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的战争艺术
 
作者:艾齐纳哈
 

 
这篇旧文一直没时间写完,只在阅读了一些相关书籍之后形成了几个观点,还请诸位指教。

主要参考书籍:

戴耀先《德意志军事思想研究》

Tomas Carlyle: The history of Friedrich the great

Friedrich the great and his family

拿破仑文选



腓特烈无疑是个很有趣的人,骑一匹阿拉伯马戴一顶旧军帽(即使是新的为了戴着舒服也要给洗旧了),鼻烟盒不离身;他出生的时候,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的一个吻把他差点憋死,祖父腓特烈一世高兴得差点没跌死,普鲁士在一天之内险些损失两位国王。他的弟弟亨利亲王曾想把他赶下台,奥古斯特亲王羞愤而死,光他的家庭生活就足够写一本书。他这个人也充满了矛盾,赞之者颂之为大帝,贬之者骂之为恶棍,他在伏尔泰的帮助下写了政论《反马基雅弗利主义》,而后人认为恰恰他自己就是马基雅弗利笔下的理想君主,他为了维持军纪实施严刑峻法,但与士卒同甘共苦、风餐露宿。腓特烈二世在个人的趣味上是与他父亲不同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喜欢在闲暇狩猎或是喝杯啤酒,并且喜欢在自己的“烟会”里用粗暴的玩笑开心;腓特烈二世则喜欢玩横笛,喜欢写拙劣的法文诗;根据腓特烈•威廉一世对他的说法,他是一个“吹口哨的人兼诗人”。但是腓特烈二世在政策上不是模仿祖父,而是追随着他的父亲。这些矛盾并非完全是巧合,很大程度源于他的哲学思想,或者说 “从启蒙时代法国堕落上层集团那里借来的对于一切道德的嘲笑态度”(苏联历史研究院《新编近代史》)。但在这里我不准备详细的谈论他生活的其他方面,本文将主要就腓特烈的战争艺术与诸位进行切磋和探讨。

历史背景:

康德的哲学思想不但对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于整个一代人,直至国君的思想都产生了作用——腓特烈二世军事思想中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混合体系,与康德的哲学思想不无关系。
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专制时期里,战争都是各封建统治者之间,利用常备军进行的有限战争,起因多是争夺继承权和有争议的领土,贵族的特权虽然被保留了,但是在军事决策方面没有发言权,贵族、农奴和市民只为战争提供补给、兵员,并承受战争带来的后果。邦国政府机构中虽有“战争部”,但最重要的决策都由君主和其宠臣所组成的内阁决定,这种政治因此被成为“内阁政治”,在这种政治范围内所决策并进行的战争也因而被称为“王朝战争”。王朝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作战是按君主意志进行的,与百姓的生活无关,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对战争没有任何发言权,百姓的国家意识淡薄,对战争视之淡然,任邦国被兼并。譬如1756年皮尔纳之役后,整个萨克森军队秩序井然地向普鲁士投降,而且该邦国的全部人力物力被顺利地纳入了普鲁士的战争轨道。在七年战争中沦入沙皇俄国控制的东普鲁士民众虽遭蹂躏却未曾进行反抗,社会上层和官吏都宣誓效忠沙皇。

17世纪下半叶,中欧是奥、法两大势力争夺霸权的角逐场,两国都有强大的军队,成为两极,德意志各邦国都自愿或不自愿地加入这一方或那一方。在这两极之外,游离着英、荷、瑞典、俄国、土耳其,它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愿意看到任何一方取得欧洲的霸权,往往利用各种方法把奥国的邻国弄成法国的同盟,而又把法国的近邻变成奥国的帮闲,最典型的是巴伐利亚六易其主的例子。
德各邦国还把战争看做是一个发财的机会,即纯粹为了获得佣金而出租军队。对于当时的德意志各邦国来说,只要 能够提供足额雇佣兵,便有了一个可观的财源,而且可以不花自己的钱就维系一只“常备军”,因此被看做是一举两得,有利可图的生意,这是专制时期德意志地区盛行出租军队之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成为这一时期德意志军事领域的一大特色,持续100多年之久。

德国租军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是,黑森—卡塞尔的威廉伯爵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为英国提供雇佣兵赴美作战一例。威廉伯爵与英王乔治二世是堂兄弟,他也仇视“乱民暴动”,但他决定出兵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金钱。1776年1月15日的一份条约规定,黑森—卡塞尔的腓特烈侯爵为英国提供1.2万名官兵,每人租金30克朗,每年共4.5万克朗,以后的补充条款将人数增至1.7万人。加上其他各邦国的军队,德意志地区赴美参战人数共近3万人。其中,战争结束后没有归国的12554人,这些人当中只有535人阵亡或因伤致死,6300人病亡,5000人开小差。就影响来说,这次以士兵换金钱的交易是德国军事史上一个阴暗耻辱的事件,但就规模而论,还不是最大的。仅就黑森—卡塞尔而言,1677—1815年的37个出租军队的条约和续约中,上述条约按出租军队的人数计算,只排到第31位(德国军史研究局《德国军事史手册》(1))。黑森国君在1717年的和平时期竟将闲置的600名士兵换取了普鲁士王宫中收集的中国瓷器,看来在当时的德国,中国瓷器确实比人命值钱。威廉伯爵的父亲也曾于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向英国提供雇佣兵6000人,1742年又向敌对的一方提供3000人,但附有条件,交战双方不得在战场上同时使用黑森—卡塞尔的军队对抗。在以后的七年战争中又通过向英国提供军队的途径发了财,使黑森—卡塞尔而成为德意志各邦中最有钱的一个。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的论断在德意志封建专制时期就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封建专制时期,虽然德意志各邦国仍在为政治投机和获取金钱而从事战争或出租军队;但是,像奥地利和普鲁士这样的大国却已经将战争作为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它体现在对外的征服与占领,或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生存。1755年腓特烈二世在给军官们的训示中说:“战争若不进行征服和占领,就会削弱战胜者和搞垮国家。如果没有成功地进行征服的理由,则千万不可轻试兵锋”(特奥多尔•席德尔《腓特烈大王传》)他所发动的七年战争给国家 带来的是遍地瓦砾和军民的严重伤亡。如果拿赢利的标准来衡量,他应是这场战争的输家;但是对战争国的上述认识并不是最根本的。战争是政治一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腓特烈二世的最高政治目标是使普鲁士成为欧洲的一个大国,而不再受欧洲列强的摆布。从这一角度看,他发动的这场战争完全达到了预定目的(德国军史研究局《腓特烈大王时期的欧洲》)。

腓特烈二世在决策体制上将军事与政治作紧密的结合。他既是国王又是统帅,把自己置于战争的中心地位,对战争负全部责任,不允许其他任何机构插手,整个社会生活都与战争协调一致。这不仅体现在政治上和战略层次,还体现在其他领域:将行政、国家管理、经济、社会都紧密地与军事结合为一体,服务于国家的最高政治目标。从社会各阶层看,农奴通过征兵区为普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使普军在连遭败绩的情况下保持作战能力;容克贵族子弟作为军官在军中浴血奋战;教会是腓特烈坚强支柱;尚未成为一支影响战争力量的资产阶级为支持战争而纳税。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鲁士的战争已经具有了某些总体战争的色彩。普鲁士的这种体制使其战争指导与政治目标达到了较高程度的一致,利于在千变万化的战争形势中纵观全局和抓住战机,这使普军先胜一筹。

而普鲁士的三个主要敌国在这方面都逊色不少,当它们进行合作时,问题就更为严重了。奥军决策体制繁复,政治指导是首相考尼茨,军事问题由崔格尔主导,女王主持的王室战争会议名义上兼管两者,但缺少实际控制,重大决策要交付内阁定夺,往往失去战机。俄方的情况较奥地利更差,贵族和各利益集团觊觎王位,使得军队指挥体制混乱不堪,军队统帅不能得到军事会议的明确命令,遇有战机时总是举棋不定。法国虽然按同盟条约规定抽调了11万军队,但在财礼物力上不能满足在海外和中欧同时打两场战争的需要,法军的高级统帅都由贵族和宠臣充任,而封建专制晚期的法国贵族已非常腐败,不能像在路易十四时期那样提供军事人才。在反普联盟还在为开辟四个或五个战场举棋不定时,腓特烈二世快刀斩乱麻,在敌军未能集结时就先发制人、各个击破。

本部分主要参考书籍:戴耀先《德意志军事思想研究》




有限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战略指导思想并不把与敌人交战作为首要目标,德意志军史学家汉斯•戈特里布•德尔布吕克称其为“疲劳战略”,这不是指那样一种纯粹拒绝交战的战略,而只是用精心安排的有利于本方的移动(所谓机动)来拖垮敌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他不同意把这种思想作为19世纪歼灭战略的对立物来分析,因为这种战略还不是那样简单的消耗战,而是一种在交战和机动之间徘徊的战略,有的统帅在这种游移不定中偏重于交战,有的则偏重于机动。


这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经济利益的驱使:

发动战争要计算在经济上的得失,军事行动要考虑所涉及地区的经济潜力以及在敌区夺取战利品的可能,因此有时可能进行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的战争,而只是为了从富庶地区掠取战利品。


保存军队:

战争中,不仅失败者,连胜利者也常蒙受重大损失,为避免血战,进攻一方在战场上往往将敌军赶走,并不将之消灭,敌军溃逃时,胜方也不派主力实施追击,仅派轻骑兵尾随监视,因为有秩序后退的军队往往比追击者的战备程度更高,有可能发动出其不意的反击,敌军主力往往因此可以逃脱歼灭性打击,所以会战很少具有决定性意义。


季节限制:

大规模会战只在温暖季节进行,冬季只偶然进行小规模军事行动,只有在温暖季节,马匹才能获得足够的青饲料,此外,冬季露宿还会使部队的病员增加,无法保证部队的休息和补给,士兵开小差的机会增多。另外,还有运输工具方面的因素,普军主要依靠河流运输粮秣,而冬季难以保证,腓特烈二世主张要先敌进入冬营,因为敌人有可能对仓促撤向冬营的军队发动袭击。他对冬季出征基本持反对意见。然而,在他所指挥的战争中至少有四次是冬季出征,目的是想出敌不意,奇袭取胜。


战例: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的爆发


“‘在他的军队进入西里西亚时,普鲁士国王并没有怀着对维也纳宫廷的险恶居心,他更不愿破坏帝国的安宁。国王陛下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有责任,必须毫不迟疑地采取这一手段,获得他对这个公国无可争辩的权利。’
丹麦驻柏林的使臣在腓特烈二世国王与参加化装舞会的客人分手几小时后,得到了这一声明。尽管因发烧身体不适。国王还是在1740年12月13日早晨率领3万人马向西里西亚进军。


查理六世皇帝刚刚去世,腓特烈二世就十分坦率地给他的外交大臣帕德维尔斯伯爵写信说:‘我提出一个问题请您解答。如果一个人处于优势,他应不应该利用它?’这无非是指奥地利军备不整的状况和西里西亚。过了一些时候,他又给同一位外交大臣写信:‘法律问题是大臣即您的事情。现在是您从事这一工作的时候了。’
普鲁士国王出发前不久,奥地利公使博特侯爵还谒见过他。‘陛下’,他喊道,‘您将使奥地利王室毁灭,同时自己也坠入深渊。’
腓特烈二世回答:“这仅仅取决于女王是否接受给她提出的建议。”


短时间停顿后,侯爵说:‘您的军队很漂亮,陛下。我们的军队没有这样的仪容,可是他们看见过狼。我恳请您考虑一下您想做的事。’
国王变得不耐烦:‘您发觉我的军队很漂亮,不久您也会看到,他们也是精良的。’


腓特烈二世在对军官们做鼓舞人心的演说时说;‘除了你们以外,我没有其他同盟者,’他最后说;‘再见吧,先生们,向着荣誉的会合地进发,我将毫不迟疑地跟着你们到那里去。’当他的大臣把关于兼并西里西亚的意见呈送给他时,他表示感谢说:‘妙啊,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高明的骗术。’


1740年12月6日,腓特烈给玛利亚•特蕾西娅和她的丈夫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向这两个人保证他‘纯粹出自好意’。10天以后,普鲁士军队举着飞扬的旗帜,伴着隆隆的鼓声跨过了西里西亚边界,而驻维也纳的柏林公使请求玛利亚•特蕾西娅女王接见。他证实了这一进军。一天以前这一消息就已在王宫中流传。不过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情报!本来驻普鲁士京城的奥地利代表一周前已经报告了部队集结的情报。时值寒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普鲁士公使通知,有一位特使即将到达。”(米尔 《德意志皇帝列传》)
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时,腓特烈再次不宣而战,这次依然是在冬季出征。



道路限制:

18世纪中期,德国已有很多道路被拓宽成大道并以石块或碎石覆盖,经久耐用,便于大部队和辎重通行。由于道路增多,不少道路相距较近而且相互平行,军队行动方式发生了变化,即军队行军可分成几个纵队齐头并进。洛博西茨会战获胜后,普军即以四路纵队直指布拉格。


18世纪,普军行军纵队宽度为25~50米,道路只够重炮和辎重部队使用,步骑兵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在路边行军。为防止士兵逃亡,普军采取的方法是行军中以骑兵监视,放慢行军速度。腓特烈二世往往让步兵在没有道路的田野行军,因而形成了普军行军能力极强的特点。普军另一个特点是行军时前锋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各纵队之间保持严格间距,便于部队展开,随时准备从行军队列转为作战队列。这些措施使行军速度大受影响,另外,行军时往往遭到敌军骑兵和轻步兵的袭击,正常的行军会受到严重干扰,因此也降低了行军速度,普军的日行军速度在各国军队中虽名列前茅,但也只有20公里左右。


后勤补给的限制:

后勤补给制度的落后和能力低下也限制军队作战行动。以普军补给的5天制为例:军队机动以后勤仓库为中心,野战后勤供应点设在仓库与部队交通线的中间,烤制面包的炉灶可于12~15小时内建成投入使用,面包可食期为9天,运输单位至少每5天来取一次面包,部队日行军距离平均20公里,所以与后勤供应点的距离不能超过100公里,100公里即是普军围绕后勤供应点的活动半径。仓库位置好比一个栓柱,供给体制好比是一副套在军队脚上的镣铐,限制着军队活动范围。
这是腓特烈一旦过于深入敌境总是要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奥地利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年轻的普鲁士军队受到饥饿、疲惫和开小差的折磨,胜利的月桂不再发芽”,腓特烈被迫撤出波希米亚。在争夺巴伐利亚的“李子战争”中普军因缺粮而士气低落,当腓特烈带领疲惫不堪的人马撤往西里西亚的一个小村庄时,他感觉“来到了一位莫卧儿统治者的宫殿”。

“疲劳战略”到了18世纪下半叶开始有了变化。18世纪火器的进步使防御较进攻更为有利。但随着燧发枪的使用,步兵齐射威力提高,进攻变得有利了,各交战国多采进攻战略,这是该时期要塞攻防战减少而野战增多的一个原因,而且在进攻中一般不保留大量预备队。


兵役制度:

奥地利:三十年战争后,王室与贵族在军队建设方面取得了一致,为国王服兵役成为贵族的一项义务。1649年成立常备军,平时约1.7万人,战时可迅速扩充至10万。奥地利在1733年完善了有关训练的规定,1745年实现军队的统一领导,玛利亚•特蕾西娅女王指定使用德语为军语。

普鲁士:普军的兵役制度在专制制度的前期以招募为主,直到1733年腓特烈一世晚年才克服农奴制的强大阻力,在全境确立了划区征兵制。1737年5月,普鲁士内阁的征兵区法令规定“国内所有居民生来就应从军,是义务团队成员。对他们来说,出生所在的征兵区便是战场。”“划区征兵制”是一种广泛、有效和灵活的征兵体制。在对全境人口进行统计后,按军中团队数目把全国划分成多个“征兵区”,每区约5000至8000户居民。每一个团被指定一个特定的地区作为征兵区,在区中心设驻地。根据征集民兵的做法,各军队属区每年按规定登记。每个连也有专属自己的一个分区,连长将自己辖区的14岁以上的男子登记在案,发给他们每人一份“准假证明”,于是他们就成为本连队的候补兵员。自此,他们就必须把自己看作是军队的准成员。平时,他们佩带标志,在家从事劳动,并持有证书,以证明自己并非逃兵。他们在家从事劳动只不过是暂时返乡告假而已。男子与军队的这种联系将是终身的,除非他们丧失作战能力或死亡。对于服役期限,普鲁士国王不作确定的具体的规定。腓特烈时期一般为25年,到1792年,一般为20年,只有罪犯和发育不良者,以及重要经济部门的劳动力才可免服兵役。和平时期,每连每年要从征兵区征召3~4名新兵,经过几年严格训练方可返乡。为了节省薪饷和招募外国佣兵,连长可以批准士兵每年告假9~10个月,让他们回原籍从事原职业,同时停发其军饷。普军一直实行连队经理制度,每个连长每年从国库领取一定数额资金以支付士兵服装、薪饷和招募雇佣兵,余额为连长所有。连长一般出身于小贵族子弟,就一个连队的收入而论,它相当于一大片田产,增加士兵的数目也就相应地增加军官职位的数目,因此贵族对国王的税收政策也就采取了妥协的政策,在普鲁士一切贵族的反对派都是没有根基的。



三大兵种:


步兵:

17、18世纪之交,长矛兵被完全取消。法国步兵装备了刺刀,勃兰登堡步兵配发了短矛,火枪手组成了成建制的单位,称重步兵,全部装备火枪,成了陆军的主力,火枪手使用火枪,其射程为250米,一般在120米左右射击,装弹时间为3分钟。进入18世纪后,燧发枪取代了火枪,射程提高到300米以上,在100米左右开火,命中率可达50%。这时已出现了精确射击的线膛枪,因射速慢而只限非正规部队使用。

普鲁士步兵团由两个营编成,每营有5个毛瑟枪连和1个掷掸兵连,掷掸兵平均配属各营,作战时两个团的4个掷掸兵连临时编成一个掷掸兵营,执行突击任务。步兵营5个毛瑟枪连共装备600支毛瑟枪,作战时混编。


骑兵:

30年战争中,因流动性大,各国军队几乎都将骑兵作为主力,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其机动性削减了重骑兵,将原来作为掩护部队使用的只装备短枪、马刀、轻盔和胸甲的轻甲骑兵以团建制作为骑兵主力。18世纪初,又取消了头盔,故称“胸甲骑兵”,是为携马枪的骑手,骑兵在17世纪的复兴,不仅提高了军队机动速度,也提高了突击能力,但由于在马上难以进行齐射和精确射击,骑兵的地位就因为其冲击力敌不过步兵强大的齐射火力而再度下降,腓特烈二世在他所指挥的首次会战莫尔维茨之役中使用了骑兵,但因装备笨重和战术死板而被奥军击溃。Thomas Carlyle说他想学古斯塔夫•阿道夫,把骑兵配置在两翼,奥军骑兵人数较多且素质较优,指挥普军骑兵的舒伦堡将军也犯了战术上的错误。他因而下决心改造骑兵,经改建的骑兵部队提高了速度,加强了火力,改进了战术,成为普军精锐之师,往往在关键时刻克敌制胜,在七年战争中功绩显赫。

骑兵中队作为作战单位,每中队102~132人,重骑兵团辖5个中队,轻骑兵团辖10个中队,普军还编有一种特殊骑兵——龙骑兵,实为骑马步兵,马只是运输工具,除了装备轻骑兵的武装外还携带所有重步兵的装备,如带刺刀的燧发枪,步兵的军服,军旗、军鼓,成为一支机动快速的步兵,其中还编有掷掸兵,伴随骑兵作战。初期,重骑兵无骑枪,须依靠龙骑兵提供火力。龙骑兵具有多种能力,可执行步骑兵的一切任务,因之被戏称为“阴阳人”,这一特殊的兵种一直保留到19世纪初,他们有时还作为骑兵的先锋,率先投入战斗。龙骑兵每团两营,每营5个中队,每中队两小队。


炮兵:

16、17世纪的炮兵带有市民属性和手工业行会的特点,例如,普鲁士炮兵中相当一部分是战时方才征集入伍的市民,平时几乎没有进行战争训练的机会,这是普鲁士炮兵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腓特烈一世时期普军只有一个野战炮营,腓特烈二世于1742年组建了第二个,七年战争后扩大为6个,另有两个要塞炮营。早期火炮都是手工产品,形态各异。在30年战争中已出现几种规范口径:7厘米、9厘米、12厘米、15厘米,普、奥在18世纪的战争中都使用了3磅和6磅炮弹,榴弹炮和臼炮口径没有统一。随着火炮制造的规范化,火炮设计制造更注重实战需要,炮兵建制更加稳定,炮兵逐渐摆脱手工业行会的特点,与步兵和骑兵融为一体。18世纪初,黑森公国的莫里茨伯爵即组建由步、骑、炮三个兵种组成的较小的团。轻型炮一般配属各团,重型炮集中使用。

炮兵与骑兵的协同作战因两者机动性相差大而难于使用,炮兵机动性差,不仅因为火炮自身沉重,更因其辎重运送困难。在18世纪的道路条件下,火炮只有以步行速度移动时,其辎重方能跟上。为了加快机动速度,萨克森和俄国在18世纪初组建了“龙骑炮兵”部队,它实际上是龙骑兵的翻版,只装备团营使用的轻型火炮,火炮和辎重都使用双套马车运载,配合骑兵作战,普军在七年战争中建立了真正的、独立的骑炮兵,它不仅可配合骑兵作战,而且可作为快速机动部队使用。这种部队曾在七年战争的库涅斯多夫和马克森会战中损失殆尽,但因其具有特殊作战效能而两次重建。腓特烈的努力收到了回报,在七年战争最后阶段的施维德尼茨攻防战中,贝弗恩(曾在布雷斯劳之役中因迷路被克罗地亚部队俘虏,当时已回归普军)据守Fischerberg执行阻援任务,在Fischerberg 西面的Reichenbach击败了奥军拉西(Lacy)和贝克(Beck)的部队,拉西虽然是奥地利总参谋部的改革者,但他在Reichenbach的表现实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优柔寡断、坐失战机,甚至没有真正和普军交战,贝克和贝弗恩激烈交锋但终于被逐退,贝弗恩几乎没有步兵,他是依靠骑兵和骑炮兵取得胜利的,此役后施维德尼茨援绝,普军攻城司令陶恩青(Tauentzien)迫降了守城奥军Guasco将军以下12000人。
奥军对炮兵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燧发枪。炮兵总监利希滕斯坦因侯爵尽其所能发展炮兵,首创炮兵学校,千方百计减轻炮兵的重量,增加炮兵机动性,使普军炮兵无法与之匹敌。直到七年战争,奥军十分注重最大限度地发挥炮兵威力,曾规定每1000人步兵至少装备5门大炮(不妨举几个数字,美国内战中北军1000人平均4门炮,南军1000人平均3.4门炮,在1870年普军1000人平均3.5门炮,引自《美国陆军史》),因而火力往往胜过普军。


工兵:

在普军中,工程师是军队雇佣的职员,兼管建筑、测量、水利等民用工程项目。腓特烈仿照法国军队,在各兵种通晓工程技术的军官中通过考试选拔工程军官团,并成立军事工程学校,工程军官在保卫或围攻要塞时,是统帅的技术顾问、工程设计者和作战指导者。雇佣兵对从事工程任务不屑一顾,认为有辱于他们的身份,多数情况下雇佣农民施工。随着要塞攻防战的意义与日俱增,专业化的工兵部队应运而生。其中敷雷工兵在防守或围攻要塞时敷设地雷,带有手工业的性质,巴伐利亚军队敷雷工兵大部分从矿工中招募。坑道工兵从事构筑坑道和其他工事的土木工程。架桥工兵的工作方式与现代的很相似,在并排于河道上的小船上架浮桥。德意志地区国家在18世纪初都组建了工兵“军团”,但它不象其他兵种那样是一个完善的固定组织。三种不同类型的工兵分别编组。很多时候将工兵与炮兵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具有某种行会性质而不被看作真正的军队。

……..


结论:


一、腓特烈是消耗战略家吗?


正是由于这一结论,在德国军官队伍中引起了对德尔布吕克长期的严词争论。腓特烈被尊称为普鲁士的救世主,比拿破仑更伟大的司令官。由于德国军官队伍接受了歼灭战的信条,他们认为的,德尔布吕克把腓特烈大帝尊为消耗战略家的断言,是对普鲁士国王的不恭,德尔布吕克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因此受到严厉的谴责。
然而德尔布吕克对有限战争的理论化有其内在的局限,他似乎把历史看成被明显分割的若干时代。约翰斯顿《运动战的神话:军事历史上的消耗》。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争论,是因为那些批判消耗战的人并没有给“消耗战”一个确切的定义,或将其等同于阵地战。主要的战争是在战略层面上由消耗决定的,而在战术和战役上不必遵循消耗战的原则。如果一支强大的力量能够被时间拖垮,最佳的办法是通过一系列的以运动战为基础的战役来发挥影响。像腓特烈的普鲁士军队那样较小的力量,能够进行一系列的非消耗性的、以运动战为基础的灵活战役行动,但是旨在战略层面消耗敌人。结果是在战术和战役层面上的运动战,在战略层面的消耗战。


二、什么是腓特烈最主要的遗产?


显然,不是他的“斜形攻击队形”。富勒曾说:“在他早期的作战中,他更多的是倚重刺刀,但他不久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在后来各次会战中,都是全力发展枪炮的威力。”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十分确切,腓特烈使用白刃战主要是为了实现突然性,这并不是什么错误。如杰克逊在《论陆军编组、军纪与经济》一文中所说:波兰骑兵装备的长矛在某种状况下是一种犀利的攻势武器;但这种武器的主要特点,还在于新奇,在战场上可收到出敌意外的效果。苏格兰山地兵的宽剑和圆盾,以武器威力的精确计算而论,远不如火枪与刺刀,但不可否认具有可怕的威力,在1745年曾使英军部队有谈虎色变之感。……他们曾靠这种武器和盔甲,大破富有战阵经验的不列颠部队,据推测,那是由于尚无人知晓的攻击方式,获得了奇袭效果。……


腓特烈对骑兵的重视,例如把在斜坡地带使用骑兵突击的战术作为一种机密,也是处于同样目的。格奈泽瑙在《脊梁的解放》一文中呼吁废除夹鞭刑,同时也呼吁“让我们向善于向敌人学习的腓特烈大帝学习吧”,可是说是真正理解了腓特烈的军事思想。


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混合的战争观


腓特烈一直重视用间,成立了由温特菲尔德领导的情报机关。在 Friedrich the great and his family一书中对七年战争爆发前普方内部在军事会议上的争论有很精彩的描述。最后是腓特烈本人在会议上公开宣读了刚刚收到的情报,才使普方决策人员统一了认识。马克西米利安•冯•瓦因施加登——奥地利驻柏林使馆的秘书是腓特烈的一个重要谍报人员。国王每月付给他2000弗罗伦的酬费。萨克森档案局的职员曼采尔也是普鲁士的间谍,他把1756年俄奥签订的秘密同盟条约(萨克森早已探知这一条约的内容)的复本寄到了柏林,而后来,又把萨克森外交官寄自维也纳和彼得堡的许多重要报告也寄到了柏林。(曼采尔的一位同事曾当过温特菲尔德的男仆,从中促成了此事)腓特烈利用得到的消息,突然攻打奥地利的同盟者萨克森。他打算把萨克森并入普鲁士版图。此次攻打萨克森成了七年战争的信号。玛利亚•特蕾西娅女皇兼女王得到入侵萨克森的头几个消息时,她哭了。她没有料到,秘密条约的全部资料在德累斯顿落入普鲁士国王之手。这不是和平条约而是进攻条约。腓特烈称它是“谎言和欺骗的编织物”。腓特烈还采取其他各种办法来了解敌人的情况,例如辨炊烟知远近等。
 

随着七年战争的战局越来越不利,腓特烈仅靠俄国女皇的死才逃脱厄运,在他的晚年思想渐倾向于不可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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