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怎样表彰著名教授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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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人们为了表彰著名学者、教授在研究和教育方面的贡献,通常是为他们举办一个表彰会,时间常常选择在他们寿辰、或其从事学术活动、教学工作整10年之机。笔者曾参加过多次这样的会议,深感这样的表彰方式积弊甚多。

 

在这样的会议上,与会者的发言大多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人们听到的大多是千篇一律的虚浮的颂扬之词,与会者往往是出于应酬而勉强赴会,而在会上又不能不违心表达自己能参加这样的纪念会而感到荣幸。由于这类会议无多大学术价值,其纪念意义也不大,那些会上的应酬之词在会后便成了过眼烟云,很快被人遗忘。而且会议的组织又是一件既费事又费钱的事,只是怎样安排与会者的座次和发言次序,就是一件让组织者犯难的事。专家学者通常又无行政级别可援引,稍有不慎事情就会办砸。如果一个单位有多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事情就更难了,且不论经常举办这样的会议花钱费事,穷于应付之辛劳。只是确定应该为谁召开表彰会就是一件难事,它通常要由领导班子集体讨论来做出左右为难的决策,因为无论怎样安排,总还有一些专家教授处于可表彰可不表彰的边际上,好事成为了一件得罪人的事。因此,可以理解,一些单位做出一律不开此类会议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这样虽然避免了本机构内相互攀比的矛盾,但却会使决策者心有内疚,也不利于扩大本单位的学术影响,学者本人也难免有不平之感,因为其他单位为类似学者举办了这样的表彰会。

 

倒不是说不应该表彰为学术做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因为表彰他们不仅是对学者本人的学术成就的肯定,而且对鞭策学术后来人,推动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也有重要意义。需要改革的只是中国式的纪念方式。笔者曾多次赴德国,研究工作之余,附带注意了一下德国学术界怎样纪念和表彰著名学者,觉得他们的表彰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德国学术界为纪念某位学者在科学上的贡献,通常在其整10年大寿时由同行专家合作围绕某一主题撰写论文,并由出版社汇集出版。当然,德国学术界也会为一些学者的寿辰召开专门的庆典会议,这是一种更高的殊荣,只有那些在学术上做出特殊贡献的学者才有资格享有,因此,更为常见的庆贺方式只是出版一部学术论文集。

 

这种论文通常只在扉页上注明纪念某某几十寿辰的字样,并在书后附上教授学者的生平和著述。论文作者也常常只以撰写论文来表达对寿者的敬意,在论文中通常不再提祝寿之事,更无与学术研究无关的阿谕奉承之词,相反倒可能有对寿者的学术观点的批评性评价。当笔者初次见到这样的文章时,颇感惊奇,因为按照国人的行为方式,怎么能在别人喜庆之时批评他?久而久之,这样的文章见多了,便也习以为常了。因为善意的、真正的价值的学术批评无疑有助于被批评者修正缺点,完善理论,这才是最好的生日礼物。这也足以可见德国学术界的自由氛围和专家教授宽容的学术态度。

 

选择好主题是决定文集学术质量的关键,因此主题通常是该领域内学者当时最关注的问题。如果文集主题能与被表彰者的学术贡献正好吻合,当然最为理想,但决不会因迎合被表彰者而影响主题的选择,因为一个学者的研究领域毕竟有限,二者较难两全。由于这种从学术价值和影响出发的选题原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论文集的质量和生命力。因此。在德国,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就发表在这样的纪念性文集之中,一些几十年前文章现在读起来仍有所获,并时常被其他学者加以引用。

 

这种表彰方式的有效性和生命力,也与德国图书馆系统和书店售书系统的配合有密切关系。德国图书馆和书店售书系统,都把这种纪念性文集扉页上的祝寿词作为论文集的副标题收入被表彰者、文集主编和文集作者的文献索引中,尽管论文集中通常并无被表彰者的作品。所以,只要读者把某位学者的姓名输入检索终端,这类祝寿出版物便会与学者的其他文献一并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上。这无疑会扩大这类纪念性文集的影响。

 

要保证论文集的学术质量,选择论文作者也很重要。通常,这在确定论文集讨论主题时就已经考虑到,首先,要保证论文作者是该研究领域内的专家;其次,作者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也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由于作者选择过程是双向的,这里还有一个被邀请的作者是否愿意为纪念性文集撰写论文的问题:一方面,由于论文集的主编通常是与被表彰者学术地位相当的权威,被约请者可以在向学术同行表达生辰祝贺的同时,借助主编和被表彰者的学术地位来扩大自己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德国图书馆文献检索系统的工作做得很细致,重要论文与书籍一样也要建立单独的检索条目,只要论文有价值,作者就不必担心究竟是发表在专业杂志上还是发表在这类纪念性文集上。再一方面,这类纪念性文集通常以某一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为主题,且一部书中汇集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读者从一本书中便可以了解某一学术问题的全貌,这也有助于提高这类纪念性文集的阅读率。这些因素都会促使作者乐于接受邀请,并尽力提高论文质量。

 

当然,这种纪念性文集中的论文也可以采取匿名评审的方式,这就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公开征集论文,只要文集主编和被纪念者以及文集的研讨主题有足够的号召力。此外,一篇高质量的论文还必须给作者留出足够的时间思考和写作,所以,在德国这种论文集的主编通常提前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便开始筹办此事。

 

如果一位学者有这样的纪念性文集,即使读者并不一定很熟悉这个领域,也可以由此推论出该学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并非等闲之辈。如果某位学者有两本甚至更多的类似的文集,他必定是在自己领域内有很大影响的学者。如果你还想进一步了解这位学者是否有真才实学,究竟是学术经营者还是货真价实的科学家,只要在看一看其纪念性论文集中的作者,便略知一二,因为学术名流是不会屈尊为科学企业家撰文的。笔者就曾用此种方法查阅到一些颇有质量的文献。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这里并无意贬低学术经营者,在一个市场化的社会中,他们的社会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我只是想说明,在德国如果一个人单单靠经营才能是不可能在学术界做到名利双收的。

 

德国这种表彰科学家的方式很值得我们借鉴,它可以推动学术研究和提携学术后来人;又因纪念文集进入图书馆检索系统而使被纪念者留名千古;出版社也可借助名人效应而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主办者因此也不必为筹集纪念活动的经费犯愁,并省去了许多操持庆祝活动的烦琐事务性工作,论文集主编只需选定好讨论主题和论文作者,剩下的事情便可交由秘书办理,她也只需给出版社和作者去几个电话便可办妥。一件在中国颇为劳神费事的事情在这里变得异常简单。由于庆典活动既简单又省事,这使更多的教授和学者有机会受到表彰,在其退休前都有可能享有这种荣誉。久而久之,这种祝寿活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推动学术研究颇为有效的固定方式。

 

说有更多的教授和学者有可能在中晚年大寿之时得到同行的承认和尊重,但决非说取得这种荣誉是一种易事,因为德国教授与学者的质量本身就很高,要从这种高素质群体中脱颖而出,这需要他们为学术贡献毕生精力。在德国,基本上没有象美国和中国那样名不副实的“野鸡教授”,这又与德国教授的评聘制度有密切关系,大学只有是否聘用某个教授的权力,而无权决定某人是否具有教授的水平;教授的学术资格要在全国范围内由同行专家的匿名评议才能取得,颇有点象我国国家级科研项目和博士点及博士生导师的评议方式。这种评聘办法从根本上保证了大学教授的基本质量,如果一位高校教师在做教授前没有在学术上取得相当成就,根本就不可能通过这种评审。教授的高质量又从根本上保证了大学教学和科研的高水平,因此,在德国只要是被冠以Universit-aet的高等院校,就决不会是质量很差的高校。尽管在德国也有名教授与一般教授,名校与一般大学之分,但其水平差距远不象中国和美国那样大。关于德国教授和大学质量的问题,已超出了本文的主题,须另撰文介绍。在这里想要说明的只是,一位学者取得教授资格只能说明其前半生的辛劳,而要在中晚年大寿之时获得学术界同行的庆贺,他在当了教授后也不能有半点松懈。看似这种祝寿活动是一种个人荣誉,但同时也是学术界一种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并构成学术界整个竞争激励机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社会而言,它也是公众评价和监督学术界这一专业性非常强的小群体的有效方式,但却无须社会支付成本。

 

这种庆祝活动方式的效率主要来自把学术性的公共选择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被纪念的学者本人和文集主编的学术贡献和影响,以及论文作者的水平是决定文集学术水平的关键。他们实际上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学术评价委员会,但它又是无形的,因而节省了有形组织的大量交易成本;而这种纪念活动的经济效益则由出版机构把关,在一个商业化的社会中,理性的书籍经营者是不会为没有价值的庆祝活动掏钱的。而在中国类似的学术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行政机制,其无效性已无须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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