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战争后法德关系的性质以及欧洲格局
 
作者:ellixaken
 

 
 
一、普法战争后法德关系的性质

 

普法战争后的法德关系是欧洲国际关系框架下的双边关系,是多边均势体系下的一种互动,尽管俾斯麦成功的将一场改变欧洲政治力量格局的战争限定在法普两国之间。同时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要受到其国内政治气候的诸多影响(不能简单认为对外政策仅仅是国内政治的外延),因此普法战争后法德关系又要受到法德两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与制约。

 

普法战争的遗产

 

普法战争的结果几乎打破了法国人既有的或者希望拥有的一切希望。法国自黎塞留时代以来借助中欧的分裂得以干涉中欧事务甚至左右整个大陆的优势。当它强大的时候,它可以称霸欧陆,如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当它衰弱的时候,它也足够自保,如路易十五和路易菲力普;因此法国在过去时代即使孤立也并不感到害怕。当普法战争结束时,法国被迫割地、羞辱的接受俾斯麦的苛刻和平时,恐惧和复仇心理就成为必然。一个统一的中欧帝国所拥有的人力、物力是法国无法比拟的,而且双方的差距只会加大。法国人认为俾斯麦会按照1815年维也纳议定书和1866年布拉格条约的精神宽待法国,结果却代价高昂。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丢失不仅意味着国土的分割、资源的流失,而且孚日山脉为界的新国境意味着法国单独用军事手段收回失地的可能性因为地理条件几乎不可能,同时法国还需要建设大量的防御设施来面对德国可能的再次入侵。从短时间看来,法国虽然积极寻求复仇,但不可能单独向德国摊牌。

 

俾斯麦的精确棋局创造了一个统一的中欧帝国,但是德意志的沉重历史包袱导致这个帝国需要一整套无先例可寻的治国方略。是日尔曼帝国还是德意志帝国,俾斯麦选择了后者,可是以威廉I为首的旧普鲁士贵族更珍惜普鲁士的名号与荣誉。俾斯麦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整合这个新帝国。帝国内部的差异如此之大,而一个统一国内市场又具有的繁荣前景使得德意志帝国需要花很大力气消化胜利果实,对法国的政策只能是维持《法兰克福条约》的现状。

 

法德关系的根本性冲突

 

法国最早有了主权国家概念,又积极推行“国家至上”策略。黎塞留以来的200年,法国2次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实力相对衰弱的时候,也足以自保并震慑四邻,时机成熟便可东山再起。普法战争后,法国的失败却是根本性意义的失败,因为德国统一使得法国什么时候都无法再次取得优势,反而要为自身安全担忧(即便这个事实法国要在一战后才能完全接受)。因此法国的长期国策必然是反对德国,条件合适的情况下肢解德国,恢复法国的优势。对德国来说,即使俾斯麦的德国没有谋求霸权的野心,也足以让人畏惧。德国的强大是事实,而不是感知。在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横行的时代,脱胎于军国主义普鲁士的德国也不可能一直安分守己,这不是某个人比如俾斯麦能阻止的。实际上俾斯麦的现实政治一旦拖缰,必定无法控制。领土的变更在王朝时代是常事,在民族主义和代议政府时代,则属国家之核心利益,因此无论是围绕领土争端的争霸竞赛(一战),还是争霸与反争霸(二战),法德关系必定是根本性冲突,此冲突的消弭需整个欧洲国际环境的彻底改造后方有现实依据。

 

法国的困境

 

拿破仑III在战争中垮台,第三共和国在失败中建立起来。可是国内的各个政治派别从未停止争权夺利,一如普法战争前的第二帝国。保皇派无力恢复君主政体,正统波旁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互相争斗,即使联合起来在形形色色的共和派面前也没有胜算。共和派的法宝是“求诸民意”。人民已经厌倦君主制,这是共和立国之本。战争后期,战争性质已经变成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战争,而普鲁士从战争开始就打着民族统一与解放的旗号。奥地利可以失去德意志的领导,因为它还是封建王朝。法国则不能容忍失地,因为法国不仅早已是民族国家,如今又是共和体制。无论哪一党、哪一派都不敢承认对失地的永久放弃,否则只能是政治上的自杀。政客们更是为了掌握政权而煽动复仇口号,使得收复失地的心理长期主宰了法国的对外政策。共和制的法国也很难找到朋友。对付实力高于自己的中欧帝国的最好办法是与俄国结盟。但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法国在战后伊始就这样做了,却没有什么结果。

 

1875年的战争危机是法国与德国互相进行的试探,法国占了上风,但远不是胜利。法国发现列强只象征性的表示愿意维护1871年后的法德现状,除此之外只有同情。如果说同情在日后发生了作用的话,不如说日后同情有了利益载体才变的有用。在复仇心理的驱使下和现实政治仍需时日才能被广泛接受之前,法国的对外政策弹性很小。无论甘必大还是梯也尔都无法走出困境,收复实地只能是竞选口号了。当收复实地的行动(一战)真正来临时,人民却早已经厌倦。第三共和继承了第二帝国的政治混乱,甚至情况更糟;但是也继承了第二帝国的海外遗产。共和国专心继续拿破仑III的殖民扩张政策,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墙内损失能墙外补。这样一来,对德国的政策只能是不战不和、等待时机。

 

俾斯麦的对策

 

俾斯麦对法国的政策也不无矛盾。一方面他相信法国定会伺机寻仇,另一方面又认为存在建立在法国忘记失地基础上的两国和解的可能。其实前一方面他判断是正确的。即使没有领土的变更,法国也会寻找机会向德国复仇,这由法国的国家利益决定。法国不会容忍中欧帝国的强大和法国传统优势地位的没落,只要机会合适,法国会寻求重新使得德国回到1648年格局的机会,战争也是途径之一。另一方面的判断则完全不可能,共和制的法国不可能忘记失地,接受俾斯麦有条件的和解善意对法国没有任何吸引力。允许假设的话,不割地的和平会使法国和德国在战后至少能在一定环境和一定利益的驱动下实现有限的和解与合作,倘若需要联盟,如克里米亚联盟式的,也有可能。这种假设有可能恢复到经典的均势格局-朋友和敌人皆有可能。但是俾斯麦不能或者说不愿冒这个险,他相信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现实政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取得既满足了国内民族主义的喧嚣,又加强了经济实力,也增加了德国的地缘安全系数。他的现实政治超越了时代,但是他不可能再预见“安全困境”模式下的恶性循环。换而言之,他把现实政治简单化了:德国有实力作后盾,法国因为实力的劣势最好能选择与德国合作而不是对抗。实际上,面对法国无奈的不战不和,俾斯麦的两种打算都落空。他既不可能利用国际形势再打一场对法战争或进行战争讹诈(比如流产的1875年“预防性战争”),也无法期望法德和解。领土问题成了两国关系的死结,既然不能解开也不能绕开,俾斯麦的政策只能是积极遏止法国。一方面,通过复杂的结盟使德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都好于这些国家与法国的关系,至少不将这些国家推向法国的怀抱。其目的只有一个:孤立法国。另一方面,他怂恿法国向海外扩张,把祸水引向殖民霸主英国。既分散法国的注意力,又借英国之手以制衡。

 

多边框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其他列强在普法战争后普遍同情法国,不希望法国被继续削弱。但是列强之间矛盾复杂,法德领土和安全问题只是诸多问题中的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其他列强希望法德能在普法战争结果的基础上维持现状,尽管这根本无助于实现法德领土争端的解决。

 

总的看来,普法战争后的法德关系性质是根本性冲突,没有调和的余地;但是在欧洲的均势的大框架下,双方只能不战不和,是等待时机与积极遏止的较量。

 

二、普法战争后的欧洲格局

 

维也纳体系崩溃后大国体系的重建

 

1848年的自由革命和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彻底打破了标榜正统的维也纳大国协调体系,欧洲进入一个缺乏大国联合维持均势的动荡时期。经过一系列测试实力与满足个别列强利益的战争,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为正统均势划上了句号。如果均势是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看不见的手(正如市场规律于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表现),那么基于新原则的大国均势体系必然得以重建。这个新原则深刻打上了德意志帝国设计师的烙印-现实政治。

 

大国均势体系必然得以重建还因为欧洲已经习惯在多极均势的框架下处理国际关系,偶有离经叛道者,如拿破仑,也从未成功。均势自身已成为惯性,拿破仑III对此厌恶至极,结果却将法国200年之欧陆优势地位彻底毁掉。小心经营均势不但是外交艺术,也是任何一个政治家必须严肃思考的国际关系核心问题。

 

传统的均势五强没有变化,但是力量分配发生根本变化。传统上法德位于欧陆的两端并拥有优势,中欧普奥虽稍弱但足以借德意志邦联理论上的协防自保。而英国扮演局外“守夜人”或者说局外平衡者的角色。普法战争后,法国的优势不再,德意志帝国以一个中欧强国的面目出现,奥地利被排挤出德意志失掉了威望,而这个威望本来还能装点一下它虚弱的门户,与匈牙利的联合(1867年)带来的利益和问题几乎一样多。

俄国在逐渐从克里米亚失败中走出来,但是步履蹒跚。英国的习惯是保持自身的行动自由,只在均势崩溃的决定时刻义无返顾加入维护均势的行动,要么全力以赴要么什么都不做(ALL OR NOTHING)。但是如何判断均势的决定时刻却变的困难,因为德国是靠内部统一而不是对外扩张改变了传统均势格局,没有判断就没有行动,很快英国就习惯于对欧陆什么都不做,专心于全球殖民帝国的建设。均势如果是资本主义的必然,那么也不能仅凭自发,因为均势的格局因为多极力量组合有太多可能,合乎逻辑的设计与精心的安排才能产生一个有生命力的均势,否则还需推倒再来。

 

困绕新的大国格局有两个致命伤:作为普法战争后遗症的法德关于阿尔萨斯和洛林归属的领土争端;英国、奥匈和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长期利益冲突。有这两个因子存在,新的大国格局中各个国家的力量组合失去了许多弹性和选择,而传统均势认为均势体系中的每个国家都有充分的自由来进行力量组合。从实践看,法德很难走到一起,奥匈与俄国,英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利益无法调协。因此新的均势体系是个很难保持力量平衡的体系,只能勉为其难的暂时维持现状。

 

各国的判断

 

英国传统上是均势“守夜人”,但是普法战争后它的表现并不完全是这样。实际上这有先例可循。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伙同法兰西第二帝国对俄国为了巴尔干开战。然而巴尔干危机显然不能作为均势平衡者介入的理由,巴尔干危机难道是威胁均势存在的危急时刻吗?在英国看来,为了满足英国在近东的利益,可以是的;在法国看来,为了打破神圣同盟,也是的;放到欧洲的全局看,则显然不是。没有英国的支持,拿破仑III不会进行军事冒险,实际上英国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热衷超过法国,因此英国至少要对维也纳体系的崩溃负有责任。

 

英国之所以能做均势的平衡者,是因为英国对欧洲大陆无予无求,然而当英国仅仅因为欧洲以外的利益而与欧洲大陆国家发生瓜葛,它就不能做一个冷静的局外人,判断也会出问题。普法战争后英国人面对的是一个列强集体疯狂瓜分世界的时代,与其他列强在欧洲之外的冲突只会越来越多,把世界范围内的冲突放到欧洲的小舞台上,英国人的平衡者角色只能勉为其难了。

 

普法战争后,英国与俄国的矛盾从近东一直延伸到中亚和远东。一个自视为平衡者的国家竟然长期和均势体系内的一个国家敌对,那么均势体系内实际上就没有一个称职的平衡者,尽管它没有结盟,有表面的行动自由。日后的布尔战争将说明它的行动自由有多尴尬。英国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海外,自然对欧洲形势的变化反应迟钝。它可以用德国是基于统一而不是对外扩张改变了传统均势来给自己无所作为找解释;当看到俾斯麦有意走到台前扮演公证人(1878年柏林会议),它乐于躲到背后,殊不知四战之地的中欧帝国担任此种角色一点都不合适。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先天不足,内忧外困,其处境实际上比第二帝国更加糟糕。背上复仇与收复失地的承重包袱的法国其实在军事和外交上都难有作为。在工业化时代人口的几乎零增长、煤铁资源的严重不足意味着在军备和人力上相对于德国的长期劣势。在外交上,欧洲大国中唯一的共和制度意味着寻求盟友需艰难跨过意识形态的门槛。普法战争后法国立即寻求与俄国的接近却没有太大效果说明在没有重大共同利益的情况下跨越意识形态障碍的艰难。相反,披着保守主义外衣的三皇同盟在俄奥有根本冲突的情况下竟然也能实现。法国过去可以没有盟友,因为它足够强大,即使衰弱也能再起。现在却不能没有盟友,因为只有借助结盟它才能击倒德国,甚至说免于被德国侵略。对德国处于战和两难的境地,结果是对德不战不和,只能等待机会。继承拿破仑III的海外冒险政策对欧洲以外进行殖民活动是第三共和国加强实力与威望的重大抉择。俾斯麦也乐于法国人这么做,因为法国将要面对的是英国的敌视。实际上,1869年欧仁尼皇后参加的苏伊士运河开通典礼被英国人视为对英国近东利益的巨大挑战。

 

奥匈帝国的二元制意味着帝国的两难选择。向巴尔干的扩张是对1866年失败的补偿,奥地利也需要新的领土来补血。匈牙利则担心随着巴尔干地区加入帝国,匈牙利的政治地位将下降。对哈布斯堡帝国来说,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风暴的威胁时刻存在。向巴尔干的扩张将加重这种威胁,因此扩张不仅是外交和军事问题,同样也是内政的头疼问题。俄国则没有这些顾虑,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口号下,俄国希望把土耳其帝国彻底肢解并占领。奥匈的考虑是即使奥匈暂时不向巴尔干扩张,也要阻止俄国这么做。奥匈需要借重英国的力量,直到后来德国的介入。对德政策也在改变,弗兰茨 约瑟夫皇帝对1866年的失败久久不能释怀,但是普法战争中普鲁士的军事表现让他感到雪耻无望。匈牙利的安德拉西主政后主张对德友好,这是基于现实的考虑。东方三君主国中最弱的奥匈不可能同时与两个比它强的邻居交恶。

 

俄国用复杂的心态来看待德意志帝国的崛起。长期以来,俄国将普鲁士看作它的小伙伴,现在却要与它平起平坐。尽管利用普法战争,俄国得以修订1856年《巴黎和约》,重返黑海,但是克里米亚的梦魇还是常常困扰它。向巴尔干的扩张是长期既定国策,而且俄国在此问题上并不需要结盟,因为它想独占巴尔干。它需要的是其他列强的默许和承认。英国和奥匈在巴尔干问题与俄国作对,那么争取德国的友谊对俄国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德国按照俾斯麦的设计实现了统一,为了消化这个果实,德国需要和平。俾斯麦低估了法国人对失去领土的仇恨以及法国恢复的速度。作为应对之策,它有;两个选择:1)与法国和解,领土不归还,和解根本没有可能。2)保证德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都好于这些国家与法国的关系,孤立法国。按照第2个选择,德国就需要与其他列强进行利益交换以获得支持,这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德国卷入境外事务,甚至所有欧洲范围的国际事务,因为它要和除法国以外的每个列强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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