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反犹运动
 
作者:孙晓红
 

 
一、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反犹运动的背景

 

1871年,普鲁士军队在容克阶级的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最终实现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 统一,这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实力强大、生机勃勃的新兴国家,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之中 。德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尤其在重工业、银行和铁路建设方面。1870年德国工业生产总 额占世界第三位,1900年至1910年间就跃居世界第二。1870年德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第 三,1900年就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欧洲则首屈一指。“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 内,德国经历了英国用一百多年才完成的事情——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 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率的工业技术国家。”[1](P300)

 

这一时期德国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人口迅速增加,城市普遍出现,生活福利增进,世界 贸易扩大。但也不光是一片繁荣,1873年、1877年、1900年和1907—1908年间都曾发生 过不同程度的经济萧条。更严重的是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经济的 发展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日益突出。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工党成立后,很 快就发展成一支重要的左派力量,成为贵族和资产阶级共同的敌人。

 

另一方面,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承认宗教信仰自由,所有对犹太人在居住、婚姻、 择业、拥有不动产和选举权等方面的限制均被取消。被长期排斥在主流社会外的犹太人 对此释放出极大的热情,他们积极适应现代社会,为德国的繁荣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犹太人已经走出了与世隔绝的犹太区并从事多种工作。作为 传统的城市居民,较少有犹太人务农,工商业和专门职业的扩大为他们提供了用武之地 。他们提倡新企业技术,分享普遍的繁荣,有些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其中最著名的是法 兰克福的罗思柴尔德银行家庭,他们对欧洲大陆铁路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埃米尔·拉特 瑙是德国电气工业的主要创始人,艾尔伯特·巴林是德国最大航运公司的首脑。“但意 义更为重大的是一个强大的犹太中产阶级的出现,他们从叫卖、经营小生意络绎不绝地 进入收益丰厚的商业、工业、金融业;更主要的是开始从事各种自由职业。”[2]

 

犹太人作为记者、编辑和书商、出版商在柏林尤为突出,如1886年撒姆尔·费舍尔首 创的文学出版社、乌尔斯坦家族建立的出版企业。当阻止他们进入医务和法律界的障碍 被拆除后,这两个领域也吸引了许多犹太人。他们在职业结构上的“不对称”,一定程 度上是对依然存在的社会歧视的一种自然反应。德意志帝国是一块充满机会的土地,但 又是个机会不均等的社会。尽管帝国宪法承认犹太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但事实上大部 分公务部门(军队、政府、大学等)都不对未受洗礼的犹太人开放。相对而言,在新兴的 工商业和自由职业中他们较少受限制,可以充分地发挥聪明才智并造就一番事业。

 

伴随经济繁荣和都市化的是犹太人出生率下降、异族通婚率上升,传统的犹太学校和 社团衰落,改革派犹太教进一步发展。1893年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中央协会成立,后 来成为德国犹太人最强大的组织。该协会纲领第一条就强调犹太人对德国的隶属关系, 并认为只有生活在德国才有未来。他们希望在宗教多元化的基础上,在放宽一些的民族 国家范围内,犹太人能够占有光荣的一席之地。

 

犹太人不仅改善了经济状况,而且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尤其在自由主义政党和新闻界 。他们的职业状况、经济地位和饱受歧视的经历都促使犹太选民和从政者一般倾向于自 由主义、中间偏左的党派,因为这些党派一直领导着争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自由民 主的斗争。帝国初期,民族自由党的几个主要领导人都是犹太人,例如路德维希·巴姆 贝格和爱德华·拉斯克,他们在国会领导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犹太裔人士如卡 尔·马克思、费迪南·拉萨尔、罗莎·卢林堡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更是举世瞩目。

 

犹太人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又有经济优势,而且更高的教育意味着他们能够有效地 避免社会歧视,因而大批犹太人进入基督教学校和国立学校,这提高了犹太人的整体素 质,并且造就了一批杰出的人才,为德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有诺贝尔奖 获得者科学家保罗·埃尔利希、海因里希·赫茨、弗里茨·哈勃和艾尔伯特·爱因斯坦 ,马克斯·利贝曼是当时最伟大的画家之一,费舍尔文学出版社对德语的传播和维护贡 献卓著,犹太人在音乐戏剧事业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没有日耳曼人和犹太人 的‘共生’,就没有19世纪末维也纳或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这样伟大的文化高峰。”[3 ]

 

二、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反犹政党

 

如前所述,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犹太人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犹太中产 阶级已经崛起并不断进入德国主流社会,而且是其中收入水平、都市化程度和文化层次 较高的部分。这导致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同化,但同化远不是治愈反犹主义的良药,反 而是犹太人问题的一部分。德国有句谚语:股市下跌,反犹主义上升。反犹主义在1873 年市场萧条时迅速升温,1895年后随着新一轮的繁荣的到来而降温,直到纳粹反犹运动 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兴起,这说明德国经济周期性的盛衰和反犹运动有某种联系。

 

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在多数城镇中构成人口主体的中产阶级 下层所处的地位,受到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工业和商业的集中过程中建立了越来越 大的企业,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兴起和他们大声疾呼要平等,要政治权利。”[4]德 国中下层还感到新兴民族和东欧移民的威胁。在这个竞争加剧的社会,虽然犹太人新近 才获得解放并走上同化之路,但许多德国人认为犹太人已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对犹太人 社会地位迅速上升的强烈反应为德国现代反犹运动奠定了社会基础。

 

德国中产阶级可以分为传统的中产阶级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前者包括小商人、手工业 者和小农,后者包括商店、银行职员等白领工人及公职人员。传统的中产阶级深受经济 和社会变革的冲击,丧失了行会特权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安全满足感,他们更对犹太人的 迅速崛起忌恨交加。小商小贩竞争不过犹太人创办的百货商店,因为后者采用的新式商 业技术适应了大众消费的时代潮流。在封建落后的农村,传统农民无法理解并适应商品 经济的要求。在19世纪末长期的农业萧条中,大批中小农户破产并流离失所,而犹太人 作为谷物、牲畜商人和放债人自然成为满怀偏见的农民进攻的目标。

 

同时,在工业化过程中机构的领导和管理日益复杂,职员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在1 9世纪90年代,实际上,人数增长最快的团体是在私人机构和国家所需大量新的官僚机 构中的小零售商、销售人员、银行职员、教育公务员和办事员。德语中称他们为‘中间 等级’(Mittelstand),意指体面的半自由的职业地位和保守的观点。”[5](P106)他们 和工人一样是经济上不独立的被雇佣者,可是他们从不把自己看做无产者。他们崇拜贵 族和官僚的价值观,力图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成为预备役军官来提高自身地位。他们尤 其害怕在大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被撕碎,而犹太资本在商业和银行领域的集中、犹太人 的自由职业上的有力竞争及其政治上的中左派倾向,都激起了他们的恐惧和仇恨。

 

1873年在柏林,由于滥设公司、疯狂投机而导致的金融崩溃和接踵而至的经济萧条使 成千上万的中产市民濒于破产,他们很容易把责任推到那些参与投机并起了重要作用的 犹太人身上。1876年,反犹团体的组织者、记者奥托·格拉高创造了一句名言:“今天 的社会问题本质上是犹太人问题。对我们的经济问题的其他解释都是骗人的掩饰。”[5 ](P85)他在流行的资产阶级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反犹文章,称犹太人的社会作用就是非 生产性的寄生作用。

 

第一本声称犹太人“反社会的”特性是由其血统决定的通俗读物,是汉堡记者威廉· 马尔的《犹太人对日耳曼人的胜利》,该书在1879年反犹骚乱中出版,一年内重印了12 版。他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一词,并用以强调犹太人和“ 雅利安人”的对立不是基于宗教、职业或利益,而在于显然是科学的、不可改变的种族 因素。1879年他创建了“反犹太人同盟”,号召读者抵制犹太企业。他说这是个“种族 问题”,因为“差别就在于‘血统’……”;他主张用“严格的立法手段”制止“犹太 主义进一步取代日耳曼主义”。[6]
一些保守的政客发现,反犹主义是赢得那些因经济和社会变革而丧失地位的人支持的 有效策略。普鲁士宫廷牧师阿道夫·施特克在柏林第一个

组织了反犹政党。1878年他建 立了基督教社会工人党,企图战胜社会民主党,他发现反犹主义对中产阶级下层极具号 召力。1879年他竞选普鲁士议员,在演讲中用格拉高的话开场:“社会问题是犹太人问 题。”1881年他在竞选传单中称:“我曾着重指出必须用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健康的 社会改革来消除社会革命……我不要非德意志的、非基督教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要 与犹太人称霸的现象作斗争。”[7]同年该党改名为基督教社会党,他入选国会后与保 守党长期保持密切联系。

 

施特克的反犹论调在学术界引起了共鸣。在1879年反犹骚乱中,柏林大学教授、民主 自由党人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在著名的保守派刊物《普鲁士年鉴》上发表了一系列 反犹文章。他说尽管犹太人少,但他们不断从波兰涌入,对德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他尤 其痛恨犹太人在推动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社会民主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坚信基督教信 仰对德国民族主义是必要的,要求禁止波兰犹太人移入,限制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18 86年他成为普鲁士宫廷史官,“他给这个至今好像还不大好听的、粗俗的街头运动增添 了学术上的合法性和体面的色彩”[8]。他深深影响了一代德国人,大批学生去听他的 讲座,资产阶级家庭必备他的《十九世纪德意志史》,该书宣扬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和强 权国家观念。

 

1881年,世俗反犹主义的主要发言人、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发表了《作为种族习 俗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一书,提出“犹太型”不仅对日耳曼民族构成文化威胁, 更重要的是构成生物威胁,因为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得以进入以前对他们关闭的圈子; 从政府机关、企业和金融界把犹太这一“无比低劣的种族”赶出去是一个有关“种族荣 誉”的问题。

 

这些反犹宣传很快就引起了社会反响。1881年4月,一份由种族主义分子伯恩哈特·弗 斯特发起,有22.5万人签名的“反犹太人请愿书”呈交俾斯麦,要求政府禁止犹太移民 入境并颁布反犹措施。同年在波美拉尼亚发生反犹骚乱,地方官认为这是犹太人放债和 削价售货引起的,总之是犹太人竞争惹的麻烦。1882年在德累斯顿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反 犹太人大会,通过了抵制犹太商人和专业人员的口号。

 

1885年,马堡大学图书馆、民粹派分子奥托·伯克尔发表的《犹太人——我们的时代 之王》一书很畅销。他声称犹太人是农业之敌,他们的投机活动把地价炒到甚至富农也 买不起的程度,而且犹太人的行为是种族堕落的结果。他组建民粹党,领导了最重要的 乡村反犹运动,建立自己的生产合作社、牲畜市场和信贷机构以抵制犹太商人,要求政 府取消对犹太人的解放。1887年他当选马堡议员,1890年他和黑森地区另外四名反犹分 子入选国会。

 

当数千犹太人从沙俄的屠刀下逃入萨克森时,这些穷困潦倒而且语言服饰、风俗习惯 与众不同的犹太移民激起了德国人本能的恐惧。1890年,政客赫尔曼·阿尔瓦特发表了 《雅利安民族与犹太人最后的斗争》一书,大肆诽谤谩骂犹太人。1892年他入选国会, 1895年他在国会演讲中称:“从长远观点看,他们的种族无法与日耳曼人协调起来,而 且每个犹太人即使此刻未做坏事,一旦气候适宜,他们就会毫无疑问地这么做,因为这 为他们的种族性使然……犹太人……就像寄生虫一样无恶不作……犹太人都是霍乱病毒 ……我们必须净化自己,和他们分开并把他们赶出德国。”[9]

 

在国会中反犹代表并不是孤立分子,而是权威的保守党的盟友。19世纪末,代表普鲁 士地主阶级利益的保守党面对自由民主力量的挑战也采用了反犹策略。1892年11月,保 守党在提沃里纲领中公开宣称:“我们反对犹太人在我们国家生活中日益增长的破坏性 影响。”[10]该党机关报《十字报》历来仇视“犹太人及其自由主义”。施特克派分子 H.V.格拉赫后来写道,反犹主义“成为保守党纲领的一部分以后,在提高威信方面取得 了它所能希望的最大收获。以前,反犹主义只是由形形色色的小党派代表;如今它成了 最大政党之一的真正特征,这个党最接近国王,据有国家中最重要的职位。反犹主义已 接近于为社会尊崇的最高层所接受”[11]。

 

一战前,政治领域中反犹运动最大的一次成功即选举上的胜利是在1893年,当时一些 较小的反犹政党大约获得了26.4万张选票,约占总数的3%,在国会占有16席。[12]但是 保守的和激进的反犹分子之间产生了内讧,伯克尔和阿尔瓦特等激进分子在波美拉尼亚 发动“反对容克和犹太人”的运动,从保守党手中夺取选票,因而受到当权派的压制; 甚至施特克的社会改革计划也触怒了保守派,土地利益集团害怕其社会改革倾向会侵犯 容克地产。1895年后随着新一轮经济繁荣的到来,四分五裂的反犹政党日趋衰落,但其 他形式的反犹组织纷纷登场并不断发展壮大,对德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反犹主义社团组织

 

“在威廉帝国,政党和议会的性质已开始发生变化。除政党外形成了一个‘社会力量 第二体系’。”[13]这些议会外的利益集团通过提供竞选资金和选民,不仅对各政党和 官僚政治有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意识形态延续到战后,它们的一些领袖和成员 继续活跃,把战前和战后世界连贯起来。“这些院外组织和利益集团充斥着反自由主义 、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其影响比那些随着整个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剧变而起伏的短 命政党大得多。”[14]纳粹党正是从德国大学生协会、德国全国店员同盟、泛德意志协 会等反犹组织中吸收了最初一批党员和基本思想的。

 

德意志第二帝国最重要的反犹组织之一是德国大学生协会。“反犹主义开头是因经济 原因激发的,憎恶犹太人的资本主义、犹太人的报刊和犹太人的自由主义宣传等造成的 影响……而且这很快就发展成为种族的反犹主义。”[15](P32)1881年柏林大学超过一 半的非犹太学生在“反犹太人请愿书”上签名,同年,德国大学生协会成立,它很快发 展成为反犹运动最主要的代言人。他们崇拜的偶像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史学家特赖奇克, 而他们的名言是“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他们在学校抵制犹太学者,殴打犹太学生并 禁止他们加入学生社团。1896年,德国大学生协会代表大会宣称:“大学生协会是建立 在德意志人的基础上的……不应该把帝国的犹太公民看作德国人。”[15](P29)该组织 有力地煽起了大学生的民族狂热,而他们这代人必然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社会起到重要 作用。

 

他们当中流行的是拉加德、朗本、张伯伦等反犹分子的作品。东方学家保罗·德·拉 加德通过对《圣经》的考据支持所谓犹太人有寄生性的说法。1886年他发表的《日耳曼 文集》对后代产生强烈影响,他说犹太人是欧洲国家的异己分子,因而是腐败的带菌者 ,他还精心设计了德国对外扩张的战略计划。

 

文艺评论家尤利乌斯·郎本鼓吹根除现代社会,回归日耳曼原始主义,把现代社会等 同于犹太社会。1890年他出版了《教育家伦勃朗》一书,认为犹太人代表了政治和经济 变革、民主政治、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他早在纽伦堡法之前近半个世纪就主张把查清 人口世系作为授予德国国籍的条件。

 

1899年德籍英裔作家H.S.张伯伦出版的《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很快就成为种族主义 反犹分子的“圣经”。他用纯粹的种族主义观点解释历史,认为犹太民族的传统风俗及 其在地理上和社会上的机动性证明,天生优秀的雅利安人和寄生的东方闪族人的冲突是 历史的核心。

 

最有影响的中产阶级反犹分子是莱比锡工程师特奥多尔·弗里奇。19世纪80年代末他 出版的《反犹主义通信集》、1893年的《犹太人问题手册》和1896年的《反犹太人问答 》都是畅销书。从1902年起他出版了《铁锤》刊物,极力鼓吹种族纯洁,1912年莱比锡 会议上组成了铁锤同盟和德意志骑士团,其成员必须保证属于纯粹的“雅利安血统”。 正是这些团体率先采用字作为雅利安太阳轮的象征,后来成为纳粹党的标志。铁锤 出版社还从俄国引进了《犹太长老会谈记录》一书,妄称犹太人企图通过政治经济等手 段颠覆基督教文明并控制全球,该书对纳粹产生了强烈影响。弗里奇晚年成为纳粹党国 会议员。

 

德国中产阶级反犹组织的代表之一是成立于1894年的德国全国店员同盟。当犹太人在 商业和自由职业中迅速上升时,雅利安种族优越论使德国中产阶级得以维持自尊和体面 ,通过加入所谓的爱国团体和民族主义组织,这一优越感得以增强。“共同的反犹主义 产生共同的身份意识;无论犹太人爬得再高,他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德国人。”[16]该 组织禁止犹太人加入,在自己的书店中突出展示马尔、弗里奇、张伯伦等反犹分子作品 ,在选举中经常支持反犹派候选人。1905年该组织主席威廉·沙克入选国会,他与保守 党及反犹代表密切合作。

 

德国全国店员同盟和铁锤同盟又是另一个更大的民族主义宣传组织泛德意志协会的成 员。“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新形式的战斗民族主义,将旧形式的战斗民族主义和反犹 太主义以及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传播的新的种族理论结合在一起。泛德意志协会 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1](P421)它成立于1891年,1904年前的领导人是莱比锡 大学教授、帝国议员恩斯特·哈塞;1904年后是特莱奇克的学生海因里希·克拉斯,19 12年他出版了《假如我是皇帝》一书,提出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和权利并把他们驱逐出境 。该组织有两大计划:联合所有的德意志人建立泛德意志国家,由这个扩大的德国统治 世界。根据种族理论,德意志人并不等于德意志民族,它包括一切有德意志血统的人, 而犹太人和其他“劣等”民族不在此列。它的机关报《泛德意志报》通常把社民党称作 非德意志的“分化瓦解因素”(这是犹太人的一大绰号)的傀儡。一些大报如《每日展望 》、《德意志报》都遵循泛德意志“路线”。

 

四、结语

 

可以说,“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是军人和官僚的普鲁士国家与通过贸易和工业而强大 起来的自由资产阶级上层相结合的产物。”[17]德国统一是由普鲁士容克阶级通过自上 而下的王朝战争实现的,这个后起的民族国家同时面临迅速工业化和阶级斗争的巨大压 力。民族国家建立的特殊时机和方式既加强了普鲁士保守派对德国的统治,又导致一种 富于侵略性和战斗性的日尔曼民族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德国社会的各 种矛盾不断激化,日尔曼民族主义日益被统治阶级利用,以便转移群众斗争的矛头,从 而维护其统治。正如约翰·海厄姆所言:“……每个危机时期都强烈地显示出民族主义 ,而正是民族主义的这种盲目的凝聚力,把对内的不满引导至鼓动反对外来的影响。结 果,在现代的世界里,反犹主义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成为各次运动的一个必要的组成 部分。”[18]

 

现代反犹主义不同以往的是反对犹太人在宪法上的平等地位、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思 想的兴起以及反犹政党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在这个世俗化的实证主义时代,种族理论对 许多人来说有种客观中立的性质,比过时的基督教神学更有说服力。同时,新旧反犹主 义之间有很强的连贯性,种族反犹主义只能在基督教反犹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中蔓延。 种族观念又有某种决定性,它意味着犹太人的消极性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不应对同化或 改宗抱有幻想,“由血统导致的问题只能由血统解决”,这预示着犹太人问题的“最后 解决”只能是种族灭绝。

 

反犹主义缘起于社会各阶层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对犹太人的恐惧心理。一些保守的或 激进的政客意识到反犹主义对群众的强烈吸引力,因此把它当做一种方便的工具在普选 中加以利用。那些反犹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人往往是一些体面的知识分子,常常是有产业 的人,“然而他们的确认识和利用了中产阶级下层,那些因经济变革和资本主义集中化 而成为牺牲品的人物对现实的不满,而且他们深深打动了一部分青年大学生,这些人注 定要在战后年代领导他们的国家。”[4](P44)权威的保守党面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力 量的挑战也采用了反犹的策略。把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犹太人问题,这 使所有害怕时代变革的人得以解脱,犹太人因而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必要的替罪羊。

 

虽然这一时期的反犹运动未能促使国家通过反犹法律,但是祸根已经深深埋入德国社 会中了。通过议会选举和辩论,通过学校教育和舆论宣传,通过一系列反犹活动有效地 丑化和孤立了犹太人,反犹思想深入人心。可以说没有这一历史基础,后来纳粹就不可 能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并得以顺利实施屠犹计划。

 

【参考文献】:

 

[1]K.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30.

[3]Robert Wistrich.Antisemitism,London,Themes Methuen,1991:P54.

[4]F.L.卡尔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4-5.

[5]John Weiss.Ideology of Death,Chicago,Ivan R Dee Inc.1996.

[6]Peter Pulzer.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N ew York and London,1964:P50-51.

[7]Paul Massing.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New York,1949.

[8]Robert Wistrich.Antisemitism,London,Themes Methuen,1991:P58.

[9]Paul Hilberg.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New York:Quadrangle,1961:P 17-19.

[10]John Weiss.Ideology of Death,Chicago,Ivan R Dee Inc,1996:P117.

[11]Paul Massing.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New York,1949:P66-67.

[12]K.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759.

[13]K.D.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6.

[14]Robert Wistrich.Antisemitism,London,Themes Methuen,1991:P59.

[15]F.L.卡尔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6]Robert Wistrich.Antisemitism,London,Themes Methuen,1991:P58.

[17]弗里茨·弗舍尔.争雄世界: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6.

[18]大卫·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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