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埃格尔 - 神圣罗马帝国最高统帅瓦伦斯坦传奇
 
作者:艾齐纳哈
 

 
在此,首先要感谢顾剑兄对我的启发,他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中的绝代双雄--古斯塔夫。阿道夫和华伦施泰因》一文我读了几遍,他从战争艺术的高度对古斯塔夫·阿道夫和华伦斯坦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这是我所不敢着手的。本文如能对顾剑兄的文章起一点补充作用,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并祝顾剑兄新年快乐。

 

本文参考和引用了以下书籍:

[德] 阿尔弗雷德·米尔 《德意志皇帝本纪》
[苏] E·契尔尼亚克 《秘密战五百年》
[英] 富勒 《西方军事史》
[美] 戈登·克雷格 《德国人》
张晓华、李殿昌 《斯堪的纳维亚的天骄--瑞典王室》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中古史》

另外我在图书馆还参阅了台湾光复书局的《图说新编世界史》,书中有大量的地图,有布莱滕菲尔德战役的战场态势图,有委拉斯贵支的名画《布列达的投降》,有G·Costa画的《华伦斯坦全身像》、《莱希河之役》(原画藏斯德哥尔摩博物馆)、《诺德林根之役》(原画藏斯德哥尔摩博物馆)、《舰上的克里斯蒂安四世》(原画藏斯德哥尔摩博物馆)等。例如《莱希河之役》画中古斯塔夫·阿道夫纵马扬鞭,指挥士兵们把大炮推到河边,对准对岸的密集方阵开火;《诺德林根之役》中瑞典骑兵失去了凝聚力,未能冲击开长矛如林的密集西班牙方阵;《舰上的克里斯蒂安四世》中黑脸短须的克里斯蒂安四世挺着大草包肚子,头上包着纱布,手里提着长剑,不像个国王更像个海盗。如果贴在这里能把事情说得更清楚,更一目了然,然而此书是属于“只能阅读不能外借”的书架上的,我也没有扫描仪,所以未免有些遗憾。

第一部 兵戈之声

德国62年的和平

卡罗林王朝
800-814 查理一世大帝
813-840 路德维希一世 虔诚者
843-855 罗塔尔一世
855-875 路德维希二世
875-877 查理二世 秃头
881-887 查理三世 胖子
896-899 阿努尔夫
915-924 贝伦加尔一世

萨克森王朝
962-973 奥托一世大帝
973-983 奥托二世
996-1024 奥托三世
1014-1024 亨利二世

法兰克-撒里安王朝
1027-1039 康拉德二世
1046-1056 亨利三世
1084-1106 亨利四世
1111-1125 亨利五世
1133-1137 罗塔尔三世

霍亨斯陶芬王朝
1155-1190 弗里德里希一世
1191-1197 亨利六世
1208-1215 奥托四世(不伦瑞克家族)
1220-1250 弗里德里希二世

卢森堡王朝
1312-1313 亨利七世
1314-1347 路德维希四世(巴伐利亚人)
1355-1378 亨利四世
1433-1437 西吉斯孟德

哈布斯堡王朝
1452-1493 弗里德里希三世
1493-1519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1519-1556 查理五世
1556-1564 斐迪南一世
1564-1576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
1576-1612 鲁道夫二世
1612-1619 马蒂亚斯

 

从1556年到1618年,德国处于和平时期。这是德国最长的和平时期!一连四代皇帝都偃旗息鼓,刀枪入库。没有毁坏财产、城市和乡村的战争,没有出征抢劫(唯一的例外是一场西班牙战争的战火从荷兰战场蔓延到下莱因地区)。没有劫掠、没收牲畜和粮食的行为,没有把国民驱出家园的现象。主张和平的政府使德国得到了安宁。

斐迪南一世(1556-1564年在位)是查理五世的兄弟 。他继续注意教派之间的平衡,协调教派之间的矛盾,并避免了内战。那个时代的人都称他为“公正的君主”。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l576年在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倾向新教,但他却始终没能做出建立德国民族教会的决定。皇帝一直被看成罗马天主教的庇护者。冥思苦想的鲁道夫二世(1576-1612)是一位收藏家、炼丹术士和占星学家,也是那个时代卓有成效的收藏活动的创始人。他几乎过着隐居的生适,看起来根本不懂政治,但却公布了有名的l609年《庄严敕令》, 波希米亚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得到了保证。

与此同时,臣民们分别向两大教派靠拢。新教阶层成立了一个联盟,南德的主教们也成立了一个联盟。1608年5月14日,巴拉丁、符腾堡、巴登、黑森、勃兰登堡等新教诸侯在法兰克尼亚的安豪森集会,决定成立以巴拉丁选侯弗里德里希为首领的“新教联盟”,宣布互通情报和一方受到攻击时互相支援。对此,天主教方面迅速作出反应。1609年7月10日,天主教诸侯在慕尼黑召开会议,成立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为首的“天主教联盟”。这些联盟开始时只是宗教组织,后来便有了政治性质。总之,这都是德国即将出现纷争的危险预兆。

在鲁道夫二世执政时期,他的胞弟、即后来的皇帝马蒂亚斯 (1612-1619)起来反对他,并把手伸向奥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哈布斯堡王室这场广为人知的阋墙之争还没有波及到各族人民群众,但有几个地方却已经出现了骚乱。闹事者对新教教会的建立表示抗议,甚至诉诸武力。尽管这场纷争的规模有限,但它也预示着一场战争的到来。为了避免发生残害和更大的冲突,皇帝举行了隆重的、由上千名骑兵及上百辆战车组成的游行。

经济繁荣、奢华和进步给城市带来了黄金时代

奥地利的世袭领地蒂罗尔、福拉尔贝格及萨尔茨堡都是一片安宁的和平景象。贝希特斯加登的人口在增长。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下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及莱茵兰,时疫绝迹,城堡变成了富丽堂皇的王侯府第和贵族式的官殿。宫廷建筑 采取了法国和意大利式样,设有赛马场、动物园和喷水池,雄伟壮丽,争芳斗研。海德堡的宫殿大大扩建,慕尼黑的官邸拔地而起。各城市都变得越来越美,旧貌换新额。这个和平时期里,汉堡的人口据说有了显著增加,1600年汉堡的4万人增加到6万人。吕贝克也繁荣兴旺起来。后来的三十年战争也未能对这两座城市造成多大损害,并且还得继续向前发展。外国人对莱希河畔的帝国直辖市奥格斯堡大加赞颂。说它是德国最美的城市。一位名埃利亚斯·霍尔的建筑大师对这座城市几乎进行了全面的改造。1615年奥格斯堡市举行奠基典礼,这一举动把霍尔的建筑计划推向了颠峰。从此,人们便把奥格斯堡誉为德国的文艺复兴之城。在鲁尔矿区煤的产量日益提高,在哈尔茨山和埃尔茨山矿区,矿石的产量也在不断增加。

虽然国家财政负担很大,但是人们在追求收益和进步的同时也在追求奢华。在德累斯顿一次三天的国事访问就花掉了近1.2万塔勒,人们大摆宴席,尽情享受。席上的佳肴美酒极其丰盛,有精白的面包、酥皮馅饼、野禽、鲜鱼、美酒、泡酒、鲜蜜酒、马利瓦西亚葡萄酒、英国及其他外国的啤酒。餐具皆用白银做成。每逢佳节,宫廷及全城都要张灯结彩,燃放焰火。1601年,哈勒邀请156个村镇前来参加射击比赛,宴会之豪华难以描述。1580年莱比锡建立了德国第一个植物园。达姆斯塔特在16、17世纪之交上演了“歌剧或演唱式芭蕾舞”,还配以对白、合唱及歌曲。

上层人物应酬交际时,身为王侯的主人们还举行狩猎活动,一连20多天,在萨克森这种活动甚至长达一个月。新旧世纪交替10年后,奥格斯堡的织工在织工大厅里举办了一次大型展览会。他们共展出475000块单面绒布,并且邀请客人前来参观。辛勤的手工业劳动创造了多么巨大的财富!为了显示自己在雅致讲究方面不比贵族逊色,城市贵族家庭也仿效贵族,并在帝国直辖市建立博物馆。1609年,第一种,也就是资格最老的周报分别在斯特拉斯堡和奥格斯堡出版。越来越方便可靠的交通及日益繁荣的商业使德国人期望永久性和平。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通婚

为了穿着入时,人们不惜花出大把大把的钞票:他们的礼服是用嵌有金银丝的天鹅绒、紫貂皮和白鼬皮做成的。当时最流行的市民服装就是扎脚灯笼裤,一条这样的裤子需要60-130埃伦布料。德国的服装款式接受了西班牙的影响,摩尔-西班牙的风俗习惯也传入了德国。
城市贵族妇女以腰间系裙为装饰。年长的妇女则率先穿上长大衣,格外引人注目。在无忧无虑的美好时代里,大家必然要注意美化头饰,1600年已经有人戴假发。1575年市场上就出现了被人称为“纽伦堡鸡蛋”的怀表。

原来同室操戈的基督徒已成为相互适应的市民。他们彼此的区别往往表现在服饰上。1580年,法国旅行家、哲学家兼作家米歇尔·德·蒙泰涅在奥格斯堡惊奇地看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结为秦晋之好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主要攀亲的一方接受对方的宗教信仰,这样的伉俪竟有几千对。”

 

大战的序幕

在这充满和平气氛的年代里,纽伦堡和不伦瑞克等城市都在营造宫殿,但是一种尖利刺耳的信号声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信号来自南德,而且具有双重意义。在和平末期,更确切的说,在战争初期,富得流油的帝国直辖市乌尔姆从国库里拿出200万古尔登。这笔费用并不是修建艺术建筑,而是修建军事工事。乌尔姆耗费巨资扩建自己的防御设施,对于确保居民的安全来说,这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行动。在帝国的30个直辖市中,乌尔姆是在三十年战争时少数几个没有受到侵犯的大城市之一。

当时还有一个信号也威胁着那个时代的和平精神。1615年,也就是战争爆发3年前,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里略由于宣扬哥白尼的“异端”而被送上天主教的异端裁判所!这位研究家和发现家所面对的罗马教会首席法官胸无点墨,却要执行对伽里略判决的任务。这位坦率的科学英才受到了审讯、拘禁及刑具的威胁,没有人能恢复他的自由。难道这件事还不能清楚地说明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宗教改革派和反宗教改革派之间的辩争--有着宗教政策的背景吗?

1612年,德皇任命耶稣会士、施蒂里亚大公斐迪南为波希米亚国王,公然违反《庄严敕令》,禁止布拉格新教徒举行集会,引起波希米亚人的强烈不满。1618年5月初,波希米亚国会里的新教徒集会,拒绝承认新国王,并向皇帝提出抗议。皇帝不仅拒绝接受抗议,而且宣布波希米亚新教徒为暴民,要予以惩处。5月23日,当国会代表正与两位钦差进行谈判的时候,波希米亚的新教各阶层浩浩荡荡开往布拉格宫,以便呈交他们的决定。他们在决定中抨击的不是皇帝本人,而是他的两名钦差。大家抓住了皇帝的两名钦差马蒂尼茨和斯拉瓦塔,并把他们从窗口扔到御花园里。1419年布拉格已经发生首次坠窗事件,它构成了胡斯战争序幕;现在又发生了第二次坠窗事件,它构成了三十年战争的序幕。

国王年老多病,他的顾问红衣主教克雷斯尔再次出面,试图调停。他没有跟随大家游行。宫廷派反对和新教徒进行任何形式的调停。他们没有奏请君主就逮捕了红衣主教,没有皇帝的命令就把军队开进波希米亚,并把那里的君王带进宫中城堡进行保护性拘留。一个新君主登上了世界舞台,哈布斯堡王室斐迪南大公登上了帝位,史称斐迪南二世。

 

反宗教改革的宗教动员

在这期间,一股势力已经形成,它虽不具备军事性,但具有战斗性;虽没有钢盔和利剑,但却有战斗精神;虽没有军旗和号手,却能让德国人做祷告练习。他们在一份呈送给罗马带有倾向性的报告中写道:“后来在德国发生的各种好事差不多都应归功于”他们。1540年,耶稣会向帝国派遣了首批代表,14年以后,他们还在德国建立了第一批分会,到1567年,共建了13个分会,7个在有大学的城市里。

到处都是设有讲究的分会和教会学院,这些分会和教会学院已于1585年把整个威斯特法里亚重新变成天主教区。耶稣会学校的毕业生有的当上宗教侯爵,有的当上世俗侯爵。他们就这样培养新势力的代表人物,而这些人则分别到奥地利、巴伐利亚及莱茵主教区去反对新教。

开始时耶稣会士并没有反对新教徒,只是为天主教的改革制造舆论。他们在第一份公告中说:“最大的罪孽恰恰是我们教士自己造成的”。耶稣会的创始人是个几乎成了残废人的退伍军人,名叫伊格纳修斯·罗耀拉。他对其派往德国的代表指示说“你们要想办法和异端交朋友,并用智慧和感情把他们从错误中解救出来。”

耶稣会并不是由教团传统而产生的僧侣运动。耶稣会主张走出修道院进入世俗社会。他们更愿意追求积极的生活,不愿过悠闲的日子,因此他们不穿教团服装,也不剃光头顶上的头发。他们只尊崇两位最高权威:他们会长规定的教团精神和罗马教皇。

耶稣会作为忏悔神甫执掌当政者身边的最高职务,不管当政者是皇帝、王子、王侯还是将军。他们利用这个令人生畏、神秘莫测的任务,也就是忏悔室挤进了欧洲的政治,并进而把罗马推进世界政治舞台。

 

拉莫梅因神甫成了帝国第二号人物

波希米亚各阶层也看出了这种危险,于是勒令耶稣会士在8天之内离境。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以及匈牙利的新教徒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下了驱逐令。他们在一份宣传材料中写道:“貌似虔诚的耶稣会教派采用极其非法的手段,对君王们进行挑拨离间,在每一个国家各阶层之间,特别是那些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策划叛乱和暴动。他们唆使当权者对付臣仆,又煽动臣仆反对当权者。”

皇帝斐迪南周围就有一种反应:他在听取其忏悔神甫的看法前不想做出重大决策。根据教团将军的建议,“皇帝的良心顾问”这个重要角色由出生了卢森堡的威廉·拉莫梅因神甫担任。教廷驻维也纳大使对此向罗马报告说:“由于皇帝垂恩,耶稣会士肯定得到了极大权势。”从皇帝斐迪南对波希米亚反耶稣会的态度做出的反应中就可以十分肯定地得出:可供选择的唯一答案就是战争。

战争初期的小会战

第一次战役的结局悲惨、后果可怕。“坠窗事件”发生后,波希米亚成立以屠恩伯爵为首的30人临时政府。接着,奥地利和摩拉维亚发生起义,直逼维也纳,几乎活捉斐迪南二世。1619年7月,捷克、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的代表在布拉格举行会议,重申罢黜费迪南德和使捷克独立的决心,通过相应的独立纲领(100条),并于8月19日选举德国新教联盟首领弗里德里希为波希米亚国王。在由天主教投奔到新教的恩斯特·冯·曼斯菲尔德将军的指挥下,波希米亚打算建立起一支拥有2万人的军队。由于财政拮据,这支军队起初只有4000人。新教阵营就是以这支弱小的军队开始了一场大战。作为雇佣军统帅的曼斯菲尔德自己招兵买马,把这支军队扩充至1.5万人,而皇帝的军队多达3万人。参加这场小会战的双方为:新教一方有波希米亚、匈牙利和荷兰;皇帝一方有西班牙、意大利、瓦龙和波兰。这场会战仅打了一个小时。耶稣会的门生兼追随者,被拿破仑一世誉为世界史上八大名帅之一的约翰·提里将军,于1620年11月成了布拉格白山脚下的胜利者。

弗里德里希带着老婆仓皇出逃,先逃柏林,后去海牙,被谑称“冬王”(意思是没有到夏天就下台了)。波希米亚又沦为奥地利的一个省,由维也纳直接管辖。差不多同时,西班牙派兵3万从尼德兰攻入巴拉丁,把战火烧到德国。

大批起义者在伏尔塔瓦河畔德皇旧行宫里遭到屠杀!1621年3月,在老城的环形广场上为24个波希米亚贵族竖起了24个绞架。被判死刑人的地产,其中包括占波希米亚国土四分之三的12个县和500处领地都被没收,而这些地产原来的主人也大都移居国外。变卖上述地产所得款项答500万古尔登,大部分落到第一次会战获胜后立即回国的耶稣会士手里。
据说,信奉基督教的斐迪南二世皇帝十分踌躇地签署了死亡判决书,但却立即撕毁了允许波希米亚信奉新教的《庄严敕令》。他唯一的宽容只表现在没有对判死刑者实行车裂。

皇帝特种部队的干预

西班牙的士兵勉强停止了企图杀尽波希米亚人的做法,在他们的监督下实现了重新天主教化。他们发布驱逐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布道师的命令。在布拉格县的村镇里,大家不想皈依旧教。他们便向那里派遣所谓“升天护卫队”这是皇帝军队中一支负有特殊使命的小分队,他们十分残忍,每天都在折磨、杀害异端分子。叛乱已被平定,地方的主谋和首脑已被杀掉,战利品也被分光。按理说这场战争可以结束了,哈布斯堡王朝和罗马是胜利者。

失败溃散的新教徒并没有停止战斗。在西班牙远征军团从荷兰打入德国以前,上普法尔茨、阿尔萨斯、黑森、海德堡、内卡河畔的维穆柏芬和美因河畔的赫希斯特先后成了战场。1621年1月,皇帝把巴拉丁的选侯资格转授给巴伐利亚公爵。同年4月,新教联盟自动解散。曼斯菲尔德伯爵被巴伐利亚公爵高价收买,离开捷克。接着,提里回师德国收拾弗里德里希的同党,1622年5月6日在内卡河畔击败巴登-杜拉赫侯爵,9月攻陷巴拉丁的海德堡(把那里的图书劫往巴伐利亚),占领曼海姆(11月)和弗兰肯塔尔(1623年3月)。1623年8月6日,又在斯达德隆(Satdtlohn明斯特附近)歼灭不伦瑞克公爵的部队。这样,巴伐利亚公爵不仅镇压了捷克起义,收拾一批德国新教诸侯、取得选侯爵位,而且扩展势力到北德意志,进入萨克森的势力范围。当丹麦国王兼德国荷尔斯泰因公爵克里斯蒂安四世试图抵御皇帝方面的强大攻势时,法国、英国和荷兰都愿意和他结盟。现在他们共同关心的事情是政治,不再是宗教信仰和教会,不再是基督教教会的统一。

没有军事预算、没有军队、没有元帅的皇帝

斐迪南二世没有军队、没有元帅,也没有军事预算。出自博尔盖塞家族的教皇保罗五世告知,将向斐迪南二世提供援助,起初每月1万古尔登,后来增加了一倍。兵源问题怎么解决?斐迪南二世也不能只看别人获胜。尤为使他感到羡慕的是他当年耶稣会学校的同窗,现为巴伐利亚公爵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虽然可以信赖这位公爵,但他却不能不马上想到赠品,选帝侯的头衔和普法尔茨一片可观的土地。当斐迪南二世解决法兰克福的选帝活动返回维也纳时,他身边没有军队的护卫。那时他的同学马克西米利安就在世袭领地设立军事代表,以此来帮助斐迪南二世。
和以往的许多皇帝一样,斐迪南二世也借不到许多钱,甚至根本借不到钱。他让其财政大臣四处奔走,多方询问。大臣拜访了法兰克福经营现金交易的城市贵族约翰·冯·博得克,皇帝希望借5万塔勒,这使银行家大吃一惊。当他述说他的现金资本有一大部分已遭损失,并以此为借口拒绝皇帝的要求时,财政大臣则对他进行威胁,假如他不帮助皇帝,不很快答应贷款,那么就没收诸侯和帝国直辖市在现金交易中拖欠的款项。
皇帝不久就加征特别税,每个诸侯和城市,不论信奉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得缴纳。1625/1626年度明登市共缴纳504569古尔登。阿尔特马克两年(1626、1627)共缴纳103.3万塔勒。皇帝要求施瓦本各阶层1626年缴纳30万塔勒。在从1632到1637年的5年中,皮克勒尔伯爵共缴纳61880古尔登。爱森纳贺市仅1638年这一年就筹缴了6.4万塔勒……

 

第二部 残酷的出征

华伦斯坦实现了皇帝的梦想

“我自己没有任何追求,我所追求的只是更好地为陛下效劳,更好地维护国家的统治……”这些话写在给斐迪南派驻摩拉维亚的总督、红衣主教迪特里希斯泰因的一封信里。写这封信的是一个改变了宗教信仰的波希米亚人,他的名字至今仍然为人知晓。他就是阿尔布雷希特·文策尔·奥伊泽比乌斯·冯·华伦斯坦。

他出身于一个贫寒的贵族家庭。在耶稣会的撮合下,他和一个富有的寡妇结了婚,并由此得到第一份军官委任状,人称“英勇的”华伦斯坦。此外,他还是一个机灵的武器弹药商,利用战争作投机买卖。他更是一个有组织才能的人,40岁就成了波希米亚最富有的地主。他有一个王侯封号:“上帝赐封,瓦尔德斯泰因及弗里德兰家族之王”。受封的一年前(1622年)他还向耶稣会捐款修建了一所神学院,建在其首府所在地吉钦的附近。

他不仅优先招募德国人当兵,而且愿意他们做波希米亚的市民。于是他便向其省行政长官发出一道指示:“你们的办公室一定要配备一名德国秘书,因为我不愿意在你们的办公处受到波希米亚文的折磨。”凡是从吉钦写出或转交的建议、意见、报告和结帐单等均用德文书就。
华伦斯坦26岁时让世界闻名的自然科学家、皇家宫廷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为自己占星算命。算命天宫图的释义是:他生性好动,总想通过非凡的手段来追求创新,有做一番大事业的才能;他的敌人既多又强大,但大部分必遭失败。除了这些诱人的释义外,还附加了一段令人刺耳的附注:“他严酷无情,没有手足之爱或夫妻之爱,只考虑自己,对仆人严酷,为人悭吝,不诚实,不平等待人,经常沉默不语。”

42岁时的华伦斯坦,身高体瘦、面色苍白,蓄有西班牙式髭须和颌须。根据身材矮小、体态肥胖、47岁的斐迪南二世的旨意,他前去维也纳受召见。皇帝当场讲出了自己的迫切请求:希望建立一支2万人的军队。这是这位身处困境的皇帝的梦想。“陛下,2万人还不够,应该达到5万人。”这位经验十分充足,深知数字巨大威力的雇佣兵统帅回答说。

何时才能建成这支军队?

用不了几个月。太好了。最重要的是经费从何而来?这时皇帝又陷入了尴尬境地,因他几乎连一支小小的贴身护卫队都供养不起。而华伦斯坦则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应该摆出显贵的派头:建立这支符合作战需要的庞大军队,皇帝勿须从国库里支付一个十字币。条件是什么呢?只有两个,即:华伦斯坦对这支军队具有最高指挥权;华伦斯坦有权为军事目的调用这支军队。

以战养战

这真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建议!皇帝的顾问们都这么认为。廷臣们分成两派,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他们的分歧就在于军队的规模,一派认为,应该招募12万人,而不是5万人;另一派则认为,军队不宜过大,否则他就会干预朝政,而这是十分危险的。华伦斯坦坚持招5万人的主张,认为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控制住各方诸侯。他怎样供养这支军队呢?

首先,他让弗里德兰侯爵资助全部武器装备费用。这不是一支临时性军队,而是需要多长时间就存在多长时间的军队。要定期向士兵发饷,以防止他们开小差或外出抢劫。华伦斯坦在士兵给养问题上道出一句臭名昭筑的名言:“以战养战”。难道这话的意思不就是让士兵去抢劫吗?对于华伦斯坦来说,战争并不是儿童游戏,而是他飞黄腾达的唯一手段。当信奉天主教的诸侯要求进行宗教改革时,华伦斯坦便出来说道:“皇帝不需要改革,而需要新兵。”尽管皇家宫廷有许多人、还有许多友好诸侯,尤其是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坚决反对,斐迪南二世还是任命华伦斯坦为统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全军的首领。

红衣主教和“不学无术的红衣主教”

在此,我不得不暂停对华伦斯坦生平的叙述,插入一段对法国首相黎塞留的介绍,这个人与华伦斯坦的命运息息相关,华伦斯坦的荣辱生死背后都有他那双鲜血淋漓的手。开普勒说华伦斯坦的敌人“既多又强大,但大部分必遭失败”,黎塞留大概就是他命中的克星吧。

黎塞留执政在秘密战争史上起的作用,比他在法国历史上和西欧历史上起的作用还要大得多。他的父亲是亨利三世的宠臣,查阅当时的各种文件,尚可看到许多拨给弗朗索瓦·德·黎塞留的“国王指示可不注明用处的”大笔专用款。

阿尔曼·让·玫·波利希即红衣主教和公爵黎塞留生于1585年。他是在宫廷倾轧的环境里长大的。他很早就出任宫廷信使,出色地掌握了侦察敌情和掩护自己完成各项任务的技艺。它是取得各项成果不可缺少的条件。最初,阿尔曼想当一名军人,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他又很快决定作一名牧师。突然,留索斯克教区的主教神职空缺。它理应由玫·波利希继任。只因当时他刚满21岁,按教规规定,他还年轻,故未能马上就职。这个问题对亨利四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然而主教神职必须由教皇亲自授予。

教皇问道;“你是否已达到教会规章所规定的任职年龄?”

“已经到了,教皇陛下”, 玫·波利希按照教规,一边往地上跪一边回答说,(他当时已伪造了自己的出生证)

当就职庆典结束时,留索斯克的新主教突然叩拜教皇,高呼:

“教皇陛下,请宽恕我犯了大罪,我还未到任职年龄。”

教皇保罗五世也只得宽恕新任主教的过错并深深感到这个“滑头”前程远大,可能教皇已预感到,必须让这个“滑头”任红衣主教并宽恕他更大的过错和令人不快的事,因为他将限制教会的爱子--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影响。他虽是红衣主教,却把国家利益放在教会之上。他在《政治遗嘱》中说:“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王国荣耀。”

1610年5月,亨利四世被狂热的耶稣会士弗朗索瓦·拉瓦尔亚克用匕首刺死,其9岁幼儿继位,称路易十三(1610-1643年),由母后美第奇家的玛丽摄政。新国王的母亲玛丽·美第奇是一个不大聪明而任性、身体肥胖而笨重的佛罗伦萨女人。王太后一奶同胞的姐妹列奥诺拉·卡琳卡和他的英俊丈夫郭齐尼可随意支配她。这个意大利冒险分子摇身一变成了德·阿卡尔侯爵和元帅。1613年底,留索斯克的年轻主教来到巴黎,想竭力骗取元帅和卡琳卡的信任。这并非一件简单的事,卡琳卡头戴面纱,外加患有癫痫病,瞪着两只恶狠狠的眼睛,她对主教的阴沉目光实感难以接受,故主教的初次尝试失败了。1614年国会会议以后,他再次向郭齐尼表示愿意为其效劳,此次他如愿以偿。不久,黎塞留被任命为御前会议成员。他的花言巧语迷住了王太后和她宠爱的丑陋女友卡琳卡。1617年,路易十三与心腹吕伊纳密谋,从玛丽手中夺权,诛杀了把持朝政的元帅意大利人郭齐尼。据说郭齐尼拔剑拒捕,结果他那给火枪轰得支离破碎的尸体被交予人群尽情践踏。主教听到这一消息很震惊,立即动身去卢福尔,在那里受到冷遇。国王想撵走他,但被吕伊纳劝阻,新宠臣自己的地位还很不巩固,故不愿轻视他人所表示的效忠之心。主教发表了精彩的讲话,强调郭齐尼对他很不友好。他说,郭齐尼对他一直持怀疑态度。心软的路易虽剥夺了黎塞留的大臣职务,但仍使他有出席御前会议的权力。路易十三渐渐改变了对黎塞留的看法,在吕伊纳死后,黎塞留开始崭露头角。

1620年,一批聚集在太后玛丽周围的贵族阴谋勾结胡格诺发动叛乱,黎塞留说服路易十三坚决镇压。对于实行割据的胡格诺,黎塞留毫不留情。1621年4月,他派兵攻占罗亚尔河两岸的胡格诺城堡,只允其据有拉罗舍尔和孟托班。1627年底,黎塞留亲率大军攻打拉罗舍尔,并下令修筑围堤使前来支援胡格诺的英舰无法入港,第二年底该城被迫投降。1629年5月,胡格诺最后一个据点孟托班陷落。同年6月,路易十三颁布“阿莱斯恩典敕令”,名义上仍然承认南特敕令,允许胡格诺信仰自由,但必须解散军队和拆除一切城堡。这种将政治与宗教分开的做法收到积极效果,最终解决了法国的隐患,国中之国不复存在,从而大大巩固法国的统一和君主专制制度。1626年,黎塞留破获王弟奥尔良公爵的叛乱后,下令一切臣民非经朝廷允许不得召集军队、征收捐税和与外国(包括教皇)使节往来。

反黎塞留的斗争并未停止。路易十三的母亲玛丽·美第奇是下述阴谋事件的主角,原来她并不反对年轻时期她的宠臣,他也十分感激她当年的提拔。玛丽·美第奇和她的同伙在国王生病期间一再劝他不要去正在萨伏依地区作战的部队,红衣主教也劝他不要去。由于国王病情加重,玛丽·美第奇用眼泪和哀求骗取路易抛开红衣主教。宫内一大群谄媚者认为应该抛开红衣主教效忠太后。但他们过于着急了。路易十三病愈后忘记了自己的诺言,急忙将红衣主教召至身边重新成为国家的万能统治者。难怪1630年11月20日这一天在历史上被称为“受骗日”,许多“受骗者”都离开宫廷。不久,太后玛丽被流放,后逃尼德兰。1631年,奥尔良公爵策动功勋卓著的元帅、蒙莫朗西公爵讨伐黎塞留,阴谋被粉碎后,这位公爵被剥夺爵位判处死刑。1642年,路易十三的宠臣森-马尔斯侯爵与奥尔良公爵合谋反对黎塞留,阴谋败露后被处死,年仅22岁。奥尔良公爵被削官为民。

为加强中央集权,黎塞留设立中央各部,选派权力很大的主计官监督地方的行政、司法和财政;这种官职不能买卖、转让和世袭,随时由中央任免。他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奖励工商业,支持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为支持对外掠夺和提高法国的国防地位,黎塞留积极扩建陆海军,使之成为令人瞩目的强大武装。1626年法国陆军有1.2万人,到1635年增加到13万人。1636年,法国的大西洋舰队和地中海舰队已拥有舰艇约60艘。
在对外政策方面,黎塞留立意打破哈布斯堡势力对法国的三面包围,进而夺取欧洲霸权。黎塞留扬言莱茵河是法国的天然疆界,他秉政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法国的天然疆界:“叫高卢国王回到高卢,把法国放到高卢位置上,在一切古代高卢所在地建立新的高卢。”

黎塞留的敌人在反黎塞留的斗争中经常惯用的手法是与哈布斯堡串通一气,而红衣主教坚决执行了亨利四世的路线,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黎塞留的谍报人员要善于解决错综复杂、多方面的任务,如查出宫廷内红衣主教的敌人,侦察出他们与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的关系,以便最后,直接为其对外政策服务。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此种情况下黎塞留使谍报工作具有私人性质,而自掏腰包付酬金,其实他所付的酬金会很快因谍报人员的被处死而得到补偿。

黎塞留对卡普勒僧侣提出的组织十字军东征土耳其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未予理睬,但却指出都灵的卡普勒僧侣分部头目约瑟夫·玫·特列莫勃利神甫是一位具有非凡外交天才和谍报天才的人。黎塞留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秘书,秘书抄写重要文件时,主教亲自监督他们的工作,他确信只有这样秘密文件才不会被复制,约瑟夫神甫(敌人讽刺称他为“不学无术的红衣主教)是黎塞留永远无限信任的不多的几个人中的一个。

最高统帅不断受封

在华伦斯坦时代,没有哪一位军队统帅能象他那样荣获那么多的封号和晋升机会。他被封为弗里德兰公爵,本来各自独立的64座庄园成了他的领地。这样一来他就能和明争暗斗的巴伐利亚公爵平起平坐了。在第一次加封后的六个星期,皇帝又扩大了华伦斯坦的权限,封他为“我主派往神圣罗马帝国远征的独立将军”。

1625年9月,华伦斯坦率领新组成的军队离开捷克北上,与渡威悉河北进的提里的军队配合,共同反击丹麦的入侵。1626年4月,瓦伦斯坦在德绍击败里通丹麦的曼斯菲尔德,次年占领西里西亚。8月,与提里军队配合,在卢特之战中击败丹麦军队,迫使其退往易北河口。1627年9月,两支军队直捣日德兰半岛之奥尔堡,丹麦国王惊慌失措逃到一个海岛上。1628年,华伦斯坦率军攻占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强攻要塞斯特拉尔松。他命令部下一定要攻下斯特拉尔松,“就是它用铁链锁在天上,也要拿下它。”军事上的胜利给华伦斯坦带来一系列的荣誉,1628年4月,皇帝封他梅克伦堡公爵,授予领地,以抵押他垫付的军费开支。华伦斯坦想建立一个起于梅克伦堡的北方侯国,声称:“波莫瑞有28个港口,我们都要修筑防御工事。”

兰克把他称为“战争经理”,他是第一个认识到海岸的重要性并建立一支皇家海上舰队的人,舰队的建立又使他获得了波罗的海皇家将军的任命,被誉为皇冠上的第3颗宝石(“斯坦”,德文意思是石头,转意为宝石。在瓦伦斯坦之前,还有两位著名的将军利希滕斯坦和迪特里希斯坦,故为第三颗宝石)以封建贵族领地来确保他从波希米亚到波罗的海的政治野心,这符合哈布斯堡家族及帝国诸侯的王朝意图。

华伦斯坦是波希米亚国王吗

这位最高统帅已把自己看作波希米亚国王,因此他在那里拥有大量地产,而且作为布拉格的指挥官,他还让意大利的建筑师为自己重新修建一座宫殿。在他取得梅克伦堡公爵封号这一成就之后,他的选择对于城堡区山上那些毫无预见和幻想、自私自利、懒懒散散的前辈来说,本应意味着一场新的开端。由于皇帝的动议,华伦斯坦获得了最高嘉奖--金羊皮勋章。斐迪南二世的心腹近臣开始就担心的事情,在梦幻、占星术和上层人物幕前幕后有关现实政治的谈话中都出现了:德意志的皇冠竟戴在华伦斯坦的头上!

华伦斯坦谋取权力的活动始终是以其庞大的军队为后盾的。他提出一项用于新兵津贴和军饷的征兵预算竟高达60万古尔登。华伦斯坦以此恐吓他的同僚、竞争对手和敌人。他在胜利的进军中,从南德打到北德,而他不久便遇上的劲敌、瑞典的“雪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则从北德打到南德。华伦斯坦统帅的人马有7万之众,而他的友军提里才指挥3万人。最高统帅华伦斯坦又招募了3万新兵,不久他再次招募新兵,名额为5万人,这样他统帅的士兵总数已达15万人。这是一支强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军队。他的统帅具有一种“几乎令人生畏的毅力”(克劳塞维茨语),他能化腐朽为神奇。他以严厉出名,严惩士兵的违法行为,或罚款,或没收财物,甚至处死,决不宽恕。尽管如此,“全军上下对他还是充满敬畏”。他凭借这种巨大声望不断征战,尽管他作为最高统帅和王侯已功勋卓著。

在华伦斯坦第一次担任将军期间(从1625年开始),他每周发给每个骑步兵上校的军饷为500古尔登,每个上尉100古尔登,每个少尉40-50古尔登,每个军事法庭的法官50古尔登,每个随军神甫8古尔登,每个伤科军医6古尔登。每周普通士兵的军饷就是他每天的给养,包括两个面包、1磅半肉和2升啤酒。关于华伦斯坦的军队数目,1625年有61900人(步兵45300,骑兵16 600),1628年为130 200人(步兵102900,骑兵27300),1630年时最多,达150 900人(步兵129 900,骑兵21 000)。

华伦斯坦把他的军队分派在整个德国的军事要地上,这样他便能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突然袭击,又能得到十分可靠的军事情报。当提里将军身负重伤后,华伦斯坦接受了指挥皇帝全军的权力。

借助于自己的大元帅,斐迪南二世常常觉得自己要做出非同一般的联合和选择。战胜丹麦国王以后,华伦斯坦感到皇帝被选为北方国王的机会已经到来。他认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与瑞典结盟,并认识到了在与北方、南方和西方的诸列强的冲突中三十年战争的主要症结所在。华伦斯坦并不要充满恐怖的战争,他要的是基督教两派的调解和联合。弗兰茨·梅林写道:“华伦斯坦在德国所追求的目的,与当时的黎塞留在法国所追求的目的完全一样,建立这样一个纯粹世俗的君主国,它将摆脱一切宗教矛盾而使互相倾轧的诸侯处于其统治之下,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并且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一致对外。他不是一位富于幻想的政治家,而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像法国的范例那样,他的目的不仅可以达到,而且也是符合历史进步的。”瑞典问题是华伦斯坦想调解的一个老问题。瑞典人不都是信奉异端的新教徒吗?斐迪南二世顾虑重重,举棋不定。
皇帝被称为花花公子,他缺乏独立性,不果断,好心肠。可是当他被耶稣会尊称为圣君,被其政敌成为暴君时却一下子变得极度兴奋,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稳固的,由华伦斯坦扩大的权力。然而当他向华伦斯坦谈及1629年准备颁布的“归还敕令”,并想以它取代80年前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时,华伦斯坦却表示反对。这位将军不希望用武力在德国实现重新天主教化。他知道皇帝这个计划出自谁手,这肯定是罗马教廷大使卡拉法向他提的建议。耶稣会对这个计划马上表示同意,主教们也都表示赞同,德国选帝侯们的态度更是不言而喻。法国和罗马的反对势力已经开始在幕后活动。历史学家根据有关史料得出一个结论:从这里已能看出法国红衣主教兼大臣黎塞留的思想。

根据皇帝的“归还敕令”,新教教会必须彻底摧毁,教产由帝国没收,并用于天主教的重建。斐迪南二世不顾华伦斯坦的反对,还是颁发了“归还诏书”。没有通过帝国会议,没有征询意见,也没有得到选帝侯团的同意,更主要的是新教方面没有抵制,唯一的反对者是萨克森选帝侯,但他孤掌难鸣,不成气候。

对显赫无比的最高统帅的第一次警告

“我感到有必要告诉公爵阁下,我从几位来自提里军队的重要人物那里得知,提里准备下令逮捕阁下,并把您关在监狱里。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也会另想办法把您从世界上除掉。”

对于1629年6月这封有来头的警告信,华伦斯坦做了如下正式回答:“我真感到吃惊,您怎么喜欢干这种孩子气的勾当。先生,罗马皇帝是一个正直、表里如一的人,他对我的忠心效力是以另外的方式来酬报的,和您在信中写的不同。提里先生也是一位廷臣,他懂得如何赶走煽动者,但却不想搞暗杀。”

这位最高指挥官得知,离他回答上述警告信还不到一年的时候,他将缺席受到雷根斯堡帝国议会的控告。天主教同盟认为,华伦斯坦的力量对于他们来说已过于强大。而他在对付新教徒的行动中,在执行“归还敕令”的温和表现上(例如在马格德堡),又显得软弱无力,这实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他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理由。人们都在讲,华伦斯坦的士兵没有纪律,横行暴虐,对此他本人应该负责。

华伦斯坦力图从他设在梅明根军营和在雷根斯堡的皇帝取得联系。在他看来,斐迪南二世绝不能容忍帝国诸侯及同盟主教们的不顺从行径。事关皇帝的威望,他只有搞一场军事政变才能挽救自己的尊严。皇帝自己以前说过什么?他说:用不着卫队,因为用不着选举,而现在搞政变最有利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斐迪南二世举棋不定,他想的不是政变,而是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可是诸侯们对此置若罔闻,他们谈论的题目仍然是华伦斯坦,称他的军队必须大大缩减。在一次诉讼中,这位最高统帅遭到了攻击。斐迪南二世别无选择,只好答应对华伦斯坦进行审查。

华伦斯坦被免职

条件听起来好像是帝国敌人发布的公告。在帝国议会各党派的后面,在主教宫殿的骑士大厅里,的确有外国势力在活动。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亲信约瑟夫神甫已在雷根斯堡,他与法国公使一道,采取秘密的和公开的外交手腕,开始登台表演。原先的要求是:不事先与帝国诸侯商议,皇帝不得发动战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最高军事统帅不得征税。

华伦斯坦已经从星相中看到了自己所受到的威胁,所以当两位特使在梅明根向他递交免职状时,他态度冷静,泰然自若。皇帝的特使对他那支600人组成的卫队深感惊讶。“他们的衣服上绣有紧密的金线,剑带都镶有银饰,长矛的铁尖上还镀了银。可以说没有哪个皇帝有过这样的卫队。”使他仍感到惊讶的还有那1000匹战马、46辆战车以及能架起80顶帐篷的辎重。知情人说,这支卫队每年宴请预算就高达20万塔勒,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侯国宫廷一年的开支。

华伦斯坦表情严肃地说,巴伐利亚选帝侯的旨意左右着皇帝的旨意。但皇帝却很少支持华伦斯坦,这当然使他感到十分痛苦。

除此以外,华伦斯坦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谈及他关于政变的想法,更没有命令军队去驱散选帝侯会议。华伦斯坦采取了听天由命的态度,他或许早已等待着自己命运中这一时刻的到来?他早就知道,“某些大臣肯定会比敌人给他带来更多的烦恼”。接过他手中帅印的是提里,并不是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而马克西米利安对这一点也早已预料到了。他必然要大干一场。这当然会使山河破碎,人民流血,整个德国都会遭到破坏。

 

瑞典登陆:“我们又多了一个敌人”

华伦斯坦被免职和古斯塔夫·阿道夫率军登陆,正好相互衔接。一方面是最高统帅的离去,另一方面是强大敌人的到来。“这样我们又多了一个敌人”,斐迪南二世毫无思想准备地对这则消息评论道。

在执政已19年,现年36岁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打击下,德国像一座纸房子,一下子就倒塌了。这支拥有13000人的精锐部队登陆后,首先对波莫瑞发动了进攻。当勃兰登堡派驻什切青的公使想表明自己国家的中立态度时,古斯塔夫·阿道夫打断他的话:“中立是什么东西?我不懂什么叫中立,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第三种人是不存在的。”

瑞典登陆部队的第二个进攻目标是梅克伦堡和边区。萨克森与瑞典国王结为同盟,这时国王已进攻了波希米亚,并在那里构成指向皇帝的第二条战线。1631年,瑞典人在布莱滕菲尔德赢得第一场胜利,几乎全歼提里的军队。72岁的统帅失掉了90杆军旗,并丢掉了整个炮兵部队,他本人也落荒而逃。耶稣会弟子战前所做的祈祷,并没有显灵助战,缠绕在将军剑柄球状把手上的十字架念珠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瑞典方面是一支人民军队,士兵是根据义务兵役制征召而来的,其核心由农家子弟组成。而皇帝的士兵则是雇佣兵,“他们常常没精打采,动作迟缓,像牛群和猪群那样”,一位熟悉当年战事的人写到。

瑞典军队一个接一个攻下了德国下列城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维尔茨堡、美因茨、班贝格、多瑙沃尔特。战争风暴一站又一站席卷上述城市,攻无不克。白发苍苍的陆军元帅提里阵亡在莱希河畔的因戈斯塔德。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公爵败阵而逃。这位北方传奇式的国王攻进了奥格斯堡,接着又攻进了慕尼黑。就这样,他从波罗的海一直打到阿尔卑斯山的山前地带,这真是一次远征。

瑞典人在巴伐利亚的首府并不能固守,只好撤退到奥格斯堡,沿途不断受到德国人的袭击。瑞典军队不管在掩护退却的战斗时还是在获得胜利时,都给德国带来巨大破坏。死者、伤者及难民到处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和顾剑兄有些不同。不错瑞典军军纪极严,士兵也都有固定的军饷,然而也并非没有暴行。在巴伐利亚这个天主教联盟的兵、粮基地,古斯塔夫就是要用火与剑摧毁它,使它再也不能恢复元气。不能不说,这个决定在军事上是有道理的。当时军人的道德观念与我们今天有很大不同。对于中世纪的狂热基督教徒来说,他们忠实于一种抽象和绝对的概念。对于他们来说,如有人与他们的教条相悖,那么这些人的生命就失去任何价值,可以诛杀无论。古斯塔夫参战并非出于宗教目的,然而正因为瑞典是一个比较民主的国家,它的军队才更具有毁灭性的恐怖和野蛮报复行为,按富勒的说法其精神来源即所谓“全体意志”。与之相似,民主化的瑞士人是惊人的勇敢,瑞士人在欧洲同样是以残酷著称的——他们根本不留战俘,甚至把城里的男性居民也杀掉。此外,古斯塔夫参战首先考虑的也是瑞典的国家利益,如他在瑞典议会上说的“让每户瑞典人家里的油罐都装满油”。法国名将图伦(Turenne)对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遍布殷实城镇的巴拉丁大肆烧杀,伏尔泰的名著《路易十四时代》里说“他宁愿被叫做交给他指挥的士兵之父,而不愿被称为根据战争规律始终受苦受难的百姓之父”, 他正是在尽报效祖国的天职,对他来说无动于衷是一种优秀品质,让他更好地维护法兰西王国的最高利益。对德国老百姓的痛苦首先应负责的是帝国军和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其次才是瑞典军队,是他们先残酷无情地同室操戈,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责怪瑞典人的行为呢?那些一无所有的赤贫者却为这斗争付出了代价。他们完全不能左右局势,甚至从来没有这样的梦想。

古斯塔夫·阿道夫这个外国人支持德国的新教势力,想把它从各种压迫下解放出来。他这样做的特殊理由是:他自己从青年时代起信奉新教并说一口流利的德语。

古斯塔夫·阿道夫向德国人发布的宣言

在他那篇向德国人发布的著名宣言中,古斯塔夫·阿道夫首先强调了战争的政治起因,接着又谈到了宗教起因,好像这些起因真的能帮助他掩盖其真正的谋略问题。他把华伦斯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进军视为对瑞典的侮辱而大加谴责。这位瑞典人要把波罗的海地区作为自己的贸易区,把波莫瑞和海岸作为自己防御德皇的屏障。这些也都是这场对德战争的起因。身为瑞典国策专断者的奥克森斯蒂纳首相在王国会议上对此直言不讳。

在和法国首相黎塞留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秘密会谈后,瑞、法终于签署了一项秘密条约,条约中称为了“恢复德国人民的自由”。黎塞留是信奉天主教的基督徒,又是罗马的红衣主教,但他却是法国第一位给予异端的瑞典国王每年30万塔勒的大臣。这位红衣主教对自己国家的新教徒却十分残酷。可以说法国用金钱收买了瑞典。

“恢复德国人民的自由”,这一措辞掩盖了黎塞留企图从北面和西面包围哈布斯堡王朝的意图。对于巴黎这位自感优越的红衣主教大臣来说,古斯塔夫·阿道夫只不过是法国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个工具而已。这个瑞典人确实希望建立一个信奉新教的德国,对此,他不希望别人说三道四,因此,与古斯塔夫·阿道夫联合的方方面面都在活动,企图让他当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他并不是德国御座上的第一个外国人,而他的母系毕竟具有德国血统。或者他打算在欧洲建立一个强大的瑞典王国?这个瑞典人想用自己的方式利用法国人,而法国人关心的只是削弱德国。这样,发生在德国的这场宗教战争终于扩大成一场政治-民族战争。

 

华伦斯坦在静观,并在赋闲中向古斯塔夫·阿道夫学习

退居到弗里德兰吉钦的府邸后,华伦斯坦便静观古斯塔夫·阿道夫的一举一动,他认真学习这个瑞典人的战略战术。古斯塔夫·阿道夫首先在欧洲建立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提里使用固定式大炮,以及用20匹马拉的重炮。而古斯塔夫·阿道夫却不是这样,他不用发射24磅炮弹的大炮,而是采用一种快速炮兵及可发射4磅炮弹的大炮,他共有300门这样的大炮,因此他的炮兵轻便,便于运动。华伦斯坦后来拥有80门大炮。作为强大炮兵的补充,这个瑞典人还给每个装备有轻型滑膛枪的步兵团两门称为皮革炮的轻型炮,一匹马或者两个士兵便可以把这种炮拉入阵地。瑞典之所以把这种炮叫做皮革炮,是因为这种炮炮筒上的铜皮上套有皮革。瑞典军队每个装备有滑膛枪的步兵都受过炮兵训练,因此皮革炮的操作士兵不会发生短缺,火力便可以得到保持。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布阵时,把整个装有滑膛枪的步兵团分成三个部分,这也扩大了火力线。另外,瑞典军队还首次使用了手榴弹。

华伦斯坦看到,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获胜取决于他那支能够快速移动的军队。除了快速炮兵外,他的轻骑兵团也十分引人注目。重骑兵和轻骑兵不再身穿重型甲胄,因此他们能够纵马飞驰,发起强大的进攻。如果他们如数不多,便像步兵那样拖着易于移动的皮革炮。

华伦斯坦在多年观察中,发现了一件最令他瞩目的事情,这就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广泛地使用工兵,他的骑兵部队就能造桥。这位瑞典国王对其士兵进行了多兵种的军事训练,和欧洲其他兵团相比,他有更多的坑道兵、工事兵和造桥兵。

德皇的军队虽然也很厉害,但却动作迟缓。被用作轻骑兵的骑兵仍是重骑兵和龙骑兵,他们只能乘马前进。皇帝的炮兵使用的还是16世纪的大炮,还没有炮弹,大炮的旁边有打开的火药桶,士兵用铁铲从桶里取药装炮。

华伦斯坦是无法替代的

皇帝非常需要这位最高统帅。华伦斯坦本人对是否再次出山犹豫许久,提出了强硬的条件,并得到了极高的赎金。虽然他没有提出薪金要求,但皇帝却付给他40万塔勒。于是1632年4月起,他又出任皇帝军队的最高统帅。华伦斯坦提出的强硬条件主要有:对皇帝的军队和德国境内的西班牙后备部队拥有独自的指挥权,以抵御外部敌人的入侵;取消斐迪南王子任总参谋部成员;华伦斯坦不受任何人监视;他在攻占的国土上接管皇帝的若干权力,如没收财产权和赦免权;最高统帅可以和外国进行各种谈判;他具有无限权力,可以作为帝国的全权代表签署和约;他还取得了一项非常难得的条件:只要他觉得什么地方可行(如萨克森)他就可以取消“归还敕令”,当然要以相应的政治妥协为条件,如停战、保持中立,如能实现和平则更好。这些妥协使将军把权力扩展到政治领域,他已能像宰相或外交大臣一样干预朝政。

 

最高统帅意欲何为?

还不到3个月,华伦斯坦就武装起来了7万人。尽管如此,他还没有马上向瑞典人进军。围绕这位最高统帅便出现了新谜团。他是否有特殊打算?兼任诸侯特使或密探的耶稣会士及卡普勒会士,都想弄清楚他的意图。华伦斯坦接见他们时,对他们大加冷嘲热讽。他对那些想发动战争的僧侣们感到惊讶,因为他自己一点也不想打仗,在这一准备阶段,有先见之明的华伦斯坦说:“只有当各国都化为灰烬时,我们才不得不谋求和平。”

华伦斯坦又建立了一支庞大而出色的军队。军官们身着猩红色军装,和最高统帅的大氅是同一种颜色。士兵们身着各种服装。华伦斯坦和古斯塔夫·阿道夫不同,他没有规定部下统一着装,也没有发给他们越冬的衣服。将军第一次公布了资格条例。伤兵的救护工作留给纽伦堡的辎重妇,而古斯塔夫·阿道夫却还要组织军队给养供应和伤兵的救护。

  华伦斯坦的第一个行动是争取萨克森的约翰·乔治,第二个行动则为动摇勃兰登堡选帝侯乔治·威廉的信心。但是他都未获成功,于是在1632年4月,他开始进兵波希米亚,这本来是在萨克森人占领之中。他攻占了布拉格,强迫萨克森人撤退,6月27日,又与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会合,总兵力增至六万人。他前进到安堡,并在纽马克与瑞典人发生了冲突。古斯塔夫撤往纽伦堡。华伦斯坦跟踪追击,于7月16日,到达弗斯,就在附近掘壕安营。

  两军对峙达几个星期之久,整个日尔曼和欧洲都在焦急和期待中等候消息。双方都在阵地上构筑了工事,他们对峙了两个月。那年夏天异常干热,军队给养困难,尤其是战马缺乏草料。“大家都在争夺桂冠,因此无暇争夺干草。”华伦斯坦按照瑞典人的方式向敌人发动闪电进军,最后在纽伦堡两军对垒。华伦斯坦并不马上开战,是否是他的年龄使他保持克制?也许他在运筹破敌妙计?比他年轻10岁的瑞典国王终于经不住诱惑发起了猛攻,他虽然战斗了12小时,却一无所获。三次进攻都被击退下来。大将巴纳尔身负重伤,托尔斯滕森被俘,因此他们都无法参加数月后的吕岑会战。在战斗中瑞典军仅损失了三千人,但“战无不胜的古斯塔夫”不再是战无不胜的了,瑞典国王的声威一落千丈,雇佣兵开小差的情况十分严重,数月内逃兵多达2万人。古斯塔夫·阿道夫起初认为雇佣兵“不忠,危险得很”,随着战争的深入他越来越珍惜瑞典人的生命,“哪怕雇佣兵一根骨头也回不来”,只要瑞典部队完好无损,瑞典就元气未伤。

十四天后,因为军中患病人数已有数千之多,所以古斯塔夫放弃了对峙,决定向维也纳进军,以吸引华伦斯坦离开萨克森,可是后者却看透了他的计划,不但不随着他走,反而直趋萨克森,而马克西米利安则率领骑兵的剩余部分,去防御巴伐利亚。接着,华伦斯坦也派人去通知霍克和帕本海姆--他们正留在威赛尔河上--与他会合在一起,意图为集中兵力对付萨克森,而使约翰·乔治退出战争。 维也纳怎么办?古斯塔夫想攻就去攻好了,哈布斯堡王室可以去逃亡,他们以前又不是没逃过。

  这个企图马上就变得很明显了,于是约翰·乔治拼命向古斯塔夫求援。瑞典国王此时本已在途中,10月22日又回到了纽伦堡。11月2日,萨克斯-魏玛的伯恩哈德也在安斯塔德与他会合,11月8日他占领了南门堡的柯森隘路。他在那里又催促约翰·乔治——他的军队正留在托尔高——率领所有一切能动用的兵力来与他会合。
时间已到1632年11月,应该安排过冬的营房了,否则士兵就会开小差。华伦斯坦的主力部队驻扎在梅泽堡和吕岑之间,古斯塔夫·阿道夫注视着皇帝军队的这一后退行动,并紧紧尾随其后。这个瑞典人探知,华伦斯坦已命令帕彭特海姆伯爵率部撤退,古斯塔夫·阿道夫便利用这个时机发起进攻。但他没有料到华伦斯坦会杀回马枪,并命令帕彭特海姆部队调头。在浓雾的掩护下,皇帝的军队迅速集结起来,以1.2万之众向1.6万多人的瑞典军队开战。(这是德国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米尔记载的数字,也是吕岑战役兵力对比于华伦斯坦最不利的一种说法,具体兵力有多少则说法不一)

 

战场上的死亡、荣誉、牺牲却胜负未定

古斯塔夫·阿道夫统帅着他的骑兵后备队。而斐迪南二世在哪里呢?德国的皇帝们都做了些什么呢?他们虽然做战争动员,但却很少亲自参战。号称“子夜雄狮”的38岁瑞典国王中弹落马,这颗致命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后背。他那匹白色的战马鼻孔和脖子流血不止,像妖怪似的驰过吕岑战场。

皇帝的军队利用瑞典人惊恐万状发起反攻。华伦斯坦率领他的步兵打入阵中。他的扈从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勇敢,他既不顾射中上衣褶子的滑膛枪子弹,也不顾落在自己周围的炮弹,似乎有刀枪不入的功夫。与此同时,关于“北方之光”的英雄神话已不复存在。不过,瑞典军队坚持进攻,长达11小时之久。他们迫使皇帝军队后退,华伦斯坦只好下达夜幕降临时撤退到莱比锡的命令。

这场战役带来了死亡、荣誉和牺牲,但胜负未定。瑞典人不像以前那么勇猛了,人们把这归咎于瑞典军队中有外籍士兵。华伦斯坦对军队的使用更加灵活了,但他没有取得十全十美的战果。他损失了6000人,而瑞典方面仅仅损失4000人。

法国首相黎塞留已经在考虑吕岑战役的后果。他那身为国王的同盟者与其瑞典精锐部队一起覆亡。现在是他出来谋取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他并不是第一个为实现罗马世俗计划而受封于罗马的红衣主教。迄今为止,每一个头戴红帽的神职人员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卫梵蒂冈、罗马和教皇国。黎塞留第一次暴露了自己是民族政治教会的真面目。还有一批维护法国政治地位的显赫的红衣主教和大主教也步其后尘,他们是:马扎然、弗勒里、塔列朗。

几年前,红衣主教黎塞留就已经阐明自己的计划。在他1629年的计划中就预见了未来,而且有些几乎已经成为事实:首先应想到在梅斯壮大自己的力量,然后竭力攻向斯特拉斯堡,以便占领打进德国的大门,而且这一计划需要缓慢地实施,要考虑周详,要小心谨慎,要深藏不露……
黎塞留的心腹、卡普勒会神甫约瑟夫已经开始秘密地和皇帝的忏悔神甫、政治良心顾问拉莫梅因互通书信了。约瑟夫神甫被称为“灰衣主教”,是个幕后人物。他设置的特务机构人数最多,在当时首屈一指。法国的天主教徒和德国的天主教徒勾心斗角,相互刺探。法方的上司知道这一切,而德方的上司却不知道。法国的目标是打击哈布斯堡王朝,因为在法国看来是德国的保护力量,因此一定要把它挤出中欧并进而消灭掉,使德国不再具有中央政府,更不会成为军事大国。小小的神甫约瑟夫把这一切都列入了计划,并对每一个细节都做了准备。

有一次他碰到提里军队的一个德国军官,这位军官向他喊道:“您就是约瑟夫神甫吧?那么您也是卡普勒会士喽?也就是说,您的神职在于把和平施与基督徒。然而你们却在信奉天主教的君王——德国皇帝、西班牙国王和法国国王——之间挑起一场流血的战争,这是为什么?滚,您真应该感到羞愧脸红!”约瑟夫神甫并没有感到脸红,反而继续充当红衣主教的帮凶。

 

 

第三部 罪恶的春天

华伦斯坦的信用

1630年7月,约瑟夫神甫来到华伦斯坦设在梅明根的大本营,请求拜见最高统帅。二人单独进行了一次谈话,详尽讨论了整个欧洲的问题及德法关系。神甫本是法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当他和德国统帅兼政治家谈到对土耳其进行十字军东征时,两人都兴趣倍增、如痴如醉。在华伦斯坦的一生中,他曾有过建立拜占廷帝国的雄心计划,而且他很想掌管这个帝国。难道不是只有在他的指挥下德法联军才能胜利吗?难道不是只有这支军队才能彻底铲除来自土耳其的危险吗?

在这次谈话中,波希米亚问题第一次提出来了。波希米亚是一个在德皇的压迫下为宗教信仰而叹息的国家,而布拉格则是一个由耶稣会控制的城市。由于斐迪南二世支持耶稣会,因此他在这里已不再受人欢迎。还有什么比让一个波希米亚人,即华伦斯坦在波希米亚当首脑更好呢?这是这位法国卡普勒会士、红衣主教兼首相黎塞留的国务活动助手所设置的一条导火线,这条导火线一直未息,后来皇帝终于惊骇地发现了它。

1633年2月,在布拉格就吕岑战役进行嘉奖和审判,华伦斯坦像君王似的向部下分授桂冠,包括一个元帅权杖、若干高级军官委任状、奖金、贵族称号、地产及贵重饰物。当皇帝及廷臣闻知最高统帅这一嘉奖部下的壮举时都目瞪口呆。华伦斯坦向一位将军颁发个人勇敢奖10000塔勒,其手下的军官每人7000古尔登,军士们每人500古尔登。每个参加吕岑战役的人都奖给一条荣誉金链,以作纪念。

一周之后,布拉格断头台的利斧落到14个人的脖子上,被处死的是14名贵族军官。经过两个月的审判才对他们作出判决,宣判书说他们的“罪过”是遇敌怯懦、临阵脱逃和抢劫本部辎重。七把指挥刀在断头台前被折断,临阵脱逃的军官被终生剥夺荣誉。华伦斯坦认为,主要罪责在于军官,其次才是骑兵和步兵,是军官们领导不力。在布拉格血腥审判的过程中,为军官团后来的强行解散孕育了一条原由。

 

约瑟夫神甫的堂兄弟在德意志

1633年春,黎塞留把一名最狡猾的间谍德·弗盖尔骑士派到德国去,此人是约瑟夫神甫的堂兄弟,曾经给红衣主教办过许多事,特别是在攻打法国新教徒的城堡拉罗舍尔时,他从自己的君主那里接受了许多任务:他的公开身份是大使,暗地里是黎塞留的秘密间谍机关的得力干将,而且这些公开的和秘密的任务是紧密交错、不可分割的。战争更加使德意志大小贵族贪婪于外国的黄金。法国的皮斯托尔(金币)和西班牙的杜布朗(金币)同样有效--德国的君主们决不会被这方面的某种局限性和偏见束缚住手脚。“皮斯托尔的叮当声”,弗盖尔在自己的报告中多次指出,“没有人会感觉不到”,“这种声音有它神奇的魅力,”--大使补充说,当然,不是所有的“皮斯托尔外交”都很顺利。譬如,伯恩纳德·萨克森--魏玛公爵委婉而坚决地谢绝了法国津贴。“我看必须把数目增加到一万埃居”这是黎塞留经验丰富的密使从出乎意料的拒绝中得出肯定的结论。宫廷里和军界的一些特别忠诚的爱国官员也不愿接受金钱馈赠。此时弗盖尔机智地发现了其中的隐情:金钱的邪恶显然降低了它自身的价值,因此为了征服上述官员的美德,必须赠给某些人金链条,赠给另一些人配有珍贵鞘壳的宝剑。必须不厌其烦地弄清楚贵族们自相矛盾的许许多多要求,并在战争过程中占领黎塞留坚持要划入法国版图的那些地区。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死,引起了反哈布斯堡联盟成员的严重恐慌,对于一些较大的新教贵族,必须防止他们企图与皇帝单独媾和,弗盖尔走访了德累斯顿,在那里,法国人首先慷慨地贿买了谋士季曼乌斯,通过他又直接向萨克森选帝侯本人提供了津贴。7月,弗盖尔又拜访了勃兰登堡侯爵。后来,在1633年8月,弗盖尔又拜会了皇家官僚聚集的要地--法兰克福。

弗盖尔的旅行还有一个众人不知的目的,而其他许多复杂而重要的任务都只是为此目的打掩护的。这个目的就是,促使弗里德兰公爵同皇帝闹翻,从而转归法国。早在3年前,“不学无术的红衣主教”会见华伦斯坦时,他们就小心翼翼地会谈过土耳其的问题。约瑟夫神甫经过冷静的考虑作出了结论:无论多么伟大的梦想在实际中完全可能产生重大的变化。“不需要什么更好的东西了”,难怪在弗盖尔之前,另一名法国使者杜·加梅尔男爵访问华伦斯坦时这样说过。

华伦斯坦的重要动机就是同敌人进行秘密谈判。他知道,他只被任命为帝国军队最高统帅是违反维也纳“西班牙派”(包括耶稣会教徒)的意愿的,他只是由于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胜利将皇上逼到了绝境,才取得了这一职位。

吕岑战役之后,华伦斯坦显然有一连串自相矛盾的行为。他忽而按照维也纳的指示攻打敌人并取得了胜利,忽而又无缘无故的撤退,并故意漠视皇帝的旨意--把一部分军队增援来自意大利的西班牙军队,或者调去保卫他的仇敌马克西米利安的领土。弗里德兰公爵虽然动摇了,但他还是照他自己制定的一套办法行事。他很清楚,只要维也纳还需要他,那么对他总还是能容让的。要战胜德国皇帝的敌人显然是不可能的,假如获胜也仅是他失败的先兆。相反,和平却立刻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好处。他可以对维也纳说,媾和是依靠同盟者--天主教贵族巩固皇帝地位的一种手段。天主教贵族对保持和扩大自己的领地、巩固自己独立的关怀胜过自己的天主教同行。至于同敌人,可举行较公开的谈判,为了换取敌方一个主要的让步,换句话说,即换取敌方承认弗里德兰公爵为捷克国王,可率领全军倒向敌方,并在后来的和谈中作出更多的让步。为此,华伦斯坦同萨克森和瑞典人进行了秘密谈判。

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保密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比较难。华伦斯坦的司令部受到欧洲一半国家的外交官和间谍的集中注意。他们之中有皇帝和西班牙的间谍,巴伐利亚侯爵和耶稣会的间谍、瑞典首相和萨克森军总司令阿尼姆的间谍。这位萨克森人想证实,弗里德兰公爵有否提过派给他几个团作为精心培育出来的可靠支柱。此外,盟国的间谍彼此间也互不信任,瑞典人怀疑萨克森人牺牲他们而同华伦斯坦媾和,巴伐利亚人和西班牙人害怕,德国皇帝的言行将受到维也纳宫廷里弗里德兰公爵的支持者的支配,而耶稣会则对谁都不信任,甚至对自己的会员也信不过,它正在酝酿推行某一奸狡的计划。

其实,黎塞留已从耶稣会得到情报。约瑟夫神甫通向皇帝斐迪南二世的最有影响的牧师--拉莫梅因有许多条“渠道”。现在黎塞留手中掌握着所有的王牌:同华伦斯坦达成协议,这是好的一面;达不成协议,可能会单方面地把弗里德兰公爵有背叛性的交往关系告诉维也纳。以便使西班牙-巴伐利亚派尽力躲开这个“顽固不化的打手”。让这个派把华伦斯坦撤职,看成是自己的巨大胜利吧。一句话,这是一场只赢不输的赌博。

还在1633年5月,弗盖尔就在德累斯顿结识了金斯基伯爵,他是华伦斯坦最亲近的人之一。金斯基公开建议,形式上暂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谨慎的弗里德兰公爵通常不会将自己的秘密协议的任何一点写到纸上去的)说明华伦斯坦倒向德国皇帝的敌人是换取他为捷克国王。弗盖尔愉快地给华伦斯坦写了一封信,指出他在皇家阵营里的处境十分不利,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西班牙-巴伐利亚派。同时,他还指出,一旦法国和瑞典迅速达成协议,公爵必将面临一派大好形势。华伦斯坦通过金斯基提出一系列具体问题:法国和他的盟国将给他提供一些什么保证。弗盖尔答应考虑华伦斯坦在这些问题上所表示的愿望。

 

黎塞留突然提出的倡议

当1633年夏天最高统帅接见法国国王特使弗基亥侯爵时,华伦斯坦就已经知道,这位特使前不久已和瑞典人达成了一项新协议。法国人不想放弃让北欧的瑞典人停留在德国的想法。

现在华伦斯坦突然接到黎塞留的倡议,法国准备向德意志国土上及其势力范围发动第二次进军。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已下决心,答应以“武力支持”华伦斯坦,以使他能够获得波希米亚的王冠!约瑟夫神甫曾首次点破的华伦斯坦这一早已有之的想法,现在也许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法国向他提供两个兵团,每年还给予100万利弗尔经济援助。法国在拉拢信奉新教的异端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封地以后,现在转而拉拢信奉基督天主教的德意志帝国的最高军事统帅。

华伦斯坦的愿望该不该借助于外国的支持并进而得以实现呢?华伦斯坦该不该和法国一起表演使德国分裂的悲剧呢?华伦斯坦对这个可疑的倡议保持沉默,而黎塞留开始时也保持沉默,他这样做是为了在以后的谈判中在符合自己的政治需要的时候使他的对手出丑。

华伦斯坦本来想把旧教和新教的选帝侯们请到一张谈判桌前,可是因为他患有痛风病?或者是他看到自己又被自己阵营里的敌人所包围?皇帝送给他的信中具有一种新的口气:“我命令。”如果斐迪南二世现在不想实现和平,华伦斯坦便以“对几位人物不恭”的态度迫使他接受和平!对于华伦斯坦来说,皇帝的军队一直是他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工具,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他甚至可以用这一工具来对付国家最高元首。

当华伦斯坦得知,古斯塔夫·阿道夫最亲密、最得力的顾问奥克森斯蒂纳宰相已把德意志土地分赠给有功的瑞典军官时,便再次暴怒起来,又变成了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否则谁会出来采取行动呢?他想和萨克森一起把瑞典人从德国赶出去,然后和各派政治力量及宗教力量缔结和约。华伦斯坦命令金斯基停止与弗盖尔会谈,谈判重新开始的时候已经是年底了。

 

华伦斯坦仍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吗?

1634年春天,华伦斯坦曾想缔结一项条约。缔约的另一方不仅有萨克森选帝侯及勃兰登堡选帝侯,而且还包括瑞典和法国。金斯基通知在美因河畔的弗盖尔如承认公爵为捷克国王,华伦斯坦愿接受法国原先的建议。那时最高统帅已身患严重的痛风病,不能行动,但他喊道:“噢,和平!噢,和平,和平。”他的私人医生说,他已不久于世了。尽管这样,这位病人还是向他的代表发出详细的指示:法国不可越过莱茵河;关于波罗的海港口问题一定要达成一项协议。进行这些谈判符合皇帝给予他的全权,到目前为止,皇帝还没有削减他的权限。“宁愿给瑞典人金钱,让他们满意而归,也不要让他们在德意志帝国占有一寸土地”,华伦斯坦说。所有这一切,除一些细节外,是无法对维也纳宫廷保密的。
最高统帅昔日的心腹现在暴露出与他为敌的真面目,从他们呈交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华伦斯坦每周都和黎塞留通信。密探们早已在跟踪华伦斯坦的一名骑兵。他们称,这名骑兵已作为弗里德兰公爵的代表在巴黎和黎塞留及国王密谈了7小时。有一份传单说:最近华伦斯坦在比尔森等待着法国元帅图瓦勒的来访……法国国王还要当德国的国王和皇帝;华伦斯坦要做波希米亚国王;整个帝国将被重新瓜分;选帝侯的候选名单也将公布……这份传单就是这样详细介绍有关发动政变、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的内容。

 

通向埃格尔的道路

后来的事件就是席勒的名剧《华伦斯坦之死》中所描述的情景了。这位伟大的德国诗人也是历史著作《三十年战争史》的作者,这是大家所熟悉的。

加勒斯中将得到维也纳的指令,命令他立即逮捕弗里德兰公爵和他亲密的助手伊洛和贴尔茨基,然后将他们押送监狱,详细审问。发布这种命令当然要比执行容易得多。当时加勒斯正在比尔森华伦斯坦的大本营里,附近驻满了忠于公爵的军队,由伊洛和贴尔茨基领导的公爵的秘密间谍机关也设在那里,它的任务就是全力监视公爵的那些公开的或可能的仇敌的一切行动。

为了更牢固地控制住军队里那些一点不知道他同敌人举行谈判的主要指挥官,公爵决定要他们宣誓效忠。他把这些军官请到比尔森,由伊洛邀他们参加宴会。当客人们就座后,伊洛给他们详细讲述了维也纳宫廷反对华伦斯坦的阴谋,并告诉诸位军官,宫廷还企图撤他的职。伊洛继续说道,公爵决定抢在敌人行动之前,自动引退。

与会者听到这些消息后,个个震惊万状。公爵的辞职无论是对于帝国军队或者对于它的将领们都是极大的危险。请愿团全体一致以会议的名义,要求公爵切勿辞职。华伦斯坦再三考虑后,才表示答应部下的要求暂不辞职。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各级军官应献忠心并以书面形式表示愿跟随他与敌人战斗到底。但在即将提交军官签署的文件中,有一个令人快慰的保留条件,即只有当华伦斯坦指挥军队为皇帝效忠时,他们承担的义务才有效。所有与会者纷纷表示,愿意签署这个文件。

因伊洛的讲话以及同华伦斯坦的谈判而被打断的盛宴,又继续进行了。宴会结束后,把效忠华伦斯坦的文件交给军官们签字。酩酊大醉的军官们一个接一个签了名。只有不多的几个人觉得有必要简略地看一下文本。当他们确信文件中没有写明华伦斯坦军队为皇帝效忠这一极为重要的附加条件时,他们感到特别吃惊。伊洛把客人们宴会前早已熟悉的文本偷换了。大家惊慌不安。有些人拒绝签字,此时贴尔茨基宣布,谁不在文件上签字,谁就破坏誓言。参加宴会的大部分军官很快同意了上述意见,而另一些人虽然不赞成但也不敢违抗,只好依样画葫芦签字,公开反对实在太危险了。然而,有些签名写得极为潦草,以致使人无法辨认。

华伦斯坦对这种抗拒非常恼怒。次日,他又召集了军官,重新阐述了自己对维也纳宫廷的不满,同时又以佯装辞职相威胁。于是,他成功地压服了动摇者,他们立即表示同意签署文件。

华伦斯坦的目的已经达到,更确切地说,他深信大局已定,便把军队中的其他将校召集到了比尔森。然而,许多人在途中已得知所发生的情况,便纷纷返回原驻地。而加勒斯来比尔森,唯一的目的就是把发生的一切详细探问清楚,然后禀报皇帝(眷写最重要文件的华伦斯坦私人办公室的一位司书后来又为加勒斯效劳,显然,此人早已是这位将军的间谍;也许扮演这样角色的还有华伦斯坦的占星术士--撒尼)维也纳命令加勒斯立即逮捕卖国贼。为了行动自由、不受拘束,加勒斯向华伦斯坦请求亲自拜访一位没有参加比尔森会议的名将-阿尔德林金,受骗的华伦斯坦甚至还把自己的马车给了加勒斯。加勒斯走后把监视公爵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个将军--意大利人皮科洛米尼。实际上,加勒斯和阿尔德林金已把华伦斯坦叛变的消息迅速通知了其他各位将军,并命令那些对弗里德兰公爵作战的绝对可靠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尚未看清敌人把戏的华伦斯坦已经落进了皮科洛米尼布下的陷阱。这个意大利人懂得决不能拖延,他要求立刻去见加勒斯,催他赶快回比尔森。不久,皮科洛米尼率领一大批部队向比尔森挺进,想在那里逮住公爵,同时,加勒斯奉皇帝的旨意,命令其他各部队前去占领华伦斯坦的支持者盘踞的那些要塞和城市。

弗里德兰公爵准备前往布拉格,并在那里宣布自己为捷克国王。然而,他在途中已经得知,那里的驻军将领已倒向皇帝一方,维也纳派出的增援部队正在向布拉格进发,皮科洛米尼率领大部队进驻比尔森。

这样,解救华伦斯坦只有靠瑞典军和萨克森军,当然无论是奥克森斯蒂纳首相还是阿尼姆将军都懂得,公爵和他们赌博的时期已经结束,公爵除完全投靠外,已别无出路。他们不再犹豫了,深知华伦斯坦不会再设什么圈套了,所以他们必须保护这位失宠的统帅,以便使他与皇帝相抗衡。

华伦斯坦仓皇逃到埃格尔城。他在那里得知,维也纳已经宣布他为卖国贼。但公爵并未失望。他认为,只要他首战告捷,甚至他疏远的许多将校也会回来,并不会一败涂地。华伦斯坦确信,埃格尔的城防司令郭尔东是忠于他的,便逃到那里固守待援,这是个机不可失的大好时机。瑞典军和萨克森军已经向该城挺进,完全可以挽回危局。

皇帝是刺客的主谋和帮凶

1634年1月底,皇帝通知他的忏悔神甫、耶稣会士拉莫梅因,他已决定收回最高统帅华伦斯坦的指挥权。他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肯定度过了不少不眠之夜,做过许多祈祷。继任的军事统帅应该命令全体将士重新宣誓,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对45名高级将领和军官宣布大赦,他们在比尔森宣布接受最高统帅授予他们的高级将领职务。

在答应决不泄露其忏悔内容的情况下,耶稣会士拉莫梅因获悉了每一个细节,对这些细节他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假如华伦斯坦拒捕,是否要进行正当防卫?斐迪南二世希望他的“良心顾问”能够同意他的决定,而拉莫梅因也确实同意了。

皇帝是在忏悔时向拉莫梅因告知上述事情的,而拉莫梅因却很快将皇帝的忏悔内容告诉了自己的上司,因此他的这种做法是一种严重的失信行为。在拉莫梅因给罗马的报告中有一段非常重要,它摘引自皇帝给其四名心腹军官的密令:

“要想尽办法逮捕谋反的头目及骨干分子,并把他们押送到维也纳,或者作为铁证如山的罪犯而就地正法。”对于进行一场政治谋杀的刺客们来说,皇帝是他们的主谋和帮凶。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主义导致一场政治屠杀。没有诉讼程序,没有审判,因此也没有判决。有一个名叫海因里希·冯·兹尔比克的人把这个事件成为“哈布斯堡王朝心目中的国家谋杀权”,因此皇帝使用了一个君王自己的字眼:叛逆罪,并以此对处死华伦斯坦一事进行辩解。

1634年2月22日早晨,维也纳的城门、重要广场和主要街道都张贴了布告。这份由皇帝签署的布告谴责华伦斯坦犯有叛逆罪,说他“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危险的政治阴谋活动,把矛头指向皇帝和功德无量的哈布斯堡家族”;说他密谋策划,妄图铲除宗教,最后还指责他是个忘恩负义的人。皇帝向全体军官下达命令,要求他们拒绝听命于弗里德兰公爵……;哈布斯堡王朝中反对华伦斯坦的一派已准备公开开战,看来他们是要与最高统帅彻底决裂了。

华伦斯坦为什么不向其军队发布命令?他为什么不保卫他那比皇帝本人还要高的目标呢?这位皇帝称,他的第一将军放纵自己的利己主义使他深感不安。

军队的行动对共同的和平政策已发出了警告,万不得已就得借助军队的压力和皇帝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澄清欧洲的局势。为什么华伦斯坦不再采取主动行动?他像一个断了气的人,逃到一个其实藏不住的地方躲起来。他对一切都抱着等待的态度,他真的病得那么严重吗?最高统帅再也不能骑马征战了。

几年前,华伦斯坦重金聘用的天文学家、新教徒约翰内斯·开普勒就要他提防1634年3月,说这将是一段充满苦难和危险的时间。到3月1日还有4天,华伦斯坦面临着毒药、匕首或掐扼咽喉之手的威胁及被除掉的危险。忠于华伦斯坦的要员和密探都没有向最高统帅报告维也纳及军中发生的真实情况。整个军队都毫无举动,因为他们的最高统帅也没有任何主动行动。

 

狂欢节盛宴成为最后的晚餐

郭尔东的“忠诚”是假装的,这个奴才,尽管他是个苏格兰新教徒,认为执行皇帝的命令--逮住这个天主教事业的叛徒对自己极为有利,但却未能付诸实施。他的同谋者是爱尔兰人莱斯利少校(公爵的亲信)和布特列尔上校。起初他们准备逮捕华伦斯坦,并将他押送维也纳。因敌军正在向埃格尔挺进,这个计划无法实现。这个消息是华伦斯坦亲自告诉莱斯利的。计划马上改变,第二天夜里,阴谋者决定,必须杀死华伦斯坦。这时,莱斯利、布特列尔和郭尔东向弗里德兰公爵表了忠心。他们为了驱散公爵沉郁的心情,邀请他参加欢乐宴会。华伦斯坦因被现状闹得心情不佳,谢绝了邀请,但其余的人均表示同意赴约。这样,计划无须有所改变。

在娱乐的宴会上,杯杯美酒像泛滥的河水,处处皆是,人们为未来的独立国王华伦斯坦举杯痛饮,直到根据约好的信号一群武装的士兵闯进了大厅,他们方罢饮,金斯基和贴尔茨基当场死在凶手的乱剑之下,伊洛自卫了一些时候,也被许多敌人杀死。第四个牺牲者是涅曼,他在搏斗时逃到院子里,但在那里被岗哨砍死。

这时,只剩下主角华伦斯坦本人有待收拾,当他尚不知刚才所发生的事变,而未采取防卫措施之前,必须加速行事,莱斯利向士兵们宣布了公爵的背叛行为,并派部队巡逻城里的街道--以防这个叛徒的支持者去援救他。城门紧闭,华伦斯坦所住的城堡周围密布了一圈士兵。在这悲剧性的时刻,华伦斯坦还没有想到死在眼前。他正平静地与自己的占星术士撒尼谈古论今。经验丰富的占星家白白提醒公爵危险尚未过去。然而,公爵甚至连卜卦的预兆也不信,他安详地和撒尼分了手,解衣躺在床上睡觉了。

这时,雇佣的刺客们已经登上了楼梯。他们由许多次未经通报就去求见华伦斯坦的德威路大尉率领冲向华伦斯坦的卧室,他们不适时机的到来并未引起哨兵的怀疑,刺客立即将惊慌失措的侍卫当场砍死。德威路和他的士兵们破门而入华伦斯坦的卧室。

当时一个凶手声色俱厉的发难词倒也流传下来了:“你是个大坏蛋,发假誓的家伙,叛逆贼,老无赖!”

迄今无人可以替代、无人能够伤害的华伦斯坦既没有抓起利剑自卫,也没有后退躲避,更没有跳到窗边争取时间或报警,他没有进行正当防卫。他没有呼喊警卫队,也没有反抗,这位被判处死刑、面部苍白瘦削的人只说“营地”--毫无作用,致命的一剑已插进他的心窝。

两天以后,2月27日,华伦斯坦派驻在西里西亚的军队举行起义,他们真的宣布法国国王为德国皇帝,并宣布弗里德兰公爵为波希米亚国王。他们宣誓效忠于信奉新教的萨克森、勃兰登堡选帝侯,还宣誓效忠于瑞典。宣布成立一个北方王国的举动正中华伦斯坦的下怀,他没能等到这一天。

为了向维也纳政府发出警告,虽然华伦斯坦本人并没有进行策划,但西里西亚的军队却自己举行了一场引起轰动的类似于哗变的示威游行。不过这场起义为时已晚,因此没有波及到其他地方的军队。

据说皇帝闻知华伦斯坦已被刺死的消息后居然哭了。斐迪南二世忽然惋惜地说“他们把他描绘得过于黑了”。当金羊皮勋章的勋章链呈送到斐迪南二世面前时,据说他大呼:“噢,我的华伦斯坦。”这枚勋章正是他亲自为华伦斯坦从西班牙人那里争取来的。

蓄谋者的报偿

皇帝的命令执行了;但是,在举行了假仁假义的仪式之后,皇上对被刺事件表示遗憾,并命令做三千次追荐,以慰亡灵,同时也慷慨地赏给了凶手们爵位和封号。当用没收弗里德兰公爵的财产奖给这些凶手们和分发领地时,就不是那么迅速和慷慨了。

将军的遗产总值达900万古尔登,而凶手们从中拿走4万帝国塔勒。护卫队的普通龙骑兵每人100塔勒,两名上尉各1000塔勒,统领护卫队的上校2000塔勒。后备队的士兵每人增发一个月的军饷。

尽管抗议之声不少,但军队内并没有发生骚动,军队指挥官中也没有人采取报复行动。在埃格尔或奥格斯堡出现的传单,对皇帝率先进行指控,说他是“埃格尔悲惨阴险的暗杀事件”的肇事者。新教方面把华伦斯坦的和平愿望与牧师方式或“西班牙帮规及耶稣会教规”加以对照。
华伦斯坦被刺的消息传到巴黎时,路易十三并未感到不安。“我希望”,国王庄重地说,“这将是一切出卖祖国的人的下场。”黎塞留的间谍赶忙将君王这句动听的话传给他听,这句话并没有引起这位红衣主教的特别兴趣,只要略加注意,就可看出有不少人企图将他视为国王心目中的卖国贼。当然,黎塞留决不会因此而不满,相反他愉快地禀报路易,重新挑起战争的西班牙人未能将国王和他的首席大臣严格区别开来,同时,还利用他们的间谍截获的西班牙大使卡斯登涅特的信大肆宣扬,“上帝保佑,让新的拉瓦尔亚克快快降生吧。”

 

 

第四部 多少梦想破灭了

埃格尔的悲剧并没有解决问题

欧洲这场大战又进行了14年,皇帝的儿子利用宣布效忠于皇帝事业的华伦斯坦军团成功地解放了德国的中南部。这样便出现了折衷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真正引起了破坏性后果。

不用说,皇帝已十分虚弱,他既没有杰出的元帅,也没有强大的军队,因此无力自卫。德国的选帝侯站在一边袖手旁观,新教诸侯又不联合起来。

法国和瑞典仍为盟国。西班牙不想放弃其在莱茵河畔的地位。于是红衣主教黎塞留便向西班牙国王宣战。现在,斐迪南二世只好置德国的忧患于不顾,紧急出兵援救西班牙。不论旧教还是新教都在德国征战,德国变成了战场。

德国人口已由1600万下降到700万。当时有人估计,认为有32.5—33.8万人在战争中阵亡。无休止的战争带来了饥饿、瘟疫和流行病,就连那些未遭战火之害的省份也未能幸免。

威斯特伐里亚条约——德意志帝国的死亡证书

德皇丢失的领土有勃兰登堡边区、梅克伦堡和西里西亚、主教区马格德堡、图林根和黑森、法兰克尼亚、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普法尔茨、阿尔萨斯和选帝侯领地特里尔。各国各方的铁犁进出于这些地区。

诺德林根战役后逃到达姆斯塔特的难民比那里原有的居民还要多。但是瘟疫却夺走了一半新老达姆斯塔特人的生命。普法尔茨已是一片荒芜,能找到的数字证明,那里的居民已由原来的10万人减少到2000人。有一段时间,波希米亚的居民曾高达300多万,但三十年战争期间据说已减少到80万人。在奥格斯堡,仅织工行会1612年的会员就多达16932人(包括妇女和佣人),在遭到围困和瘟疫之后,那里的居民大大减少,到163年,仅剩下新教徒12017人,天主教徒4415人。

没遭到或略微遭到破坏的有瑞士、奥地利境内的世袭领地、蒂罗尔、福拉尔贝格、萨尔茨堡和贝希特斯加登,还有北德莱茵兰的可观部分、威斯特伐里亚及下德国的部分地区。

人们把1648年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签署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称为德意志帝国的死亡证书。这个和约使德国损失国土共4万平方哩。法国和瑞典被视为战胜国,还以保护国的身份确保“德国的自由”。德国已任人摆布。

法国得到了哈布斯堡王朝在阿尔萨斯的领地……可怜的阿尔萨斯,它的命真苦!公元870年帝国分裂后归德国;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条约后归法国;从1870年起又重属德国;50年后归法国;纳粹政权时又被德意志帝国兼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终于又回归法国。另外,法国在梅斯、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近100年的主权也得到追认。瑞典取得了波罗的海沿岸,包括吕根岛在内的前波莫瑞、包括什切青和维斯马在内的后波莫瑞,还有作为世俗公爵领地的主教区不来梅和费尔登。这样,瑞典便变成了德意志帝国议会的成员,既有席位又有表决权!德国还必须向瑞典支付500万塔勒的战争赔款,只有这样他们才马上撤军。和约规定划给瑞典的国土正好是华伦斯坦想在那里建立自己公国的地方。德国必须接受与海隔离的事实,它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它还必须公开并最终确认瑞士和荷兰已经享有的独立。

苦战30年后,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并没有给战争策划者带来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斐迪南二世在位的18年中没有一年没有战争。不过,这位皇帝在战乱中还是不失时机使自己的儿子斐迪南三世选为罗马国王。席勒在其《三十年战争史》中写到:“独夫的野心之所以造成如此有害的后果,肯定是因为他的这种野心正好不幸碰上了这样一个世纪,碰上这样的战争准备以及纠纷的种子。”从鲁道夫一世(1273—1291)算起,斐迪南二世是第九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皇帝,他向圣母玛利亚发出祈求,并令人奇怪地用“最高统帅”来称呼她。难道她没有倾听他的祈求吗?他的那些耶稣会士,其中包括皇帝的忏悔神甫拉莫梅因,属于那些不太起眼的胜利者。

战前存在的一切又得到重新确认:天主教、福音新教和加尔文教三个教派地位平等;承认各教的教产,标准年为1624年。德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实现宗教宽容的国家。法国150年以后才宣布这一宽容,而英国则更晚(1828年);另外,还承认帝国各诸侯享有自由、外交政策自主权和结盟权,还允许他们可以像一个国家那样处理各种事物。因此,当时著名的国际法学家萨穆埃尔·普芬多夫把德国叫做大怪物。诸侯的强大使帝国走向了灭亡。350多个地区都享有国家主权,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在这些国家中,其中有几个小国才只有几平方里的土地。德国再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了。

尽管29岁的斐迪南三世选为皇帝时身着查理大帝式的服装,但他却没有皇帝的权威性。每年分配给他8000塔勒,保留他封授贵族称号的权力。全面的困难并没有阻止高傲的斐迪南三世身穿西班牙式或勃艮第式的华丽国服到处炫耀。他的铠甲不仅饰以精美的雕刻花纹,而且还罩以布鲁塞尔花边饰物。斐迪南二世的这位王子既没有强大的军队,也没有伟大的将帅,他干脆把皇帝军队的残部和西班牙军队合并起来。这样,在德国的领土上仍然存在着西班牙和法国的矛盾,德国仍然是外国军队和外国雇佣军支队涌入的地方,随其而来的是掠夺、抢劫、饥饿和瘟疫。

1648年11月,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通过一份敕谕提出抗议,因为奥格斯堡宗教和约重新允许宗教改革派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还允许他们在公共机关任职。但这次抗议毫无作用,教会明显失利,第一个回合的胜利者——罗马和哈布斯堡——现在成了失败者。

华伦斯坦临死前那年流传的政治联合和谣言几乎都变成了事实。黎塞留的继承人马扎然(又是一个红衣主教)四处游说,劝说大家选举法国国王做德国皇帝。5个德国选帝侯在煽惑下表示赞同,几年后又有两个选帝侯也被说服,这样,法国国王就有了兼当德国皇帝的机会。从历史上看,的确有好几个外国人当过德国的皇帝。在查理四世1356年发布的“黄金诏书”中根本就没有规定只有出身德国的人才能选为皇帝。

这种皇帝选举法已实行了300年。巴黎议会的法国国王顾问安东·奥贝里则要对它加以研究。为此,他写了一本书,题为《论国王对德意志帝国的正当要求》。根据他的论述,德国的部分领土原本就是法国从法兰克王国那里分得的遗产……从这种无限制的领土要求可以揭开法国和德国世代为仇的原因。在三十年战争的那个世纪,法王路易十四的陆军大臣卢瓦侯爵把他的忧虑归纳为:“可以看成我们未来真正敌人的德国人,若是有朝一日有一个皇帝骑马出征进攻我们,他们不用联合其他民族就可以加害我们。”差不多300年后,法国历史学家雅克·班维尔把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称之为“法国最珍贵的宝物”。这是他对历史所做的现代注释。

纽伦堡不可救药的人的阅兵式

幸免于难的大人物好象忘记了战争及与战争有关的一切。1649年9月,他们在古老的帝国自由市纽伦堡举行豪华的欢宴。外国人及德国的将军、从各条战线返回家园的人相互举杯祝酒。黄汤下肚,酒性大发,出席宴会的王侯和将军们在分手之前还要做一次三十年战争的游戏。他们所渴望的这场战争造成了许许多多的牺牲者、死者和不幸者,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他们让人把武器拿进宴会厅,并选举在场的两位使节为上尉。当时的一份报告说,这两位上尉一位代表“尊贵的王侯殿下,瑞典的最高统帅,莱茵行宫伯爵,卡尔·古斯塔夫先生”,后来的瑞典国王;另一位代表“冯·皮科洛米尼将军阁下”,又让冯·乌朗格尔元帅当军士,所有的将军、上校、中校都被“降为”配以滑膛枪的步兵。

先生们围绕餐桌行进,一起鸣枪,然后井然有序地登上建于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时代的纽伦堡城堡,并在那里烧掉好几门大炮。“在收兵回营的行军路上,上校克拉夫特先生戏谑地解除了他们的职务,因为和平已经到来。”

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并不是靠外交和武器,它之所以结束,是因为交战各方都已精疲力竭。安排上述这场表演真是用心良苦,而这场作为三十年战争结束语的表演又是对欧洲死亡百姓及阵亡将士那累累荒冢的嘲讽。

原勃兰登堡弗里德里希·威廉的首席顾问,现已晋升为帝国元帅的瓦尔德克伯爵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怀着对德国的极大忧虑要求发言。他说,他对皇帝陛下的任命有不同看法,他并不认为皇帝是当时杰出人物中最好的一个。因此,三十年战争结束10年后,他大声疾呼道:“未来的皇帝应该是一个能够开拓疆土的帝国元首。如果他把国家管理得一塌糊涂,那么他就必须辞去这一最高国家公职。”

哈布斯堡王朝
1619-1637 斐迪南二世
1637-1657 斐迪南三世
1658-1705 利奥波德一世
1705-1711 约瑟夫一世
1711-1740 查理六世

维特尔斯巴赫王朝
1742-1745 查理七世

哈布斯堡王朝
1745-1765 弗朗茨一世
1765-1790 约瑟夫二世
1790-1792 利奥波德二世
1792-1806 弗朗茨二世

霍亨索仑王朝
1871-1888 威廉一世
1888 弗里德里希三世
1888-1918 威廉二世

 

我们完全被毁灭了,真的,完全被毁灭了。
一群跋扈的外来民族、狂吼的军号、
站满鲜血的刀剑、雷鸣似的炮声
把我们汗水换来的成果全部摧毁了。
塔楼在火焰中燃烧,教堂给推倒,
市政厅变成废墟,壮健的汉子给剁成碎尸,
少女们遭到蹂躏,我们张目四望,
烈火、瘟疫、死亡压在我们的心头,窒息着我们的灵魂。

——安德烈亚斯·格里菲厄斯

 

正当其他欧洲国家在形成殖民帝国的时刻,德国却成为一个内陆国家。这种情况对已经被严重削弱的德国城市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城市现在只是原来城市的影子,是过去日子的可悲记忆。就像安东尼在展开恺撒的尸布的时说,“这是卡斯卡的匕首戳的窟窿,这是卡西乌的攮子扎的窟窿,这是布鲁图的剑刺的窟窿”;当我看三十年战争那段血淋淋的历史时,我会说:“这是波希米亚人的血;这是马格德堡人的血;这是巴伐利亚人的血;这是新教徒的血;这是天主教徒的血;这是约翰·提里将军的血;这是古斯塔夫国王的血;这是华伦斯坦元帅的血。”

华伦斯坦曾经采取了一切手段,而且作为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所应该做的所有事情他都做尽了,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是什么造成了华伦斯坦的悲剧也造成了德国的悲剧?是因为命运之异乎寻常的和极端的恶劣吗?还是因为以不公正的手段追求公正的结果,最终也难逃厄运?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决不能说华伦斯坦没有在敌人的营垒里安插自己的间谍,不想得到有关敌人活动的情报。但这件事却偶然而又偶然。其原因是各人自行其是,互不通气。华伦斯坦的间谍活动互不配合,因此导致了如此可悲的结局。埃格尔的教训之一就是一定要组织一个能够把不同来源的情报加以汇总的机构,才能推断敌人的意图,以一个密探的成功来补偿另一个密探的失败。

统一思想并非是华伦斯坦首创的,1522-1523年的骑士暴动时的骑士乌尔利希·冯·胡登就主张只承认皇权,结束诸侯的割据,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骑士暴动失败后,胡登逃往瑞士,第二年病死在那里,年仅35岁,除一支笔和“我甘愿冒险”这一著名口号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华伦斯坦的理想能不能实现?实现统一是困难的,然而达成一个谅解与和平是有可能的,至少可以减轻一些破坏。人心思定,天天有人死亡,经常像格里菲厄斯在他诗中所讲的焦虑不安,使得幸存者甘心情愿去服从任何权威,只要这个权威强大得足以制止他们身受的恐怖,使之不再重现。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华伦斯坦必须牢牢掌握住军队。弗里德里希·威廉于1667年给他的继承人写的备忘录是对的:联盟肯定是好的,但是一个人如果自己有力量,可以依靠的力量,那就更好……感谢上帝!自从我开始拥有力量以来,使我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然而,华伦斯坦所指挥的雇佣军却存在先天性的致命弱点,雇佣兵关心的是军饷的多寡,而不是战争的目的。这些人不会有什么忠诚心,华伦斯坦的被刺再次提供了血腥的例证。正如很多朋友指出的那样,华伦斯坦也没有巩固的根据地。

轻视愚昧、迟钝的人是才智超群的人常有的弱点,这个弱点在华伦斯坦身上恰恰特别突出。这个高傲、坚定的人身处一把张开口的铁钳的钳口上,一端是法国、瑞典的枪炮,一端是哈布斯堡的屠刀;一边把他视为哈布斯堡家族顽固不化的打手;一边把他当作神圣罗马帝国忘恩负义的叛逆。他的处境如此危险,却不肯向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完全妥协。他既不肯按耶稣会的旨意办事,又不愿向百合花屈膝。自觉或是不自觉,他所维护的恰恰是德国的利益。如果他早些按照法国的建议行事,恐怕早就成了布拉格王宫的主人,他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只需抛弃自己的梦想即可。

查理五世时代,在帝国政府,在高级岗位上,到处都是外国人在掌权。德国变成了西班牙军队掠夺和游乐的场所。萨克森选帝侯莫里茨借助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协助,终于将查理五世赶出了德国。一进入帝国领土后,法国人就占领了三个主教区。莫里茨是帝国公敌还是爱国者?

霍亨索伦家族经过200年的经营,方才统一了德意志。霍亨索伦的成功不仅来自战场上的辉煌胜利,也来自于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1654年,瑞典利用俄罗斯与波兰的战争击溃波军占领了华沙。弗里德里希·威廉作为普鲁士公爵,原是波兰王的藩臣,但他违反了对自己君主的忠诚誓言,而和瑞典国王缔结共同针对波兰的军事同盟。但是,各国为了回答瑞典的新侵略而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其中包括莫斯科国、德意志皇帝、波兰、丹麦与荷兰。瑞典陷于困难的地位。于是它的联盟者勃兰登堡选帝侯就背叛它而参加到与瑞典为敌的各国联盟去了。这是显克微支小说《洪流》曾描述过的历史事件。由于接受了法国的津贴(每年10万塔勒),弗里德里希·威廉支持路易十四对西德的入侵。由于熟练地使用各种军事、外交手段,普鲁士越来越壮大。“对于帝国的出卖行为,对于自己联盟者的背信与欺骗,对于自己根据国际条约所担负的义务之不遵守和诸如此类的手段,已成为勃兰登堡——普鲁士外交的惯技了。由于他的两次叛变——起初是对波兰,后来是对瑞典——勃兰登堡选帝侯根据1660年的奥里瓦条约所得到的报酬是,普鲁士王国不再是依属于波兰的藩属国,而最终合并于勃兰登堡。”一位俄国人评论道。义正词严,只是似乎忘记他的国家在瓜分波兰过程中所起的伟大作用。

李德·哈特曾指出先知和领袖的区别。先知者是应该殉道的,求仁得仁,死复何憾!但是一个领袖若以身殉道,则不过足以证明他是失败者,没有达成他的任务。可以比较容易地把乌尔利希·冯·胡登归入“先知”一类,把以腓特烈大帝为代表的普鲁士数代国君和俾斯麦归入“领袖”一类。那么华伦斯坦究竟是“先知”还是“领袖”呢?也许华伦斯坦的悲剧正在于他也无法分清自己到底应该在历史上扮演何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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