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版的兄弟连 —— 记武装党卫队的军官们
 
作者:杨鑫
 

 
因为不想混淆德军部队与我们熟悉的“军/旅/团/营/连”系统的差别,所以只好把各战斗部门的名字照搬。
 
Army: 一个Army由若干Corps组成,加上附属或独立作战部队,预备队等。Army是战略单位而不是战术单位。理论上,一个Army有60,000至100,000 人。
 
Corps: 一个Corps由若干Divisions组成,加上附属或独立作战部队,预备队等。Corps既是战略单位也是战术单位,领导Divisional单位和独立Battalion。理论上,一个Corps有40,000到60,000人。
 
Division (师) : 一个Division包括一到四个Regiments, 加上附属或独立作战部队,预备队等。Division被用作直接作战单位和各Regiment的总部。理论上一个Division有10,000到20,000人。一个Panzer Division理论上有400辆装甲车。Panzer Division和Panzergrenadier Division的区别是前者比后者多一个Panzer Battalion。
 
Regiment(团,大队) : 一个Regiment包括若干Battalion,加上附属或独立作战部队,预备队等。Regiment是战术单位。理论上一个Regiment有2000到6000人。
 
Battalion(营,中队): 一个Battalion包括若干Company,有时会有附属部队。Battalion直接参预战斗,是最小的自给自足的独立战术团体。任何低于Battalion的单位都需要进攻和防卫火力支持(如侦察兵,重炮,摩托兵和反坦克武器等)。理论上一个Battalion有500至1000人。
 
Company: 一个Company包括若干Züge。Company是战术单位。理论上有100至200人。
 
 
LAH的由来
 
 
1933年,希特勒命令前任私人保镖,一战老兵Sepp Dietrich从每个党卫军(简称SS)连队中选拔出三个人作他的“精锐部队”。其标准为:年龄在25岁以下,身高1米8以上,身强力壮无犯罪记录,并要求在1933年1月前加入SS。很快Dietrich选了117人。该连队在3月的奥古斯塔阅兵中首次露面。
 
这确实是一只特殊的连队。在这117人中,有3个人成为党卫军Divisional Commander,8个人成为Regimental Commander,15个人成为Battalion Commander。其中两人,Theodor (Teddy) Wisch和Fritz Witt是日后的党卫军坦克师师长,他们的部队将组成抵抗诺曼底登陆的主力力量:I SS Panzer Corps。另外一人,Wilhelm Mohnke将成为该部队中的一个Regimental Commander。而Sepp Dietrich将成为该部队的Corps Commander。
 
1933年11月,835名党卫军在慕尼黑火炬游行前进行了宣誓,永远效忠于他们的元首希特勒。从此,希特勒警卫旗队(简称LSSAH或LAH)诞生。这只队伍参与了从早期纳粹臭名昭著的政治集团斗争(”长刀之夜“)到1936年的奥运会。他们的黑色制服,白色勋带和领口上的SS标记在各种纳粹宣传材料中无处不在。由于他们的暴光率是如此频繁,德国正规军把他们戏称为“只能在沥青路面上阅兵的部队”。
 
然而希特勒的确从来没打算让LAH作一只中看不中用的“沥青部队”。他要建设一只“精华”部队,要使他们经受枪林弹雨的历练,要使他们成为其他党卫军和正规军的榜样,要使他们成为纳粹德国日后的新贵族,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使他们绝对效忠自己。从33年到38年,LAH的成员,这一群精华中的精华们日复一日的被塞满纳粹教条,脑袋里被“元首”和“献身”等关键字眼填得满满的。
 
有趣的是,相对于等级森严的普鲁士军队传统而言,LAH的等级制度表现得很松散。大家在非任务期间互相以“同志”(Kamerad)称呼,并逐渐变成用各自的名字或外号。因为荣誉和信任是第一条例,他们的私人物品从不上锁。所有军官在被授衔前都要和士兵摸爬滚打在一起两年,所以官兵关系出奇的和睦。
 
 
LAH的黄金岁月
 
 
1938年,LAH已经被扩建成一个机械化步兵师。他的姐妹部队党卫军“帝国”师和”维京“师也在同时期建成。由于希特勒的青睐,这些部队成为最早的全机械化步兵师,最早使用“虎”式坦克和迷彩服(与传统的盖世太保形象完全相反,武装党卫军很少穿着灰绿色军服,而是一色迷彩)。二站爆发后,希特勒也毫不吝惜的把LAH派到战场最激烈的角落,给他们分配最艰巨的任务使其“茁壮成长”。
 
1939年,LAH开进波兰。行进的队伍里,有我们故事中的大部份主角:Sepp Dietrich,Teddy Wisch, Wilhelm Mohnke, Sandig, Frey和有名的“坦克梅耶”(Kurt Meyer)。和他同名的Hubert Meyer也在其中。另一个未来的师长Fritz Witt被暂时借调到其他部队中。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两个主角,未来的Regimental Commander,党卫军中鼎鼎大名的Max Wunsche和Jochen Peiper都不在这里。Jochen Peiper正在作希姆莱的副官,而Max Wunsche的上司更是显赫:他在作希特勒的副官。
 
Max Wunsche金发碧眼,身材高大挺拔,是纳粹的另一张活海报。他生于1915年,于1936年与Peiper同时被选入LAH。但与Peiper冲入战场就一去不返的经历不同,Wunsche于1940年离开元首府后,在Dietrich司令部作过一系列不同性质的工作:副官,参谋,临时Battalion指挥官甚至侦察机飞行员。在此期间,Wunsche还在党卫军军校补习过一些课程。毕业后,他才开始带领固定的Battalion冲锋陷阵。
 
Wunsche和Peiper很可能在进入苏联战场之前就认识。早在1939年圣诞,希特勒把他身边的保镖和副官们召集在一起。发放了大量葡萄酒,烟草和蛋糕等礼品后,曾作过半个艺术家的希特勒还给他们画了不少漫画像。在例行的演说中,希特勒提到:“只要我有站在战地火线上作前锋的荣誉,这个荣誉是属于你们,我的LAH,我的先锋部队(Spearhead)。”有趣的是,Peiper和Wunsche日后都成为Panzer Regiment的团长。与Meyer擅长的反坦克团的“防守反攻”战术相比,他们显然是“进攻型选手”。
 
1940年5月,Wunsche作为Kurt Meyer的下属随LAH进入荷兰。5天之内荷兰宣布投降,LAH在这次游戏般的战役中有不可思议的伤亡率:5人死亡,7人受伤。随后,LAH又开进法国。这次,Wunsche受了伤并拿了两个铁十字勋章。随后,LAH进入巴尔干半岛。在这次令“坦克梅耶”一战成名的战役中,发生了一件使Kurt Meyer日后津津乐道的小事:一次遭遇战中,Meyer的部队被埋在壕沟内的机关枪压得寸步难行。Meyer示意他的下属进攻,而他们只是伏在掩体和弹坑里,以一种“你还正常吧?”的眼光回复Meyer。Meyer 气得手脚发抖,直到无意中摸到腰间的手榴弹。象电影的慢镜头,在下属目瞪口呆的注视下,Meyer拉开手榴弹,极准确无误的扔在了最后一人的脚下。“从来没看见一个人能蹦那么快,那么远”,Meyer在日后的Grenadier (反坦克掷弹兵)一书中回忆。那是德军战无不胜的年代,对於这看似无人性的举动,大家都只是咧嘴大笑,然后都蹦到了前方的弹坑里,冲锋,夺取了阵地。
 
德军的闪电战术在二战初期势不可挡。1941年,在越过苏联国界的一个月内,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到达了列宁格勒的城下,莫斯科外的200英里处。德军和苏军的对抗,是两种势不两立的政治制度的碰撞,也是两种有钢铁般意志的民族精神的对抗。LAH作为一只新的生力军,其献身精神和战斗业绩不用赘述。虽然和德国正规国防军曾有冲突,但面对这只战前被称为”沥青部队“的年轻军队,国防军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愿意和LAH并肩作战,因为后者在进攻时永远冲在前列,退却时永远掩护在最后。
 
但LAH毕竟是由血肉之躯组成的军队。1941年底,9994名战士中,他们丧失了5281名官兵,其中军官伤亡率尤其惊人。von Mackensen将军在给希特勒的信中提到,“……LAH确实是一只精锐力量”。此时,该部队的平均年龄是19岁。
 
1943年3月,第三次卡尔科夫战役。此时Wisch和Witt都成为LAH的Regiment指挥官,而Peiper, Wunsche和Meyer都晋升少校,分别指挥各自的Battalion。作为可以单独作战的Battalion的指挥官,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并肩作战的关系。Peiper的反坦克兵离开Ziglerowka时,还是Meyer的侦察部队作他的侧翼保护。他们队伍相互配合进攻和救助,在冰天雪地的苏联战场上给苏军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3月12日,Meyer发现自己的Battalion陷入了重围。此时,Wisch和Witt的两个团都在卡尔科夫的“红场”(Dzerzhinsky Square)的外围寻找Meyer的队伍。Wisch命令Peiper找到Meyer并带他的残部突围。幸运的是,Peiper找到了一座完好无损的桥。他在13日早晨经过一场混战,终於穿过城区并联系上了在苦苦抵抗的Meyer。当时Meyer的队伍已经七零八落,一个Company被围在一个公墓里,一个则被火力压在一个学校里,另外一个则不知去向。Wisch其他的队伍则跟着Peiper打开的缺口进入卡尔科夫市南端。Wisch和Witt的部队汇合后,Meyer, Wunsche和Peiper再次带队进攻,最终重新夺取了卡尔科夫。从此以后,当德军提及卡尔科夫的“红场”,他们习惯以“Platz der Leibstandarte”(LAH广场)来指代那片曾经被献血染红的雪地。
 
卡耳科夫和克斯科战役之后,LAH已经连续几次大伤了元气,丧失了许多有经验的指挥官和训练有素的老兵。没有完全放松的修整时间,意大利战场就是LAH休整的场所。大批空军和其他党卫军部队人员被调入LAH,其对战斗力的影响可想而知。在3年坚苦卓绝的战斗中,LAH老兵们著名的“为了战斗而战斗”的口号由此产生。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们也在这时期纷纷成为LAH的高级军官。曾经空荡荡的胸前陆续挂起了勋章,当年在阅兵场上挺拔的身姿也因为枪林弹雨而习惯性的躬起腰来。对于他们来讲,”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是不用阐明的。5年第一线战斗经历,总共不到10个月的修整时间,Meyer, Wunsche和Peiper等人的生还率是出奇的高。
 
 
Hitlerjugend(希特勒青年师)的诞生
 
 
似乎是意识到没有能保护好他苦心经营的LAH的人材,希特勒决定用战火培养出下一代LAH。1943年6月,Dietrich把LAH的Divisional Commander的位置交给Teddy Wisch,离开LAH并开始创建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简称HJ)。最出人意料的是,他要从已经是人材凋凌的LAH中抽调大部份军官来组成HJ的骨干指挥力量。Kurt Meyer, Wilhelm Mohnke和Max Wunsche就在此时离开了LAH。
 
如果看过德国女导演瑞芬施道的影片“意志的凯旋”,我们极有可能看到LAH的新师长Wisch的面孔。早在1936年,被昵称为“Teddy”的Wisch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上LAH的旗手,算是原来117人中百里挑一的一个标兵。相貌堂堂的Wisch在35岁时已经是少将,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加橡叶。关于他的记录很少,我们只知道他在士兵中的个人魅力虽然不如Dietrich,但作为继任者,其表现无可厚非。
 
留在Wisch手下的,有Jochen Peiper, 1st Panzer Regiment指挥官。关于Peiper的介绍已经在笔者另外一篇文章中有详细叙述。要比起勋章数量,Peiper不比他的上司逊色。除了骑士十字加橡叶等大小勋章之外,他还有个银质近距离战斗勋章,表明他已经参加过至少30次近距离作战。(看到这里不禁奇怪,又不是现代美军这种地毯式轰炸再派装甲部队进城的方式,二战哪次陆军战斗不是近距离作战?)
 
Albert Frey是1st Panzer-Grenadier反坦克团的指挥官。他在1938年加入LAH,正赶上波兰战役,是另一个骑士十字勋章的拥有者。Rudolf Sandig,2nd Panzer-Grenadier反坦克团的指挥官。他曾经在武装党卫军军校中任教官,以铁面无私和毫无同情心著称。值得一提的是Max Hansen,Panzer-Grenadier Battalion指挥官,年纪轻轻,已经受伤8次,几乎可以称作“永远不死”。
 
1943年10月,从意大利重返苏联Ukraine战场时,LAH又被抽调走一个Battalion给HJ。不用说,Wisch,Sandig,Frey和Peiper可能都心里开始打鼓:LAH的战斗力已经不过是它3年前的一个影子了。
 
从10月到1944年4月,当LAH再一次被俄国的寒冬和苏联红军严重“放血”时,Dietrich的HJ正在享受一阵清闲日子。
 
刚晋升为中将的Dietrich的头衔是I SS Panzer Corps, 下属有两个师:LAH(1st Panzer Division)和HJ(12th Panzer Division)。Dietrich的战略指挥能力令西线总指挥Rundstedt怀疑。后者评论Dietrich是“忠诚但愚蠢”的人,而他的一个参谋也讲过,“我在地图前花了一小时试图给Dietrich将军解释战况,可他什么都没明白。”很多人认为他只能作师长,但不胜任Coprs Commander这样的战略指挥官职位。但还是有其他褒义的评论的。作过Dietrich副官的Wunsche就说过,“在巴尔干战役中,没有Dietrich的鼓舞和指挥就没有战役的胜利。”但有一点是无需质疑的,作为一个一战老兵,Dietrich有和士兵天生的亲密感情。他可以叫出每一个人的姓名,而大家也叫他"Ober-Sepp"(Ober是德语“指挥官”的前缀)。
 
Dietrich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个光杆司令。他的LAH在东线苦战,6个月之内不见踪影。HJ则尚在组建期。为了弥补自己在战略指挥方面的不足,他特地请Frtiz Kraemer(就是那个日后叫Peiper用一辆坦克也要冲到Meuse河的Kraemer)作他的第一参谋。深谋远率的Kraemer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同时,Dietrich的尴尬状态也是暂时的,他手下毕竟有一批原LAH的沙场老将在为HJ日夜奔波。
 
HJ的Divisional Commander是Fritz Witt少将。Witt于1908年出生,是最早117人的队伍中的一员。脸蛋圆乎乎,壮壮实实的Witt在法国拿了骑士十字勋章,并在1943年的苏联战场给他的勋章加了橡叶。
 
在Witt手下,带领12th Paner Regiment的是Max Wunsche,我们已经在前面介绍过。
 
同时向Witt报告的还有Kurt Meyer,25th Paner-Grenadier(反坦克团)的指挥官。Meyer出生于1910年,在加入LAH之前是一个警察。只有1米75的Meyer还需要一只特殊的鞋来对付他受伤的左腿,这种条件几乎使他不可能进入LAH。但凭着他的经验和热情,Meyer注定要成为LAH的传奇人物之一。
 
HJ的另一个反坦克团由Wilhelm Mohnke带领。他也是原来的117人之一,出生于1911年。1940年,Mohnke在法国战场上和一起杀害英国俘虏的暴行联系在一起。1941年,他在尤古斯拉维亚被炸断了一只脚。从此他被调到柏林的LAH预备团中。HJ组建的消息传来,Mohnke抓住这个机会,回到了老上司Dietrich的身边。由于受伤的经历,在LAH和HJ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骑士十字勋章的高级指挥官。他将在诺曼底拿到他的骑士十字勋章。诺曼底之后,Mohnke担任了LAH的第三任师长。
 
有趣的是,在谈及HJ的指挥官时,德国国防军Eberbach将军认为,Witt, Meyer和Wunsche显然都是武装党卫军的理想主义者,而Mohnke和另一名少校Bremer则属於喜欢兴风作浪的机会主义者。
 
与大多想法相反,HJ并不是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穷兵黩武,把最后一批孩子推上战场的产品。该部队的成员在1944年诺曼底战役中,大多已经超过19岁。而在同时,盟军方面也有不少不过20岁的士兵参战。但与盟军的目标不同,HJ的明确招慕标准,就是不过20岁的年轻人。
 
根据他们在LAH收训和火线上的经历,这些高级军官们给HJ制定出了非常有效的训练计划。没有阅兵的队列训练(想必LAH的早期生涯已经让他们腻味透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体能训练,意志训练和实弹训练。实用是第一准则,所以夜间战斗和徒手搏斗是重要课程之一。在Wunsche的建议下,每人都要在坦克工厂工作8到14天。一个18岁的士兵写道:“我知道我们是迅速,有效和信心百倍的。我相信我们的军官们。从训练的第一天起,就可以看见他们和我们一样,在泥地里戴着钢盔,顶着真枪实弹冲锋”。当然,课程中也有必不可少的纳粹教条和以Wisch, Peiper, Frey等作光辉榜样的宣传。随便一提,这些孩子们不近烟酒,不能在18岁前谈女朋友,却被允许留长发 (很多美军对德国军官头发的长度曾难以理解)。在供给方面,据说糖果和牛奶替代了常见的烟酒。虽然仅仅在生活方面德军司令部把他们作娃娃兵看待,这并不妨碍这些孩子象古今往来所有的叛逆青少年一样,穿着自认为很酷的潜艇皮衣,并把女朋友的名字用斗大的字体漆在坦克上。
 
 
诺曼底战役
 
 
1944年4月,LAH从苏联撤回德国,并在比利时附近作修整。HJ正在法国作反登陆作战准备,虽然没有人能预言盟军登陆的时间和地点。D-DAY的当天,历史把一些德军重要人物都放在了极戏剧化的地点:隆美尔在家里给夫人庆祝生日(6月6日!);第7军的师长们被Dollmann将军召去作培训,Dietrich可能在慰问Wisch和LAH。只有两个五星上将Rondstedt和von Schweppenburg在岗位。但作为堂堂西线总指挥,前者没有希特勒的命令而无法调用近在咫尺的HJ,后者则根本没有足够的指挥权。
 
53年后,Steel Inferno的作者,英国少将Michael Reynolds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诺曼底战役中LAH和HJ的历史。作为一个在冷战期间与美军,德军和加拿大军合作多次的英国军官,Reynolds似乎对当时盟军登陆部队,尤其是美军的战斗力斥之以鼻。相反,他对德军的顽强抵抗倒大加赞赏。在他看来,美军是一帮穿着军装的平民,和蔼可亲,满口正义的扬基佬儿。他们中大部份甚至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跑到欧洲来打仗,因为轰炸珍珠港的是日本人,又不是德国人。事实上,在书中Reynolds对德军寄予大量称赞和同情,以致于让人怀疑他的立场。但Reynolds的客观态度还是毋庸质疑的:80年代在一次二站纪念聚会中,当他看到新纳粹主义者Patrick Agte公然佩戴纳粹徽章,立刻咆哮道不与这种败类为伍,直到把对方赶出门去才罢休。他对德军的同情和支持,不过是一个二战后的英国职业军人对敌人的敬重。
 
Reynolds对美军的战略方针也感到吃惊。和“女王的部队”相比,美军的制军风格非常不规范,并延袭了自美国内战以来格兰特将军制定的教条:“发现他们,对抗他们,毁灭他们”。对诺曼底战役而言,这些教条倒是足够了。从这里看出,盟军在压倒性的制空权优势下,还和一群德国娃娃兵在诺曼底扯了将近4个月的锯,这个事实是不应该让人意外的。
 
当然,除了跃跃欲试的HJ外,大多德军已经和盟军一样,被战争折磨而退化到“穿军装的平民”的地步了。他们只想在战斗中幸存下来。SS们热衷的训练,武器和阅兵对于他们来讲,几乎是毫无意义。
 
D-DAY当天,HJ匆匆赶到一线战场。Kurt Meyer在他的Grenadier一书中描述了盟军第一次轰炸后的悲惨场面:“我们碰到了一群法国难民,不远处有一个公共汽车被炸,门被锁住,很多人困在燃烧的汽车里尖叫求助。为什么是这些平民?!但我们不能停,时间紧迫,一刻也不能停!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上呼啸...轰炸Caen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
 
Meyer的Grenadier是为数不多的几本研究SS的“原装”书籍之一。与刻板的德军形象相反,Meyer显然是个很爱动感情的人。他的语言富有戏剧味道,甚至有些战斗浪漫主义色彩,并喜欢大量使用惊叹号,毫不掩饰个人感情。与之相比,即使自己的坦克被轰掉炮台,Hubert Meyer和Peiper的语言也象一杯白开水。
 
HJ与盟军的第一次战斗是一场典型的伏击战。Meyer描述道:“...敌人的坦克停了下来,一个指挥官从里面探出头,观察地形。他是否是个盲人?整个第二反坦克连就在他面前200米处,可他却点了支烟,...没有一点声响...敌人的坦克转过头,我的上帝!绝好的机会,整个坦克队伍从我们面前慢慢开过!” 可是Meyer还不能开火,因为整个师的开火时间尚未来到。Meyer犹豫了一下,决定不放过这个机会。他与附近的Wunsche通话后,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在话筒中,我几乎可以清楚的听到Wunsche的命令,‘Achtung Panzer - marsche!',顷刻间,敌人的先锋部队的坦克已经冒烟了...”
 
此后的几天,德军还是在调兵遣将,根据盟军的进攻分配抵抗力量。Meyer是个爱动不爱静的指挥官。他骑着一辆摩托车在战场上四处乱跑,观察战况。有时候,他甚至还带上Witt一同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亲自侦察。一个中校开摩托,旁边坐着一个中将,后面是满脸郁闷的医务官,这种场面在盟军部队是不可想象的,而对德国人,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有意思的是,德国军官似乎很不在意自己的坐骑。Wunsche曾经开摩托接送受伤的部下,Michael Wittmann经常坐在坦克炮管上,而Peiper则在Ardenness战役中斜坐在一辆小型通讯车的车门上!(可能方便他观察绵延数英里的部队吧)
 
但Meyer的冒险行为也给他和Divisonal Commander的通讯造成了麻烦。因为互相找不到对方,Witt, Meyer和Feuchtinger将军在6月初的几天内都有摸不到头脑的感觉。
 
Meyer终于得到了正式反攻的命令。象一个自豪的父亲,他很满意的看着HJ的战士们在作战前的准备。在他穿息在坦克群中时,他的多年副手von Buttner提醒他说,他曾经许HJ诺侦察兵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他会在他们身边一起经受战火的洗礼。Meyer这才意识到,他无意中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几个小时后,Meyer的反坦克兵已经开进城镇。“我被一个加拿大人的尸体绊了一下,身边似乎有人在呻吟,上帝,是von Buttner!他的腹部受伤,他认出我来并抓紧了我的手。作为老兵,我们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就在此时一个人影从对面冲过来,副官Belke一边跑一边射击,一个加拿大人倒下了;Belke倒在路边的沟里,再也没起来。这也是他最后的一次战斗...士兵们从我身边跑过...我的眼泪掉下来,老战友越来越少了...我又跳上摩托车,但油箱很快被击中,一个士兵把我拖下来,用泥土盖灭我身上的火苗...”虽然Meyer的部队顺利到达集合地点,但这次战斗因为第26步兵团未能即使增援而失败。
 
6月9日,复仇心切的Meyer作了一个奇怪的决定。von Schweppenburg将军在结束与前者的会面之前,亲眼目睹了Meyer的一次进攻。没有盟军轰炸机的威胁,在一片广阔的地带上,一个坦克连的12辆坦克在没有任何步兵掩护下以全速前进,象古代的骑士一样冲向敌军。突然一声巨响,第一辆坦克停下来,随后整个部队陷入了盟军的火力网中。一些逃出的坦克兵试图回到德军阵地,但被机关枪封锁。整个战斗结果是一塌糊涂。刚刚从医院返回,头上还包着纱布的Max Wunsche看到这一幕,几乎被气得背过气去(Cry in rage)。
 
6月14日,HJ的师长Fritz Witt在一次空袭中身亡(可见司令部也不是最安全的地方)。Dietrich马上任命Meyer为HJ的师长。这样,Meyer在34岁时成了德军最年轻的师长(如果德军还能再坚持两年,他的记录倒有可能被Wunsche或Peiper打破)。
 
身为师长,Meyer开始从Dietrich那里直接得到命令。在盟军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Meyer认为防守才是第一要素。他首先阻止了Wunsche的反攻请求,把后者派去防守Rauray,然后回到HJ总部,忧心重重的看着英军的动向。他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Dietrich的不满:“和以前一样,我得到的命令不是从战略上,而是从战术上考虑的结果。精确的防御计划被推翻,参谋的建议被置之不理,我们只有在战场上作无畏的牺牲。”事实上,从诺曼底战役一开始,Meyer就要求增援HJ,但所有的要求均被拒绝。
 
6月26日当天,已经落后于计划,有些迫不及待的盟军在大雨中开始强攻。关于当天的激战,一个文笔极“优美”的英国军官写道:“在大雨中我们看着炮火在云团底层的反光。地平线在颤抖,千万条光线穿过壮丽的夜空。有好一段时间我们在沉默中看着这壮观的一幕。终于有人说:‘轮到我们了’。我们的呼吸加重,心跳加快。那些HJ的年轻人,正在此时付出昂贵的代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盟军在这段时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威胁:狙击手。据第15苏格兰师的H. G. Martine将军叙述,德军的狙击手给连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一些连队的军官依次被击中,对士气影响极坏。但事实是,大部份情况下,这些所谓的狙击手不过是一些HJ反坦克兵从隐藏的角落里,用他们的常规武器射击而已。因为党卫军大多穿迷彩装,这就造成了更大的误会。为了制止盟军对狙击手的畏惧情绪,盟军将领不得不要求他们停止用“狙击手”这个词,而使用“独立作战的步兵”来代替。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德军的炮手在确定指挥车和“特殊战车”方面受过专门训练,并且命中率不低。盟军少将Harvey在其中一个坦克中安置了一个通讯兵,随时可以呼叫盟军轰炸机。但倒霉的是,他的指挥坦克和通讯兵都很快被摧毁。从此第29师没了空中支援。
 
6月28日,德军高层指挥部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Dollmann将军在丢失了Cherbourg的战斗后,恐慌的要求Hausser将军进攻Cheux。从卡尔科夫就开始违抗希特勒命令的硬汉Hausser很干脆的回答说不可能。于是,在诺曼底战役最紧要的关头,可能同时担心参预刺杀希特勒计划事件的败露,Dollmann自杀了!在德军内部一团乱麻的同时,英军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天,Dietrich和Meyer几乎是惊奇的看着英军的步兵和机械部队在一片烂泥,雷区和小股SS的干扰下,慢吞吞的前进。
 
 
LAH到达诺曼底
 
 
6月27日晚,尚未完全休整的部份LAH部队到达诺曼底,包括Albert Frey的反坦克Regiment。Frey很快便被划入Meyer麾下,支援已经精疲力竭的HJ。第一次,两个姐妹部队在一起并肩作战。此时,HJ已经损失了其60%以上的兵力。
 
Frey在要求重炮支持后被Meyer拒绝。他只有硬着头皮发动了一场必败的进攻。其中Max Hansen第9次负伤。他的医疗记录真是可以用作日后概率统计的实例研究了。
 
7月1日,Max Wunsche因为他在6月的业绩被授予加在骑士十字勋章上的橡叶。统计显示,从6月到8月,他的部队摧毁了不下250辆盟军坦克。
 
在诺曼底期间,盟军的制空权一直是对德军的最大威胁之一。据一个德军坦克指挥官描述,他亲眼看到一个57吨的坦克被炸得完全翻过来。在束手挨炸中,他手下的一个士兵失去了理智,而另外两个则选择了自杀(德国人的求死之心倒是很干脆)。德军士兵的神经在此时经受了严峻考验:轰炸后,他们需要把大部份坦克从泥土里挖出来,继续参加当天的战斗。
 
但盟军从不检查空袭后的结果,所以空袭的效果也一直是难以确定的问题。有一点可以确认,在经过无数次轰炸后,HJ已经习惯了头上落下的成吨的炸弹。在7月7日的轰炸中,盟军投下2500吨炸弹,炸死了几百个法国平民,但HJ只损失了两辆坦克和不到20个人。Meyer对轰炸的描述也值得一提。“空袭总是地面进攻的前奏。在我们的部队作准备时,爆炸的火光就象是舞台的幕布。我们在黑暗和静寂中等待地面进攻的开始。但大多情况下,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没有进攻。盟军很少检查他们轰炸的成效。”众所周知,半个世纪后,美军还是保持这一优良传统,“近距离作战”从字典中彻底消失了。
 
HJ在地面战斗中已经坚持了一个月,没有后援,损失惨重。7月9日,LAH终于全部到达,包括师长Wisch本人,Peiper,Sandig和其各自的部队。希特勒决定让LAH顶替HJ的前线位置,HJ开始陆续撤退。但所谓的撤退也不过是被派往战火非密集区作防卫。更有讽刺意义的是,撤退的目的地是法勒斯包围圈。Meyer叙述道,“士兵们已经精疲力竭,全都在昏睡中。军官们担当起哨兵的责任。偶尔有一两个跌跌撞撞走进掩体的,也立刻瘫倒在地...他们已经到了力量的极限...几个星期前,他们的脸还是红扑扑的,焕发着年轻的光彩。现在,在头盔阴影下的,是一双双漠然的盯着另外一个世界的眼睛。但他们还不能完全休息。每个士兵都需要被单独叫醒。他们再次抗起武器,机枪子弹挂在脖子上,向燃烧的城镇慢慢走去。”
 
对于LAH而言,战斗才不过开始。经过几次大补血的LAH,其战斗力似乎没有受到显著影响。在精确的计划下,盟军第5团在Bourguebus遭遇了Peiper的坦克团,立刻损失了8辆坦克,被迫撤退。在这几天,是LAH稳扎稳打的时刻。由於盟军的进展极不顺利,几个英国中校被撤了职。
 
7月20日,诺曼底前线收到了一次未成功的刺杀希特勒的消息。身为Kurt Meyer参谋的Hubert Meyer只能用“不可思议”来描述自己和其他党卫军的反应。在前线进行艰苦战斗的军人们怎么可能要去颠覆最高军事领导力量?日后,Kurt Meyer在战俘营里也遇见支持刺杀行动的军官。Meyer当然同样不理解他们的行为。而一个LAH副官的话语则反映了大多党卫军的意见:“多年的战斗把我们变成了‘前线的猪’,没有头脑,只会战斗。我们不被理解,也对‘上面’来的命令有腹诽。我们最后的领地是我们的连队,我们这一小堆战友。...LAH不再是什么御林军,我们只是一群前线战士,这是我们唯一能确认的身份。“
 
日后总结到诺曼底战役的战术问题时,Meyer提到,自从俄国战场后,德军指挥官们对战术和战略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早期的闪电战术是总结在一战损失惨重的阵地战后得出的新理论: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用最少人力物力取得最大成果。德军在二战中最重要的成效就是高度机动化部队和迅速应变能力。但苏联的东线战场使闪电战术无用武之地。德军不得不转入他们最想避免的阵地拉锯战。在这一点,从希特勒的元帅们到Meyer等战地指挥官都早已预料到和苏联以及盟军纠缠的后果。但在俄罗斯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德军的步兵作战能力也在实战中得到了提高,苏德战场的坦克大战成了史无前例的机械化步兵竞技场。回到西线战场,盟军也有他们自己的”闪电战术“:极有优势的制空权。在空袭和重火力的双重压迫下,德军几乎不能施展他们优秀的步兵作战能力。最危险的是,大量空袭导致德军后备力量不足,物资供应不济。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每一个德军高层指挥官都意识到更改战术和战略方向的必要性。作为久经沙场的优秀一线军官,Meyer,Wunsche和Peiper等人自然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如果他们能够升任到战略指挥官的职位,他们是否将给现代军事战略艺术增加更绚丽的一笔?可惜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在此之后是以LAH为主角的一系列拉锯战。值得一提的是,8月7日的反攻中,LAH的1st Panzer Battalion在预定时间没有到达战斗地点,这在制军严谨的LAH中是非常少见的。该部队是直属Peiper的1st Panzer Regiment领导。在战后的采访中,Peiper说自己在8月2日因为受伤被送往后方。而一个SS老兵说Peiper在8月7日因为心脏病而不得不把指挥权交给他的下属少校Kuhlmann。但Dietrich的第一参谋长Kraemer的一句话又推翻了上述日期。他说“如果Peiper还在,这种事(延误)就不会发生。”Steel Inferno的作者Reynolds也认为,如果Peiper在8月7日还在的话,依他的个性,他也断然不会让2nd Panzer Battalion在丛林里浪费半天时间的。
 
而另外一个SS老兵说,Peiper只不过是被吓破了胆。这种可能性也甚少,否则4个月后的Ardenness战役,德军司令们怎么会把半个师的兵力交给他作先头部队?Renolds兴致勃勃的翻遍了Peiper的医疗记录。后者在1944年只有两次负伤,都不严重到要移送医院的地步。记录显示,他当时患了严重的胆囊炎,于8月2日被送到战地医院,并于3天后转移到巴伐利亚的医院(离他的妻子和孩子很近!)。无论如何,Peiper在诺曼底没什么作为,幸运的提前撤离了战场。
 
 
突围
 
 
8月8日后,形式对德军更加不利。在德军高层,五星上将Model持着希特勒的亲笔信,解除了Army Group-B总指挥Kluge的权力。6个星期内,Kluge是第三个被解职的总指挥。他在去往柏林的路上服毒自尽。盟军以小股部队作诱惑,把德军引入了著名的法勒斯包围圈。随着包围圈的缩小,德军一线士兵的士气也接近崩溃边缘。Meyer在往返途中,发现德军89师的士兵在路上逃窜。Meyer瞪目结舌的看着这些溃不成军的队伍,感到异常气愤。他感到他的军服贴在胸前,对责任感的恐惧居然让他出了一身汗。面对成群的散兵游勇,Meyer跳出车,站在路中央大声命令他们站住。士兵们犹豫了一下,看着这个配上校军衔,手里只有一挺卡宾枪的军官。他们认出了Meyer,并且招呼夥伴回身加入了行进的队伍。
 
8月18日,德军大势已去,各部队接到分别突围的命令。我们故事的主角们也作鸟兽散。在此之前,HJ已经充当了一个月的战场消防队。关于其是否曾经用60辆坦克对抗600辆坦克之众的盟军,作家Reynolds认为双方的数据都有夸张的可能。但战斗的惨烈是不言而喻的。Wunsche下属的残留部队在返回Bierre时被伏击,丢失了所有战斗车辆和大批士兵。Wunsche和他的副官,一个上尉和军医把剩下的两辆车掩盖起来,准备晚上溜走。但英军发现了这两辆车并欢天喜地的带走作了战利品,Wunsche只有和其他三人徒步出发。
 
在Meyer的空荡荡的指挥部里,第34军的指挥官Elfeldt将军突然赶到,他已经成了个光杆司令。既然和I SS Panzer Corp已经失去了联系,Meyer就干脆把决定权交给了Elfeldt。两人在重炮火力下徒步穿过战场,在Hausser的指挥部里意外的发现了LAH的Teddy Wisch。聚集来的还有其他一堆达官贵人们。经过一番争吵,最后决定由LAH作先锋部队,带领其他和国防军突围,HJ则被要求守护突破口,坚持到所有能够突围的部队安全撤离为止。8月19日子夜之前,大部份LAH和HJ已经转移到包围圈之外。Wisch也可能在此时顺利突围,虽然他的双腿受了重伤。
 
但Meyer和他的指挥部还在包围圈中。没有收到第3师的联系,Meyer决定自己撤退。在他的50人的队伍中,有Elfeldt将军和参谋长Hubert Meyer。就在8月20日早晨,Hubert Meyer发现自己的上司,HJ的师长失踪了!他叙述道,“在撤退的队伍中,突然看到我们的师长冲向一辆刚刚起步的坦克。他看到一个穿迷彩服的人躺在坦克上,就去抓他的腰带。但那是个死人...没有时间掩埋自己的炮手,坦克手们把他放在了坦克上...Meyer终于坐在了坦克上,很高兴看到自己人又在身边了。我们看到自己的步兵后,就从坦克上跳下来,和他们一起行进。”
 
在逃亡路途中,死尸和成群的苍蝇伴随他们左右。但让Meyer和SS官兵感到恶心的,是看到路边的德国士兵在木棍上绑着白旗,准备投降。大概就在此时,理想主义者Meyer感到了绝望。“我根本走不动了,汗水流到眼睛里,我头上的伤口又裂开了……机枪的声音四处可闻。我的司机哭着重复着,‘再坚持一下,长官,再坚持一下!’他象一个母亲鼓励孩子一样鼓励我,但我实在走不动了……"
 
最后在Meyer的逃难队伍中,只有8个人成功的到达了安全地区。15个师长都安全撤退,只有Elfeldt将军成了阶下囚。Meyer因为在诺曼底的战迹在几天之内连升两级,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上的双剑标记。但他已经是心灰意冷。几个星期后,他在比利时被当地游击队俘虏。Meyer似乎根本没作什么抵抗。
 
再次回到Wunsche。他是这次突围中比较倒霉的一个。他和两名手下,一个军医在8月20日饥寒交迫的隐藏了一天,然后夜间继续行进。以后的几天,这四个人遭遇了英国第29师的零星火力,最后只有Wunsche和另一名军官搞到了一辆完好的德军吉普。他们居然在开阔的公路上顺利的开了一阵。8月24日白天,他们在树丛中休息时,被拉枪拴的声音叫醒。Max Wunsche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二战生涯。
 
 
后续
 
 
HJ的一些高级军官在日后的战斗中也未能逃过一劫。"Papa" Krause在45年2月阵亡,Erich Olboeter在几天后的伏击中被炸断了双腿,死在医院里。9月8日HJ撤退到德国时,Waldmuller也遭遇到相同的命运。大多幸存下来的LAH和HJ的军官们都在1946年左右被释放。
 
但我们故事中的几个主人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Sepp Dietrich在1944年12月Ardenness战役中指挥6th Panzer Army,和Kraemer,Peiper等参加了希特勒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攻。他固执到要坚持希特勒的命令不救援近在咫尺的第5坦克师。从战役开始到结束,德军指挥部被非战斗因素搞得乌烟瘴气,整个6th Panzer Army几乎是寸步难行。最后在SS的参战部队中,只有Peiper的先头部队实现了突破,或多或少没有让LAH太丢脸。战后,Dietrich在“Malmedy屠杀”中受到审讯,于1955年被假释。1957年,他又因为臭名昭著的纳粹早期“长刀之夜”事件被监禁18个月。1966年他去世时,成千上万的前党卫军成员出席了葬礼,一时掀起舆论纷纷。
 
Kurt Meyer在1945年受审,被判处死刑。在加拿大监狱里呆了5年后,他转到英国军事监狱,于1954年出狱。日后,Meyer开始为一家酿酒厂工作。他从来不掩饰自己对纳粹的信仰和对希特勒的崇拜。1956年,他已经是HIAG的主要发言人之一。该组织帮助前武装党卫军人员争取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呼吁西德政府正确对待这些老兵。同年,他的回忆录体著作“Grenadiers"出版。1961年,他死于心脏病,时年只有51岁。他的葬礼也成了老兵们的盛大纪念活动之一。
 
Wilhelm Mohnke在1997年还在世。他和Peiper在指挥了Ardenness战役后,返回总统府成为希特勒的保安部队指挥(LAH的老本行)。希特勒自杀后,他被苏联红军俘虏,1955年得到释放。他日后在一家车厂工作。
 
Jochen Peiper是在LAH中最后一个从监狱中走出的军官。1956年圣诞,几个老朋友,Meyer, Wunsche和Dietrich聚在一起,庆祝他重获自由。1976年,在动笔写Ardenness战役之前(我们失去了一部多么珍贵的第一手资料),Peiper成了战后唯一一个被谋杀的党卫军军官。"The Last of the Fallen"的故事就此结束。
 
尽管是最早的LAH成员之一,Teddy Wisch从未受过任何审判。他在腿伤恢复后,回到他父亲的农场开始了农场主的生涯。他稳稳当当的活到了88岁。
 
Max Wunsche也是战后的幸运者之一(一说他在1948年才得释放)。他管理了Wuppertal附近的一个工厂,于1995年去世。
 
Rudolf Sandig成了一个保险公司的经理。在1982年与Reynodls见面时,倔强的老头儿还在领口别着一个去掉纳粹标志的十字勋章。他于1994年去世。
 
受伤9次的Max Hansen在二战结束前晋升到上校。他和妻子在战后经营了一家清洗店。在他去世的前三年,他已经变成了植物人。如同他的战友所述,“他的灵魂已经在瓦哈拉里”。
 
Hubert Meyer直到1997年还在世。除了完成“The History of the Hilterjugend Divison"外,他一直很积极的参与军事教学和历史记录活动。1997年,他还帮助制作了关于HJ在诺曼底战役的影片。
 
Albert Frey据说在2003年10月在南美和他妻子同一天去世,立刻引发军迷们是否是自杀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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