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德国统一与德国现代化
 
作者:羊海飞、丁建弘
 

 
我们在探讨现代化问题时一般考虑的是社会层面的因素,比如产业结构的变化、科学 技术的发展、新兴阶级的形成或是新的思潮的传播。这在本质上属于一个渐进的自然的 变化过程。而统一问题主要涉及的是一些政治层面的事件,如统一力量、统一方式或是 统一策略等等。这更多地属于剧烈的人为的速变过程。这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时空的过 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在德意志近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统一与现代化之间 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特殊关系。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一直是德意志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不 幸。1517年的路德宗教改革揭开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统一运动的序幕,然而统一 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的。随着西欧的现代化浪潮向周边推进,德国社会也深受震荡, 此后的统一运动开始与现代化紧紧地结合起来。1807年开始的反拿破仑战争,1848年的 德意志资产阶级革命,都深深地打上了现代化的烙印。现代化客观上要求统一的市场, 现代工业资产阶级也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其民族利益的代表和保护神,现代化离不 开国家的统一。同时,现代化的发展,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进展,对德国的统一也起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德国的统一同样也离不开现代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讲它是现代化的 产物。因此,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现代化之间是一种密切相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 关系。

 

 

现代化问题在德国一经出现便与德国的统一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这是德国历史发展的 必然,更是德意志民族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近代英国和法国早就确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解决了统一问题。对内,这些民族国家 的专制王权为了巩固其统治致力于度量衡的统一,道路的建设,关卡的消除及金融系统 的建立,促进了自由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专制王权奉行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 ,保护国内工商业的成长,开拓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市民阶级在专制王权的襁褓里得 到了很大的发展。英、法等统一的民族国家遂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德意志社 会虽受影响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30年战争中,英、法甚至是瑞典等民族国家为 了本国利益而浴血奋战,而此时的德意志诸邦还在相互厮杀,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的意识 还是很淡漠。如果说,在18世纪,德意志人开始有了一种民族意识,那么也仅仅只是一 种流传于思想界、知识界精英观念上的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1](第112页)。这与英 法等民族国家基于共同政治意志与经济利益而形成的“政治民族主义”有着显著的差异 。即便是到了18世纪中后期,雄心万丈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也没有提出过要统一德意志之 类的话。那么,到底是什么事件或是什么因素最终使统一问题提上日程?笔者认为这个 事件便是拿破仑战争,这个因素便是现代化对德意志社会的影响。

 

从1800年的马伦哥战役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同封建欧洲进行了历时15年的 战争。毗邻法兰西的德意志受战争的打击最为巨大。1805年第三次反法联盟的失败及《 普兰斯堡和约》的签订和“莱茵联邦”的建立直接导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至此, 形式上的德意志国家不复存在,如何重拾旧山河提上了日程。1806、1807年普鲁士军队 和普俄联军的失败及《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这个曾经拥有30万平方公里土地 ,逾1000万人口和25万军队的强邦,连同它那自称为欧洲最强的军队,以及曾被资产阶 级视为进步和理性之所在的开明专制主义精神一道,陷于全面崩溃的境地[2](第241页) 。拿破仑军事上的胜利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是统一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胜利。以普 奥为代表的德意志的失败反映了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分裂的诸侯专制统治的没落。拿破仑 战争沉重打击了德意志的封建专制制度,破坏了德意志强固的封建分裂格局,客观上有 助于德意志的统一和社会内部新因素的兴起和成长。1803年,德意志有关邦在拿破仑战 争打击下召开的一个全帝国代表会议取消了112个邦国,使邦国数减少到30几个,德意 志在统一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战争中产生了德意志的政治民族主义 ,人们意识到:落后是由国家的分裂造成的,于是,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它以西方的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旗帜,要求国家统一和政治自由。在它看来,自由和统一是不可 分割的。普鲁士虽然元气大伤,但它是全德惟一独立的国家,是德意志希望之所在,只 有复兴普鲁士才能统一德意志、复兴德意志。因此,全德精英分子聚集于普鲁士,共话 改革。同时,军事上的惨败使普王无力实行专制统治,也意识到了对封建农奴制进行改 革的必要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自由主义贵族和民族主义者得以推行改革,拯 救德意志,出现了1807年开始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改革虽只在普鲁士残存的一 半国土上推行,却具有全德意义:它既为德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开始走上了 现代化,又为德意志提供了统一的力量。与此同时,拿破仑在莱茵兰地区推行的资本主 义改造使莱茵兰地区成为德意志境内最先转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区,促成了一个德意志 现代工商业资产阶级,为普鲁士改革者提供了可借鉴和效法的榜样。1815年后莱茵兰最 发达地区归属普鲁士成为此后德意志现代化的火车头,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莱 茵文明”,它不仅发展成为全德的重工业基地,而且成为德意志自由和统一运动的中心 。

 

统一是德意志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现代化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拿破仑战争最终把这 两件关系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大事提上了日程,并促成了两者的结合。

 

 

19世纪20年代,德意志工业开始繁荣、活跃起来。三、四十年代是德意志现代化的起 动阶段。德意志现代化一经起动便与德意志的统一事业息息相关。拿破仑战争虽然归并 了大量的诸侯国,但德意志依然处于30多个邦国的分而治之之下。这种分裂局面在德意 志现代化启动之后愈来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民族分裂问题的克服已成为德意志 现代化必须突破的关卡。德意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和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先驱弗 里德里希·李斯特为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所作的努力,把德意志现代化 的进步和实现民族统一的进程紧紧地结合起来,首先在经济上成功地突破了这种分裂局 面。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成为当时德意志现代化和统一运动的最主要的载体,是德 意志现代化和统一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最典型的体现和最完美的结合。李斯特曾 贴切地描述道:“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是连体双胞胎;它们在同一时刻诞生,彼此肢体 相连,只有一个思想和一个感官,它们互相支持,追求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即把德意志 各个部分联合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3](P.347-377)。

 

在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和李斯特的倡导下,德意志各邦意识到铁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 上的重要性,掀起了铁路建设的热潮。1835年德国建成了长6公里的第一条铁路,1939 年建成铁路133公里,到1845年德国一共建成20条铁路,长达2871公里,1849年全德的 铁路长度超过了法国。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德意志的铁路建设达到了高潮,开始形成铁 路网,到60年代末,现代德国的铁路格局基本形成。据统计,德国铁路线的长度(不包 括奥地利),1850年为5822公里,1855年为7781公里,1860年为11026公里,1865年为13 821公里,1870年为18560公里[4](P.93)。普鲁士铁路在其中占了主要份额:1850年为3 869公里,1870年为11520公里[5](P.376-380),从而控制了全德铁路网的运营,巩固了 它在德意志的经济领导权。铁路建设极大地带动了煤铁钢等重工业的发展。铁路网的建 成便利了德国煤炭的开采,使德国煤炭产量急剧增加,到1860年时,德国的煤产量已超 过比利时和法国。煤矿的开采给钢铁工业提供了丰富的能源,铁路又成为铁的主要消费 者。1861年至1870年,德意志的制铁业出现了强劲的高涨,生铁产量超过法国逼近英国 [6](P.2)。普鲁士新建立的炼铁、铁器制造和机器制造企业,为全德之冠,占70%以上 。铁路事业发展的结果,还带动了一些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50年代建立的电报业,60 年代建立的化学工业和光学工业以及银行业和股份公司的建立也开始促进德意志的工业 化。铁路事业发展的另一个后果是促进了德意志各邦国的联系。全德铁路网的建立不仅 在经济上方便了交往,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大大增进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文化和 思想交流,增强了德意志统一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以上论述表明,铁路建设和全德铁路网的形成成为德意志现代化的强大拉力,使德意 志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的配置发生了“决定性的,实际上是革命性的变化” [7](P.235)。而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客观上又需要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广阔的市场,从而 有力地推动了统一大业。正如当时的诗人把铁路称为“德意志统一的结婚绶带”,铁路 不仅在经济上,还在促进德意志各地区的思想交流和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上起着重大 的作用。普鲁士也因其对全德铁路网的控制而成为德意志诸邦中的领头羊,并最终成为 德国统一的中心力量。

 

关税同盟的建立与全德铁路网的形成一样,在德意志现代化和统一进程中同样占有重 要的地位。它的建立使德意志民族在尚未得到统一的情况下,事先造就了统一的内部市 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经济上的统一。可以说关税同盟从倡导之日起便具有两个 明显目的:现代化和统一。
由于奥地利对德国统一持冷漠和否定态度,给了经济上强大的普鲁士以争夺全德霸权 的机会,它越过德意志联邦,执行一种全德性的关税政策。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达 姆斯塔特缔结的双边条约和1829年与南德商业同盟缔结的条约奠定了1834年关税同盟的 两个重要步骤。受奥地利支持的中德商业同盟遭到孤立,开始分化。1831年黑森选侯国 转入普鲁士关税体系,打通了普鲁士东西领土之间的壁垒,建立了一条通往西部的关税 桥梁。1833年把上述的缔约条约合并,产生了德意志现代化史上意义深远的关税同盟。 1834年1月1日关税同盟生效,其他小邦纷纷加入,到1836年1月,已拥有居民25151000 人,占1871年统一时德国居民的85.6%,一个巨大的德意志国内市场逐步建立起来。这 样,日益增长的德国国内产品能按统一的方针销售了。由于奥地利的自我孤立,德国政 治上同时也是经济上和地理上的二雄相争局面首先在经济上消除了[8](P.77)。当时很 多仁人志士都意识到经济联合对政治统一的巨大促进作用。普鲁士财政部长莫茨在给国 王的备忘录中对可以预见到的后果这样写道:“……收取进关、出关和过关税仅仅是各 国在政治上的分裂所造成的后果,如果这一点确是政治学真理的话,那么反过来说,这 些国家结成关税和商业联盟的同时,它们也必将统一成一个政治体系,这也应当是真理 ……德意志将统一在普鲁士的霸权之下。”[8](P.77)全德铁路系统的形成和关税同盟 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德意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壮大了德意志资产阶级力量。资产阶级 力量的壮大又推动了小德意志地区同普鲁士经济一体化。从19世纪40年代起,关税同盟 为保护自己年轻的工业,对内部采取自由贸易,对外部和外国采取一定的关税保护,这 种政策受到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欢迎,也使普鲁士容克阶级大受其利。在资本主义强有力 的影响、渗入下,容克阶级也被卷入现代化——工业化的浪潮,并不自觉地参加了德意 志民族统一运动。

 

到1852年,除奥地利和汉堡等个别地区外,所有其他各邦都已相继加入关税同盟。铁 路不仅把东部农业经济区同西部钢铁工业区紧紧连接起来,而且把北海沿岸和南部山区 都拉入民族经济市场里来。各邦资产阶级大受其利,把普鲁士看成是自己在德意志的政 治和经济代表,并且这时他们已有能力保护关税同盟。1853年,向来与普鲁士不和的萨 克森王国政府准备接受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贝格要求建立奥地利领导下的大德意志—— 中欧联盟的计划,但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被迫站到普鲁士一边,支持关税同盟。南部和 西部各邦出现了支持关税同盟的真正请愿风暴。普鲁士在全德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终于挫 败了施瓦尔岑贝格计划。这场危机表明,各中小邦已不可能奉行自己的政策,他们已经 不再是同普奥鼎足而立的政治力量。奥地利也正是经济的落后而久久未能打入关税同盟 。1862年普法商约的签订使奥地利再也没有加入关税同盟的可能,并最终被其他诸邦抛 弃。

 

19世纪60年代以来,小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已同普鲁士一体化。据统计,1860年德意志 联邦铁路总的货运量为1700万吨,绝大部分由普鲁士掌握和承担。1846年成立的普鲁士 铁路委员会,60年代扩大为德意志管理委员会,采取多种手段向各邦渗透[9](P.8-9)。 在全德铁路网的有力支持下,关税同盟地区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完善了共同的语言 和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德意志民族最终形成并得到巩固。经济的统一为政治 的统一奠定了基础。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意志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和经济的 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强制力量,不仅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民族统一,连容克阶级甚至是一 些邦的诸侯贵族也感到,如果他们对抗统一的潮流,德意志将把他们抛弃。可以这么说 :统一在德意志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强大而又野心勃勃的普鲁士在俾斯麦的运作 下,审时度势,最终以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的形式排除了奥地利,统一了德国。德国的 统一是在德国现代化造就的资产阶级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是在现代化所造成的国际国 内有利形势下,更是在现代化创造的伟大力量(财力、技术和新式武器)的支持下相继击 败丹麦、奥地利、法国,顶住俄罗斯在战争后期的压力取得的。俾斯麦在德国的统一事 业中能取得成功,归根到底是顺应了现代化历史的潮流。

 

 

如果说德国统一以前现代化与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对 统一的决定作用,那么在德国统一之后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主要地表现为统一对现代化的 反作用。德国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的工业化。

 

(一)德国的统一是工业化所必要的政治先决条件,统一扫除了德意志经济发展中的最 大障碍,加速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德国的统一不仅把整个德意志的经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德意志形成一种经济 民族主义。加入帝国的各邦在“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的激烈竞争中,在统一帝国 的全力保护与支持下,它们的工业实力和作用大多在这场竞争中大为提高。全德在对外 贸易中的入超局面也因此得以扭转:1872年德国的对外贸易中,进口为32.62亿马克, 出口为23.21亿马克;到1880年,进口下降为28.3亿马克,而出口则上升为29.23亿马克 [10](第366页)。如果说,政治上是普鲁士领导了德国,那么经济上却是普鲁士“融化 ”在统一的德国之中。统一成为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助力。这种具有统一价格、统一 法规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容量。

 

(二)德国的统一,标志着普鲁士道路的最终确立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的完成,为经济起飞打下雄厚的基础。德国不同于英国,工业化 的过程不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相反是在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保护农业的发展,并 在工业革命中起相互促进的作用。“保护农业利益”虽然是为了照顾政权在握的容克阶 级的利益,但农业和工业之间保持一种比较平衡的发展却是德国经济现代化的特点和优 点。统一国家的建立使得“重商主义”的推行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讲,统一对农业现 代化有着直接的影响。1879年俾斯麦承认对农业实行了保护关税以抵抗大量谷物从东欧 和美国涌入,1885年和1887年他又提高了关税。在国家关税的保护下德国的农业得到了 蓬勃发展。据统计,1870—1913年德国谷物产量由1500万吨增至3100多万吨。农业经济 的发展给德国工业化的发展注入强烈的兴奋剂,为发展工业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生 产资料、原料、资金和充足的劳力。

 

(三)统一国家对经济的保护或者说是干预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德国此时的经济在国际市场还远未能与英国相抗衡,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更是 为了尽快提高其民族工业的竞争力,俾斯麦推行保护关税政策,设立铁路基金,确立铁 路法案和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首的银行体系,进一步促进国内的经济联系和自由贸易,扶 持德国工业的迅速崛起。此外,俾斯麦出于国防上的考虑,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 扩充军备方面,特别是修筑堡垒和发展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重工业部门。军事交通运输业 和军火工业的膨胀又带动了钢铁、机械、冶炼等一系列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德国的统一 大大加强了国家力量,使其有能力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营建起一种欧陆均势防卫 体系。这样就为德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得了20年和平发展的时 间。单就工业增长而言,统一前1860—1870年的年均增长为2.7%;1870—1880年即达到 4.1%;1880—1890年为6.4%;1890—1900年为6.1%。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英法等国,仅 次于美国[11](第110页)。世界历史表明国家权力并不一定能加速经济的发展,但应当 承认,19世纪后30年的德国,国家利用统一的有利条件,利用来自人民复兴国家的民族 意识,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了德国的现代化。

 

(四)德国的统一有助于教育、科技的发展,从精神上保证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进程。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制,颁布了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70年代完 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实行强制义务教育制。这使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养大为改善。 全德文盲率从1841年的9.3%,下降为1865年的5.25%、1881年的2.38%和1895年的0.33% 。在这个基础上,调整了中等学校的体制,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建 立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机构。这所有的一切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筹备是无法想象的。在 国家的大力建设下,德国的科研能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科研的发展直接带动了技术的 进步,而且德国人更善于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转化为生产力。科技人员与工人之比 ,到1896年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当代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对此 作了这样的评论:“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偏爱使德国工业比英国和美国 工业进展更快。”[12](第194页)关于德国统一和重视科技教育同德国经济现代化之间 的关系,在1904年德国钢铁厂职工联合会庆祝大会上主持者不无自豪和自负的演说中得 到明示,他说,德国钢铁工业的辉煌发展可以“溯源于一种旺盛的事业心,在政治统一 后它鼓舞我们整个祖国……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们的钢铁工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如 果不是政治分裂起了阻碍作用,……我们钢铁工业早就达到这个阶段了”[13](P.468)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统一后的德国,在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历史上最引人注目和 最令人惊异的经济转变。在大约30年时间内,德国经历了英国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 革命,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的工业技术国家。

 

德国的统一不仅大大促进了德国的经济现代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国的政治 现代化。德国的政治现代化始于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召开的全德国民 议会中诞生了形式上的德意志联邦政府和制订了德意志帝国宪法。1849年3月28日,德 意志帝国宪法获得通过。该宪法是德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民主的一部宪法, 它是德国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构建的新的国家尝试。然而,由于当时德国还处 于四分五裂之中,资产阶级力量又很弱小以及普鲁士还不足以克服奥地利的阻碍,这部 宪法成了一纸空文。然而,在德国统一进程中诞生的这部宪法对德国的政治现代化影响 颇大,它是民主政体精神的“发源地”,为魏玛共和国宪法所直接继承。

 

德国的统一使新宪法的制定和推行成为可能。1871年4月16日,俾斯麦亲自领导制订的 帝国宪法,在新选出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上原样通过。就本质而论,帝国宪法是俾斯麦的 杰作,他使1867年制定的北德联邦宪法适用于整个德意志帝国。根据宪法,帝国的主权 属于各邦的代表,由邦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是帝国最重要的机构,掌握国家权力。普鲁 士国王是世袭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在国际法上他代表这个新的国家,有权宣战、媾和、 结盟、接受和委派大使。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行政官员,也可免除他们的职务。皇帝还 有军队统率权,召集立法机构开会或宣布解散的权力,法律由皇帝签署并颁布。皇帝以 下设帝国宰相,由普鲁士首相兼任,具体负责领导帝国事务,然而他并不对议会负责, 只对皇帝负责。帝国议会是人民的代表机构,但实际权力很小。它没有一个对它负责的 政府,所以有人说帝国议会只能发表“独白”[14](P.176)。
和法兰克福时期的宪法相反,俾斯麦的帝国宪法是君主立宪的联邦制宪法,它谋求强 大的中央集权。基于该宪法原则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德国依靠其强大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巩 固了统一,比一切小邦分裂主义的倾向都来得优越[8](第156页),并为资产阶级谋得了 巨大的国内外经济利益。然而,这种在“自上而下”统一促成下的政治现代化深深地打 上了普鲁士的印记。德国普鲁士风格的君主立宪是由君主和容克掌握实权,直接行使统 治权,它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着重大的区别,成为近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普鲁士式君主 立宪制模式。德意志帝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鲁士,即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 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 事专制制度的国家”[15](第23页)。

 

不可否认,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现代化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双方的 实现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德国的统一是德国现代化的产物,没有德国的现代化就 没有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一方面成为德国现代化的动因,另一方面又为德国的现代 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助力。统一的现代化的德意志帝国终于于19世 纪后期威廉二世皇帝时代崛起于欧洲的心脏。然而历史表明,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现代 化存在着自身的特点或者说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那么,这种弊病可否在德国的统一和 德国现代化进程及两者相互的关系和作用中找到根源?

 

笔者认为可以。其一,现代化促成的统一使德国在民族问题上留下了后遗症。德国的 统一是在容克贵族领导下的现代化强制力(更是经济力)作用下实现的,然而这种容克可 以控制的强制力量,只能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实现小德意志地区的统一。一方面,周边 大国英、法、俄决不允许在欧洲的心脏出现一个南抵地中海、北达波罗的海的统一的德 国,而普鲁士显然没有力量对抗这三个随时可能结盟干涉的国家。另一方面,容克力量 有限,如果采取“大德意志方案”,那么就意味着向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奥地利扩张,这 必然遭到波西米亚人的强烈反对,也会受到在奥地利处于统治地位的德意志人的反对。 即使普鲁士将整个奥地利置于统治之下,容克本身的根基必然动摇。俾斯麦选择了现实 可行的“小德意志方案”,统一了德国,然而不得不把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这 就使以俾斯麦为代表的容克阶级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因失去德意志民族统一旗帜象征 而失去领导德意志的资格,要么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从而使容克无力控制局面。 为了证明容克统治的合理性,威廉二世高举德国民族沙文主义的旗帜走上了侵略扩张的 道路。

 

其二,德国实现统一所依靠的力量和采取的方式使德意志民族主义深深地打上了普鲁 士的烙印。统一以后,德国民族主义在普鲁士封建的、军国主义传统的影响、渗透下恶 性发展,并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扩张力的急速膨胀而于19世纪末发展起新形 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德国统治集团利用各种教育机构向国民灌输民族沙文主义。1890年 12月,威廉二世发表演讲,要求学校培养“年轻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并要求学校“ 向社会民主主义作战”[16](第315页)。垄断集团也积极制造舆论、筹建组织,宣扬民 族沙文主义。1882年建立的“德意志殖民协会”,1894年的“德意志东部边疆协会”, 1898年的“德意志海军协会”和1904年的“反社会民主党帝国协会”等组织公开为德国 民族沙文主义摇旗呐喊。这种新形成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在德国统一后复活了的中世纪德 意志大统主义相结合,随着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而迅速膨胀起来 ,并为威廉时代的军国主义政策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和自我辩护的理由,成为统治者推 行侵略扩张主义的动力。

 

其三,统一作为一种强大的动因和助力,使德国现代化的领导权大部分控制在旧势力 ——容克的手中。拿破仑战争曾令德意志陷入了民族生死存亡之中,为挽救德意志、维 护其统治,容克贵族顺应了现代化的潮流,并因其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中的领导权而当然 地控制了现代化的领导权。政治上赢弱的资产阶级宁可将现代化和统一的领导权,让给 容克贵族及其戴王冠的代表,特别是在对奥战争胜利后,资产阶级对俾斯麦佩服得五体 投地。一位曾经激烈批评政府、反对国王的自由派人士博姆加尔腾1866年在《普鲁士年 鉴》上发表长文向俾斯麦认错:“我们曾以为用我们的鼓动可以改造德国,但我们所见 识的惊人事件教育我们这种前提是多么脆弱……事实证明我们的政体构想几乎全都是错 的……我们的原则若胜利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我们的原则失败了反给我们带来无穷的解 救……”[17](P.34)。在德意志的近代史上,统一是无比崇高而神圣的事业,以至于谁 掌握了统一的领导权,谁便能控制现代化的领导权。然而,德国现代化由旧势力领导的 这种特点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容克阶级仅把现代化看成德意志统一及证明其统治合理性 的手段。它一方面必须推进德国的现代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造 就实现统一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当然得保证容克阶级的利益,巩固容克的统治。正是在 这种情况下德国的现代化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德国的工业主义未能彻底涤荡旧有的 农业保守势力。“钢铁与黑麦”的联盟集中体现了德国工业与容克的妥协。这种妥协虽 然在一定阶段确保了德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但是,这恰恰也造成了德国资产阶级在 很长时期内未能摆脱对容克的依赖,成长为德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容克阶级作为旧的 生产力的代表在德国统一以后为维护和英国其统治地位必须再次寻找它存在的合理性。 而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尤其是在进入垄断阶段后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强力扩张,又为容克 提供了证明合理性的舞台。德国的新旧势力,即资产阶级同容克阶级携手制定并推行侵 略扩张政策。

 

应当说,实现统一与现代化的途径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德国的统一与现代化本身 符合了德意志民族的发展,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然而,德国的统一与现代化在各自的实 现过程中,在相互的作用、影响下埋下了自身难以克服的祸根,结出了影响20世纪上半 叶德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恶果。科恩说得好:“普鲁士在19世纪60年代的胜利……为1918 和1945年的失败打下了基础。”[17](P.35)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像统一和现代化这样两个似乎毫无必然联系的事件却也能如此 紧密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在历史上并非罕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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