纳粹党人那里,都被视为“克服危机的方案”和未来“一体 化经济”的“新秩序”。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与纳粹主义 者唱起了同样的旋律,也彼此找到了对方。实现这些思想上的合作,只是一种相互接近 的自然完成。

 

三、德意志“历史学派”传统与纳粹主义

 

对于魏玛时代的德意志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来说,任何一种国家干预都被视为经济上的危险。因此,在1929至1933年的大危机中,他们反对任何“货币试验”,并认为上述思想史上的倾向“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德意志社会主义表达,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也属此类”(注:古斯塔夫·斯托尔帕:《德意志经济,1870年至1940年》(Gustav Stolper,Deutsche Wirtschaft 1870-1940),斯图加特1950年版,第233页。)。 这种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是根据“自由”还是“干预”的原则来进行分类的,它将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中的经济和财政原则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因而也就否定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采取任何国家干预主义措施的可能性。这一点大大束缚了他们采取革新措施的手脚,从而也使得德意志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这场思想突破,直到二战以后,才由信奉“有秩序的新自由主义”的“弗莱堡学派”来完成。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沃尔夫冈·霍克发现,这种“特殊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并不反对私人财产占有制与私人利润刺激制,但坚决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和“犹太资本主义”,由于那些所谓的“内、外异族资本主义者”当时都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因此,他将这种“特殊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普遍的反自由主义”(注:沃尔夫冈·霍克:《德意志的反资本主义,大危机阴影下反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斗争》(Wolfgang Hock,Deutscher Antikapitalismus.Der ideologische Kampf gegen die Freie Wirtschaft im Zeichen der groβen Krise),法兰克福1960年版,第23页。)。尽管“反自由主义”是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概念,但它只是消极地表达了对现存经济秩序的拒绝,而没有表达出所追求的经济秩序上的目标。

 

“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著名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曾采用“国家主义”的术语来描述德意志“历史学派”的思想倾向(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一份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析》(Ludwig von Mises,Socialism,An Economie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伦敦1936年版,第245页。)。但这种“国家主义”特点也是所有现代福利国家所共有的,这种福利国家是将“尽可能大地满足个人需求和充分就业”作为国家主导权和国家干预的最终目标的,而这里所描述的德意志经济思想史上的发展方向,不仅在经济上突出的是“权威专制国家”的观念,而且还给予国家在民族和强权政治上的任务以无条件的优先权。因此,当人们必须使用一种能普遍适用的抽象术语来对“历史学派”传统的思想倾向进行概括时,倒是可以采用“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这个概念的,因为它能向我们简明扼要地说明这种关联

 

这种“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传统的历史连续性体现了什么呢?无论怎样,还不能将纳粹主义经济观念的形成解释为这种传统理论方向不可避免的惟一性结果。但是,人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局势中,这种传统发挥了一种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这种不怕损害私人经济主导权的“指令性经济方案”,尽管在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政治右派身上也受到程度不同的欢迎,然而在德国,由于这种传统上的连续性,一个广泛而有影响的圈子是特别乐意接受这种观念的。能否将以前的那些德意志“历史学派”的经济理论家们判定为纳粹主义的“前驱”或“开路先锋”,还是一个有待继续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但这一点不可忽略:尽管那些早年的经济理论家们并没有想到要去为后来的人们理解纳粹主义经济政策提供方便,但正是他们的理论及其影响,才为纳粹主义经济政策在惊人之短的时间里,找到了相当多的经济理论家、政府部门官僚以及企业家的支持,因为这个圈子中的相当多的人,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和大学学习期间,都是在接受这种思想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这一点显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这些人中,有的会在1933年1月支持希特勒上台,而大多数人会在后来几乎不作任何真正有力抵抗的情况下让出手中的权力,甚至与纳粹掌权人进行积极的合作。

 

不幸的是,在走出这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纳粹掌权人采取的“赤字财政”、“国家干预”等措施,又偏偏是一种具有现代风格的技术手段,一种能很快生效的药方。这种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使纳粹政权得到了德意志人民大众在政治上对它的赞同,而且给它无所不包的经济观念抹上了“理论正确”的神圣灵光。如果魏玛时代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们能摆脱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和财政原则的束缚,运用起更先进的反周期经济措施的话,德国局势的发展又会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个推论上的问题,可能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历史的事实是:早在1933年以前,纳粹主义者以及与他们接近的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在宣传通过“非正统的”财政方式和国家干预措施来克服经济危机了,并在夺权后坚决地加以贯彻。

 

这些政策与措施中究竟有多少要归结为德意志“历史学派”的“传统理论”,有多少要归结为“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们的“现代革新”,又有多少要归结为希特勒之流的“实用主义即兴作曲”,无疑值得考虑,很可能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但无论怎样,至少纳粹党内的“经济理论专家”们,在他们“新经济政策”的酝酿过程中,是仔细研究、热情再版过大量德意志“历史学派”理论家们的著作并从中找到了“样板”的;费希特、米勒、李斯特、罗舍尔、克尼斯、瓦格纳、施莫勒、克纳普、莫伦多夫等这类理论家们的思想与言论,也是经常被他们挂在嘴边并兴高采烈地加以引用的。

 

纳粹党的“经济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毕罗夫,早在1932年初就知道“这股风是从哪儿刮来的”。在他为亚当·米勒的著作《关于共同体的精神》一书所作的再版前言中这样写道:“当‘亚当·米勒’这样一个名字被移到现代意识的目光之中时,当他的著作现在不仅再度被人们阅读,而且被人们尽力从精神上加以理解时,当今时代潮流与传统的德意志国民经济思想之间的一种更为深刻的联系必然会参与进来。”(注:亚当·海因里希·米勒:《关于共同体的精神》(Adam Heinrich Müller,Vom Geiste der Gemeinschaft),柏林1932年版,第15页。)

 

纳粹党重要成员奥托·斯特拉塞这样讲道:“我曾在柏林大学佐姆巴特那里做学生,我和我哥哥格雷戈尔·斯特拉塞经常与佐姆巴特一起讨论问题并强烈地受到他的影响。

 

我们这些知识型的纳粹主义者不仅熟悉佐姆巴特的著作,而且熟悉以前的经济理论家尤其是施莫勒、瓦格纳等人的著作。”他还将这些理论家都称之为“法西斯思想的先锋”,并认为“莫伦多夫早在一战期间德帝国的战争经济中就已认识到了这种民族社会主义”(注:阿福拉汉姆·巴尔凯:《纳粹主义的经济体制》(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科隆1977年版,第101页。)。

 

纳粹主义经济学家阿图尔·R.赫尔曼则运用“德意志观念”来论证纳粹主义与德意志“历史学派”理论传统之间的关联:“那种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立场的货币观念,是与我们这种源于无所不包的有机体世界观的德意志国家—民族观念相对立的。我们可以将亚当·米勒视为这种国家—民族观念的第一位代表,他在突破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货币理论的迷雾上有着极大的功劳。那种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新原则是一种得到后人广泛发展的国家理论,连货币理论大师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在银行体系中排除自由竞争和自由主导权的要求,都是以此为依据的。”(注:阿图尔·R.赫尔曼:《转帐货币的国家化》(Arthur R.Hermann,Verstaatlichung des Giralgeldes),慕尼黑1932年版,第42页。)

 

纳粹党《人民观察家》杂志经济版主编汉斯·布赫讷,更是将纳粹主义经济观念称之为“传统的德意志国民经济思想的最终完成”。在他看来,“费希特是宣告者,他宣告了一种超越苍白的功利主义的国家成员内部的团结一致;亚当·米勒的货币理论是纸币最好的解释,他走出了拒绝自由贸易道路上的第一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最有说服力地提出了以民族政治为方向的空间经济要求,他与费希特等人都属于德意志国民经济学派——历史学派——的奠基人。”(注:汉斯·布赫讷:《一种纳粹主义国民经济理论的准则》(Hans Buchner,Grundriss ei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wirtschaftstheorie),慕尼黑1930年版,第22页。)他还特别将纳粹主义者视为“历史学派”最坚定的继承人:“纳粹主义者就是要将被马克思主义切断理论线索的地方重新连接起来,就是要将被掩埋的德意志传统的国民经济理论——历史学派的理论——重新挖掘出来,那就是:经济并不是它自身的目的,它必须有效地适应国家生活的有机体。尽管这种德意志国民经济思想的发展一再受到阻碍,并经历了长期的荒芜,但在纳粹主义者这里,它不仅赢得了它浪漫主义的接班人,而且赢得了它始终如一的、合乎逻辑的、采取强
有力措施的最为坚决的行动者!”(注:汉斯·布赫讷:《一种纳粹主义国民经济理论的准则》,第6页。)

 

当年“经济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1933年后加入纳粹党并“大展宏图”的著名经济学家恩斯特·瓦格曼,在强调现代货币理论上的德意志独立发展时,这样谈到了凯恩斯:“如果凯恩斯看一眼米勒、瓦格纳、克纳普、莱克希斯、普伦格、黑尔费里希、本迪克森这些德意志经济学家们的货币理论著作,他会羞愧地闭上自己的眼睛!”(注:恩斯特·瓦格曼:《货币与货款形式,政治科学上的头号时代问题》(Ernst Wagemann,Geld-und Kreditform,Staatswissenschaftliche Zeitfragen Nr.1),柏林1932年版,第85页。)

 

由此可见,纳粹党人本身就是接受德意志“历史学派”思想传统的,更不要说借助这种传统能为他们的“经济新秩序”方案提供理论上的最好辩护了。在运用“赤字财政”、“国家干预”等措施上,他们也的确无需去求教于英国的凯恩斯,因为在这方面,德意志“历史学派”理论上的传统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

 

四、结论

 

纳粹德国“新经济政策”中的“现代国家干预主义模式”并非源于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而是直接源于德意志国民经济学派——“历史学派”——的“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理论传统。

 

这种“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理论传统,恰恰反映出德意志现代化发展模式上的特点。在这个不是通过市民资产者“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而是通过权威专制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发展起来的工业化社会里,“国家主义”总能赋予执政者一切避免经济周期性问题的理由,这里面完全可能包括具有现代性的干预措施与货币金融手段,因为这种周期性问题不是传统性的,而是现代性的,因而也是用传统方式对付不了的。而“民族主义”则从“民族生生不息”的理由出发,体现了一种从传统到现代化发展要求的联结,一种对传统与现代化矛盾的掩盖与弥合,它既能使执政者对内以民族“公益”的名义,将一个已经多元化发展的社会重新整合起来,又能赋予执政者在对外获取世界经济与政治强权上以“正当”理由。因此,这种“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理论。

 

这种反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先是作为大专院校的学术观点,后是作为国家部门官僚经济政策上的重要建议而被执政者所接受。它在实践中的运用,使德帝国早在19世纪80年代便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具有“现代国家干预主义”色彩的国家,并在一战中通过战争经济的管理实践而被引向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国家指令性干预”与“国家财政主权”方向。虽然这种发展方向由于一战的战败、魏玛民主共和国的诞生而被打断,“历史学派”的传统也一时处于理论边缘,但它仍为进行“新保守主义革命”的“经济改革派”、“普遍主义学派”和“行动圈子”所继承。纳粹主义者之所以会与这些“新保守主义”理论圈子发生一种思想上的接近,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观念也是接受这种传统的。

 

1929至1933年的大危机使这种传统得到了一场“更新式的”复活。在这场复活中,纳粹主义者夺过了“历史学派”的传统大旗,以“最坚定的继承人”身份,将“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传统理论与“新保守主义”的“革新措施”揉合进他们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准则之中并为己所用,从而使纳粹德国能比当时的西方民主国家更快速、更有效、更彻底地运用起一种“现代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与“非正统主义”的货币金融措施,去实现“纳粹主义经济新秩序”的理想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在一个拥有充足食品、原料的广阔空间里,用一种“永远不受外部经济伤害”的“自给自足的内部经济”来替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使这个“血统纯洁的种族”不断增长的人口在经济上的所有需求“永远地得到满足”(注:威廉·戴斯特、曼弗雷德·梅塞施米特、汉斯—埃里希·福尔克曼、沃尔夫拉姆·维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与前提》(Wilhelm Deist;Manfred Messerschmidt,Hans-Erich Volkmann,Wolfram Wette,Ursachen und Voraussetzung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斯图加特1989年版,第233页。)。在他们“反自由民主”的要求中,“国家主义”已被改造成为法西斯极权独裁主义;在他们“摆脱世界经济灾难”的要求中,“民族主义”已被极端化地推向了种族帝国主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ü去u加a
@②原字ü去u加O

 

 
发表自2002年出版的《世界历史》第4期,转载请注明作者与出处。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