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1948年柏林危机 :缘起与结果
 
作者:张盛发
 

 
1948年的柏林危机是冷战开始后美苏双方以战败的德国为舞台,围绕柏林问题而展开的以军事对峙为背景的一次激烈的对抗。在柏林危机爆发前,苏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已严重恶化,并且已朝着集团对立的方向发展。冷战伊始,美苏便首先在柏林迎头相撞,乃是因为德国作为一个被分区占领的国家,集中体现了美苏双方在争夺德国和欧洲中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在柏林危机中美国和苏联进行强硬的对抗,使人们第一次真正看到了美苏冷战对战后和平与安全所可能产生的可怕的危险后果。

柏林危机是苏联在冷战开始后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展开的一次主动出击,目的是为了通过切断柏林的交通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施加强大的压力,以迫使它们或者停止建立独立的西德国家,或者甚至把它们赶出西柏林。由于对德国问题的错误判断和对西方实力和决心的错误估计,苏联采取了封锁柏林的极端措施,导致了柏林危机的爆发,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冷战的局面。


一 苏联的错误判断与危机的爆发

苏联对德国问题的错误判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冷战后整个德国的发展和走向发生错误的判断。其二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抵制封锁的决心和能力发生错误的判断。

战后,按照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战败的德国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别占领和管理,德国的首都柏林亦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盟国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处理全德事务。按照这种分区占领制度,苏联在占领和管制德国中的地位是有利的和牢固的。因为,苏占区的面积占全德的40%,人口占36%,生产资源占33%。大柏林的面积为889平方公里,苏占区占409平方公里;大柏林的人口约为350万,苏占区拥有100万;美、英、法三国算在一起的西占区的面积是480平方公里,人口250万。而且整个大柏林又位于苏占区之内。根据波茨坦会议的规定,苏联可以在苏占区内自行其是已不必待说,就是在盟国管制委员会里,它也拥有不容置疑的重大权力。因为委员会实行的是一致性原则,这就使苏联处于以一抵三(美、英、法))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联对德国问题政策的基本考虑,就是要在巩固苏占区的基础上,加强对全德事务的影响,并借以增强苏联在整个欧洲的地位。

从盟军攻入德国并确定分区占领制度开始,德国已处于分裂状态。因为在分区占领制度下,各占领国当局均按本国政府的旨意各行其是,已经使各占领区域成了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负责全德事务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已形同虚设。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通过的法令和命令多达一百余项,均因难以实现面成为一堆废纸。美国忧虑苏联“想用共产主义取代纳粹主义”,苏联则担心美国利用德国反对苏联。双方都从战略高度看待德国问题,都想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德国问题。

 

1946年5月,美国宣布停止从美国的德占区拆迁设备用于支付赔偿。1947年1月,美英占领区合并为双占区。同年3~4月,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围绕着有关德国的经济、政治、赔偿以及和约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与苏联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正是在会议期间(3月12日),美国宣布了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接下来马歇尔计划、莫洛托夫计划和共产党情报局相继出现,美苏冷战爆发。欧洲的分裂包括被分区占领的德国的分裂已势不可免。

冷战开始后,德国作为四国共管的战败国,首当其冲地成为冷战的战场。分区占领制度进一步动摇。1947年7月讨论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欧洲16国经济会议已经将德国的西占区纳入了欧洲复兴计划之中。7月,在美国政府给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的新指令中,提出要让德国的州享有更大程度的政治独立和使德国的经济更能自给自足。[1] 这表明,美英在西占区将会有更大的动作。这个动作就是要把西占区变为依附于西方的单独国家。

 

对于西方国家组建单独的西德国家的试图,苏联方面也已经有所觉察。1947年10月3日,苏联外交部欧洲三司司长斯米尔诺夫在给莫洛托夫的一份报告中说,“分析我们手头掌握的材料和美英在德国所采取的实际措施,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已经不是宣传手段或政治讹诈,而是对德国进行政治和经济肢解,把西德及其所拥有的资源并入到美国建立的西方集团中去的实际威胁。”[2] 但是苏联决心阻止西方国家的这一试图。因为一个独立的西德国家的建立,不仅会使苏联失去对整个德国问题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扶植起来的西德将会加入并且增强西方集团的力量。所以,1947年11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给参加外长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中,特别强调要把签订对德和约放在首位,使和约与“恢复统一的民主的德国”联系起来。指示要求反对美国提出的召开由所有对德宣战的国家参加的和会,主张召开由盟国中德国的邻国和其它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对德共同作战的盟国代表参加的和会。[3]

1947年11~12月,在冷战气氛中召开的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在讨论德国问题时,因双方歧见太深而不欢而散。两次外长会议失败后,美国及其盟国已决意在德国问题上同苏联最后决裂,使西占区成为独立的国家。以避免“整个德国” “被拖进东方轨道的真正危险”。[4] 正是在这次外长会议期间,法国同意把法占区与美英双占区合并。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二月事变”。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多党联合政府变成了共产党的一党政权。“二月事变”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它不仅加快了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步伐,而且也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建立西德国家问题上的决心变得不可动摇。1948年2月23日至3月6日美、英、法三国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一起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成立未来西德国家的具体事宜。会议召开前夕,2月13日,苏联照会东道国英国政府,谴责三大国的“单独行动”。伦敦会议召开时,苏联又发出了第二封抗议照会,指责西方国家奉行分裂德国的路线。[5]

在冷战已经开始的背景下,美、英、法三国的西占区和苏联的苏占区分别成为依附于各自占领国的单独国家,已成难以扭转的定势。实际上,德国分为两个国家乃是当时解决旷日持久的德国问题的可行选择,虽然它是以德国人民的暂时分离的痛苦为代价的。试想,一个国家由不同社会制度的几个国家共同占领并实施全权管理,它何以继续保持统一呢?如果硬要把不同的占领区重新凑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该如何确立它的政治属性呢?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还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在战败的条件下,德国人民已无自由选择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力。显然,就美苏而言,不论出现哪种情况,另一方都不会答应和接受。因此,与其维护一个徒具虚名的统一的德国,使其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从而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巨大的危害,莫不如现实地承认和接受德国已经分裂的事实。总之,在冷战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再来侈谈德国的政治经济统一,已是毫无意义的了。1947年讨论德国问题的两次外长会议的失败,就是明证。

 

但是,苏联却无法认识到在冷战的条件下由四大国共同管制的德国从分区占领走向正式分裂的必然趋势,仍一厢情愿地试图恢复德国形式上的统一。正是这种对冷战后德国走向的第一个错误判断,使苏联以为,只要凭借苏占区有利的地理位置,封锁柏林的交通,就能造成西方国家难以呆在西柏林的条件,从而迫使它们在德国问题上作出让步。

苏联既没有估计到西方国家抵制封锁的决心,也没有认识到西方国家所拥有的抵制封锁的实际能力和手段。换言之,在它看来,西方国家似乎不会为了柏林甘冒同苏联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同样它也不认为,在封锁的条件下,西方国家有能力满足西柏林对生活和生产的各种需要。正是苏联对西方国家抵制封锁的决心和能力的第二个错误判断,使苏联迈出了封锁柏林的第一步。

就在西方六国关于德国问题的伦敦会议结束后不久,1948年3月9日,苏联驻德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奉召回国,商讨对策。正是在这期间苏联制定了有关封锁柏林的计划。

3月12日,苏联外交部欧洲三司司长斯米尔诺夫给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近期内我们对德国措施的报告》。报告说,美国和英国拒绝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的基础上解决德国问题,“准备采取措施建立西德国家,并打算同它签订单独的和约或和平规则”。关于德国问题的伦敦会议是“西方国家把德国变为自己的据点和把纳入正在建立的针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政治集团”的证明。斯米尔诺夫建议要更加坚决地对抗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他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对西方国家单方面采取的行动不能再局限于提出抗议,这些单方面的行动实质上触及了我们在德国和欧洲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不仅能制约美英法在德国的单方面行动而且能有力地挫败他们组建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集团计划的措施。”[6] 斯米尔诺夫还建议:1),召开苏联、波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外长会议,邀请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和德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为观察员。会议将通过评估西方国家在德国活动的宣言;2),会后苏联应提议召开新的外长会议来讨论德国问题。“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接受这一建议,那时组建西方集团并将德国纳入其中的行动基础就将被瓦解。如果我们的建议被他们否定,那就很清楚,这些大国将最终拒绝在波茨坦协议的基础上解决德国问题。” 在这之后,苏联将发表声明,西方大国以自己的行动破坏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和外长会议,从而使有关盟国管制机构和占领区的决议失去了效力。因此,苏联政府将不得不完全关闭自己的占领区,保障实施相应的财政措施,组织边界保卫等。[7]

斯米尔诺夫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付西方国家的行动计划和措施很快就被付诸实施。

3月20日,索科洛夫斯基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上发表声明,称伦敦会议是一次“秘密勾结”,并宣布盟国管制委员会作为德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已不复存在,苏联将退出这一机构。[8]

3月25日,索科洛夫斯基颁布了《关于加强保护和控制德国苏占区分界线的命令》。苏联驻德国军事当局的交通局局长特别受命把客运和美英法三国军队的交通运输减少到最低程度。[9]

3月27日,索科洛夫斯基又颂布了《关于加强保护和控制柏林外部边界的命令》,强化了对通过大柏林外部边界的人员和货物往来的控制。

3月30日,苏联驻柏林军事长官德拉特温致函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通知他,从4月1日起,苏联将对美占区和苏占区之间的交通实行新的规则。据此,将检查通过苏占区的美方人员的证件、货运及除私人行李以外的一切物品。[10]

从4月1日起,苏联开始实施其封锁柏林的最初步骤。先是美国继而是英国的客车在苏占区边界被拦截。当它们拒绝接受苏方检查时,苏方便不让其通行。4月3日,苏联封锁了从西占区的汉堡和巴伐利亚至柏林的交通,要求列车须经赫尔姆斯泰特驶往柏林。[11] 这样柏林危机的帷幕便被拉开了。柏林地区出现了对抗性的紧张形势。

4月17日,德拉特温和谢苗诺夫在给莫洛托夫和军事部长布尔加宁的报告中谈到了实施限制柏林和苏占区与西欧交通措施的情况。报告说,“我们的管制措施严重地打击了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德国的威信。德国居民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俄国人面前退却了’这证明了俄国的力量。”报告指出,“克莱建立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空中桥梁’的试图失败了。美国人承认,这是一件代价昂贵的事情。” 报告还建议要加强对西方国家的压力:从柏林运往西占区的货物要有苏联驻德军事当局的货物运输许可证,对运往西占区的邮件实行新的规定。接下去,以保障飞行安全为借口准备限制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航空。[12]

苏联这时采取的局部封锁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停止建立西德,恢复德国问题的原状。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则将把西方国家的包括军队在内的一切人员从柏林赶出去,使整个柏林并入苏占区。3月26日,斯大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皮克的谈话证明了这一点。皮克说,拟定于同年10月在柏林举行的选举结果对统一社会党来说,未必会比1946年更好。皮克又说,“如果盟国撤出柏林的话,他将会很高兴。”斯大林表示,“让我们一起努力试试看,也许能赶走(他们)。”[13]

4月23日,谢苗诺夫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谈到了西方国家正在把他们的人员从柏林迁往西占区的迹象。但他认为,由于他们大概想要为自己保留更多的自由以抵抗我们的压力,因此,逼迫西方国家撤出这座城市未必会是轻而易举的。[14]

在苏联对柏林交通实施限制的同时,苏联与西方国家在德国货币改革问题上的争端又使局势进一步加剧了。[15] 1948年5月18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在德国苏占区实行货币改革的决定》。决定责成苏联驻德军事当局在西占区单独进行货币改革时立即在苏占区实行货币改革。要求“苏联军事当局争取在整个大柏林地区发行苏占区新货币”。[16]

6月7日,西方国家公布了筹建西德的伦敦议定书。6月11日和12日,苏联切断柏林与西占区的铁路交通两天。12日,苏联又以“维修”为由,关闭了易北河上的一座公路桥。16日,苏联代表退出盟国柏林管制总部。[17] 18日,美英法三国宣布将从6月20日起在西占区实施货币改革。第二天,19日,苏联宣布,“德国西占区发行的货币将不容许在德国苏占区和位于德国苏占区之内的在经济上是苏占区一部分的‘大柏林 ’地区流通。”[18] 6月22日,苏、美、英、法四国财政专家就货币问题进行谈判,未果。此时苏联代表发出警告,将实行经济和行政制裁,以“使在柏林只有一种货币,即,苏占区货币”。[19] 同一天,索科洛夫斯基通知西方三国驻德军事长官,苏联已在苏占区和大柏林地区进行货币改革。6月23日,美英法三国决定把西占区的货币改革扩大到柏林西区。6月24日,苏联当局以“技术原因”为理由,完全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的地面交通联系,使柏林危机进入高潮。[20] 在陆地交通被封锁的情况下,从6月25日起,美国等西方国家架起了“空中桥梁”,向西柏林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煤炭等急需物品。与此同时,美国等还对苏占区和东柏林实行反封锁,阻止向苏占区运送煤炭和钢铁等。

 

二 危机的结束及其后果

从柏林危机爆发的过程来看,苏联强硬地封锁柏林的交通无疑是引爆危机的直接的催发剂。令人惊讶的是,苏联采取封锁柏林这种重要行动时,它开始时提出的理由竟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技术原因”。这种幼稚的手法似乎注定了苏联在以后同西方国家的较量中必然要处于下风。7月3日,美英法三国军事长官会见了索科洛夫斯基,向他建议由西方提供技术帮助恢复柏林交通。索科洛夫斯基当然拒绝了这种帮助,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种所谓的技术困难。同时他道出了封锁的真正原因是:西方六国伦敦会议和造成苏占区经济混乱的西占区货币改革。他还明确表示,他“不能保证当现在的技术障碍排除时,不会出现新的这方面的障碍”。[21]

虽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危机中尖锐地对抗着,但双方都没有也不敢下决心走向武装冲突。7月6日,美英法三国各自照会苏联。7月14日苏联复照三国。双方除了相互提出指责外,都表示愿意进行谈判。美国等表示可以就柏林管理的分歧问题进行谈判。但强调谈判只能在封锁解除后进行。[22] 但是苏联认为谈判不能仅仅限于柏林管制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不能与四大国管制德国的总问题分开的。[23] 7月31日,莫洛托夫在与美英法三国大使会谈时明确表示,“苏联政府认为,把讨论柏林问题与四方共同管制德国问题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 [24] 8月2日,斯大林在会见三国大使时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苏联在柏林危机中的立场和观点。斯大林认为,是西方国家在柏林发行的B记马克和伦敦会议的决定引起了苏联所采取的封锁柏林交通的措施。因此如要苏联取消封锁,西方国家就必须:第一,废除B记马克,代之以苏占区通用的德国马克;第二,西方国家应当作出保证,执行伦敦会议的决定将推迟到四国代表会晤并就所有涉及德国的基本问题达成协议的时候。[25] 由于西方国家大使不愿意就停止执行伦敦会议决定作出保证,斯大林不再要求将这一点作为取消封锁的条件,但是他要求把苏联政府关于推迟解决西德政府问题的要求记录下来。西方代表同意苏占区德国马克在柏林流通和收回柏林西区的B记马克。条件是,在采取这一措施的同时,取消对柏林和西占区之间的交通限制。[26]

但是,苏联的立场实质上仍然没有发生变化。1948年8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苏联方面关于苏美英法四国会谈的联合公报草案。苏联的草案规定,将于8月15日废除在西占区宣布货币改革后对德国西占区和柏林之间的客运和货物运输实行的双向限制。与此同时,苏占区的德国马克应成为柏林的唯一货币,由苏占区的德国发行银行调节整个柏林的货币流通。草案还规定,近期内召开四国外长会议或四国代表的单独会谈“以讨论涉及柏林的未决问题和涉及与整个德国的其它未决问题”。最让西方国家所不能接受的是草案中的下面一段内容:“在四国代表的谈判中讨论了苏联政府希望推迟实施伦敦会议关于建立西德政府的决定直到上述四国代表会议产生结果时的问题。为此,西方三国代表表示,三国政府暂不处理建立西德政府的问题。”[27] 1948年9月1日,在西占区召开的制定西德宪法的议会清楚地反映了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立场。

但是西方国家在货币问题上还是作出了让步和妥协。根据在莫斯科制定的四国政府协议,建立了由四国驻德军事长官组成的财政委员会以监督实行有关在柏林发行统一货币的措施。9月1日~7日,在柏林召开的四国军事长官会议讨论了财政委员会的职能和权限问题。莫洛托夫在给本国代表的指示中说,不能从在莫斯科达成的决定特别是关于扩大财政委员会权力的决定上退让。美国驻苏联大使史密斯表示,“在除了有关柏林的其它问题上,法国、英国和美国代表没有任何扩大财政委员会对德国发行银行实行监督的意图。”他还说,“三国代表始终承认,对财政委员会的监控不应当破坏苏联当局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责任。”[28]

但是苏联在谈判中没有抓住这一机会与西方国家达成妥协,而是拖延谈判,坐等“空中桥梁”行动失败后西方国家最终屈服和让步。有关“空中桥梁”遇到困难和即将失败的情报显然误导了苏联政府。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成员拉季阿尼的报告就很有代表性。他叙述了他于1948年11月20日同联合国新闻署副署长奥登(法国人)的谈话。他说,一位奥登非常熟悉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告诉奥登,“柏林的‘空中桥梁’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美国军方认为,目前正值冬季,飞行条件极为复杂,全体人员都已疲惫不堪,以至于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让飞行员继续飞行。物质方面的损耗非常快。这位美国代表团成员说,美国军事指挥部和国务院担心近期内‘空中桥梁’的作用将很快丧失。”[29]

但是,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逐渐朝着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第一,柏林危机爆发后,柏林作为四国共管的的单一城市的地位已经维以维持。1948年12月,柏林终于分裂各自为政的东西柏林两部分,各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和货币体系。这种情况的出现似乎更有利于美国等 西方国家,因为在去除了四国共管柏林的空壳后,西方国家警告了在西柏林不受苏联束缚的自由行事的机会。第二,最重要的是,美英的“空中桥梁”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到1949年春天,美国向西柏林空运的物品达到了平均每天8000吨的水平,这与封锁前美英通过水陆交通运送给西柏林的物品基本上持平了。第三,美英的反封锁对苏占区和东柏林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反封锁,苏占区和东柏林无法从西占区和西柏林等到其所需要的商品,尤其是煤和钢等重工业原料。而苏占区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就是以重工业为主的苏联经济模式的翻版。这就使 苏占区受到了反封锁的严重打击。苏占区和东柏林的许多企业甚至被迫关闭。由此而引起的失业加剧了社会局势的动荡和紧张,东柏林居民逃往西柏林的事件频频发生。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说,“可以肯定,我们的反封锁对东德所造成的损害要大于西德。”[30] 这确实并非夸大之词。

局势的这种演变,是苏联始料未及的。苏联发现,在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中,它已明显处于下风。这就迫使苏联在柏林危机的谈判中作出最后的让步。1949年1月底,斯大林终于表态了。他在答记者问中说,如果美英法国同意把建立西德国家推迟到研究整个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召开的时候,苏联不认为取消交通限制有什么障碍。[31] 这是苏联方面在谈到解除柏林封锁时第一次没有把它同纠缠不清的柏林货币问题联系起来。实际上已接近无条件解除封锁,因为推迟而不是取消建立西德,对西方国家来说,已经无关宏指。从2月中旬开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杰赛普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在这期间,苏联采取了一系列走向解除封锁的措施。苏联恢复了对西柏林的电力供应,放回了扣押在苏占区的4000节车厢。4月,苏占区甚至已编制了包括西占区列车运行在内的火车时刻表。尤其耐人寻味的是,3月29日,苏联驻德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其原职由崔可夫将军取代。索科洛夫斯基在柏林危机期间,一贯采取强硬立场,他的离职表明了苏联立场的变化。

1949年5月5日,苏、美、英、法四国终于达成了协议。协议宣布自5月12日起,取消从1948年4月1日起实施的封锁和反封锁。根据协议的规定,四国于5月23日在巴黎召开了外长会议。但除了肯定解除封锁外,没有任何具体成果。而一场柏林危机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了两个德国的分裂局面。

从协议的内容来看,苏联和西方国家虽然同时取消封锁和反封锁,但是西方国家的反封锁本来就是苏联封锁的副产品。因此,较量的结果并不是打个平手,而是率先采取封锁的一方——苏联的失败。封锁了一年多,苏联既没有阻止西德国家的建立,亦未能把西方国家赶出柏林,倒使自己尝到一些苦果。

柏林危机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却强化了冷战的局面,加快了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形成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其一,危机加强了美国同欧洲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系和合作,促进季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正是在危机期间,美国以对付苏联的挑战为名,于7月中旬使英国同意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60架B—29战略轰炸机。其二,危机加快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过程。早在封锁前,美国根据它的对外战略,就明确表示支持建立西方联盟。1948年3月,英、法、荷、比、卢五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之后,美国便开始同布鲁塞尔条约成员国讨论建立大西洋安全体系问题。美国提议要把北欧的挪威、丹麦、瑞典和冰岛作为“垫脚石”国家也纳入大西洋安全体系中。但要实现这一设想并非易事。因为北欧国家长期奉行和平主义和中立主义的政策。1948年1月,当英国呼吁建立西方联盟时,北欧国宾的反应极为冷淡,甚至“公开宣称它们不会参加一个为俄国所谴责的计划”。[32]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件已使它们对苏联的恐惧增加了。而苏联封锁柏林,更使它们感受到了苏联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最后除了瑞典继续保持中立外,挪威、丹麦和冰岛均加入了北约组织。由于柏林封锁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的危机感,促使它们加快了筹建北约的步伐。在达成解除封锁协议的一个月之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脱胎问世了。后来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俄国在柏林问题上所表现的粗暴和野蛮……导致最后讨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3] 北约组织的建立当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战略的产物,但是苏联挑起危机的不当行为,起码也是加快北约组织产生进程的因素之一。

 

注释:

 

[1] 参见,汤季芳:《冷战的起源与战后欧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82页

[2]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2,目录34,卷夹146,卷宗7,页码1。转引自纳林斯基:“1948~1949年柏林危机(俄罗斯档案的新材料)”,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年,第3期,第18页。

[3]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3,目录74,卷宗39,页码3。转引自纳林斯基:“1948~1949年柏林危机”,第18页。

[4] 福·波格,《马歇尔传》,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97页。

[5] 阿哈尔卡奇:“苏美关系中的1948年柏林危机”,载苏联《美国》杂志,1991年,第12期,第41页。

[6]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8(3),目录11(日),卷夹70,卷宗17,页码436。转引自纳林斯基:“1948~1949年柏林危机”,第20~21页。

[7]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8(3),目录11(日),卷夹70,卷宗17,页码437。转引自纳林斯基:“1948~1949年柏林危机”,第21页。

[8] 《苏联与柏林问题文件集》,第1册,莫斯科,1948年,第22~24页。

[9]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8(3),目录11(日),卷夹70,卷宗17,页码439。转引自纳林斯基:“1948~1949年柏林危机”,第21页。

[10] 《柏林危机(关于莫斯科会谈的报告)》,华盛顿,1948年,第1 页;《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中译本,三联出版社,1974年,第140页。

[11] 阿哈尔卡奇:“苏美关系中的1948年柏林危机”,第42页。

[12]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4,卷宗789,页码24~25,28。转引自纳林斯基:“1948~1949年柏林危机”,第22页。

[13] “斯大林同志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皮克和格罗提渥的谈话记录(1948年3月26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03,页码34。转引自纳林斯基:“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第22页。

[14]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8(3),目录11(日),卷夹70,卷宗17,页码449。转引自纳林斯基:“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第22页。6月11日,谢苗诺夫在另一份报告中说,按照已经确定的限制交通的计划,正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希望,限制将使西方驻柏林的占领政权的“威信进一步下降”。(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8(3),目录11(日),卷夹70,卷宗17,页码451。转引自同上)

[15] 货币问题是苏联同西方国家在柏林问题上分歧和对抗的主要内容之一。早在1946年盟国管制委员会曾经讨论过货币改革的问题。苏联代表主张在“相同的国际监督下”在西占区和苏占区发行单独的货币。美国等西方国家代表表示反对。他们坚持要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下建立全德银行体制,货币发行问题也由其负责。为此苏联财政部长兹韦列夫于1947年1月21日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西方大国试图“控制我们在占领和赔偿方面的开支数量”,对苏联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应当“注意到,盟国将不会同意给予苏占区指挥部货币发行权以弥补占领和赔偿方面的开支”。兹韦列夫表示担心西方国家可能利用在发行体制问题上缺乏协议为借口在西占区单独进行货币改革,而这将导致苏占区的经济进一步孤立。兹韦列夫认为可以接受西方国家的建议。条件是,它们保证“充分弥补我们的占领开支和赔偿开支包括从现在的生产中提取的赔偿”。(“在从柏林会议到两个德国建立的这段时期内苏美英法相互关系中的德国问题(概述——第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8,目录11,卷夹70,卷宗17,页码433。转引自纳林斯基:“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第19页)。最后,在盟国管制委员会里没有就在德国进行货币改革达成协议。1947年9月,索科洛夫斯基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由于美国当局积极准备在德国西部单独进行货币改革,有必要着手为苏占区印制新货币根据索科洛夫斯基及其助手谢苗诺夫的建议,12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德国苏占区发行新货币的决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4,卷宗789,页码1~2。转引自纳林斯基:“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第19页)。鉴于德国西占区有可能单独进行货币改革,苏联政府同意苏联驻德军事当局“印制德国苏占区新货币”,苏联部长会议在1948年5月7日的决定中,责成莫斯科国家造币厂在1948年7月1日前印制总值50亿马克的4亿张德国新货币。决定把预定实施的日期推迟到1948年8月2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4,卷宗789,页码32页。转引自同上)。

[16] “ 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5月18日决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4,卷宗789,页码33~35。转引自纳林斯基:“1948~1949年柏林危机”,第23页。

[17] 同上;《艾奇逊回忆录》,中译本,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16页。

[18] 《苏联与柏林问题(文献)》,第1 卷,莫斯科,1948年,第30页。

[19]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8,目录11,卷夹70,卷宗17,页码454。转引自纳林斯基: “1948~1949年柏林危机”,第23页。

[20] 同一天,苏联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共八国外长在华沙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德国问题的单独决定的声明》。声明谴责美国等西方国家分裂德国和组建西方军事同盟。声明表示拒绝承认伦敦会议的法律效力。(《德国问题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5,51页)

[21] 《柏林危机(关于莫斯科谈判的报告)》,第4,6页。

[22] 同上,第7~8页。

[23] 《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55页。

[24]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7,目录11(日),卷夹1,卷宗2,页码22。转引自纳林斯基: “1948~1949年柏林危机”,第25页。

[25] 斯大林强调,他坚决反对成立西德国家政府,而把西方三个占领区合并为一个占领区,这可能更好些。“停止执行伦敦会议的决定和废除B记马克。不存在任何困难。这甚至明天就可以做到。你们考虑吧。”1948年8月2日斯大林同志与美国大使史密斯英国代表罗伯逊和法国大使夏代格纽的会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1(日),卷夹43,卷宗1,页码7,11,17。转引自纳林斯基:“1948~1949年柏林危机”,第25页。

[26]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1(日),卷夹43,卷宗1,页码21。转引自纳林斯基: “1948~1949年柏林危机”,第25页。

[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录(第65号——1948年8月7日决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4,卷宗789,页码119~121。转引自纳林斯基:“1948~1949年柏林危机”,第26~27页。

[28]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11卷夹11,卷宗2,页码11。转引自纳林斯基:“1948~1949年柏林危机”,第27页。

[29] 拉季阿尼日记摘录:1948年11月20日同联合国新闻署副署长奥登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2,目录35,卷夹165,卷宗32,页码62。转引自纳林斯基:“1948~1949年柏林危机”,第28页。

[30] 克莱,《在德国的决定》,第389页。

[31] 《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14页。

[32] 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50页。

[33] 《杜鲁门回忆录》,第150页。

 

 
发表自1999年出版的《历史教学问题》第5期,转载请注明作者与出处。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