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1958年对柏林的最后通牒
 
作者:霍普·哈里森
 
翻译:白建才、杨明
 

 
长期以来,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被看作是“赫鲁晓夫的危机”。现在,终于有一些文章表明至少危机的爆发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一手造成的。1994年6月28日至7月2日,我参加了国际冷战史研究项目在德国埃森和波茨坦召开的“苏联、德国与冷战,1945——1962:东德档案中的新证据”会议之后,留在柏林,非常幸运地成为首批被获准查阅前东德外交部新公开档案的学者之一。在查阅这些档案时,我在国务秘书奥托•温策尔的卷宗里发现了一份文件(译文附后)。该文件是由东德驻莫斯科大使约翰内斯•柯尼希写的,日期为1958年12月4日。在这分文件中,柯尼希简要报告了他从一些苏联外交部官员中搜集的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1958年11月10日和27日发表演说及11月27日发表最后通牒前的一些情况,正是这篇演说和通牒引发了柏林危机。

 

赫鲁晓夫11月10日在莫斯科体育馆举行的苏波友好大会上断言,西方国家正把西柏林作为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准备发动进攻的前哨阵地。他宣称,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近在眉睫的核装备有进一步恶化这种形势的危险。赫鲁晓夫声言,西方国家破坏了四大国关于德国的所有协定,特别是关于德国非军事化的协定。对波茨坦协定,西方唯一继续遵守的就是四国占领柏林规定,他宣告,西方把西柏林用于针对东方的侵略的情形能继续下去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柏林的形势必须正常化。

 

在11月27日致西方国家的冗长的照会中,赫鲁晓夫详述了他关于柏林形势“正常化”的想法。赫鲁晓夫的建议被西方看作是最后通牒,特别是因为建议规定了6个月的谈判期限。赫鲁晓夫以更强硬的语言详细重申了他在11月10日所讲过的话,然后宣布他认为以前关于柏林的协定一律无效。他坚持要与西德签订一个和约,要使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和非军事化的城市。如果6个月内苏、美、英、法之间在这些问题上未取得足够进展,莫斯科将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约并将西柏林(在东德领土内110英里处)与西德通道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赫鲁晓夫强调东德是一个有权控制其本土的主权国家。已经和东德就该问题举行了预备性会谈。一旦西柏林成为自由市,东德就准备签订一个保证自由进出西柏林的协定,只要西柏林不向东采取敌对行动。

 

由赫鲁晓夫最后通牒引发的柏林危机持续到1961年8月柏林墙的建立,甚至持续到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发动柏林危机的动机无疑包括巩固和加强民主德国,延缓或阻止西德联邦军核武器的进程,以及西方大国承认苏联的平等地位与二战期间和战后苏联在东欧所得利益的合法性。

 

赫鲁晓夫的进攻性策略或许是出于避免在四国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的谈判中因只有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陷入孤立的考虑。正如危机期间他在给西德总理科拉德•阿登纳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四大国关于德国统一会谈中,“该问题将由几个国家来决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一个。如有人建议德国统一的问题提交给一些不同的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和苏联来讨论决定,你们将会怎么样?你们当然不会同意这个建议,因为你们确信这些国家将支持在整个德国发展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一定希望通过对西方采取外交攻势以增加苏联在四国对德政策中的影响。

 

下面的文件披露曾赫鲁晓夫曾就拟定11月27日的最后通牒给苏联外交部第三欧洲司(负责德国事务)的官员作过长达数页的指示。他还在11月19日接见了其中的一些官员,详细讨论了他的观点。赫鲁晓夫的观点之一是把西柏林变成“自由市”。1958年12月1日他与来访的参议员哈伯特•汉弗莱进行的8小时谈话记录也表明,赫鲁晓夫“说他对柏林的形势已考虑了数月之久,并最终提出了一个所谓自由市的建议。” 柯尼希写的这份文件是我在莫斯科或柏林的档案中看到的唯一一份一位高层领导人直接卷入制定一项具体政策的档案材料。遗憾的是,在这些档案中我没有发现赫鲁晓夫给外交部官员指示的原件和11月19日他会见这些官员的记录等相应文件。很清楚,这些文件会更说明问题。

 

下面的文件不仅证实了赫鲁晓夫在拟定最后通牒中的中心角色,也证实了外交部第三欧洲司至少在1958年11月6日之后所起的作用。柯尼希几次提到第三欧洲司的官员们清楚并深深卷入了准备工作。如果第三欧洲司的官员事先已知道赫鲁晓夫11月10日讲话的主要内容,那么,谢尔盖•米高扬(当时主席团成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之子)给雷蒙德•加尔霍夫的“该讲话没有与其他领导人讨论,也没有告诉他们”的情报或许就是错误的。

 

该文件也表明了东德官僚机构的运作方式。自从9月以来东德领导人一直在讨论给西方一个“特别照会”, 但他们对其外交部官员,特别是驻莫斯科大使馆官员,却似乎在这个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上几乎是守口如瓶。这显然妨碍了外交部官员的工作。

 

最后,该文件几次表示,苏联在逐步实施最后通牒中的威胁时要小心谨慎、以便探测西方的反应。这是典型的赫鲁晓夫的风格。1958—1962年他们的外交活动显示,他喜欢把西方推“边缘”,但就在接近边缘时他总是等等看西方如何动作,并据此调整其政策。在这份文件中所看到的苏联强调渐进地、持续地监督西方的反应的手法会在1961年修筑柏林墙的计划中再次出现。

 

秘密

 

对苏联政府改变西柏林状况,所采取措施的准备情况的评论在准备这些行动(起草赫鲁晓夫同志11月10日的讲话稿和苏联政府给西方三大国、民主德国和波恩政府的照会)的过程中,(苏联)外交部、特别是其第三欧洲司起了关键作用。在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同志出席苏波友好大会的前几天,外交部几位同志在11月6日即透露说,赫鲁晓夫同志11月10日的讲话将就德国问题提出“一些新东西”。然而,苏联同志对这一消息的实质内容没有透露一个字。

 

11月10日,就在赫鲁晓夫同志出席会议前几小时,我仍在(苏联外交部与第三欧洲司司长伊利切夫谈话。当我把话题转到苏联报纸对民主德国竞选运动(1958年11月16日的议会和地方政府选举)报导不足时,他也讲道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将包括关于德国问题的重要声明。他没有告诉我那是什么。然而,第三欧洲司的同志显然完全知道赫鲁晓夫同志讲话的内容。

 

在该讲话发表并在波恩和西方三大国首都引起强烈反响后,(西方普遍声称苏联无权单方面改变柏林形势,并坚持说苏联有义务向西方大国保证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交通线。然而,在1958年11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补充说,美国或许准备把东德边境官员看作是苏联的代表,但不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东德的代表,这就为苏联的战略打开了了一扇窗户。“1958年11月26日,国务卿杜勒斯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苏联有‘明确义务’确保‘正常出入柏林’”。 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又全力准备下一行动。我认为具体的措施会逐步实行并可能有某些改变,我的估计是正确的。

 

我们从第三欧洲司的几位同志那里得知,在几天中全司集中研究了1945年以来占领国签订或作出的关于西柏林的所有协议、安排、草案等,以便为反对波恩和几个西方大国政府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并从中为采取赫鲁晓夫同志讲话中宣布的措施制订具体的步骤。

 

到1958年11月19日,外交部基本结束了这项工作。

 

根据苏联同志的情报,起草综合文件的工作在这一天结束并提交部长会议批准。这时我们获悉该文件约有20页,并很快将递交西方三大国、民主德国和西德。这样,这时我们还不知道有几个不同的文件。

 

给我们提供“仅供个人参考”消息的苏联同志强调,他们可能不会再给我们新消息。因为“已通告柏林,而且苏联方面肯定会同样做,一定要对有关大使正式通告这些问题的。”另外,还有几次他们对我这样说:“柏林当然已通告了你们”,这是为了让我们清楚,我们不应期望得到当地(即莫斯科)外交部的正式情报。

 

在我们与相关苏联同志的这次谈话中,他们谈到计划提出的文件中提出了一个废除 (交换信件中)关于柏林问题协议,以及将这些职能移交民主德国的全面意见。此外还计划与民主德国就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同时他们暗示,苏联可能不会反对在便利和必要的时候同西方大国就此问题对话。

 

在与民主德国的谈判中,将讨论移交或接收相关职能问题。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何时,即在哪个时间点上,采取什么方式来实施这一切。我们在和我们的领导同志商议时他们也表示过,这个问题不必太匆忙,必须循序渐进,逐步进引。

 

在这次谈话中那位苏联同志认为,柏林问题到少在一年中公一直是人们注意的中心。在该问题上苏联将与西方产生强硬对抗。
对于我的评论“西方大国不会因柏林问题进行一场战争”,他回答道“我们主席团也是这样想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最终会因西方顾及威信而导致一场危机,因此要使西方大国在这个问题有退路。他承认这是对的。”

这里,那位苏联同志特别提出,极为重要的问题是西方军队最终撤退后西柏林该怎么办。这是苏联同志考虑很多的一个问题。这次谈话还没有涉及西柏林过渡为自由市的问题。这次接触中那位苏联同志强调,舆论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不在民众中打好基础,这个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因而为了争取民众对计划所采取的步骤的支持,对他们进行正确的解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次接触的那位同志还谈到,赫鲁晓夫同志本人对在柏林问题上采取新步骤的准备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注意。他亲自参与了文件的准备工作。他亲自口授了几页打印文稿,向第三欧洲司的同志们提出了他对整个问题的想法,要求同志们在起草文件和决定具体措施时遵守这些意见。

 

11月19日,赫鲁晓夫同志亲自接见了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几位专门处理柏林问题的负责同志,和他们详细商讨了全部问题。

 

11月22日我找伊利切夫了解另一件事时,他对我第一次提到苏联在西柏林的非军事化和中立化问题上的建议。他再次强调他想给我关于所拟文件内容的几点线索仅供我个人参考。他谈到计划建议让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市。

 

在这次谈话中,伊利切夫强调苏联方面准备与西方三大国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但仅仅以在西德实施波茨坦协定为基础,包括诸如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卡特尔化、废除对德国共产党的禁令,等等。

 

关于在柏林问题上采取的进一步行动,伊利切夫同志也强调这些将逐步进行。

 

当我问是否所拟文件会递交参加对德战争的所有国家时,伊利切夫同志回答只给西方三大国以及柏林和波恩。我又问是在莫斯科还是在柏林和波恩递交,伊利切夫同志回答“可能在柏林”。在文件递交后,他们将等待2—3周以收集对方的反应,然后采取新的步骤。关于与民主德国的谈判或把仍由苏方行使的职能移交给民主德国的问题,也可能将逐步进行。

 

我又问及(苏联驻西德大使)斯米尔诺夫和(西德总理)阿登纳的谈话内容。伊利切夫同志确认斯米尔诺夫约了这次谈话,他只是再次释了赫鲁晓夫同志1958年11月10日讲话的观点。阿登纳对此的回答是他不能理解苏联的对外政策。在日内瓦谈判中首次出现了明显的缓和迹象时,苏联政府关于柏林的声明可能会造成新的紧张。伊利切夫同志没有对我解释,既然苏联政府坚持柏林是民主德国的事而与西德无关这一观点,为什么斯米尔诺夫要进行这次谈话。

自从1958年11月27日这份文件向民主德国、西方三大国以及西德公布后,我们再没有机会与苏联同志谈论这些问题。

 

从上述评论中,我认为人们无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苏联同志在执行上述文件中提出的方面态度坚决, 特别是在移交西柏林仍然由苏联行使的职能的具体步骤以及西德与柏林之间的通道问题上。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其他措施执行的具体步骤和形式将不会不受到西方大国的声明和反应以及西柏林本身发展的影响。

 

就整个问题而言,在赫鲁晓夫同志1958年11月10日刚刚作完讲话后,我想起了1957年底在西柏林的那次谈话。当时苏联副外长佐林、驻德大使普希金代表苏方与副外长温策尔同志、施瓦布同志及柯尼希大使就解决仍然存在的问题进行谈判。 如众所周知,普希金大使在这次自由、公开的讨论中已表示在解决德国问题之前并非不可能解决柏林问题。

  
柯尼希

 

1958年12月4日于莫斯科




注:原文系作者提交“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1月)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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