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与普鲁士的崛起
 
作者:王世宏
 

 
【内容提要】 十九世纪活跃于欧洲的普鲁士,相较于英法奥等传统欧洲强权来说,普鲁士是相当晚才兴起的强国,而普鲁士的崛起实是西方近代史中颇为神奇的一页。从普鲁士的领土、人口和资源来看,普鲁士实在没有成为强权的条件,在十七世纪时,普鲁士甚至是各国欺凌的对象,不过十八世纪后期的普鲁士却已是欧洲举足轻重的重要国家。在普鲁士崛起的过程中,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Ⅱ,the Great 1740-1786)可以说是绝对关键的人物。本文首先经由叙述腓特烈即位前的普鲁士历史,来显示普鲁士所面对的危机及腓特烈以前数代的努力和成果。接着则是从腓特烈大帝的战争与外交,透过当时的局势演变以及腓特烈的考量,来看腓特烈大帝如何将普鲁士推上强权的位置。


壹、研究动机

  提到十八世纪的欧洲历史,通常第一个进入人们脑中的,定是那石破天惊的法国大革命。的确,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影响了日后欧洲历史的发展。然而,十八世纪的欧洲史,除了法国大革命外,启蒙思想在欧洲的蓬勃发展,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孟德思鸠(Montesquieu,1689-1755)、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等启蒙思想家的活跃,却也丰富了十八世纪的欧洲史内涵。而牵连多数欧洲国家的一连串王位继位战争,如西班牙、奥国、巴伐利亚等国的继位战争,也使十八世纪的欧洲史显得格外独特。

  不过,十八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尚有一件重要的事上演,它的发生也使日后的欧洲甚至是全世界都受到了影响,那就是俄国和普鲁士的兴起。俄国与普鲁士势力的勃兴,代表的是以往不受西欧世界看重,被视作蛮荒、未开化的东欧开始绽放属于他们的光彩,开始有与英法奥等欧洲诸强一较长短的实力。其中普鲁士的兴起更是令笔者感到不可思议,普鲁士不仅领土小,更糟的是领土分散,可说是暴露在众多觊觎的眼光下,再加上十七世纪的普鲁士还深受战争的蹂躏,著名的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1618-1648)其主要战场即是在布兰登堡的境内,诸多不利的先后天因素加诸于普鲁士,而普鲁士却仍然在短短百年内迅速的兴起,这是颇神奇的一件事,可以说普鲁士的统治者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若我们再深入探究十七到十八世纪普鲁士的统治者,真正影响并促使普鲁士崛起的是:大选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the Great Elector,1640-1688)、腓特烈一世(FrederickⅠ,Elector1688-1701,King in Prussia1701-1713)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Ⅰ,king in Prussia 1713-1740)以及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the Great 1740-1786)。这四位统治者对普鲁士的诸多建树为普鲁士在国家根基上立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真正使普鲁士步入欧洲强权之林的,就是被尊称为大帝的腓特烈二世。如此传奇的人物当然立即就吸引了笔者的目光,毕竟历史上能被冠上「the Great」的君王不过就是那寥寥数人罢了。腓特烈大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为,第一个是登基未久即不宣而战,挥军夺取奥国的西利西亚(Silesia),此役让普鲁士在欧洲崭露头角;另一个是以普鲁士一国之力而与以法奥俄等欧洲强国为主的联盟对决的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1756-1763),并以近乎奇迹的方式结束战争。他的霸气、决断甚至是运气,都显示出腓特烈大帝不一样的地方。再者,腓特烈大帝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即是他被奉为是「开明专制」(enlightened absolutism)的典范,在内政上,他改革司法制度,改善农奴地位、松驰新闻检查、主张宗教自由、重视基础教育……这些措施显然已经异于以往专制君主的统治手法了。

  从腓特烈四十六年执政的种种措施中,我们似乎看见了两套无法混为一谈的施政原则。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腓特烈无异于一般专制君主的方法,完全以国家的利益与安全为考量;然而在内政上,腓特烈却也接受了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启蒙思想,并实际地落实在其施政中,以求增进人民的福祉。尽管君主专制和启蒙思想似乎是相互抵触的思想,然而腓特烈大帝还是让普鲁士在半个世纪间即成为欧洲新兴的强权。所以到底腓特烈大帝是经由何种方式,让普鲁士这个以往不被重视、甚至是受欧洲诸国摆布的一个日耳曼北部的蕞尔小国,脱胎换骨变成欧洲诸国不可轻看的军事强权?而在腓特烈的每个行动中,他的考量以及对普鲁士的利益又在哪里?期望通过本文的探讨能清楚的将腓特烈大帝对普鲁士与起的贡献呈现出来,也呈现出腓特烈大帝在普鲁士历史甚至是欧洲史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将侧重于普鲁士强权地位的取得,即腓特烈大帝在面对瞬息万变、尔虞我诈的国际事务时,基于普鲁士国家的利益与个人期望国家强盛野心的考量下,他如何扩张普鲁士,并将普鲁士推上历史的颠峰。由于本文仅将着重在腓特烈的对外事务上,所以关于腓特烈大帝在内政上的建树(虽然这是普鲁士之所以能和欧洲诸国争强的坚强后盾),在本文中将不赘述。  

  贰、腓特烈大帝

  登基前的普鲁士一、霍恩索伦家族的经营提到普鲁士,她最为人所熟悉的,即是十九世纪时在欧洲大陆的活跃,不论是1834年的关税同盟,还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乃至于统一德国,普鲁士不仅展现了其经济、军事上的力量,也同时显露了普鲁士的韧性,因为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普鲁士就从对拿破仑战争的彻底挫败中重新站立起来。但这个时期的普鲁士,其领土在不断的扩张下,除原本的布兰登堡、东普鲁士(Esat Prussia)外,还包括了西普鲁士(Weat Prussia)、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西利西亚(Silesia)、莱茵兰(Prussian Rhineland)、波森(Posen)、希列什维格─霍尔斯坦(Schleswig-Holstein),已占后来德意志帝国领土的三分之二左右。然而若是要认识普鲁士崛起的历史,就必须从王国的核心─布兰登堡的历史开始。

  1701年当布兰登堡选侯腓特烈三世(即腓特烈一世)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手中获得「普鲁士国王」(king in Prussia , Koenig in Preussen)的称号时,普鲁士的领地事实上主要仅有三部分,即是位于莱茵河流域的克里夫─马克(Cleves-Mark)、易北河与奥得河间的布兰登堡;以及在维斯杜拉河以东的东普鲁士。在十七世纪以前,这三块领地是在不同的统治者、相异的历史背景下各自运作着,在布兰登堡选侯透过联姻或购买以取得继承权的方式下,才使这三块横亘近千公里的领地得以同时置于布兰登堡霍恩索伦家族(the Hohenzollerns)的统治下,而布兰登堡这块僻处神圣罗马帝国东北边境、多沙且贫瘠的领地也开始准备跃上历史的舞台。

  然而霍恩索伦家族并非是布兰登堡第一个统治的家族,在1415年霍恩索伦家族入主布兰登堡前,尚有来自西南德的安斯坎尼亚家族(the Ascanians)、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the Wittelsbachs)及卢森堡家族(the Luxemburgers)曾统治过布兰登堡。  

  (一)安斯坎尼亚家族(1134-1319)1134年来自西南德安斯坎尼亚家族的大熊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the bear,1134-1170)自神圣马帝国皇帝洛塔三世(LotharⅢ,1133-1137)取得布兰登堡及北马克为世袭采邑,开始了安斯坎尼亚家族在布兰登堡近两个世纪的统治。

  大熊阿尔布雷希特和其安斯坎尼亚家族的继承者皆致力于扩张领地。他们的方向主要是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和奥得河以东地区,虽然在夺取波美拉尼亚方面并不顺利,但最晚在十三世纪中期时,安斯坎尼亚家族已成功地使领地延伸到奥得河以东一带。在安斯坎尼亚家族近两世纪的努力下,布兰登堡已远超过原本的范围,约达一万平方公里,他们奠定了布兰登堡大致的疆域,且布兰登堡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必须为帝国抵御异教徒的侵扰,所以他们的武力通常较其它公侯国为强,成为帝国北方的重要诸侯。故虽然在名义上,布兰登堡臣属于皇帝,然而实际上,在易北河以东,布兰登堡却是拥有实权的统治者,由于布兰登堡的实力和重要性,故最早在1230年时,布兰登的领主已被认可为有权可以选举帝国皇帝的重要诸侯之一。而这项权利一直要到1356年的黄金文告(the Golden Bull)才正式确立。  

  (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1323-1373)及卢森堡家族(1373-1410)1319年安斯坎尼亚家族绝嗣,使得布兰登堡开始陷入纷扰的一个世纪。经过三年的无主期,来自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及帝国皇帝家族卢森堡家族相继成为布兰登堡的统治者。但由于这两个家族的主要产业及领地均未在此,所以并不重视对布兰登堡的统治,这两个家族皆是帝国内的显赫家族,他们虽能确保布兰登堡在帝国内地位的稳固,但却无法驾御领地内日渐茁壮的贵族势力,如此心不在焉的统治使得布兰登堡渐趋混乱,极待有心的统治者来整顿。  

  (三)霍恩索伦家族(1415-1918)布兰登堡的黑暗时期终于在1412年露出一线曙光。1410年卢森堡家族的西吉斯蒙得(Sigismund,1410-1437)因得来自霍恩索伦家族的纽伦堡伯爵腓特烈六世(FrederickⅥ,Burggraf of Nuremburg 1397-1440,Elector of Brandenburg 1415-1440)之助而当选皇帝,同一年他也继承了布兰登堡,但帝国事务的忙碌使得西吉斯蒙得实在无暇兼顾远在北方的布兰登堡领地,于是便委任腓特烈六世为布兰登堡总督,并于1415年正式将布兰登堡选侯国赐给他忠实的追随者─纽伦堡伯爵腓特烈六世,承袭选侯爵位后改称为腓特烈一世。开始了霍恩索伦家族在布兰登堡的统治,也使布兰登堡开始了一段不同的历史。

  霍恩索伦家族是约在十一世纪时受封为索伦伯爵(Burggraf of Zollern),他们的领地原是在西南德的施瓦比亚(Swabia)。十二世纪时霍恩索伦的孔拉德(Conrad of Hohenzollern)因追随红胡子腓特烈(Frederick Barbarosa,即霍恩施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一世,1152-1190)而成为纽伦堡伯爵,虽然成为纽伦堡伯爵并未得着任何的封邑,但霍恩索伦家族藉由联姻、购买等方式而获得了两块新的领地:一是纽伦堡西方的安斯巴赫(Ansbach);一是纽伦堡东北、美茵河畔的拜罗伊特(Bayreuth)。也因此腓特烈一世的头衔,除布兰登堡选侯外,同时也是纽伦堡伯爵、安斯巴赫─拜罗伊特的领主。(Elector of Brandenburg , Burggraf of Nuremburg ,Ruler of Ansbach and Bayreuth)在最初的一个世纪里,霍恩索伦家族的统治者忙着稳定他们的新领地,同时向外扩张。在腓特烈一世时为巩固选侯地位,于是一面压制境内势力过大的贵族,一面拉拢城市、教会和部份贵族来重建选侯的威信。而当贵族的反抗得到控制后,腓特烈一世试着回头对付城市,因为城市地位的提升开始要摆脱新统治者的控制,但因为周围的敌人仍然虎视眈眈,使得腓特烈一世只能对城市暂采怀柔政策,答应保留他们旧有的权利与自由,但要求他们向选侯效忠。不过,腓特烈一世并未将一切时间都花在布兰登堡,他仍然相当热衷于帝国的事务,甚至在西吉斯蒙得死后想角逐帝位,不过事与愿违,诸侯们不愿选出强势的霍恩索伦家族为皇帝,而选择了较弱的哈布斯堡家族。

  从腓特烈一世后,对于选侯国领地的扩张,霍恩索伦家族的统治者从未忘记,虽然并不都顺利,但到十六世纪初时,不包括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直属于选侯的领地已超过三万五千平方公里。他们用心地治理这块僻处北方的新领地,选侯约翰、西塞罗(John Cicero,1486-1499)也开始常住在布兰登堡,而自他以后布兰登堡也开始了近百年的和平期,文化也有长足的进步,他重视布兰登堡的内部建设,甚至计划建立第一所大学,这个计划由他的儿子选侯约阿希姆一世(JoachimⅠ,1499-1535)帮他完成,即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

  十六世纪的大事─宗教改革,同样也在布兰登堡境内掀起喧然大波,时为选侯约阿希姆一世在位,尽管布兰登堡境内的城市市民和部份贵族皆支持新教,然而笃信天主教的选侯却选择与皇帝连成一气反对宗教改革。这种情况到其子约阿希姆二世(JoachimⅡ,1535-1571)时得到逆转,1539年约阿希姆二世成功地使在柏林的教堂兼采天主教与新教的仪式来进行圣餐礼,并使教产还俗且听命于选侯。

  约阿希姆二世的母亲伊利沙白(Elisabeth,1485-1555)是虔诚的路德宗教徒,她虔诚的新教信仰虽然受到丈夫的拦阻与不谅解,但却多少对儿子造成了影响,当然约阿希姆二世改变信仰的原因可能大部份还是在将教会的财产及权利转移到选侯手中。透过宗教改革,选侯获得了更大的权利。固定且在选侯监督下的官僚系统开始建立,并逐渐成为与贵族平起平坐的对立力量,重要的是这个系统是在选侯的控制下,也就是说布兰登堡选侯的专制权力正逐渐的形成。

  至于领地扩张方面,这个时期并无太大的进展。但有二件事影响日后的普鲁士。一是1511年出身于霍恩索伦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of Brandenburg -Ansbach,1490-1568)成为东普鲁士骑士团团长,使得霍恩索伦家族的势力进入东普鲁士,也才有1618年布兰登堡与东普鲁士的联合。另外则是1537年约阿希姆二世与西利西亚公爵签立一世代结义的条约,其目的当然是为获得西利西亚的继承权,然而此条约却遭皇帝反对(因他认为哈布斯堡对西利西亚有宗主权)而强制取消,而这事便成为二百年后腓特烈大帝入侵夺取西利西亚的借口。

  1618年对布兰登堡而言是一非常重要的一年,长久以来致力于扩张领地的霍恩索伦家族终于在这一年获致重大成就。侯选约翰.西吉斯蒙德(John Sigismund 1608-1619)因与普鲁士公国公爵的女儿安娜结婚,而取得普鲁士公国的继承权,同时因安娜的母亲拥有居利希─克里夫(Juelich-Cleves)的继承权,使得布兰登也一个绝佳的机会,既可入主普鲁士公国,又有插足莱茵河流域领地的机会。虽然结果并不如预想,但在1618年布兰堡还是通过继承和联姻,成功地使布兰登堡将普鲁士公国(东普鲁士)、克里夫─马克一同置于霍恩索伦的统治下。  

  (二)三十年战争后的危机与转机透过联姻、继承等方式持续扩大领地的布兰登堡选候国,在1618年终于获得最重要的土地─东普鲁士。然而此一新形成的布兰登堡─普鲁士并未因领土的扩张而增加其在欧洲事务的影响力,相反的,布兰登堡─普鲁士因为领地的分散,在军事可说是完全缺乏保障,随时都曝露在四周强邻觊觎的眼光中。而新获得的领地,在选侯的统治基础尚未稳固前,贵族的分离意识却在增高,更不幸的是,约翰.西吉斯蒙得的继承者选侯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 , 1619-1640)是个软弱、易受影响且无能的选侯。由于其错误的外交策略与摇摆不定的结盟关系,使得布兰登堡─普鲁士在三十年战争中陷入了空前的浩劫,不仅成为列强摆弄的玩偶,也使得布兰登堡成为瑞典、神圣罗马皇帝军队抢夺的待宰羔羊,在1640年选侯腓特烈.威廉继位时,整个布兰登堡的人口已从战前的一百五十万退缩到六十万,而实际上布兰登堡─普鲁士的损失,除了人口的锐减,市镇因战争而商业衰颓,农地也荒芜了,所蒙受的损失实是远超过想象的。

  面对残破的国家与接踵而来的危机,初即位的选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 ,the Great Elector,1640-1688)一反其父亲软弱的政策,开始逐步地解决布兰登堡─普鲁士国内外所面临的危机,而他第一步要做的即是透过协商以获致布兰登堡─普鲁士所需要的和平,并想办法取得各地贵族的全力支持。

  初即位的选侯腓特烈.威廉,从三十年战争中体会到国家必须有一支独立且属于国王的军队,同时必须在自己的国家内落实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为了这些目的腓特烈.威廉即开始透过各样的方法,如在1653年与土地贵族达成协议,以赋予土地贵族特权来换取新税的通过以建立常备军;再以这支军队做为其推行中央集权的后盾,使得贵族们融入在选侯的政治安排中,成为选侯统治的基础。腓特烈.威廉并成功地透过战争或外交手段来处理与邻国,特别是瑞典、波兰的领土纠纷;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腓特烈.威廉是个果敢决断的机会主义者,如在第一次北方战争(1655-1660)时,大选侯即先采中立,再加入瑞典一方(1656),然后1657年再与波兰同盟,以求取对普鲁士完全的主权;而在法国与荷兰的战争中(1672),选侯则站到与帝国敌对的一方,加入法国,以得到法国的所谓补助金。借着这种成功的结盟政策在战争中获取国家所需的支持,特别是他国的补助金或获得新领地的承诺,虽然在第一次北方战争中他并未得到梦寐以求的西波美拉尼亚(West Pomerania),但他却使各国承认他是普鲁士公爵领地的最高统治者。透过在国内与贵族的合作以及在国外寻求有利的盟邦,腓特烈.威廉硬是把即位初的危机化为转机,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大选侯(the Great Elector)的尊称。而在这些发展中,普鲁士拥有一支常备军队、建立了中央集权化的行政官僚、可以说越来越具有专制君主的特色。同时透过宗教宽容收容二万名法国休吉诺人(法国新教徒)使其为普鲁士带来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并投入在普鲁士的军队服务中。而重商主义措施的实施,亦使普鲁士开始累积在经济上的力量。

  腓特烈三世(亦即后来的腓特烈一世)(Elector of Brandenburg 1688-1701, king of Prussia 1701-1713)经由提供皇帝8000名军队,而获得「普鲁士的国王」(king in Prussia)的称号。其意义在于普鲁士获得了与其力量相符合的地位,并开启了普鲁士往强权迈进的道路。虽然在国家行政制度和军事上,腓特烈一世可以说没什么贡献,反而还因他喜好奢华而加重了国家的开支,使财政况恶化,然而在文化上,因着哈勒大学和柏林科学院的设立,普鲁士的文化在此时开始有进展。但是在促进普鲁士的文化上,他的王后索菲亚.夏洛特(Sophia Charlotte , 1668-1705)的贡献反倒是比腓特烈一世还大。

  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被称为士兵王,他一改其父奢华的风格,崇尚节俭。他将其精力完全投注于国家行政及军事的改造,一年节俭下来700万塔勒(taler)的岁收中毫不迟疑地将600万投入于军队的训练与维持上。此外,对行政系统的改良,腓特烈.威廉一世亦毫不马虎,为了解决普鲁士行政各部门职权重叠、资源严重浪费的情形,腓特烈.威廉一世曾召开一连串的会议,最后于1723年1月15日指示设置总理事务院(General Directory)成为总理普鲁士经济、财政、军事及行政的机关。而事实上,总理事务院即是普鲁士的中央政府,下设总理大臣一名由国王自己担任,另有四个部门(到腓特烈大帝时则增为九部),分辖边防及农业、国家预算、军事、邮政及货币,从国王以下统辖中央及各省的机关,并使各级的官僚层层监督,以求行政的效率,这使得普鲁士拥有全欧洲最精良的军队以及效益最佳的官僚系统,其子腓特烈二世(即Frederick the Great)即以此为后盾将普鲁士推上了欧洲强权的地位。

  历经近一世纪的发奋图强,尽管布兰登堡─普鲁士已拥有一支八万三千人的精良部队、堪称全欧效率最佳的行政官僚体系及健全的财政,但面对法国的三十余万大军,普鲁士的军队仍显薄弱;且在面对外交事务上,普鲁士仍算生手,处处受到皇帝的制肘和影响,所以这个时期的普鲁士尚不被欧洲其它国家所重视。但这段时期所累积的实力却是日后腓特烈大帝一展抱负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参、腓特烈大帝与普鲁士强权地位的建立

  既使经过了近百年的锐意改革,普鲁士在军事与政治上的实力已和百年前的普鲁士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个时期普鲁士的国际地位仍未能同样提升,面对英法奥等欧洲强国,普鲁士仍是矮了数截。面对这种情形,未即位的王储腓特烈开始有了规划,他希望「普鲁士国王有天能在世界列强中崭露头角,并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为了这个目的,「普鲁士必须找出主要的目标,而放下其它次要的需求」,而他所谓的「主要的目的」应是着眼于国家领土的连结与扩张。领土的扩张向来是霍恩索伦家族数百年统治未曾忘却的一环,但在领土不断的扩张中,潜藏的危机亦浮现,即领土的过于分散、不连结。腓特烈很清楚这一点,为了加强防御与连接普鲁士的各领地,腓特烈在领地的扩张上,订出了三个方向:一是西普鲁士(West Prussia)和下波美拉尼亚(Lower Pomerania),它们的取得将会为普鲁士带来极大的军事与经济上的利益;二是麦克连堡(Mecklenburg)它的取得则使布兰登堡更形安全;三是尤利希(Juelich)和贝格(Berg)的取得,将使克里夫─马克的防御更加坚固。为了取得这些土地,腓特烈以为政治上必要的征服将是不可缺少的。虽然从日后腓特烈的执政中可发现,这些目标并不都完全实现,但他的确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实行。

  迈入强权的手段─战争与外交为了使普鲁士跃上强国的位置,腓特烈可以说采取了最直接、毫不隐藏的方式,即是战争。在腓特烈一生的执政中,两场著名的战事,西利西亚战争(the Silesia Wars , 1740-1745,亦即奥国王位继承战争,the 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 , 1740-1748),和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 ,1756-1763),很明显地就是要获得与维护普鲁士的国家利益。而除了战争外,外交的手段亦是腓特烈着重的方法之一,尤其是当战争的预期目标达成时,腓特烈会立即和敌方签下和约以确保战果,如1742年的布勒斯劳条约(the Peace of Breslau)即是一例,然而一旦局势又转为对普鲁士不利时,腓特烈又立即撕毁和约投入战场。于是战场上的交锋与外交上的谈判就成为腓特烈争取普鲁士国家利益的两大利器。所以可以发觉在这个时期的欧洲战事中,几乎无法发现没有腓特烈参与在当中的。

(一)西利西亚战争(1740-1745)1740年腓特烈.威廉一世逝世,腓特烈继位为普鲁士国王,称为腓特烈二世,在最初的数月中,大家对这个国王─哲学家满心期待,因为腓特烈即位第三天就下令禁止在审问中拷打犯、也谴责对士兵的残酷待遇,因为腓特烈以为人性和知性如同勇气与胆量一般皆是士兵重要的品德,因此他下令禁止对士兵体罚。然而他们对腓特烈的期待,在腓特烈主动挑起的西利西亚战争中很快的破灭。

  1740年10月20日,哈布斯堡的查理六世(CharlesⅥ, emperor 1711-1740 )逝世,由于查理六世身后并没有男性的继承人,若依据之前所颁布的国事诏书(Pragamatic Sanction),王位应由他最年长的女儿继承,即由查理六世廿三岁的女儿─玛利亚.德蕾莎(Maria Thersa , 1717-1780)继承,由于国事诏书强调哈布斯堡领地的不可分割,所以玛利亚.德蕾莎同时也身兼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然而哈布斯堡广大的领地,早就引来欧洲诸国不怀好意的眼光,在法国的支持下,巴伐利亚、萨克森、西班牙乃至于普鲁士皆对玛利亚.德蕾莎的继承权有异议(仅有英国和俄国承认玛利亚.德蕾莎的继承权),并不打算遵照以前对查理六世的承诺。对腓特烈而言,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伺机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当10月20日查理六世逝世,一知道消息的腓特烈立即开始为他的军队预备粮饷,10月28日召集他的将领于莱茵斯堡(Rheinsburg)开会,但这个会议事实上仅是要确定整个战事进行的细节部分罢了,因为腓特烈早已决定要夺取奥国丰饶的西利西亚了。

  取得西利西亚,对普鲁士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在于领地与人口的增加,西利西亚拥有近二万六千平方公里且接近普鲁士核心─布兰登堡的土地,并有一百五十万的人口,其中一部分是新教徒。另外,取得西利西亚,因其重要的水陆交通地位和发展已久的工业,所伴随而来的商业利益亦是十分庞大的。因此取得西利西亚,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会是个获得名声、增加国家权力的方法…」。

  出兵西利西亚绝非是腓特烈精心策划数年后的行动,相反的,是个大胆、即兴的冒险。然而既使是即兴而作,腓特烈亦早已清楚欧洲诸国迟早会以不同的理由介入哈布斯堡的土地,因此他绝不能使普鲁士错过这个能获致重要成果的机会,他以为必须在谈判开始以前,就先创造出一种利于普鲁士的形势。腓特烈仔细考虑每一个环节,在国内部分,他手中所拥有的资源:一支精良且足够的军队、足以装备这支普鲁士军队两次的军火、足以支付战争支出的国库以及有效率运作的官僚体系。他相信已足够让他发动这次的战争。而在外交形势上,腓特烈亦认为是有利于普鲁士的,基于他对欧洲诸国历史的认识,他以为法奥王室间长久的敌意及基于以往和英国的良好关系,所以腓特烈相信既使他出兵夺取西利西亚,法英两国不至于会站到与普鲁士敌对的位置。

  经过腓特烈的筹算与暗中的预备,战争已是箭在弦上,而事实上,所有的军事行动从10月28日的军事会议后就已展开,军队、枪械及一切后勤补给皆秘密地往西利西亚边境集中,12月14日腓特烈抵达布兰登堡与西利西亚边境上的最前线城镇克隆森(Crossen),12月16日腓特烈和其所率领的二万五千名部队越过西利西亚的边境。而正如腓特烈的规划,占领西利西亚必须迅速地完成,必须在奥国的援军到达前完成。且如同他所预料的,初期的战事仅会遭遇零星驻军的抵抗。于是普鲁士军队迅速地深入西利西亚,并在隔年1月3日降服西利西亚的首府布勒斯劳(Breslau)。

  不过,1741年4月以后,玛利亚.德蕾莎已从普鲁士奇袭的惊愕中清醒,开始重新调遣军队自波希米亚进入西利西亚,切断普鲁士各驻军的补给及与普鲁士的联系。初期战役的顺利,使普军过于深入,补给线的拉长及占领后紸持秩序的驻军派遣,均削弱了普军的力量,故腓特烈紧急召回在西利西亚各处的驻军,准备集中力量来应付奥军的反击。在摩尔维兹(Mollwitz)战役中,普军战胜奥军,这场坚苦战役的胜利,为普鲁士带来了法国这个强而有力的盟国,原本欧洲诸国都等着奥国修理普鲁士这个莽撞的行动,但这个预期外的胜利使得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法国与普鲁士签下一长达15年的同盟条约,以对抗奥国、汉诺威及萨克森的联盟,法国保证普鲁士对下西利西亚(Lower Silesia)及布勒斯劳的获得;而普鲁士则支持巴伐利亚选侯或其它亲法的侯选人成为帝国皇帝。因为法国、巴代利亚的援助,使得腓特烈得以逼迫奥国于1741年10月签订克奈施奈能朵夫条约(Convention of Klein-Schnellendorf),在此一秘密条约下,腓特烈背弃了他的盟友,奥国则同意割让大部份的西利西亚,并撤出奥国在西利西亚的军队。在这个条约下,腓特烈得到了他引发战争的主要目的:西利西亚;而奥国则可全力应付在摩拉维亚(Moravia)的法国、巴伐利亚联军。

  然而战火并未因此停止,1742年的局势使得腓特烈决定背弃克奈施奈能朵夫条约重新加入战局。由于奥军对巴伐利亚战事的顺利,使腓特烈深怕自己将是奥军的下个目标,所以他借口奥国并未遵守克奈施奈能朵夫条约的内容,率军自摩拉维亚进入波希米亚,再次不宣而战的腓特烈让奥国体认到他才是奥国最危险的威胁,因此奥国决定冒险以一支一万人的军队在波希米亚阻攘普军前进,另外在摩拉维亚则编成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准备从后方突袭普军。由次奥国集中力量对付普鲁士,加上在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推进并不顺利,一时间普军有陷入前后包夹的危险,幸而5月17日在休图西兹(Chotusitz,于波希米亚境内)的战役中获胜才解除奥军的威胁。然而奥国对法军的攻势极为凌厉,法军被迫退回布拉格,为避免法国单独和奥国媾和,腓特烈选择再次背叛他的法国盟友,而与奥国和解。在布勒斯劳条约(the Treaty of Breslau)中,玛利亚.德蕾莎同意割让全部西利西亚予普鲁士,而普鲁士则须退出战局。腓特烈视布勒斯劳条约为:「…是一个伟大且令人快乐的事件,在这光荣的战役后,为我的家族带来了日耳曼最丰饶的其中一个省份…」。

  普鲁士退出战场后的奥国继位战争,战况对奥国极为有利,在1742到1744年之间,法国与巴伐利亚联军被逐出波希米亚,来援的另一支法军则被英荷联军于美茵河的法兰克福(Frankfort-on-the-Main)附近击败。当奥军正准备入侵亚尔萨斯(Alsace),腓特烈担心一旦法军完全被驱离,奥国的矛头又将指向普鲁士,打算收回失去的西利西亚。在这种防范被攻击的心理下,腓特烈三度的不宣而战,经萨克森入侵没有防备的波希米亚,并攻下首府布拉格。若按腓特烈的计划,这次战役的重心将在布拉格形势的巩固,普军必须在奥军回防前攻下布拉格,同时在布拉格成立前进的据点,然后在援军未抵达前消灭一万八千名的波希米亚驻军。然而腓特烈并来不及照他的计划先巩固布拉格及附近区域,在法国及巴伐利亚的要求下,普军继续向南推进,进逼维也纳以减轻法国的压力。

  随着战场的扩大、冬天的临到、后勤补给的压力以及奥军的机动战策略,普军的战力不断被削弱,这使得腓特烈不得不放弃布拉格并匆忙地退回西利西亚。撤回西利西亚的普军,损失了过1/3的士兵,辎重及重炮损失殆尽,国库亦将耗竭,更糟的是,奥国与英、荷、萨克森的联军正朝普鲁士前进,腓特烈深知此战若败,普鲁士势必将割让一些领地做为补偿,在此劣势下,腓特烈发挥了他在军事上的天才,先后在霍恩弗里德堡(Hohenfriedberg,于西利西亚境内)、索尔(Soor,于西利西亚境内)及卡塞尔斯朵夫(Kesselsdorf,于萨克森境内)击败奥国与萨克森的联军。于是1745年12月25日,普鲁士同奥国、萨克森签订德勒斯登和约(the Peace of Dresden),奥国承认腓特烈为西利西亚的统治者,萨克森则付一百万塔勒予普鲁士为战费赔偿;普鲁士则承诺支持玛利亚.德蕾莎的丈夫洛林公爵法兰西斯.史帝芬(Fransice Stephen of Lorraine)为帝国皇帝。腓特烈即位后初试啼声的西利西亚战争到此结束,普鲁士获得重要的土地─西利西亚;而奥国的王位继承战争则要到1748年的亚琛和约(the Peace of Aachen)后才结束,玛利亚.德蕾莎成功地守护了奥国的统治和地位。

  腓特烈对这一新获得的领地的重视,从他的管理方式就可以窥见。随着领地的扩大,国内事务势必更为繁复,但在原本的总理事务院下,应可按其它领地一样设置行政机关,以减低行政上的歧异。但腓特烈却将新获得的西利西亚委托给一独立的机构管辖,它不向总理事务院负责,而直接对普王负责。

  普鲁士的行政机构在西利西亚战争尚持续时便已引进西利西亚,腓特烈废去原本奥国略嫌累赘、缺乏效率的机构,以战区军需部(Feldkriegskommissariat,the War Zone Commissariat)暂代。此一机构的功能主要是供应西利西亚驻军的粮食,同时负责该地税收事务、并与西利西亚贵族协商如何改变现存行政机构,将普鲁士的行政系统引进。

  不过战区军需部的职责过于广泛,使其几乎无法完全将心思放在西利西亚的行政上。有鉴于此,腓特烈乃于1741年11月下令于布勒斯劳及格罗高(Glogau)设置战争与领地管理署(War and Domains Chambers),以接替战区军需部繁重的行政工作,他们主要负责领地行政及税收事务、国家仓库的管理、驻军的征召与分配,并要注意贸易、商业、运输的发展以及保护犹太人。以战争与领地管理署为起头,邮政、司法等各项行政业务逐渐在西利西亚设立。在此重建的过程,国库财政的充分支持及腓特烈个人特别的关注与经常性的视查,皆使西利西亚居民信赖普鲁士的行政并使西利西亚较容易融入整个国家的行政体系中。腓特烈期望透过置于国王的直接控制,而不是经由总理事务院的管辖,能贯彻他个人最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普鲁士的最大省份。所以腓特烈所指派前往西利西亚的大臣,均是他个人极欣赏,亦是他认为最能实现他想法的人选,也因此在西利西亚的大臣通常都拥有较大的权限与自由。

  (二)七年战争腓特烈大帝强权政治的再次展现,即是七年战争的参与。然而深究腓特烈参战的目的,仍旧是为了西利西亚,所以七年战争对普鲁士而言,又可算是第三次西利西亚战争。在奥国王位继承战争后,奥国亦极思如何再夺回西利西亚,这次奥国尝试先从外交下手,她放弃了多年来与英国良好关系,转而试着放下长期对法国的仇视,并寻求同盟的可能。

  自德勒斯登和约后,普鲁士可以说失去了所有可依靠的盟友,虽然和法国的同盟关系要到1756年才结束,然而双方的结盟,在腓特烈再三的背盟后,已显得十分薄弱。然而,这个时期的国际局势与各国结盟情形,开始有了改变。而这个变化对普鲁士而言是相当不利的。

  首先是俄国,在法国影响逐渐式微的波兰,俄国已预备将其势力伸入波兰。对于普鲁士势力渐渐在易北河流域的兴起,是俄国和奥国所不愿意见到的,对俄国而言,普鲁士或许会阻碍他们对波兰的计划。而同时俄国也气愤普鲁士于奥国王位继承战争末期帮助波兰─萨克森对抗俄国。加上1749年瑞典王位继承危机时,腓特烈的介入,虽未引起普俄间的战争,但柏林和圣彼得堡的外交关系已渐形渐远;并且自1746年以来奥俄已一共同防御条约,双方的关系和利益乃至于可能的威胁可说都是比较接近的,因此面对奥国的刻意拉拢,俄国在利益相符的情形下即选择了奥国为同盟的对象。与俄国的结盟便成为奥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围堵普鲁士的第一步。而对腓特烈来说,将来他就必须同时面对两方面的作战。

  在面对奥俄同盟与可能的两面作战,腓特烈预估他可能需要十八万的军队。但是在1756年战争爆发前夕,普鲁士仅得约十五万余的部队,其中虽不包括了后备部队与后勤部队,但却有一部分是来不及装备的士兵。然而腓特烈假设,如果俄国的军队和以前一般仅有四万五千人能动员,而奥军的水准仍旧没有提升,那他们勉强能与普鲁士军队相抗衡,事实上腓特烈低估了俄军的实力。而奥军也在玛利亚.德蕾莎的改革下素质提高许多,在战争爆发时,奥国已有一支十六万五千人装备完成的军队预备投入战争。

  面对可能的苦战,腓特烈将希望转到了持续敌对的英、法两国,腓特烈期望能与其中一方结盟,当然在腓特烈的想法中,与法国结盟是较为有利的。因为法国的陆军将远比英国的海军有用多了,而若非法国的援助,腓特烈在西利西亚战争中将难以获胜,所以腓特烈认为,尽管过去几年的不愉快,他必须挽回法国的友谊。对于法普两国的关系,腓特烈以为「…如果法国的亚尔萨斯和洛林被夺取,普鲁士是不可能消极地袖手旁观的,相反的,普鲁士能成为法国最有力的援助,因为普鲁士能立即冲入奥国的核心;同样的,法国亦无法坐视奥国重占西利西亚,因为此举将严重削弱一个对法国在波罗的海和日耳曼地区大有帮助的盟邦…」,腓特烈天真地认为,基于法国波旁王室和奥国哈布斯堡王室长久以来的敌意,法国仍旧会选择普鲁士为盟邦。

  但随着法奥两国利益方向的改变,使得双方的结盟的可能性转浓。长久以来,法奥两国争论的焦点常在洛林和尼德兰,对奥国而言,那是他们世袭的领地,必须守护;但对法国而言,他们自路易十四以来便在追求所谓的天然疆界,而那正是他们扩张的方向。然而奥国的发展重心在十八世纪时已渐转往东欧及南欧,所以在1730年代,他们便割让洛林予法国以交换意大利北方的土地。而现在他们则准备放弃尼德兰和西班牙的继承权以交换夺回西利西亚时法国的援助。而法国在几度介入日耳曼的事务,牺牲的士兵和金钱所得到的失望却远比利益来得多,相反的,他们在北美的殖民地取得则获致重要的成果,于是法国的利益乃转向殖民地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奥国而变成了英国,所以以往与奥国敌对的政策可能要重新调整。

  腓特烈在政治上几乎面临了被包围的局面,因此他急于找到同盟国,于是在英国的主动下,1756年1月16日双方签署了所谓的西敏寺条约(Convention of Westminster)正式结盟。在此一条约下,奥国欲在外交上包围普鲁士的希望虽已破灭,但俄、法两国对普鲁士的疑虑都加深了,在同年5月法奥双方签署了一防御性的条约,约定若奥国遭受普鲁士的侵略时,法国将提供二万四千名的部队给奥国,且奥国将可反攻西利西亚。而俄国也在觊觎东普鲁士的考量下,加入了奥国的盟国行列。

  总之,从1745年到1756年的十年间,欧洲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外交革命」,以往的敌对关系完全翻转了过来,过去的敌人变成了现在的盟友。而在这个外交形势的重大转变中,普鲁士则面临了三面包围的危机。为主动突破如此困境,腓特烈于1756年8月率军突袭萨克森,为七年战争揭开了序幕。

  腓特烈突袭萨克森,并成功的将其降服,在经过冬季的预备后,隔年,腓特烈的目标即指向波希米亚。1757年的战役中,腓特烈在布拉格之役(1757.5.6)、罗斯巴赫战役(Rossbach 1757.11.5)及洛伊滕之役(Leuthen 1757.12.5)分别战胜法军和奥军,但也在柯林之役(Kolin 1757.6.18)中吃了大败仗,表面上三胜一负的战绩腓特烈似乎还占了上风,事实上,奥军的主力尚存,法军的后援部队亦随时预备要加入战局,更令人担心的是东边按兵不动的俄国,而普鲁士却已开始有兵员不足的情形发生。

  1758年的战况开始逆转,俄国军队对东普鲁士发动攻击,进占柯尼斯堡,并继续向布兰登堡前进,这是普鲁士首次面临两面作战的窘境。而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战况也陷入胶着状态。在洛伊滕战役后,奥军即避免与普军进行大规模的会战,以保存主力部队,逼使腓特烈只得先退回西利西亚,并率领部分军队回头迎战离柏林仅50哩的俄军。在索尔恩朵夫战役(Zorndorf 1758.8.25)中腓特烈原是期望能摧毁绝大部分的俄军,使其短期间无法再来犯,然而俄军巩固的防守,使得腓特烈虽然赢得最后胜利却也付出巨大的代价,也无法对向后撤的俄军作进一步的追击。战胜俄军的腓特烈,一刻也不得闲立即赶往萨克森协防奥军的进攻。在这个阶段中,腓特烈全力避免奥俄两军的会合,然而1759年当奥俄两军计划会师奥得河再向普鲁士腹地前进时,腓特烈已来不及先各个击败了,只得被迫先放弃萨克森回头对付再度逼近柏林的奥俄联军,在库涅尔斯朵夫战役(Kunersdorf 1759.8.12)中,因奥俄联军占地利之便,腓特烈并无法顺利施展以往的侧翼攻击,加上军队人数的差异,腓特烈遭致惨败。索尔恩斯朵夫战役后,不仅腓特烈自己负伤,普鲁士本身的士兵及资源皆已陷入严重的不足。腓特烈所受到的身心压力到此可说是到达了极限,在腓特烈写给他大臣的信中,他就表达出对战争的绝望,「…我已没有任何资源了,而且,说实话,我相信一切都输了,我实在不该在这场毁灭中苟活下来…」,腓特烈的绝望使得他命令军队向他侄子(即他的继承者)宣示效忠,而自杀的念头亦在他脑中挥之不去。而在普军重建的过程中,腓特烈的弟弟亨利王子担起所有军队的最高统率权。他使普军避免被奥军歼灭。然而,幸运的是,俄国与奥国似乎都过于害怕腓特烈的军事天份,害怕被腓特烈奇袭,因此他们并没有追击这支破败的军队,转而趋向于巩固防守,加上奥俄联军的统帅对下一步的行动并无法有一致的看法,所以两军就分开各自行动了。这对普鲁士而言,又是一个幸运的发展,腓特烈就称其为「布兰登堡家族的神迹」(miracle of the House of Brandenburg),因为如果奥俄联军决定给予普鲁士最后一击的话,他们将轻易地消灭普鲁士军队并占领柏林和整个布兰登堡。而腓特烈亦从绝望中重新站立起来,准备要带领他的国家走向胜利。

  随着战争的持续,不仅普鲁

士国力耗损严重,各国国力亦都逐渐耗尽。尤其是法国,在日耳曼西部、海上及殖民地的战役皆遭到严重的挫败,英国在海外的优势已渐明朗。然而英国的情况亦没有太好,国内的主和派已向于牺牲普鲁士来换取战争的结束。所以在1759年的冬天到1760年时,英普已开始试着至少和法国谈和,但在奥国的影响下,战事仍旧持续。1760年的战况仍然呈现胶着状态,但普鲁士已逐步收复波美拉尼亚、西利西亚及部分的萨克森。且在里格尼兹战役(Liegnitz 1760.8.15)、托尔高战役(Torgau 1760.11.3)中击败奥军,使得普鲁士本土遭受攻击可能性减低。既使英法两国皆想谈和,但一方面普鲁士不愿意割让其在莱茵河的产业以换取和平;另一方面奥国仍期望能夺回西利西亚,而俄国则期望若普鲁士战败则俄国势力将可伸入到维斯杜拉河流域,所以战况持续胶着了两年。

  在不断的痛苦中,腓特烈仍旧勉强地支撑着战争,在他的经济政策与犹太人的财政支持下,加上英国的财政支持,国库还勉强能支付腓特烈的战争。但1761年英国决定停止对普鲁士的援助,使得腓特烈再次对战争的胜利感到绝望,然而奇迹发生了,俄女皇伊利莎白于1762年1月5日逝世,而继任的沙皇是亲普鲁士、崇拜腓特烈大帝的彼得三世。他宣布退出反普联盟,并将俄军攻占的土地全部归还给普鲁士,进而与普鲁士签订和约,彼得三世也同意使他的军队成为普鲁士的盟军,虽然这样的军事同盟,不久即因彼得三世被他太太凯撒琳,即日后的女皇凯撒琳二世(CatherineⅡ,1762-1796),推翻而取消,但是在普俄签订和约不久之后普鲁士也和瑞典谈和,而奥俄法的反普联盟也因此瓦解。

  战争持续至此,俄国与瑞典已和普鲁士缔和,法国和其它日耳曼小邦亦想与普鲁士谈和,而奥国财政也终于无法再负担战争了,于是在萨克森的协调下双方于1763年2月15日签署了胡贝尔图斯堡条约(the Peace of Hubertusburg),普鲁士退出萨克森,而奥国则再次承认布勒斯劳条约和德勒斯登条约的内容,即放弃西利西亚。腓特烈绝不放弃的决心,使普鲁士获致最后的胜利,也保住了所有西利西亚战争的成果。参与七年战争的各国,事实上,谁都没有占到便宜,不过普鲁士却巩固了其强国的地位,并成为在日耳曼能与奥国相抗衡的力量。而战后的普鲁士也开始积极地进行国家各项的重建工作,以预备下一场的战役。

  (三)瓜分波兰七年战争后,腓特烈除了在国内积极进行重建的工作外,为了维护普鲁士领土的完整以及国家的权利,在外交上,由于七年战争普鲁士孤军奋战的痛苦经验,使得腓特烈必须重新思考与各国,特别是奥国的敌对关系。但基于对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感,腓特烈仍然不断地积蓄物资并训练军队,以面对可能突如其来的战役。而在国际事务上,为避免战争的发生,一方面怕会牵连普鲁士,再者怕会使普鲁士的利益受损,于是腓特烈乃从1740年到1763年间和平的破坏者变成了往后23年间和平的维护者。

  在腓特烈的考量下,七年战争后的外交形势中,普鲁士的最大敌人应该还是奥国,战后的奥国已迅速的恢复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法国与奥国的同盟关系也仍然维持着,而普鲁士和英法两国的同盟却已是无法恢复,所以俄国的动向是腓特烈最为关注的,至少他应该避免俄国和奥国的再同盟,而形成1756年外交上的大包围,因此腓特烈也预备在必要时做些牺牲以达成他的目的,而事实上这个拉拢俄国的机会不久后即来到。

  俄国在凯撒琳二世上台后,已成为威胁欧洲和平的一股力量,因为凯撒琳期望能将俄国疆域往向南(土耳其)和向西(波兰)的方向同时推进。而腓特烈却在思考,如果真如凯撒琳所想的,将波兰置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下,那普鲁士的形势是否会恶化?而如果凯撒琳的野心完全转往土耳其,那俄国势必与奥国在巴尔干半岛产生争端,普鲁士如果支持俄国会有益处吗?和平与有力的盟友是目前腓特烈最渴望取得的,然而如何获致他所需要的盟国则正考验着腓特烈的外交手腕。

  1763年10月5日波兰国王亦即萨克森选侯奥古斯图三世(AugustusⅢ)逝世,王位的继承旋即为欧洲注目的焦点。急于将波兰纳入俄国影响下的凯撒琳女皇,欲扶持她的前男友,出身波兰贵族的波尼亚图斯基(Stanislas Poniatowski)为波兰国王,面对如此局势,腓特烈只有两条路,一是联合俄国介入波兰事务,另一个是袖手旁观任俄国这个危险的东方巨人逼近普鲁士的疆域。答案很明显,腓特烈选择了与俄国联合,而此举为普鲁士赢得了俄国的同盟。1764年普俄同盟形成,这个同盟的形成对腓特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普鲁士不仅获得了其唯一也最重要的盟友,更重要的是确保了东普鲁士的安全,并为取得西普鲁士开启了一条路。

然而,波兰的问题并未因为国王的选出而平定下来,波尼亚图斯基在当选波兰国王后便急于摆脱凯撒琳女皇的影响,寻求外国势力的介入以强化波兰。凯撒琳女皇见她想藉由波尼亚图斯基而控制的波兰的企图已无法实现,所以凯撒琳便教唆不满的波兰贵族起来反抗波尼亚图斯基,并在南方激起农民的反叛,最后则直接派军队帮忙贵族对付波尼亚图斯基。而俄国对土耳其战事的接连胜利,也使得俄国在东南欧占了优势,如腓特烈所预见的,奥国绝不会任俄国在东南欧予取予求,双方的关系将越来越紧张。腓特烈也担心,普鲁士将会因俄国的关系而卷入与奥国敌对的新战争,而破坏目前和平的局势。但由于害怕失去唯一的盟邦,腓特烈只能支持凯撒琳,并按照同盟条约支付战争补助金予俄国。

  因为波兰问题的缘故,欧洲又开始与普鲁士有联系。奥国甚至向普鲁士提出以波兰土地的取得来中止普俄的同盟,以及如果霍恩索伦家族绝嗣时,奥国对西利西亚的继承权。虽然腓特烈未接受,却也开启了普奥两国接触的大门。1769年和1770年腓特烈破天荒的与奥国约瑟夫二世(JosephⅡ, Co-empire 1765-1780 , Sole-empire 1780-1790)会谈两次,他们都以为俄国在东南欧的进展是当前局势的重大威胁,瓜分波兰即是他们为和缓目前的紧张的气氛并延长目前和平的形势所祭出的解决方案。于是1772年的第一次瓜分波兰焉然形成。

  在1772年的瓜分波兰中,俄国取得原白俄罗斯人所居住的地区,并增加了约一百八十万的人口;奥国则取得加里西亚(Galicia)和邻近区域,增加了约三百万的人口;而相较于俄奥两国的收获,普鲁士仅取得约三万六千方公里及数万的人口,然而这个土地的取得却是腓特烈大帝对普鲁士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正如他早在1731年时便强调必须取得连接兰登堡和东普鲁士的波属普鲁士( Polish Prussia),即西普鲁士。西普鲁士的取得使普鲁士扩大为一个近廿万平方公里,人口五百四十三万的军事强国。如同西利西亚一般,腓特烈也极重视这一新领地,同样也设置了战争与领地管理署(War and Domains Chambers)来管理。尽管西普鲁士是一较荒芜、人口较少的省份,但在腓特烈的经营与刻意移民下,西普鲁士每年的税收可达一百七十万塔勒,其中的一百五十万则用在当地军队的开销上,而西普鲁士同时也为普鲁士贡献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

  二、普鲁士强权地位与权利的维持相较于1740年到1763年戎马倥偬的阶段,腓特烈在七年战争后,可能是腓特烈本人已年过半百,身体状况不若以往,加上七年战争的恶梦,使得他在面对国际争端时,已不如前一阶段那么的激烈,一切诉诸于战争。外交的折冲是腓特烈的第一选择,谈判破裂才考虑军事行动,但并非是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已衰退,主要是腓特烈认为普鲁士现阶段的主要工作是维护普鲁士所获致的一切权利,并预防一切可能损害普鲁士利益的事情发生,所以军事力量备而不用,换句话说,是普鲁士进行协商的重要后盾。

  (一)巴伐利亚继承战争(1778-1779)对于用尽一切努力却无法收回西利西亚的奥国而言,必须寻找另一处土地来补偿,年轻的约瑟夫二世和他的大臣看上了巴伐利亚这块与奥国紧邻的土地。当1777年12月30日巴伐利亚选侯逝世,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却无男性继承人时,奥国的约瑟夫二世通过交换,与具继承权的帕拉汀那选侯查理(Charles Theodore of Wittelsbach , Elector of Palatinate)达成协议,以补偿金换取下巴伐利亚(Lower Bavaria)及上帕拉汀那(Upper Palatinate)。这位选侯可能是在半贿赂半强迫的情形下与约瑟夫二世达成协议,达成协议后两天,有峙无恐的约瑟夫二世便派遣一万名的奥军进入巴伐利亚。目前看来,约瑟夫二世的想法即将要成功,对哈布斯堡而言,这多少能补偿西利西亚的损失,并加强奥国的实力,是势力伸展的好机会,但这也是腓特烈所不乐见的结果。

  然而另一位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具继承权的候选人查理(Charles of Zwei-Bruecken )抗议这样的安排,但势单力薄的他似乎得不到他国的援助,然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却以维护帝国体制为由支持他的合法权利。面对奥国在西南德的扩张,普鲁士有两种选择,一是与奥国对抗;二是与奥国达成协议。双方在南北各自发展。当然腓特烈的选择是前者,但腓特烈死后,他的继任者却选择了后者。在普鲁士内部,如亨利王子即建议腓特烈不需浪费没必要的牺牲来保护巴伐利亚和其它日耳曼小邦的地位。这位在1740年即狠狠地破坏了帝国体制的普鲁士国王,现在却成了帝国体制的拥护者,因为腓特烈认为奥国领土与权力的增加会破坏目前日耳曼的权力平衡,并可能使年轻的约瑟夫想尝试收西利西亚,所以藉由维护帝国体制,腓特烈希望能破坏任何奥国哈布斯堡扩张的机会。不管腓特烈是如何强烈地拥护帝国,他的唯一目的就在于维持日耳曼两强间的权力平衡,只要奥国被帝国传统、笨拙的体制束缚住,就能确保这种权力的平衡。

  外交的协商破裂,腓特烈毫不迟疑的出动军队,1778年在亨利王子率领下的普鲁士和萨克森联军进入波希米亚,然而直到冬天来临前,两军仅是对峙以及不断的演习,并未发生战争。当普鲁士军队撤入西利西亚时,士兵的工作竟然只是到处找粮食,因此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又被讥为「马铃薯战争」(Potato War)。隔年在双方盟国法国及俄国的调停下,签订帖欣和约(Peace of Teschen)。

  此一停战协议的签署,实际上可算腓特烈又一次的胜利,因为他的主要目的已达成且并无太大的牺牲,而奥国仅得到莱茵河、多瑙河和萨尔察河( the Salzach )之间一小块的巴伐利亚土地。

  (二)君主同盟的成立(1785)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后,腓特烈大帝和约瑟夫二世开始进行一连串的外交角力与斗智。1780年玛利亚.德蕾莎逝世,约瑟夫二世成为哈布斯堡的唯一执政,随着玛利亚.德蕾莎的逝世,使得约瑟夫二世从一些保守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内政上,他得以尽力地从事各种「开明」(enlightened)的改革;在外交上他则积极地建立与各国的关系。

  在巴伐利亚的问题上,约瑟夫二世仍未放弃努力,1784年时他计划以奥属尼德兰和同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帕拉汀那选侯查理交换巴伐利亚,如此一来,奥国将可并吞巴伐利亚、上帕拉汀那及萨尔斯堡大主教区(the Archbishopric of Salzburg),他打算忽视1779年的帖欣和约,不过,约瑟夫二世虽然成功地说服俄国的凯撒琳二世支持他,但却遭法国的反对而功败垂成。

  随着腓特烈大帝对与俄国同盟的失望与日俱增,加上对波兰和土耳其问题的歧见日深,使得约瑟夫二世有机可乘,借着拜访凯撒琳的机会,奥国与俄计划联合掠夺土耳其,在1784年俄国与土耳其的争端时,约瑟夫二世熟练的扮演着土耳其的救主、俄国的朋友及法国的盟友的三重角色,在约瑟夫二世的调停下,几乎所有欧洲的强权,除了普鲁士,都分了一杯羹。借着土耳其问题,奥国不仅切断了普鲁士与俄国的同盟,更将普鲁士再次的孤立起来。

  失去了俄国同盟的普鲁士,腓特烈转而寻求其它日耳曼国家的支持,当约瑟夫二世于1784年大胆地提出交换领地的计划时,巴伐利亚选侯查理(Charles of Zwei-Bruecken )再次提出抗议,而腓特烈也再次的支持他,不过这次不是以武力的方式,而是以日耳曼君主同盟的形式来对抗奥国的要求。

  日耳曼君主同盟(Fuerstenbund , League of Princes)是以普鲁士为首,再加上萨克森及汉诺威等14个大小不一的日耳曼邦国所组成的。由于法国也反对奥国的计划,因此法国乃在外交上支持君主同盟。这是腓特烈报政中最后一次的重大胜利。君主同盟的成立表面上是为维护帝国的体制,实际上是为防范哈布斯堡势力的扩张。然而君主同盟的成立绝不能看为是德国统一的前兆,因为它是从符合普鲁士的利益而出发的,不是要创立一个新的国家而是要维护旧的帝国体制,让害怕约瑟夫二世野心的日耳曼邦国都靠到普鲁士这边。尽管如此,腓特烈还是成为泛日耳曼的英雄,而从当中亦看见了日后的小德国统一方案(即排除奥国在外)的影子。

  肆、结论1786年8月16日74岁的腓特烈逝世,从未有一位普鲁士君主像腓特烈一样,在欧洲政治上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腓特烈的执政的确是普鲁士历史中的一个颠峰。经过一世纪余的奋斗,普鲁士由一个衰弱的选侯国变成一个不容轻视的军事强国。大选侯和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贡献确实也是无法抹灭,但普鲁士的的确确是在腓特烈大帝的手中完全蜕变。因着腓特烈深刻的体认,夹在法奥两大强国间的欧洲小国,包括普鲁士,随时都有危险,所以第三个强权的出现以平衡法奥两强是必要的,于是他大胆的出击,削弱奥国,提升普鲁士到第一等强权的地位,一方面是为普鲁士国家的生存找出一个方向;二方面则可说是实现腓特烈对普鲁士的计划以及满足腓特烈个人的野心。

  确实,普鲁士在腓特烈的主动出击下,领土、人口都成倍数的成长。在腓特烈即位时,普鲁士仅有约十一万余方公里的领土,二百五十万的人口,但到腓特烈逝世时,普鲁士已扩张成一个领土近二十万方公里,人口为五百万的强国。另一方面,腓特烈也承继了其父在军事及行政上的天份,从他继承来的八万三千名的军队,腓特烈扩增为二十万,透过改良税法及重商主义政策的鼓励,国家的年岁收从七百万塔勒成长到一千九百万塔勒,国家所累积的财富也增至五千一百万塔勒。虽然相较于大选侯和腓特烈.威廉一世,腓特烈大帝在创造新机构和善用资源上不若他们的具创造性,但腓特特烈却以他那惊人的精力善加利用和发展他所承继来的一切,使普鲁士能如他所愿地成为欧洲一流强国。这是腓特烈大帝在普鲁士历史中重要的贡献之一。

  普鲁士能在一个世纪中迅速崛起,并在不到半世纪的时间内就成为欧洲的强权。其实可以看见他们祖孙四代共同努力的方向,一是分散领地的维持与连结,使普鲁士不面临内外交侵的局面并同时扩张领地;二是藉由改良行政体系以增强普鲁士的统治效能;三是对军队的掌握;四是对金钱的掌握,透过税收和重商主义措施的推行来增加财政的收入。他们孜孜不倦的奋斗当然是普鲁士崛起的重要因素,然而,另一个得天独厚的因素,也可算是上帝给普鲁士的恩典吧,即是霍恩索伦家族的成员不仅长寿、且活力充沛,嫡长子总能顺利的继位,没有兄弟阋墙、没有幼主即位,更没有所谓的「普鲁士王位继承战争」的发生,所以上好的机运亦可算是普鲁士能崛起的因素。

  腓特烈统治的历史不仅仅是日耳曼南北双强出现的历史,或仅是普鲁士成为强权的经过,更重要的是,透过腓特烈,普鲁士发挥了他的魅力,吸引了许多非普鲁士人来到这里服务,其中不乏在1807年普鲁士改革中的大臣,如斯坦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vom und zum Stein , 1757-1831)即是。而正如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所说:「……当我们望向北方,腓特烈就像那北极星一般闪亮着,而日耳曼、欧洲甚至是世界似乎都绕着他转……」,这个时期的历史是以腓特烈为中心的。

  然而腓特烈的执政却并非未留下弊端,其所建立的行政体系,不同于其父亲的体系,乃是完全系于其个人的天才与过人的精力,而腓特烈无子嗣,其继任的侄子(腓特烈.威廉二世)却是个资质平庸且懒于处理政务之人,他欠缺了如腓特烈大帝在政治上的敏锐度与勤奋,内政上除了不再严格监督官员外,也开始大肆兴建宫殿和博物馆,也因此柏林经历一段文化的繁盛期,成为普鲁士的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在外交上可能是过去的敌对意识降低,加上新的威胁产生(法国大革命),腓特烈.威廉二世也尝试与奥国站到同一阵线上。因着腓特烈.威廉二世统治的较具弹性,普鲁士国内开始充斥着贪污、官僚体系腐化,连以往让普鲁士自豪的军队素质也开始堕落,普鲁士多年累积下来的优势迅速消失,当与拿破仑大军对峙时,过去战功彪炳的普鲁士军队竟是不堪一击,而导致1806年耶拿的战败与屈辱的提尔塞得条约的签订。

伍、参考书目丁建弘、李霞着:《普鲁士的精神与文化》(台北:淑馨出版社,民国85年8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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