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300周年随感
 
作者:江建国
 

 
 
一、从一无所有中崛起

最近这两年,普鲁士这个湮没已久的名称在德国的学术界和舆论界出现得越来越频繁。2001年是普鲁士王国诞生300周年,柏林以及毗邻它的勃兰登堡州的文化界联合举办了不计其数的活动。对普鲁士这个给近代德国和欧洲打下深刻烙印的国家进行了一番隆重的回顾。

 

2002年2月,在讨论柏林和勃兰登堡两个州合并事宜时,勃兰登堡州的社会福利部长阿尔文·齐尔建议,合并后的这个新州应该恢复这个地区的历史名称———普鲁士。这个建议如同一石击水,顿时激起学术界和舆论界一场持久而激烈的讨论。反对者认为,已经死去的东西就应该让它死去,不该让它复活。鉴于普鲁士的能征善战曾经让整个欧洲都感到胆战心惊,恢复这个名称会让欧洲对德国产生新的猜忌。赞成者则认为,普鲁士的文化和精神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恢复这个旧称有益于继承和发扬之。俄罗斯、法国、英国、美国的知识界人士也纷纷加入这场讨论。虽然这场讨论没有、也不可能得出一致的结论,但讨论的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普鲁士从来没有完全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当络绎不绝的旅游者在波茨坦欣赏精美的无忧宫园林时,他们看见了普鲁士;当人们感受当今德国人的纪律和秩序观念时,人们看见了普鲁士。应该说,尽管今天欧洲大地上并没有任何一块地方叫普鲁士,但它却无处不在,颇有些“大象无形”的意味。

 

作为地理名称的普鲁士,准确地说,是在当今的波兰和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地区。当15世纪霍亨索伦家族被那个松散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派到当今的德国勃兰登堡地区镇守时,这一片荒凉的地区被称为“帝国的沙瓶”,意思是除了贫瘠的沙地之外一无所有,连现在作为德国人主食的马铃薯还是几百年后才从美洲引进的。1618年,当霍亨索伦家族通过联姻继承了普鲁士公国之后,这个家族的势力才向东部延伸,也才与“普鲁士”这个名称挂上钩。而且,当时它也仅仅继承了普鲁士这个地区的一半———东普鲁士,即当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当时的哥尼斯堡)地区。1701年1月18日,这个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三世选帝侯之所以能自我加冕为普鲁士王国的国王,把他治下的疆域从公国提升到王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块落后的地区不被帝国皇帝看重。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说,普鲁士的出现是欧洲独一无二的现象。别的国家都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的,而普鲁士却是从一无所有中人为造出来的。然而,欧洲各国的君主们没有料到,恰恰是这个从一无所有中诞生的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欧洲最强盛的国家。

 

普鲁士凭着什么崛起呢?立国前后,它其实只有一项财富———一项精神财富,即它的基督教新教的加尔文教派信仰。正是这个教派基本的伦理道德培育出了普鲁士后来的以宽容、开明、勤奋为基本特点的精神,而又是这种精神奠定了它日后一系列在欧洲最进步的政策,从而使普鲁士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加尔文教派强调工作的成就是“上帝恩惠”的表现,从而在社会上带动起节俭、勤劳、讲求效率的风气,养成着眼于未来“长期投资”的习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正是从这里得出了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结论。只是当时普鲁士王国的统治者们自己未必明确地意识到这笔精神财富对普鲁士日后发展的作用罢了。

 

在这种精神氛围中,普鲁士早期就产生了康德这样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这样的启蒙学者,巴赫这样的音乐家,吸引了法国著名的启蒙学者伏尔泰来到普鲁士“传经送宝”。一个生机勃勃、兼收并蓄的普鲁士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


二、法国领来的“螟蛉子”

1618年到1648年之间,欧洲的心脏地区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之间接连打了30年的仗,史称“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就在现在的德国。它对欧洲,尤其是德意志地区的破坏程度史无前例,历史学家们甚至认为它堪称历史上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过后,德意志地区“千村薜苈”、“万户萧疏”。尚未正式立国,但雄心勃勃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也未能幸免。据流传下来的记载,柏林以北的鲁平地区人口几乎死绝,只剩下4个村子,每年新出生的婴儿不过四五个而已。本来就没有多大的柏林只剩下7500人,而当时巴黎和伦敦都已经是50万人口的都市,阿姆斯特丹人口早已超过10万,荣登世界贸易之都的宝座。普鲁士要想腾飞,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缺人。而它的兴起过程最为成功的决定性政策就是敞开大门,广招天下英才。

 

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与16世纪兴起的新教之间的斗争几起几伏。1598年4月,国王亨利四世颁布有名的《南特敕令》,给予新教徒,即胡格诺教徒以合法地位。但他死后,胡格诺教徒地位重新恶化。1685年10月15日,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剥夺了胡格诺教徒的最后一点权利,迫使他们开始秘密大批逃亡。普鲁士慧眼识良机。仅仅3个星期之后,普鲁士的统治者、开国国王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选帝侯就针锋相对地颁布《波茨坦敕令》,鼓励法国受到迫害的胡格诺教徒移居普鲁士。后世公认这是普鲁士崛起的第一步,也是这位统治者最有远见的决策。这个决策固然同他本人同样信奉新教、天然同情胡格诺教徒的处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曾留学荷兰,眼界开阔,他深知“人力资源”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

 

据估计,从1685年的《枫丹白露敕令》开始,直到1715年30年间,逃出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有20万人之多,其中的富裕阶层大多去了瑞士、荷兰和英国。当时的普鲁士可以说一穷二白,没有什么格外吸引人的地方。为了同上述国家争夺人才,弗里德里希·威廉选帝侯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除消费税之外,在5年之内免除一切公共负担(以后又延长到10年),准许他们自由从事一切职业,在农村定居者可以获得耕地,穷人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木材取暖。企业家开设工厂可以获得政府的优惠贷款,等等。当时胡格诺教徒中的工厂主总计获得了10万塔勒(当时货币名称),穷人获得了7万塔勒的各种帮助。这位统治者派出官员在阿姆斯特丹、汉堡、法兰克福等地设立接待站,以德法两种文字印发这份敕令,在法国各地广为散发,政府设立集中管理的“法国事务专员公署”,颇有些类似当今的招商引资机构。

 

最后约有2万胡格诺教徒来到勃兰登堡地区,特别是柏林。被“三十年战争”荡平的大地重新具有了人气。胡格诺教徒不仅带来了资金,更带来了法国的技术、文化和处在较高发展水平上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例如,胡格诺教徒所到之处,都建起了羊毛、亚麻等细布纺织厂,仅柏林一地就出现了876台纺织机,雇佣了大批工人。此后印染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丝绸加工、金银加工、珠宝制造、帽子、手套、刺绣等普鲁士人不懂不会的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普鲁士。几十种新的职业完全是由胡格诺教徒带来的。此前普鲁士人只吃难以消化的黑麦面包,是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帮助普鲁士人学会烤制香甜可口的小麦粉面包;此前冬季普鲁士人只戴粗笨的毛皮手套,是胡格诺教徒教给他们缝制精美的皮手套。当时柏林有1/3的人口是法国人,法语同德语一样通行。难得的是,“伟大的选帝侯”还知人善任,任命他们之中的优秀分子担任他子女的教师和官员,鼓励他们传播法国的文化。今天柏林中心区的“法国街”和矗立在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广场之一”的宪兵广场的法国教堂,就是胡格诺教徒当年聚居和作礼拜的地方。这些被普鲁士“收养”的来自法国的“螟蛉子”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物,19世纪的德国著名作家特奥多尔·冯塔纳就是胡格诺教徒的后代。


三、求知若渴

1701年1月18日,当普鲁士王国正式立国之时,法国、英国、西班牙、匈牙利、波希米亚等王国早就有了至少100年的历史了。普鲁士登上欧洲的政治舞台不仅晚,而且起步时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十分可怜,简直可以说只是徒具一个王国的虚名而已。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两地加上其他零星分布在德意志地区的领土总共才11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150万左右。由于当时夹在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之间的西普鲁士还是属于波兰的领土,因此弗里德里希一世甚至无权叫“普鲁士国王”,而只能屈尊叫“在普鲁士的国王”。

 

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要想与其他欧洲强国平起平坐,普鲁士非得有一番不寻常的作为才行。这里非常突出的、也是贯穿几代的一个特点就是求贤若渴、求知若渴。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开国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父亲、“伟大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他征召了受到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教徒),开国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夫妇和他们的孙子———普鲁士最杰出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史称为弗里德里希(旧译“腓特烈”)大帝。

 

应该说,普鲁士王国前后正好赶上了欧洲的一个新时代———启蒙时代。启蒙学者们鼓吹理性,认为人类的不成熟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启蒙就是要用“理性”把自己从蒙昧、迷信中解放出来。开国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王后索菲·夏洛特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她和当时普鲁士最出色的学者戈德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普鲁士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先是于1696年创建了艺术学院,四年之后又创办了科学院。索菲·夏洛特当时被称为“最美丽和最有才华”的大公夫人(当时普鲁士尚未建国)。俄国第一个沙皇彼得大帝在欧洲旅行时曾想把她带回俄罗斯。索菲·夏洛特求知欲极其强烈,在她的居所很快就聚集起当时普鲁士社会以及欧洲各地的精英人物,其中有意大利的音乐家、胡格诺教徒中的优秀人物,而明星是当时被称为“长着两条腿的科学院”的莱布尼茨。她的沙龙里各位学者就信仰、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科学经常进行热烈的交谈,用今天时髦的语言说,应该是“学术研讨会”了。在当时还很少有正经的科学文化组织的时候,这种沙龙是属于文化设施范畴的。索菲·夏洛特的求知欲经常让莱布尼茨都感到招架不住。莱布尼茨在她死后说,他的科学研究能够深入得益于她甚多。

 

在她和莱布尼茨共同创建的科学院,首要宗旨是研究有“实际用处”的知识。这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普鲁士技术发展的指导思想。诸如养蚕、发展丝织业、瓷器制造、绢花制造,一直到编纂《德语大辞典》、引进科学的格里高利历法,等等。1687年莱比锡大学首次开始用德语讲课。在雕塑家、建筑家、画家们的努力下,柏林也开始变得美丽起来了。荷兰的园艺学家们把园林建造艺术引进了普鲁士。普鲁士人渐渐摆脱了文化上一切追随法国的做法,开始成为有自己特性的普鲁士人了。

 

弗里德里希大帝是普鲁士国王中少有的多才多艺的人物,一向被称为“无忧宫中的哲学家”,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历史学家,还吹得一口很好的长笛。这位国王与当时法国著名学者伏尔泰毕生的交往是欧洲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弗里德里希从青年时代起就仰慕伏尔泰的启蒙学说,从1736年起与他通信长达42年,直到1778年伏尔泰故去。1750年,伏尔泰应已登上王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邀请来到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帝把自己的私邸——波茨坦无忧宫中最好的房间让他居住,两人经常就哲学、文学、艺术进行深入交谈。弗里德里希大帝视伏尔泰为导师,而伏尔泰在临终前也一再说,再也没有人像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样尊重哲学和文学了。伏尔泰去世后,弗里德里希大帝写了一篇纪念性的讲话,在柏林的科学院宣读。他由衷地说,能生活在伏尔泰世纪是一种幸福。

 

在启蒙思想的指导下,普鲁士成为欧洲第一个法制国家,第一个颁布义务教育制度(1717年)的国家,第一个废除死刑(1740年)的国家。普鲁士成为欧洲各国学习的榜样。在法国大革命提出“平等、自由、博爱”的新思想之前,普鲁士的“开明专制主义”是欧洲最进步的社会制度。


四、希特勒不要普鲁士

普鲁士是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谜。它的开始和它的终结时间,至今还是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题目。关于它的开始至少有三四种说法,有人认为,应该从霍亨索伦家族被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当今的德国南部调到勃兰登堡镇守的1415年算起;弗里德里希大帝本人认为,应该从17世纪初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执政算起;19世纪的著名作家特奥多尔·冯塔纳认为,应该从“伟大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执政开始的1640年算起。对于普鲁士的终结也有三四种说法,有人认为,从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凡尔赛宣告成立算起;也有人认为,应该从1918年共和国成立算起;还有人认为,应该从希特勒上台后的1934年1月30日颁布第三帝国一体化的法律算起,这个法律剥夺了普鲁士最后的一点自治权;而更多的人觉得,还是应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管制委员会于1947年2月25日颁布的取消普鲁士的法律,作为它终结的正式日期。在这之后,普鲁士这个地理名称不复存在。
其实,盟国管制委员会只是给政治上早已死亡的普鲁士事后追加签署了一个“死亡证明书”而已。与这个“死亡证明书”的日期相比,更为重要的是盟国提出的取消“普鲁士”这个名称的理由。这个核心只有一句话的法律,“钦定”了战后对普鲁士的看法。这个法律说:“从来就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基础的普鲁士国家,事实上已经停止存在。”从此之后,普鲁士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替希特勒犯下的罪行受过。欧美的主流舆论认为,弗里德里希大帝———俾斯麦———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就在普鲁士的“军国主义”。

 

普鲁士有“军国主义”之名不自战后始。早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风云人物米拉波伯爵就说过一句至今被反复引用的名言:“别的国家都拥有一支军队,而在普鲁士却是一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这句话不错,普鲁士崛起的时代军队数量膨胀确实很快。弗里德里希·威廉选帝侯登基时,勃兰登堡公国军队不过三四千人,在欧洲吓不住任何人。到了他的孙子、普鲁士的第二代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去世时,军队达到8.3万人,占人口的3.8%;到了弗里德里希大帝去世时的1786年,军队达到20万,应该说最显赫的军功是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立下的,前后两次西里西亚战争,后来又是“七年战争”、第一次瓜分波兰,都是在18世纪中后期。在这之后,普鲁士跻身于欧洲五强(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之列,而弗里德里希大帝在1792年夺取西普鲁士之后,才名正言顺地去掉了他前两代“在普鲁士的国王”这个头衔中的“在”字。

 

事实上,普鲁士要想崛起,争得欧洲大国的承认,拥有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是题中应有之义。战功与均势是那个时代外交政策的“正常”手段,谁都不例外。诞生于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总结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据美国学界统计,从1800年到1940年间世界上发生的278场战争中,英国参加了28%,法国参加了26%,俄国参加了23%,而普鲁士—德国参加了其中的8%,是最少的。此外,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其实也是普鲁士立国过程建立管理制度、发展经济的需要。按照军队的体制,普鲁士建设起最有效的官员管理队伍,也在民众中逐步培养起遵守纪律,为国尽忠的义务观念。正如当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戈洛·曼所分析的那样,普鲁士的“帝国主义”不如被称作经济学中的“国家主义”更为恰当。

 

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没有思想上的共同根源。希特勒发展之初煽动的民族主义来源于德国南部,在他的主要追随者中没有受普鲁士精神熏陶的人士,倒是后来参与推翻希特勒的义士中许多人来自普鲁士。希特勒上台后,普鲁士是德国各地抵制到最后的一个地区。而希特勒以帝国一体化的名义最终抹掉了它。但狡猾的希特勒又深知利用普鲁士精神中的纪律性、义务观念为他的罪恶目的服务的便当。因此,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特意选在波茨坦的弗里德里希大帝陵寝旁向年迈的兴登堡总统宣誓,要把“普鲁士精神与新的运动”结为一体,接管了政权。而此后,希特勒对普鲁士未再置过一词,因为他的法西斯主义要消灭的正是普鲁士奉行的宽容、开明、科学的精神。


五、重建柏林宫的启示

巴黎有凡尔赛宫,伦敦有白金汉宫,圣彼得堡有冬宫,维也纳有霍夫堡宫———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首都的市中心都有一座历经时代沧桑留下来的王宫,它们既是当年王权的象征,又是建筑艺术的结晶和民族精神的化身。然而,在柏林中心地带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却没有这样一座王宫。按照历史的逻辑,柏林应该有一座王宫,也确实曾经有过。来去匆匆的游客大概以为这是二战炮火造成的恶果,这并不错。但是,把它彻底抹平的却不是二战猛烈的炮火,而是战后的民主德国政府。完全拆除它的理由,是要“彻底”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和霍亨索伦王朝“划清界线”。柏林宫的命运,再清楚不过地反射出战后两个德国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对普鲁士态度的变化。

 

柏林中心的这座宫殿奠基于1443年,在1640年到1658年间,由当时执政的“伟大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主持,柏林宫扩建成他的住所和全部政府机构集中办公的地点。1698年到1716年间,由巴罗克式风格建筑大师安德列亚斯·施吕特主持改建,其外墙立面改建成巴罗克风格。又过了100多年,在1845年至1853年之间,建筑师奥古斯特·施蒂勒和阿尔伯特·沙多又给它的西大门增建了一个圆顶,柏林宫的外观终于定型。

 

柏林宫不仅是柏林的中心标志性建筑,而且与旁边的老博物馆、歌剧院、军械局(现德国历史博物馆)等,由菩提树下大街牵线,与勃兰登堡门相连接,构成一个和谐的纪念碑式的中心地带,显出欧洲国家首都中少有的黄钟大吕般的气势,成为普鲁士和德意志地区的骄傲,人们甚至用这样的语言称赞它:“不是柏林有一座宫殿,而是宫殿本身就是柏林。”柏林宫的内部装修由历代最著名的雕塑家、建筑师设计,达到了欧洲建筑艺术的一流水平。从流传下来的照片看,它华丽却不失之于轻浮,庄严而不流于古板,雍容而不造作,正是普鲁士上升过程中眼界开阔、兼收并蓄、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的写照。

 

1945年2月3日,当反法西斯盟军的炸弹倾泻在柏林大地时,柏林宫受到严重损坏,但是,它的基本结构还在,许多精美的雕塑和浮雕也在,完全具备修复的基础。然而,在战后重建民主德国首都柏林的规划中,它却被列入拆除的名单。1950年9月6日,民主德国政府不顾国内外的非议点燃了炸毁柏林宫的第一根导火索。12月30日,柏林宫终于被彻底炸平,集500年建筑艺术于一身的杰作化为一堆碎砖烂瓦。在“普鲁士是万恶之源”(丘吉尔语)的思想指导下,不仅柏林宫被炸毁,民主德国政府还于1950年拆除了菩提树下大街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青铜策马雕像,1960年拆除了普鲁士的“陪都”波茨坦市中心的宫殿,1968年又炸毁了曾作为弗里德里希大帝葬身之地的兵营教堂遗址。

 

对普鲁士的不公正认识不仅影响了民主德国,也影响了西德的学术界和舆论界。在战后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两国都鲜有学者敢从正面去评说普鲁士。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两个德国的政界和学术界逐渐认识到这种看法的偏差,开始公正地看待普鲁士这个德国历史的“主要事实”。西德有人大胆地提出“我们应该向普鲁士学习什么”,而民主德国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也于1980年6月正式作出决议,恢复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青铜雕像。替希特勒受过几十年的普鲁士终于摘掉了“反动”的帽子。

 

既然给普鲁士平了反,柏林宫的命运也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德国重新统一后,重建柏林宫的呼声日渐高涨。力主按原样在原址修建柏林宫的人们组成促进协会,奔走呼号;而反对的人也不少。有人认为重建只会造出“赝品”,有人主张为民主德国保留一点纪念(民主德国在该址修建了“共和国宫”),有人则主张以现代建筑风格修建一个全新的代表性建筑。双方唇枪舌剑达12年之久。去年7月4日,德国联邦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接受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基本恢复柏林宫的巴罗克风格外表,只在其临施普雷河的一面修建现代风格的外墙,以体现昔日的光辉、今日的风景和未来的曙光。

 

崛起于17世纪、灿烂在18世纪、衰落于19世纪、终结在20世纪的普鲁士,在21世纪初以柏林宫的重建为象征,重又返回德国,当然它只能是部分地重新返回到人们的头脑之中。德国作家特奥多尔·冯塔纳曾经说,他对普鲁士的爱和恨同样强烈,此话再生动不过地反映出“普鲁士精神”这份遗产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这份遗产值得人们以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里格尔发明的一个绝妙好词“扬弃”去总结、回味和继承。应该说,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德国的当代人能以自信而科学的态度去认识普鲁士这个老祖宗,说明这个民族的智慧成熟了。而只有成熟的人才能更加准确地评价自己的幼年和青年时代。(全文完)




附:日耳曼是个尚武的民族,但在18世纪,经过大革命洗礼的生气勃勃的法国在拿破仑领导下征服了它。19世纪,经过教育革命和工业革命,普鲁士做为欧洲大国登上了国际舞台。普鲁士军队也完成了现代化改造,从此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近100年。普鲁士军队体系最重要的基础是一支受过严格训练的高素质军官团,与美国和苏联不同,德国军官的主体是容克贵族,他们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他们的思想是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康德的批判理性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造就了德国军队严谨、细致、善于计划调度而又颇有些优雅的特点。德国屡次从失败中迅速站起,很大程度上是一直保留着这支军官团。传统的德国军人虽然是勇敢的战士,但并不残暴,普法战争和一战中,德国军队都没有什么道德上的坏名声。二战时德军的名誉受到了纳粹的沾污,但这是违反德国军事传统的。具有普鲁士军事传统的军队,做为一支纯粹的军队,它严密的制度,它科学的组织,它专业化的训练,它的献身精神,它创造的战争奇迹,乃至它漂亮的军服,它的水平很高的军乐队,给广大军事爱好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以至于有的人不断为德国军队在二战中的失败辩解,称为非战之罪。德军的悲剧在于,它始终都是德国扩张政治的工具,它始终在追求一个它完不成的使命--统一欧洲!

 
 

 
发表自2003年01月03、10、17、24、3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转载请注明作者与出处。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