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间传说的十字军东征故事
 
作者:Amenhotp
 

 

字母的话:这是参考本人收藏的《鲁迅藏书系列-十字军东征图集》附录文本改编的。以前字母曾在论坛上贴过《十字军东征》系列帖子,这里的文本是20世纪20年代由德国慕尼黑约瑟夫·穆勒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作者没有署名。但是从南德的宗教信仰以及作者行文中的口气和对罗马教廷丑闻的诸多掩饰看来,这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作家的作品,或许他还是一名教会人士呢。中文版本由梁展先生翻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今天我们看来,这个文本里面的很多提法相当值得商榷,因此,字母在发大誓愿将此长文扫上来的同时,也决定对文本做一翻改写,对于明显失实的地方加以修正,如此,难免修正主义之恶名,先加说明,如果大家发现了错误,责任在字母。又,所有人名、地名、专有名称,一律按照原来的《十字军东征系列》里面的译法校核,其余者,如突厥人名,教皇称号,按照习惯改动。但是字母的改动尽量维持原作的风格不变:这只是一个在欧洲流传的民间传说——代表的是欧洲民间[具体的说是德国民间]对东征的看法,当然,不会去分析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愿大家在炎热的夏天里看到这个小故事后能觉得愉快!

 

序言

安德烈亚斯·布施

 

多少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则奇特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十字军攻占圣城耶路撒冷时,率先登上了城墙。他因此受到奖赏,成为第一个用自己的蜡烛点燃圣墓明灯的人。之后,这位勇士把这支蜡烛视为珍贵的纪念品带回了故里。在他举着燃烧的蜡烛跨进故乡城门的那一刻,他的心情与出征时完全两样,投入故乡怀抱的游子仿佛一夜间功德圆满。

 

所有人的生命之路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要指向坟墓。基督徒也同样无法逃避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也必然会在生命之路的尽头踏上死亡的旅程。任何人乃至任何人类的所作所为都无法摆脱类似的命运,即使像十字军东征这样规模宏大的历史运动也在所难免:有多少平民百姓对东征大业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和热忱,有多少朝圣者甘愿为之长途跋涉、抛洒汗水,又有多少骑士用手中的利剑与鲜血来祭奠它……就是这样一场为夺取权力、为实现理想而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十字军运动,最终也深深沉到了世界历史坟墓的底层。

 

然而,我们的生命之火将会从这些年代久远的荒冢中重新燃起。这些历史的墓穴里常常沉睡着一位伟大的人物和他的一段非凡的往事,期待着我们投去一束智慧的光芒,这束智慧之光同时也将照亮我们自身,给我们带来前人未曾发现的新知。这是一团熊熊的火焰,它能够顷刻间使我们的心灵火焰燃烧起来,这是一腔蓬勃的热情,它能够涤荡我们的灵魂,促使我们顿时越凡脱俗。而由永不停滞的时间将十字军东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埋进遥远过去的那个地方,便正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墓地:在这里,许许多多卑贱、懦弱和愚蠢者的身旁长眠着那些高尚、刚强和睿智之人;在这里,谁的内心保持着明辨和同情、深思和痴迷,那么他即刻就能够获得照亮自己人生之路的如炬之光。或许对极富传奇色彩的十字军东征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方上帝赐予的净土,人人皆可成为朝圣者和骑士,“他在家中也是一样”,况且,“他的生命跨越了波涛翻滚的海洋与炙热难耐的荒漠,这仅仅是在上帝赐予我们的土地上的一次十字军东征”。

 

上帝赐予我们的土地,就是我们爱之所在的地方。对基督徒来说,这块土地必然永远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土地,《圣经》之言在此变为现实:“上帝是如此地热爱尘世,以至他为之献出了自己的儿子。”在这预言神奇般地得到实现的地方,耶稣说:“带着我永恒的爱,我爱着你们,所以我怜悯你们,并将指引你们追随于我”,耶稣在他受难和死去的地方许下诺言:“当我被钉上十字架之时,我将会拥有一切。”因此,基督徒的心灵之路常常指向那里,而在公元纪年中从来就不存在这样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基督徒们没有去朝拜过摆放神圣十字架的地方。

 

然而,十字军东征的标志在基督教历史中则有着确定的、非常严格的含义。人们将它理解为发生在中世纪的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这场战争试图将巴勒斯坦地区从异教徒的手里解放出来。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上述意义则一再得到扩大,直到它涵盖了教会向人们频繁发出的每次号召,在这些号召之下,人们纷纷起来用武力压服来自各方面的异端邪说以及与教会为敌的人。尽管“十字军东征”所包含的后一意义不容忽视,但对这场基于宗教动机发动的战争本身的描述,便足以呈现出十字军东征历史的核心内容。战争的目标在于把巴勒斯坦从穆斯林塞尔柱突厥人控制下解放出来。我们以此便能够完全把握这场战争的发展及其在各个阶段所发生的事件。十字军东征以其伟大的指导思想、变化无常的过程以及多层次深远的影响,永远不会消失于基督教世界的视野,相反,不只是历史研究者,西方一切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都会在它的面前长久驻足。十字军东征同样焕发着永恒的艺术魅力,1833出生在斯特拉斯堡的古斯塔夫·陀莱自然也不例外,在这种艺术魅力的感召下,艺术家创作出了呈现在这里的、由图画连缀而成的十字军东征史。而对十字军东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原因、经过、影响和价值的详尽说明,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系列图画并使之变得更加饶有趣味。

 

一、十字军东征的意义和原因

 

就像儿女们在父母的坟墓之前、朋友在朋友的安息之地内心中涌起的那种情绪一样,爱与崇敬自基督教创始那天起,就一直召唤着信徒们不断走向掩埋着圣人们遗骨的墓地。他们怀着爱与崇敬的心情奔赴那里,仅仅是为了能够从那里获取上帝的帮助,与此同时,他们清楚地知道,神的力量只有借助圣人们的祈祷才能降临到他们头上。有鉴于此,人们纷纷赶往罗马神圣的希波律图之墓、迦太基神圣的西普里安之墓以及塞琉西亚神圣的泰卡拉之墓朝圣。这样,在埃及殉难者蒙拿斯的墓地周围,长久以来形成了一座功能完备的市镇,它既拥有教堂、寺院,又有供远道而来的外地人歇宿之用的小客栈以及沐浴场所。古老的基督教朝圣活动的首选地自然是罗马,因为那里是使徒领袖的长眠之地。同样自然的是,人们更愿去朝拜主耶稣之墓和那些因留有耶稣行迹而被目为神圣的地方,而不仅是上面所说的使徒和圣人们的墓地。今日有关此类朝圣活动的记载并不缺乏,如分别出现于四、六、七世纪的三次朝圣活动。当时,朝圣活动经常被赋予一种超出信仰与教会见解之外的价值,后来,尼斯的戈利高里与教父哲罗姆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种过分夸张的朝圣观念。“到耶路撒冷不是为了获取应得的报酬,而是为了能够经历一次虔诚的生活。”此时,有一种意识在信徒们心中十分明确且日渐强烈,他们相信,基督教的首都是罗马,而非耶路撒冷,但“各各他”曾经是并仍旧是圣山和圣地,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可以取代它。主耶稣的坟墓便建在这里。各各他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尊严和意义很早就促使人们在这里兴建了一座教堂,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不断得到修缮。大约十六世纪中叶前后,坟墓上的古老教堂被推倒了,山崖上的坟墓遂显露出来。人们在墓穴之中发现了两尊缠有铭带的神像,铭带上分别写着:“他已升天,不在此地”和“看着他留给你们的土地吧”。一阵暴风袭来,神像随之崩裂为碎屑。拿掉坟墓上的石膏板,人们发现了一个铸着耶稣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十字架用布包着,手刚刚一碰,包布便化为灰烬。木条上镌刻着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漫漶的铭文,人们勉强从上面辨认出海伦娜·马哥尼太后的语句。铭文大约是这样写的:“伟大的君士坦丁之母海伦娜建立了这所教堂”。这尊归属海伦娜所有的铸有耶稣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的发现,无疑曾激起过信徒们朝拜圣地的新奇而强烈的愿望。1808年,一场大火过后,希腊人建起一座五十米高的墓室,它的下面如今矗立着重新修筑的教堂。面对如此胜景,须臾一瞥也能唤起我们心中无限的畅想,数千年来,人们都有一个永不消失的愿望,那就是到这个地方来待那么一会儿,即便是用满是伤痛的膝盖和因发烧而灼热乃至干裂的嘴唇轻轻地接触一下脚下这方神圣的土地也会感到心满意足。也许,与亲人的别离是那么沉重,而归期是那么无定;黑夜是那样地幽暗和孤独,白日是那么漫长和炽热,而前路又是那么地遥远和困难:一切的一切为的只是能够在这里做一次祈祷,一切的一切只是为了亲吻一下脚下这片神圣的大地。尽管前往圣地的朝圣者受到了很高的尊重,他们的朝圣活动也得到了经济资助和支持,但一路上拥有的依然是疲惫和匮乏。虽然他们每人的心中都充满着激烈、严肃而深切的忏悔之情,然而,伴随着忏悔之情的是出自信仰的、对于受难的耶稣基督的爱与崇敬。这样一来,好像一踏上朝圣的路程,他们背负的罪责便都烟消云散了:离家之前还是一个罪犯,而归来的时候却变成了一名纯正无邪之士。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例证。一位名叫佛罗特蒙德的布列塔尼绅士,在杀死他的叔父和兄弟之后,为了表示了忏悔,来到主教们和法国国王面前。于是,他接受了命令,身负镣铐,以灰撒额,脖系刑索,踏上了朝圣的路程。但是,教皇好像对他的忏悔方式并不以为然,因此佛罗特蒙德必须再次奔赴耶路撒冷,彻底洗刷自己的罪恶。从圣地归来之后的他被视为圣人。也有另一类带罪之人出于内心的忏悔之情主动走向了圣地。安茹的一位名叫富尔科的伯爵,可耻地遗弃了他的同胞弟弟而致使后者死亡,他为他的疯狂举动寝食不宁。在高烧引起的梦呓中,富尔科不断地梦见不幸的弟弟死命地扭绞着他的脖颈。尽管他深深地为弟弟的罹难感到内疚,但内心的折磨并没有因此消失。这样,他决定动身去圣地朝拜。富尔科用绳索缠绕着脖颈来到了耶路撒冷,在圣墓前他一边用鞭子拼命地抽打着自己,一边动情地呼唤:“主啊,可怜可怜您这不诚实的、鲁莽的基督徒吧。”他从十字架上取下了一片小木屑带回家中,并在自己的城堡中建立了一座寺院和一座以圣墓命名的教堂。之后,他的良心依旧无法恢复平静,他不得不第二次来到耶路撒冷。后来,教皇赦免了富尔科犯下的罪过,他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但弟弟的冤魂还是不断地缠绕在富尔科的周遭,须臾不肯散去,富尔科为此第三次踏上了去往耶路撒冷的路程,不幸的是,在回来的路上,死神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富尔科生前将自己的墓址选在了由他亲自建立的教堂墓地。教徒们以朝圣的方式寻求解脱自身罪恶的事例对我们来说屡见不鲜。除此而外,还有一般性的朝圣活动。民间传说中被称做魔鬼罗伯特的诺曼底大公罗伯特二世曾经投毒害死了他的兄弟理查德,出于忏悔的目的,他带着骑士和贵族走向了耶路撒冷,这些人个个手持木杖和空瓶,双足赤裸,身披忏悔服。在君士坦丁堡,国王为罗伯特提供了许多享乐,但都被他拒绝。不久,他在小亚细亚为病痛所困,而其座轿与穆斯林居住区尚有一段距离。这时,罗伯特遇到一位由前路折返、请求回家的农民,于是他就命令这位农民道:“我的臣民,告诉我你的亲眼所见,你们的魔王伯爵是如何被带上天堂的。”

 

吸引基督徒们从各个地方走向圣地的是对背负十字架的救世主的爱,对耶稣曾经生活和遭受苦难的地方的敬仰,还有对苦难中的圣地的追寻以及那渴望洗刷罪恶的心情。随之而来的是耶路撒冷朝圣之路上将要经历的种种艰辛和磨难。

 

困难不仅仅来自路途的遥远、气候的恶劣以及途中无法估量和避免的偶然事件,还有来自巴勒斯坦方面的障碍和阻拦。但是,起初这些障碍与阻拦并不存在,因为直到公元637年基督教世界还牢牢地掌握着圣地,只是在此之后,它才落入了穆斯林手中。穆罕默德从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说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并将其与当地风俗习惯和自己真实的内心体验融会贯通,从而创立了一种宗教,这门新的宗教迅速传播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去,代替他的是阿布·伯克尔。其后,欧麦尔登上了统治者的宝座,自此伊斯兰世界的最高领袖被称为哈里发,而欧麦尔可以说就是伊斯兰世俗政权的真正奠基者。公元637年,欧麦尔着手夺取拜占庭帝国属下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两地。拜占庭,又称希腊帝国。这个在十字军东征史上曾经发挥过莫大作用的国家是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建立起来的。公元395年,统一帝国的末代皇帝狄奥多西大帝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东西罗马帝国分别以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为首都。作为伊斯兰国家的邻邦,拜占庭帝国早就充分认识到来自伊斯兰即穆斯林主义(“伊斯兰”的阿拉伯语意为:遵照上帝意愿而生)的威胁,果然不久,穆斯林势力就势如破竹地推进到了巴勒斯坦。然而,耶路撒冷只愿向欧麦尔一人投诚,因此,哈里发便进入耶路撒冷并亲自掌管了这座城市的大权。这样,城中的所罗门教堂很快被一座伊斯兰寺院所代替,结果这里成了伊斯兰教徒们做礼拜的地方,即所谓的清真寺。伊斯兰力量迅速扩张,到公元700年,整个北亚和北非几乎完全被占领了。此时,欧洲也不断奋起抵抗伊斯兰的军事侵略。在随后的七年之中,穆斯林向君士坦丁堡频频发动攻势,然而拜占庭人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家园,伊苏里亚人利奥三世甚至使阿拉伯人717-718年的进攻遭到惨败。尽管如此,伊斯兰军队最终还是以西南部为突破口踏上了欧洲的版图。711年,他们的统帅塔里克[Tariq]越过了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直布罗陀海峡,来到西班牙境内,在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阿拉伯文献称为Al-Jitona]经过了8天激战之后,基督教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不得不从战场逃命而去。阿拉伯人自此几乎将整个比利牛斯半岛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但这仍旧未能填满他们扩张的欲壑,他们继续越过比利牛斯山向前逼进,进一步危及法兰克王国和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安全。公元732年,法兰克王国联合起基督教世界,在图尔和普瓦提埃之间的一次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从而解救了法兰克王国。墨洛温朝的宫相查理·马特。多少年来,局势的发展以及其间发生的一个又一个不幸事件深深地留在了西方基督徒们的记忆之中,这对十字军东征思想的最终形成并非没有影响。

 

尽管西方此时面临着如此严峻的危机,但前往圣地参拜的活动并未受到太多的阻碍。然而,每当来到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目睹了圣地落入异教徒手中的情形,他们心中免不了一阵创痛。令人慰藉的是,这些远道而来的朝圣者并没有遭到哈里发的恶遇。虽然以往熟悉的基督教教堂如今变成了陌生的清真寺,基督徒的礼拜仪式也受到了限制,而且为数不多的朝拜者还必须为此缴纳一定税金,但朝圣活动也还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也许哈里发对待基督徒们的较为温和的态度源于如下事实:对伊斯兰教信徒们来说,耶稣同样是神圣的,圣城耶路撒冷也是穆斯林万众敬仰的地方。因此,大约在七世纪与八世纪之交,查理大帝与哈里发哈柯伦-阿尔-拉施德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友好的关系。然而,岁月的推移渐渐使彼此间的融洽关系不复存在,时局的转变与哈里发帝国内部事态的变化息息相关。和平年代的舒适生活使君临国家的哈里发久而久之丧失了应有的战斗能力,国家的统一逐步瓦解,个别诸侯趁机宣布独立。在此期间,突厥族的一支原始而好战的古兹部落[日后的土库曼人]开始向土兰平原挺进,1040年其中的一支塞尔柱突厥人在马累附近的丹丹坎击败了阿富汗的迦色尼王朝的马苏德苏丹,将呼罗珊居为己有,进而于1051年在伊斯法罕建立了统治。各种力量的消长起伏使得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在十世纪夺取了巴勒斯坦,而塞尔柱突厥人则由于哈里发王朝内部的斗争于1055年开进巴格达,至1060年塞尔柱人的首领Togrul Beg[土格立尔别克]已经牢牢控制了哈里发帝国的政权,此后塞尔柱人的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在中东展开:1071年8月19日,塞尔柱苏丹在Mantzikert[曼齐刻尔特]歼灭拜占庭帝国的主力并俘虏了希腊皇帝罗曼努斯·迪奥根尼斯。此后他的幼子突吐施[Tutush]与侵入小亚细亚的另一支塞尔柱人,未来的鲁姆[Rum]苏丹苏里曼·伊本·库吐米施[Suleiman ibn Qutulmish]为争夺叙利亚打的不可开交,可并不影响塞尔柱人在中东的扩张。圣地耶路撒冷原属于衰落的埃及法蒂玛王朝,1071年也落入塞尔柱人手中,1084年,塞尔柱人占领安条克。更为严重的是,自从曼齐克尔特战役后,塞尔柱突厥人逐渐统治了小亚细亚,而他们自己也分裂为几个互相征战不休的公国,走陆路和海路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受到最大程度的遏制,他们时常不得不为自己的财产、自由和生命担忧。西方世界自然很快就了解到圣地的危急状况,人们为彻底消除朝圣者所面临的危险所作的种种尝试和努力贯穿了整个十一世纪。与此同时,朝圣者不再单独或结伴而行,而是集结为庞大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奔向耶路撒冷。据历史记载,公元1064年(或1065年)的一支朝圣队伍由七千人组成,而另一支则有一万三千人之多,两支队伍分别由美茵茨大主教齐格菲利德、巴姆堡主教君特以及乌德勒支主教威廉率领。即使加以如此谨慎的防范,他们在东方仍然蒙受了阿拉伯强盗的袭击和劫掠,威廉主教在这场灾难中不幸负伤而命归黄泉。当突厥匪首准备处决君特主教时,双方终于达成了停战协议。君特主教随后反过来打垮了这群匪徒,并擒获了他们的头目。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取的大量战利品为日后的旅途提供了保障,他们幸运地来到了圣城耶路撒冷。绝大多数朝圣者死在了圣地,虽有两千人最终回到了家乡,但大多衰弱不堪或是病痛缠身。

 

为解放圣地而战的呼声早已此起彼伏。教皇塞尔吉乌斯四世[1009-1012]为此颁布诏书,昭告天下,每一位能够为上帝的意愿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加入到圣战之列中的仁人志士都将会获得百倍于平常的报酬,因为从事圣战不是为了挽救一个贫穷的国家,而是为了守住一份永久的精神财富。格雷戈利七世(别号“希尔德布兰德”)[1073-1080],这位在整个世纪里最为强悍且最富野心的教皇,显然为十字军东征的思想深深吸引住了。而拜占庭帝国此时不断受到来自塞尔柱邻邦的威胁,被迫向突厥人缴纳屈辱的贡赋,危机关头,无可奈何的拜占庭向西方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对教皇来说,这不失为一个天赐的良机,他可以借此完成统一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的千秋大业。当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主教对教皇的意图表示欣然支持之后,教皇便开始筹措军饷、招兵买马。基于这种情形,人们甚至纷纷猜测,教皇愿意亲领统帅出征圣地,因为在给托斯卡纳女伯爵马蒂尔达夫人的信中,他曾经这样写道:“愿主保佑,我将竭尽全力跨越海峡,为对岸正在遭受异教徒非人虐待的基督徒们提供帮助。此时此刻,我羞于言他,因为我无法挥去内心的激情。”然而,教皇为十字军东征制定的一整套计划后来均告流产,长期以来同德国皇帝亨利四世的战争已经使他的时间和力量耗费殆尽。这样一来,东方的威胁又日趋紧迫。1086年,突厥人首领奥托克[?未详何人?]征服了圣城,教堂再次被夷为废墟,神职人员遭到折磨,主教也身陷囹圄[遍查史书,不知所出?所有严肃客观的历史书上都记载说,塞尔柱人虽然文化较低,比较野蛮,但是从不搞宗教迫害!]。对压制和迫害的种种抱怨之声不断传到了西方,而给人们造成极为深刻的印象的是,拜占庭国王阿列克塞一世[阿列克塞·康尼努斯]派遣使者向教皇呈送国书,企求教皇支持他们同塞尔柱人作战。

 

东方诸国事态的急剧发展刺激人们去建立起庞大的军队以争取圣地的解放。此外,十一世纪末广大西方民众的艰苦生活壮况也并非无助于十字军东征思想的形成。

 

1095-1096年,流星坠落、日蚀月蚀、北极光和地震等等非同寻常的自然现象强烈地震撼了普通百姓的心灵。这尤其为大规模宗教性的群众运动培育了适宜的土壤。武力冲突、秩序混乱、政治压迫以及严重的旱涝灾害,使经济生活濒于崩溃,人们千方面计地想摆脱眼下的贫困处境。不是来自远方的魅力,也不是平常微薄的劳动所得,而是教皇曾郑重许诺的丰厚报酬,太容易使他们感到诱惑了。

 

一切都在催促着人们尽快做出决定。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095年3月,四千名教士和三万名俗众在皮亚琴察集会,希腊皇帝阿列克塞一世从教皇乌尔班二世[1087-1099]的口中得到了明确的承诺,成千上万人宣告他们已经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经由君士坦丁堡向小亚细亚出征的路线正是会议所要讨论的主题。结果,这条路线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于是参加皮亚琴察会议的人们一致决定召开新的宗教大会。1095年11月,为了迎候由意大利到南部法国而来的教皇,这次宗教大会在法国中南部奥福涅伯爵领地克莱芒-费朗隆重开幕了。法国的大部分高级神职人员、十四位大主教、二百五十位主教、四百名修道院长以及无数的修士俗众出席了大会。誓师大会的日子选定在12月27日举行。这一天,教皇乌尔班二世面对众多的僧侣和民众激昂慷慨地发表了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宣言,它犹如闪闪发光的火星点燃了西方沉睡的心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无法完整地看到这篇宣言。根据推测,宣言的内容大致有这些:乌尔班愤怒地控诉了东方对天主教和巴勒斯坦朝圣者的百般压迫和刁难,号召人们到耶路撒冷朝圣并最终把圣地从异教徒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教皇最后祝愿此次十字军东征取得胜利,基督徒们能够如愿以偿。毫无疑问,这是一篇极富感染力的经典之作,乌尔班讲演的成功之处就在这里。深受感染的民众无不痛哭流涕,齐声高呼:“Deus lo volt”(这是上帝的意愿)。当教皇命令人们将十字架扛上右肩,宣布通通赦免他们既往的一切罪过、他们家中的财产将会受到保护之时,台下爆发出的热情久久不能平息,人们纷纷紧握教皇的双手,立下了为神圣十字架而战的壮烈誓言。

 

领导人很快就被选了出来。他就是来自蒙特伊的高贵的教会领袖阿德马。阿德马是最早向图卢兹公爵雷蒙德报名参加十字军的人之一。为了褒扬他的从容坚决,阿德马被任命为教皇使节,成为受教会委派的十字军最高指挥官。他的才干以及他在教会和世俗事务中享有的优先地位,简言之,他的全部人格,可以被视为十字军东征胜利的可靠保证。这里应该补充说明另一个人的事迹,此人的事迹在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上曾被赋予过重大的意义,他就是来自亚眠的隐修士彼得。十二世纪的一处历史记载显示,彼得似乎是十字军东征真正的始作俑者。他曾经向人们讲述一个他本人深信不疑的故事:在耶路撒冷朝圣的路上,他亲眼目睹了信徒们屡屡遭受阻挠的情景。一天夜里,耶稣突然向彼得显灵,并命令他给予帮助。于是,他带着耶路撒冷主教致教皇和西方诸王的信函奔向罗马。在克莱芒,彼得向教皇提出了十字军东征的建议。而实际上,彼得的活动是在克莱芒宗教会议之后才开始的,他的意义在于:作为一名成功的十字军东征宣传者,彼得动员无数特别是来自法国北部的农民加入到了东征的队伍。他或许曾经踏上过前往圣地的朝圣之路,但他似乎并未到达耶路撒冷,只有一种情况是可能的,即他向教皇灌输了有关十字军东征的想法。尽管如此,1095年12月到1096年3月间十字军宣传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效无疑应归功于他。“炽热的宗教激情、丰富的想象、精力充沛、果断从容的气质与敏锐而成熟的智慧相结合,加上与生俱来的民间行侠仗义的品格和作为一名克己奉公的英雄所具有那种高度的无私,即全身心投入神圣事业的精神,这一切都会发挥作用,并使他自己在这种环境中经受了磨练从而日渐刚强起来。这个身材矮小、形容充沛、满面胡须、衣衫褴楼的人,骑在驴上穿越一个又一个乡村,总是以激昂慷慨的语气向人们发出动人的号召,民众心悦诚服,甘愿跟随于他。当他熟练而明确地发号施令,预先向人们晓以征战中将会出现的种种利害时,人们便开始行动了。他们一个个变卖家财换取盘缠,集合起来并自行加以组织,带上向导和武器,汇入陌生的人流中,直到他们组成了规模可观的军队,而那个不苟言笑的十字军宣传者变成了他们的指挥官。”(卢维尔,《十字军东征》)这样的场面随处可见:扶犁躬耕的男人卸下系在牲畜头上的绳套,挺起腰杆儿让耕犁孤零零地立在田坡之间,母亲拉着孩子跟着因追赶队伍而渐渐远去的父亲,匆匆的告别使他们肝肠欲碎,但同时他们又会感到一种骄傲:一年有半,基督教的旗帜就会插遍整个东方大地,而那救世主长眠之处的人们也会得到解放。高高的塔楼在哀伤中静静地向下俯视着,马上的征人在晨曦中向亲友挥手告别,各自在心中为未来的征程默默祈祷。马儿急切地用双蹄刨抓着脚下的土地,枯萎的树木沙沙作响,仿佛与士气高昂的勇士们依依作别,昔日树阴下玩耍的孩童而今就要把自己的生命投向那胜负未卜而又布满艰险的战斗中去了。此时此刻,浓重的悲伤气氛笼罩着山谷,峰峦之上,乌云环绕,然而,太阳依旧冲破云霄冉冉升起,在所有离别的过程之中,一个共同的意识在抚慰着人们:Deus lo volt!

 

二、东征!东征!东征!!!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然而,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开始阶段,人们绝不能说,“这是上帝的意愿。”一场暴风雨总是首先夹带着冲刷下来的泥垢,浊流慢慢散尽,清水才得徐徐复出。同样,在这场战争中,人们首先看到的自然是那些污秽不堪的东西。总有这些污秽的东西存在!它从哪里来?没有人会否认,在这批普通民众中间,有许许多多虔诚的人们与首领和骑士同行,并像他们一样将十字架扛在右肩之上,怀着纯粹的动机和神圣的思想走向上帝赐予的地方;也有许许多多自愿忏悔的人们渴望通过付出惨痛的牺牲和远赴各各他的赎罪祷告来摆脱压在心头的重负,使长期以来无法平静的心灵重新恢复安宁。怀着这样的心愿前往圣地的人,即便带着武器,也应被视做是真正的朝圣。同样不容否认的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先前就不怎么虔诚也并不准备作什么牺牲,只是在他们接受临别祈祷的那一瞬间,心中激情的火花突然闪亮,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但是,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短暂的激情一间即逝,当火花熄灭之后,生活仍旧布满死寂的灰尘,这些“醒悟”过来的人甚至会为自己先前的“误入歧途”而感到惊讶万分。同样,谁都无法否认,这场群众运动偏离了自身的目的,与作为一名虔诚基督徒和十字军战士应有的关于十字军东征的正确思想及愿望背道而驰。有些人寻找的不是礼拜上帝和洗刷罪恶的圣地,而是能够使他获取财富和满足奢欲的地方;有些人根本不想祛除内心的罪恶,而是为了逃避无法摆脱的罪责;有些人并非出于精神上的困窘来寻求救世主,而是出于经济上的贫穷来企求一个优裕的生活境遇。成千上万的人既不习惯于任何战争,也不愿意接受军纪的严格束缚,更缺少有才能的领导人顶替那些愚蠢落后的当权者,来精心统领大批的民众,以强有力的手段约束他们并卓越地引导他们辗转作战。出征的日子定在1096年8月15日,君士坦丁堡是计划中各方的最后会师地。但是还未等到这一天的到来,人们就迫不及待地出发了。骑士部队为避免了与大部人马一同出征而颇感庆幸,他们甩开庞大的队群,沿着自己选定的道路前进。

 

在亚眠的隐修士彼得领导下的一支部队,早在3月中旬就从洛林匆匆出发了。4月12日,当他们开进科隆时,人数陡然增加了一万五千人。其中一部分人因为行进速度较为缓慢就首先启程,于5月8日来到了匈牙利境内。但不久,由于陷于给养困难,这批人马就妄图以掠夺和抢劫补济军需。保加利亚人为保卫自己的畜群奋起抗击,给予入侵者以惨痛的打击,迫使他们狼奔鼠窜,好不容易才又重新聚集一起。同年7月,他们到达了君士坦丁堡。

 

跟随隐修士彼得的四万人马,一个星期之后才从科隆出发,他们同样是在历尽了磨难和损失之后才到达了拜占庭的国都。当然,就凝聚力和纪律性来说,这支队伍要高出一筹,彼得的个人品性在此发挥了作用。作为显赫一时的十字军东征宣传者,彼得拥有不可忽视的精神感召力,也绝不缺乏统领大军的镇定自若和雄才大略。彼得军中来自法国和德国的骑士和贵族要多于先头部队,伯爵和侯爵甚至时时出没于行列之间。然而在这远离圣地的地方,等待着彼得军队的则是骚乱、贫乏、苦战和最后的失败。由于听信了谣言,他们相信将要面临严重的威胁,在惴惴不安中,他们摧毁了匈牙利的边境城市塞姆林。缺乏军纪约束的士兵,野蛮地屠杀了大部分守军,随后便开始抢劫。当肆无忌惮的人群点燃磨坊,随后又故意撕毁与保加利亚人重新订立的和约时,他们遭到了双倍的打击和劫掠。彼得的军队继续向前行进。8月l日,他们到达了君士坦丁堡。不久,踌躇满志的彼得踏上小亚细亚地界。拜占庭国王曾以良言相劝,令彼得静候主力的到来,但他未能够听从国王的建议。一支较大的分队在小亚细亚开始进行疯狂劫掠,后来被包围在一座古老的城堡—克塞里戈登—中,经过八天的激战,这支快要渴死的人马最终被歼灭。余下人马欲图报复,结果却被敌军打垮,甚至遭到屠杀。隐修士彼得在这场不幸的战斗中逃到君士坦丁堡,以寻求解脱的办法。只有三千名逃到首都的士兵幸免遇难,实在是太少了。这批人在君士坦丁堡等待着,随后加入了骑士部队。

 

另外也有一些由平民百姓组成的、军纪涣散的军队未能到达君士坦丁堡。奥尔良的福歇4月23日从科隆出发,他的人一到布拉格就对犹太人大开杀戒,后来,饱受劫掠之苦的匈牙利民众将他们几尽消灭。德意志神父格特沙尔克率领一万五千人于4月30日由美茵茨启程。由于沿途不断施暴,他们在拉布就提前覆灭。默沦的威廉在施派耶尔大肆迫害犹太人,这成了他惟一的“功勋”。由埃米科伯爵指挥的一万两千人由莱宁根向匈牙利开来。当威塞尔堡紧闭城门拒绝向他们提供给养时,这些人就开始包围猛攻这座城市,然而他们却遭到了弓箭、石块和滚油的重创,守军有力的反击致使侵略者很快退却,大批人马纷纷倒毙于城前。

 

这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阴影。但是光芒四射的景象正在一步步地靠近着我们。阴影——人世间无论哪里都会存在——当然并未完全消退,但此时方才出发的骑士部队,则不是出于经济上的窘迫与战利品的诱惑,不是出于漫无目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并不缺乏适应远距离作战的严密纪律和战斗准备,他们对十字军东征思想的理解也远为纯粹和透彻,即使他们当时受世俗利益驱动而暂时忘却了宗教目的,这世俗的目标也是战略和国家政治的目标,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之上。绝大多数的骑士在千百名群众的簇拥下,怀着纯粹的宗教热情拿起了十字架。当他们在十字架下满怀豪情地向路边的妻子和儿女们划十字作别时,这些战士和受难者心中异常明确,这是以十字架的名义服务于救世主,他们时时刻刻处于对圣地及将其从异教徒那里获得解放的渴望之中。

 

啊,如若这通往圣地的路途不是那么遥远该有多好!仅仅是到君士坦丁堡的征程就如此漫长!这里曾是基督徒首领们的会师之处,这里又是一个充满艰险的要地。十字军东征将如何发展以及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这对欲借西方之势抗击塞尔柱人骚扰的皇帝阿列克塞一世来说至关重要。1096年间大批乌合之众汹涌而来的恐怖景象已使他感觉到,西方人潮水般从他的国土中穿行而过并非没有丝毫危险,因此,他不能对此高枕无忧。只是当时,存在的危险和所要做的事情相对于现在要少一些罢了。此时,国王与小乡绅和隐修士们彼此尚相安无事,但西方的将领和声势显赫的伯爵们眼看着就要登上前台了。如何有效地遏制他们,不使这些达官显贵在他的地界里过分发展强大,进而使他们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和战利品为拜占庭帝国所用,这才是皇帝看在眼里的事情。事实上,老练、精明甚至是狡黠的皇帝正是在频频挑拨将领们的关系,破坏团结和统一的领导。他绞尽脑汁使将领们尽可能地远离自己的军队,粉碎每一个妄图占有古老拜占庭领土的阴谋,迫使来到这里的西方首领向他立下采邑誓约。首先进入君士坦丁堡的是韦芒的伯爵蒙达的雨果——法王菲利普一世的一个小弟,他本身是个无足轻重、厄运缠身的人物,但因拥有较高的名望且英勇无畏而深受爱戴。紧随着12月末到达首都的雨果而来的是布永的戈特弗鲁瓦,他带来了三万步兵和一万名骑士。戈特弗鲁瓦以其勇敢、虔诚和大公无私堪称十字军首领光辉的典范。12月23日,戈特弗鲁瓦将他的军营搬到了君士坦丁堡城前。经过多次艰难的交涉,他终于在1097年l月底向国王立下了采邑誓约。国王对戈特弗鲁瓦的誓约并未认真加以对待,他的意图只是让戈特弗鲁瓦的军队能尽可能快地离开这里奔赴亚细亚海岸地带。紧随其后,又有两名首领就要来到君士坦丁堡,国王深信他将会面临更大的麻烦。这两位分别是体格魁梧、英勇善战的塔兰托的诺曼底大公博西穆德和他好战而胆量过人的侄子桑城的唐·克莱德。几乎是同时,佛兰德尔伯爵罗伯特二世、诺曼底大公罗伯特、布尔瓦伯爵斯特凡也来到了这里,最后露面的是图卢兹的雷蒙德与教皇使节阿德马主教。5月初,第七支队伍也进入了小亚细亚,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紧要任务就是将拜占庭帝国从塞尔柱突厥人那里解放出来。然而,向突厥首要重镇尼西亚[Nicaea,今土耳其Iznik,伊兹尼克,在海峡东边Iznik湖东南]发起的第一次进攻就遭到了惨烈的失败。通往尼西亚的路上布满了这群狂热之徒的残肢遗骸,他们未能听从希腊皇帝的劝告,未能等到主力的到来就匆忙上阵,结果在抢劫突厥人的过程中归于覆灭。尼西亚城自古就坚不可摧,考虑到来自西方的威胁,鲁姆苏丹凯佐尔·阿尔斯兰将尼西亚视为战略要地,在此驻下了相当大的兵力。攻城机刚一建造起来,基督徒们就在5月14和15日两天对尼西亚展开了攻势。由于鲁姆苏丹凯佐尔·阿尔斯兰后来增派了大批的援军,这次进攻被击退了。这样,苏丹一方面打破了从君士坦丁堡跟随十字军而来的拜占庭统帅布图米特斯的阴谋——他背着十字军将领们与尼西亚城中的基督徒秘密商议,准备在攻城得胜之后将政权直接移交给皇帝阿列克塞;另一方面也使十字军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就在这个时候,攻城的十字军战士抓获了一名苏丹信差,他们迫使信差泄露了苏丹的计划。尚未到达尼西亚的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很快得到消息,十字军于是赶在苏丹援军到达前就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准备,这样,苏丹失败了。在这场战斗中,基督徒阵亡者人数只有三千,而塞尔柱一方则达到三万人之多。尼西亚战役继续进行。为了打击守城军民的士气,十字军用投掷器将俘虏们的头颅抛在城中大街之上,每当被俘的丈夫或父亲们的被砍下的头颅突然落在脚下的时候,人群中便爆发出阵阵凄惨的叫声。城中的供给线随后被切断了,地下开挖的洞穴摧毁了异常坚固的塔楼。6月19日,攻城的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十字军战士们马上就发觉他们被在军中滞留的那位阴险狡诈的拜占庭帝国统帅欺骗了。当他们在拂晓时刻发动进攻时,一抬头猛然看到拜占庭的旗帜已经高高飘扬在尼西亚城头。希腊皇帝的统帅通过秘密交易,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城中,轻易将城池收归希腊皇帝所有。对此,基督徒们感到异常气愤。经过一场激烈争执之后,人们还是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希腊皇帝趁机以重金贿赂十字军的将领们,竭力化解双方的矛盾,他的阴谋又一次得逞了。6月26日,这支由三十万人组成的大军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然而,6月30日,一支凶猛的突厥骑兵在多伊莱乌姆[十字军东征地图上做“多里莱多姆”在今土耳其小亚西部的埃斯基谢希尔附近]袭击了由博西穆德伯爵率领的诺曼底人,双方由此展开了一场大战。十字军不仅对塞尔柱突厥轻型骑兵的作战方式缺乏了解,而且对自己的重型骑兵极端自信,认为他们能够击败任何对手。当时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大军正分为两路纵队行进,纵队之间大约相距6-7英里,以便更容易找到补给品。鲁姆苏丹凯佐尔·阿尔斯兰集中兵力对付其左路,于一天清晨突然出现在十字军的面前。十字军停止前进,安营扎寨,并将步兵大部队留下防守营地,而把重型骑兵列成阵形,对付塞尔柱突厥人乘马的骑兵弓箭手。

 

当然,塞尔柱突厥人并不靠近,而是沿着十字军的阵形驰骋,发射弓箭,并注意不形成值得十字军骑士冲击的集团。十字军发起小群冲锋,塞尔柱突厥人就立即后撤,并继续发射弓箭。十字军的盔甲足以保护人员免受箭伤,但战马却被射死不少,而当冲锋的小群脱离主力时,塞尔柱突厥人就将其完全包围,因而人员也伤亡惨重。数小时后,十字军收拢在一起,向营地退去,而毫无组织的步兵已被塞尔柱突厥人突破。当时的情景是:“骑士们被挤得一个紧靠一个,就像关入羊栏的羊群,毫无希望又惊惶失措……我们四面八方都遭到塞尔柱突厥人的进攻……”

 

好像又要发生一次曼齐刻尔特会战。就在这时,十字军右路的骑兵突然出现,并向塞尔柱突厥人的翼侧和后方发起冲锋。看到这种情况,原先精神沮丧、被围攻的左路骑士们也发起了冲锋。塞尔柱突厥人惊恐万分,夺路而逃,其中一些人从战场上一直逃到战马跑死,尽管并没有十字军追击他们。不过,由于塞尔柱突厥人机动能力强,伤亡相对来说并不大;实际上,全副武装的十字军损失的人更多。十字军之所以能够避免曼奇刻尔特会战的再次发生,是由于他们的右路纵队接到了战斗开始时左路所派出的信使的通知,因此能够在战斗开始后将近5个小时的时候从战场南方7英里外的阵地赶来;相反,塞尔柱突厥苏丹既不知道十字军右路纵队的位置,在其成功的战斗正酣之时又忘记了该纵队的存在。突然性以及重型骑兵的两翼攻击,打垮了塞尔柱突厥人的轻型骑兵。此次失败对塞尔柱突厥人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以至于此后数个星期都未再骚扰基督徒的纵队,而且在剩下来的进军途中,也再未给其造成严重的伤害。

 

让我们暂时绕过一些琐碎的战况,直接把目光投向在叙利亚的安条克[Antioche]城堡展开的那场大战吧,在这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达到了军事上的高潮;在这里,成千上万的人为这场残酷的战役付出了生命。骑士们在行军途中就已经明显感到饮水匾乏的严重性。因此,每一个小小的水洼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处价值连城的宝藏,而那细流涓涓的泉水便是胜利的号角。早在1097年10月底,他们就到达了安条克城,直到次年的6月初城池才被攻陷。战役固然进行了很长时间,但十字军所面对的城堡拥有450座塔楼,防守异常稳固,城上甚至可以4马并行,而且守城士兵的给养尤为充足,指挥者又拥有非凡的胆识和才干。这是在陌生的地界展开的一场战斗,只见过木制城堡的十字军缺乏应有的攻城机和冲锋武器,他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费力地打造这些设备。在这场战役中,进攻者不断受到饥饿的困扰和瘟疫的侵袭,七人中便有一人丧生;对外必须消除增援敌军的干扰,对内则要应对剑能相接的冲突。布永的戈特弗鲁瓦那奋力的一劈成为街谈巷议的佳话,据说,他手起刀落,将一名突厥士兵斩为两段,坐骑亦为之不堪重负。但假如不是城中的奸细和叛徒为进攻者豁开了一处缺口的话,也许十字军根本就无法进入城里。守城将领的粗暴做法使埃米尔费鲁德-阿兹-茨拉德怒不可遏,为了施以报复,他故意把城中的基督徒引入他所把守的塔楼中,进而将守城的堡垒完全交给了他们。以出色的才干和高尚的情操而被突厥人目为基督徒首领的博西穆德伯爵与埃米尔秘密取得联系,并决定实施他本人的图谋:这位诺曼底亲王同时也想把战败城市的财富划归自己名下。在与诸首领们的激烈争执中,他坚持城市应该归属首先占领它的一方所有。于是从6月2日夜到3日2时,他带领着他的人马潜伏在周围的山区,谁也无法知道他的真实意图,而他只是托辞要分散一部分突厥兵力。拂晓时分,他突然意想不到地到了由费鲁德占据的塔搂下。就在这时,一个手持火炬的守卫经过这里。之后,费鲁德从上面抛下了绳梯,博西穆德为了保险起见,首先让六十名士兵登上塔楼,他随后才跟了上来,城门被打开了,诺曼底的旗帜飘扬在城头之上。兴奋不已的基督徒军队迅速跟进,像洪水一般拥入城中,摧毁了守城士兵们最后的抵抗。降临在这座城市之上的正是每一个在经过了漫长而又艰苦的围攻之后的城堡所遭受到的残酷命运。那些与守军生死相关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被长驱直入的胜利者肆意践踏,不得不苟活在一片废墟之中。基督徒的首领们也要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城中的局势。许许多多的伤病员等待着救护,城市的秩序以及防御设施也亟待恢复和重建。接下来须考虑的是如何抵御据报告向这里开来的由摩苏尔的科布加苏丹率领的救援安条克的军队。令基督徒们感到幸运的是,大批突厥军队因进攻已被基督徒占领的埃德萨城[Edesse,今土耳其南部乌尔法城]而延误了时机,当他们到达这里时,安条克早就陷落了。尽管如此,十字军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本来部队的给养就已消耗殆尽,现在又必须面对过去在城前而今在城中遍地横躺着的有气无力的饥民。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十字军战士丧失了士气,纷纷躲藏起来,布尔瓦伯爵斯特凡甚至偷偷将绳索掷于城墙之外,翻越城墙,从海路逃回家乡,带回大笔的财富。然而就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一种宗教式的“救助”却不期而来。一位名叫彼特·巴托罗缪的普罗旺斯农民向雷蒙德伯爵和阿德马主教报告说,在去年12月30日那天,神圣的安德烈曾向他指示过曾经用来刺杀耶稣的圣矛,并命他转告各方首领,这圣矛如今埋藏在安条克城彼得教堂的祭坛之前。后来在圣徒多次催促之下,他才决心说出此情。同时,瓦朗塞教士斯特凡也禀报,应圣母玛丽亚与圣徒彼得的请求,耶稣向他许诺,十字军五天之内将会得到救助。

 

这“神谕”并非那么令人信服,尤其是在那些首领们当中,阿德马主教对此将信将疑,塔兰托大公博西穆德直斥为“雷蒙德伯爵故弄玄虚的把戏”。但圣矛毕竟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军队的士气大大为之振奋,6月24日,当埋藏在彼得教堂祭坛前的圣矛刚刚露出地面,而有关它的种种疑虑还未完全消散之时,十字军的激情立刻被激发起来。狂热的唐·克莱德甚至发誓:即使身后只有四十名骑士追随,他也要坚决继续耶路撒冷的征程。在如此高昂的情绪中,人们甘愿为那自由的土地出生入死。博西穆德获得了战役的指挥权。军队斋戒三日之后领了圣餐,在教士们的鼓动和祝愿之下,部队在激昂慷慨的祈祷声中开拔了,突厥人遭到了彻底的溃败,他们的军营与财宝全部落入了基督徒们的手中。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

 

胜利过后,应该是安顿伤亡者的时候了,是将那些躺在静墙的墓地里默默等候聆听最后一支庄严的安魂曲的尸骨掩埋在异乡土地上的时候了。当人们在心中向朝夕相处的兄弟、朋友还有儿时玩耍的伙伴们默默地告别之时,悲哀的气氛顿时降临在安条克城的四周,深深地搂住了每一个男人往日里无比刚强的心肠。但这股悲伤顷刻之间被这样的想法驱除得无影无踪:我们赢得了胜利,而今我们就要向圣城耶路撒冷进发了。

 

然而进军并不如预想中那么迅速。按照首领们的决定,军队首先被犒劳休整四个月。在此期间,一场来势凶猛的瘟疫夺去了教皇使节阿德马主教的生命。他生前总是竭尽全力地维护着首领们的团结。当他死后,博西穆德与图卢兹的雷蒙德之间的争执再度爆发,事情仍然源于这时已经落入博西穆德手中的安条克城的归属问题。同时,圣矛一事的真伪又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雷蒙德及其盟友对圣矛故事的真实性深信不疑,相反,博西穆德一方则表示怀疑并加以反驳。先前那个自称发现圣矛并对之深信不疑的彼特·巴托罗缪则恳请对圣矛之事作出神意裁判,让他手持圣矛跨过熊熊烈火,如其本人并未致残,圣矛之事的真实性即可得到验证。然而,彼特·巴托罗缪却被胯下的烈火严重灼伤,三天后就因日趋加重的伤势而死去了。

 

暂且撇开其间发生的事情不谈,让我们直接跟随十字军前往耶路撒冷的行程。由于受军队内部纷争的逼迫,以及推升为全军监护人的隐修士彼得的督促,首领们呼吁全体人马尽可能快地赶往目的地。他们途经贝鲁特、西顿、推罗向阿克挺进。当阿克城被基督徒吞并以后,守城司令官曾发誓臣服于基督徒,但从捕获到的一只自城中飞出的信鸽身上,人们发现了他致凯撒利亚城指挥官的一封密信,信上这样写道:”洪水般的基督徒此时蹂躏了我的国家,他们也势必会践踏你的家园。谨向所有的穆斯林城市首领昭告这一切吧,以便他们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来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这封密信引起了基督徒们的警觉。但是后来的形势发展却急转直下。当十字军到达伊姆瓦斯时,接到了来自伯利恒的教友们的邀请。于是,狂热的唐·克莱德立刻率领一面名骑士和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国王的鲍德温骑马突入耶城,他们摆脱了突厥人的围追堵截,来到了耶稣诞生地教堂,并在虔诚的颂歌声中将自己的旗帜插在了上面。随后,他独自骑马来到橄榄山,在深沉、肃穆的冥想中向圣城祝福。与此同时,主力部队正一步步地向他们的目的地逼近。在漆黑的夜里,默默前行的十字军战士个个相信自己是乘着天使的翅膀在向前飞奔。他们屏住呼吸、脱下鞋子赤足行进,马上——马上——终于到了!

 

1099年6月7日清晨,圣城的城墙垛突然间浮现在这群带着武器与伤痛在巴尔干和小亚细亚驰骋三载的人们的眼前。一个月来的痛苦表情在这光辉灿烂的一瞬间顿时消失在山崖那边。饥饿与干渴、纷争与沮丧一起被抛在了脑后。没有一丝痛苦,也无须再为备战而遭受煎熬。在风中,他们颤抖着双唇,怀着渴望与激动牵着彼此的手。这已不再是多伊莱乌姆和安条克城前勇敢的战斗者,倒像是圣诞晚会上天真的孩童;像是一个刑满释放的囚徒来到了家乡山谷之前的最后一个拐弯处;又像是一个刚刚被拯救出来的灵魂面对着通往另一世界的闪烁着光芒的大门。

 

然而,刚刚松弛的双手又必须重新握紧冰冷的刀剑。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并不那么容易。在尼西亚、多伊莱乌姆,尤其是安条克的战役中,给养短缺和伤痛疾病已经使最初由十万名战士组成的趾高气扬的十字军损失到了两万一千人。而这座伊斯兰国家埃及[1098年底]刚从塞尔柱人手里夺回的耶路撒冷,却由人数多达四到六万的军队把守[伏尔泰曾对此数字的真实性大加嘲讽]。面对如此众多的守军,基督徒们即使做好周全的进攻准备也不会太顺利,但他们冒着装备严重不足的危险发起强攻,结果不出意料地被击退了。但设在城北惟一的一个外部防御工事被十字军拿了下来,而当他们把数名攻城的先锋战士放入城墙里时,名叫莱茵霍尔德的第一个攻城兵被砍去了右手,这次攻城的尝试遂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第二天,即6月14日,又一次攻城的尝试同样未能奏效,这逼迫人们下定决心,要首先建造一批必要的攻城机。然而新的困难又来了:他们不仅缺乏饮水和粮草,而且也无法找到用以建造塔楼和攻城机的木材。正当人们担忧攻城的日期会因此延误之时,一艘来自热那亚的崭新的商船突然停泊在港口城市雅法,十字军战士从船上获取了粮食、木材、工具、手工艺人及工匠。不知疲倦四处游荡的唐·克莱德发现了被埃及人遗弃的一座由木材建造起来的军营,紧接着他又在通往西塞姆的丛林地带找到了一片森林,这样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人们在三星期的时间内造出了大批的攻城锤、投掷机、盔甲,并造出了两座攻城塔楼,其中一个放置在城北,另一个则在城南。人们沿着城墙四周并向橄榄山[圣经中的郇山]方向举行了场面宏大的祈祷仪式。城墙上的突厥人肆意地嘲笑着基督徒们,用尽各种亵渎上帝的方式来激怒他们,并用弓箭向他们射击。

 

1099年的7月15日,星期五,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随着攻城塔楼一步步靠近城池,南部塔楼上艰难推进的战士分明看到橄榄山上一位天堂骑士的形象,他手持闪闪发亮的武器指着耶路撒冷方向。十字军战士认定那就是圣乔治,于是他们的战斗气势再也无人能够抵挡。中午3时,也就是耶稣失去他的圣灵之时,北侧站满士兵的攻城塔楼开始向主城墙前移。这座塔楼共有三层,中间层前方的一块木板可以像吊桥一样搭上对面城墙,这一层上站立着精锐士兵,他们等待着事先约定的信号。坐阵塔楼顶层的是布永的戈特弗鲁瓦和他的兄弟古斯塔赫以及他们的侍从。信号终于出现了。吊桥被放了下来,图尔农的骑士劳特霍德和他的兄弟恩格尔伯特冒着敌人的箭雨首先杀入城中。他们奋力拼杀,身边的突厥人就像镰下的草芥一样纷纷应声落地。戈特弗鲁瓦和古斯塔赫紧紧跟随,到这个时候,敌人的一切抵抗都已无济于事。从失守的城墙上,从被打开的城门里,成批成批的军队冲到了城里。萨拉逊人简直是无处藏身。他们刚刚从这里逃走,就在那里落入了另一支骑士队伍的手中,因为此时来自南塔楼的攻城士兵也进到了城中。耶路撒冷城顿时陷入一片哀号,这哀号自从公元70年代提图斯消灭犹太人的反抗以来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种场面真是血肉飞溅,成群结队、赤手空拳的反抗者通通遭到无情屠杀。此时此刻,我们尽可以不假思索地向十字军的所作所为发出严厉的指责和诅咒。但对于十字军战士们来说,每一个突厥人都是他们仇敌中的一员,每一个突厥人对他们都意味着一重危险。基督徒们数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耻辱在十字军战士们的胸中久而久之积蓄成一股强烈、然而无处可以发泄的怒火,人人都清楚地记得,安茹的富尔科是在怎样屈辱的条件下才被允许瞻仰圣墓和耶稣受难像的:他必须首先“站污”这些被基督徒看做最为神圣的地方和物品,当然他最后费尽心机地满足了敌人的要求,骗过了身旁咧嘴大笑的守卫,向圣地和圣物沥洒酒水;攻城的将士们谁也不会忘记,数日之前突厥人是如何嘲笑做祈祷式的他们,那些亵读上帝的污言秽语至今依然不绝于耳,这一切时常召唤着他们,不仅仅要拿起武器,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在敌人的利刃之下奋不顾身,勇猛直前,冲锋陷阵,哪管在这血战和厮杀中是否应该尽可能地抑制住内心的冲动,是否应该将在历次无法形容的困境和危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并且不断高涨的基督教热情,限制在对谅解和宽容职责的冷静省察之中。忽视基督徒们内心中的真实感情,站在另一种立场上来谴责十字军的复仇与暴力行动显得多么地轻松啊!但如果伴随占领圣城的不是一场对我们来说毫无益处的黑暗的血腥屠杀,那该有多么美好,多么基督化啊!

 

十字军战士们在血腥屠杀中绝少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已经偏离了“这是上帝的意愿!”,也许可以看做这一宗旨的真正表现的是:他们刚刚放下手中的武器,就纷纷拥入教堂,感谢上帝赐给他们以胜利。在这个胜利的时刻,在西方成千上万的十字架下,跪倒着无数忧心如焚的母亲和痛哭流涕的妻子,她们悲悼那一去无归的亲人,中途折返的骑士们也在经历着异常沉重的自责,他们的心思早已越过德意志的森林,越过家乡的重重峰峦,飞向东方,飞向远方的圣墓,他们曾发誓要做上帝坚强的使者。

 

然而,并非所有在战争中免于一死的人都可以离开圣城返回家乡。因为占领耶路撒冷并不意味着大功业已告成。新的防卫力量必须重新建立和巩固起来。国家采取何种统治形式来确保秩序和安全的问题,势必会随着将新耶路撒冷国的王冠授予老成而富有的首领图卢兹伯爵雷蒙德而得到解决。然而,雷蒙德却一再申明自己的宗教动机,拒绝接受加冕,于是国王的人选就自然落在了查理曼的子孙,下洛林公爵布永的戈特弗鲁瓦的头上。他有着一副纯粹、英俊而又高贵的十字军战士形象,他的勇猛和英雄气概也无人能够企及。戈特弗鲁瓦以耶稣尚且佩带荆冠为由,不愿加冕,只是称自己为“圣墓保卫者”。

 

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表明,保卫是多么必要而戈特弗鲁瓦又是多么出色地理解了“保卫”的含义。这时,一支企图重新夺回耶路撒冷的强大军队自法蒂玛埃及开来。在8月14日这天,人们又无可奈何地拿起了武器,然而即将到来的是一场并不轻松的战斗,因为埃及军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基督徒。埃及人的军队组织与十字军和突厥人的轻型骑兵完全不同:他们继续依靠早期阿拉伯重型骑兵的传统,并在与拜占庭人的冲突中进行了改进。现在,为使他们的战术系统适应与其乘马弓箭手对手作战的需要,他们首先使用大量轻型和重型步兵,其中一些装备弓箭,一些装备钉头锤;在这些步兵之后,部署拜占庭式的装甲重型骑兵,两翼则部署少量非装甲长矛骑兵。埃及人采用这种均衡的武器系统,并以弓箭手部署在重型步兵的前方以保护他们,将骑兵作为预备队,显然拥有了非常适于对付乘马弓箭手的队形。但是,就在突厥人的轻型骑兵战术使得十字军不知所措之时,十字军的战术也使埃及人大吃一惊。

 

当1099年十字军在阿什克伦与埃及人相遇时,双方都有一翼靠海岸。基督徒还是按照与轻型骑兵战术系统战斗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军队,在前面部署了9个轻型与重型步兵合成的支队,并在每个步兵支队后面部署了1个重型骑兵支队。会战是以没有盔甲的埃及骑兵企图迂回十字军暴露翼侧的行动开始的,但是,位于翼侧的十字军重型骑兵支队轻而易举地就将其驱散了。与此同时,双方的步兵也以互相射箭的方式开始接触,并开始转变火力。此时,十字军的重型骑兵通过步兵支队的间隙发起了冲锋,践踏埃及人的弓箭手及其重型步兵。装备钉头锤而不是长矛的穆斯林重型步兵对十字军的冲锋毫无准备,因此根本无力进行有效的抵抗。接着,冲锋的十字军重型骑兵抵近埃及人的重型骑兵,其中许多人在静止中就被抓住了。但是,即使埃及人发起反击,恐怕也难逃最坏的结果,难以抵挡比他们盔甲更重、技能更熟练的法兰克骑士。由于步兵和骑兵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埃及军队彻底崩溃了。一翼靠海使许多人淹死,也有一些逃亡者成功地游到海岸外面的战舰上得以逃生。后方的城镇提供了避难所,但是狭窄的城门意味着许多人在等待人城时被杀死,还有许多人在城门附近惊惶失措的人群的拥挤中丧生。基督徒锐气十足,势不可挡,十字军夺取了大量的战利品。然而,连年的征战使埋藏在心底的思乡之情渐渐萌发出来。就连亚眠的隐修士彼得后来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比利时胡伊的一座修道院中做了院长。直到他于1115年无疾而终。戈特弗鲁瓦以余下的弱小兵力巩固了新的帝国,并扩大了基督教的地盘。历史同样记载了他在1099年的秋季围攻雅法北部城市阿尔苏夫的情况。基督徒军队最初是在与该城所签订的一项契约的基础上与他们交换人质的,但是,阿尔苏夫城践踏了这项契约,结果突厥人质被基督徒释放,而基督徒人质却被继续扣押在城中。当戈特弗鲁瓦兵临城下时,突厥人就把一名基督徒人质葛哈特·德·阿维斯内斯与十字架捆绑在一起推上城墙,他们本想以这种方式来逼迫基督徒军队放弃对阿尔苏夫的进攻。葛哈特也恳求戈特弗鲁瓦退兵以换取他的生命。不想戈特弗鲁瓦在两军阵前向他喊话说:“即使你是我的兄弟,我也无法挽救你,果真是这样,那么就请为兄弟的顺利与基督的名誉受难乃至殉道吧。”听到这话,葛哈特就放弃了求生的欲望,他顾全大局的行为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赞叹。阿尔苏夫陷落之后,他受到召见和救治,戈特弗鲁瓦在解救他的同时,还把死海岸边的一座城堡赐给他作为奖赏。戈特弗鲁瓦的事业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以至使雅堡得到了巩固。阿什克伦、凯撒利亚、阿克城纷纷向他缴纳贡奉,阿拉伯的埃米尔则先后来到这里祈求缔结和平条约。当他们在阿尔苏夫军营中初次见到威震八方的戈特弗鲁瓦时,他们是多么吃惊呀!帐中既无黄金白银及任何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贴身的侍卫和仆从,眼前的这位统率千军万马的十字军领袖只是像一名卑微的士兵一样静静地坐在一片草垫之上!然而,不幸的是,这位耗尽心血的伟人于1100年陨落了。戈特弗鲁瓦事先把他的墓地定在了圣墓教堂中。过去一直镇守着被征服的埃德萨城的鲍德温作为他的兄弟承袭了他的职位。鲍德温是第一个被称为“耶路撒冷国王”的人。但是他的王国从来就未曾取得过稳固的局面。统治者与大部分民众分属不同信仰的状况构成了国家的隐患。王国与穆斯林帝国接壤的漫长国境线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进攻面,从而使这一隐患日趋严重。事实上,来自埃及的进攻连年不断。

 

西方世界清楚地意识到,不能使刚刚建立的王国长期处于敌人的威胁之中,必须不断予以增援。教皇乌尔班二世——已于1099年耶路撒冷攻克之前谢世——的继承者,巴斯卡二世[1099-1118]颁布新的诏书,鼓舞人们向东方发动进攻。于是又有一支在数量上绝不亚于前一支的队伍群情激昂走向了圣地。但是这支庞大的军队缺少必要的战略考虑和机智从容,其目标也过于不切实际。刚刚经过贝尔格莱德,他们就无法预料在小亚细亚和巴尔于将会有多少危难在等待着他们。这批外强中干的人马随即遭到了塞尔柱人的致命打击,随军的妇女则成为突厥赫尔姆斯人丰厚的战利品。

 

耶路撒冷王国自身的情况又如何呢?无非是激烈的纷争和冲突,我们丝毫不费力气就可以想象到那种血流成河的场面,正如同攻克凯撒利亚城时的情形一样;还有发生在主教管辖的教会机构内外的斗争;更不幸的是不时出现的困境和挫败,伴随着对神圣十字架发自内心的虔诚和坚信不移的敬仰以及那如火焰般不可抵挡的激情…上述一切便是年轻的拉丁王国的真实生活状态。

 

其实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救济圣城的种种尝试和努力。1107年,一支三万四千人的军队由曾经被俘后被赎回的博西穆德率领,驾驶战舰驶向东方,他们是为响应同希腊人作战的号召而来到这里的,因此对耶路撒冷王国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毋宁是由年轻的挪威国王西古尔德统率的一万人的军队,他们直奔圣地而来,占领了西顿城,尤其令西方人刮目相看的是东方人竟然向这群胜利者打开了装满财宝的箱子。然而,这样的状况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一方面无论是基督徒们还是突厥人都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另一方面教皇则却一再徒劳地敦促军队向东方进攻,1110年的埃德萨之役就出现在这一背景之下。

 

这样,鲍德温国王的统治时期有几多光明,亦有几多暗影。1118年,在埃及,这位国王死于准备进攻开罗之际。他的堂兄鲍德温二世在承袭王位的同时,也从他那里接过了重负,尤其是对帝国北部安全的极度担忧。当十字军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征服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之时,无可挽回的损失就降临在了他们的头上:1119年,三十七名骑士在萨里布达被投入塞尔柱人曾吉的监狱之中。一名叫罗伯特·弗尔科的骑士遭到鞭刑,他的宗教信仰则受尽百般耻笑,当他临刑坚持不愿改宗之时,头颅即被砍去制成了酒糟。另外有二十五人于突厥人的一次节日宴会上,在醉酒的首领们的默许之下,被惨无人道地屠杀了。余下的人也免不了残酷的折磨。有时曾吉为了试探骑士们的勇气也会以骏马相赠,这给了他们逃脱死神的短暂机会。名为瓦尔特的鲁格地方官便是解脱者之一,他以见证人的身份描述了其首领的战斗情况,因为得到曾吉的永久赦免。当这位骑士走向旷野,在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念中得知自己躺在诚挚而又善良的怀抱之中时,死亡对他来说,该是多么美妙,多么快乐呀。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在鲍德温二世治下(1118-1131),耶路撒冷的国力达到了顶峰,但其血脉之中依然隐藏着衰落的种子。首先应谈到的是希腊与十字军的关系。希腊人对十字军世俗图谋的担忧以及念念不忘地要求归还原属拜占庭帝国、后来被十字军占领的城市并非没有理由。此外,耶路撒冷王国总是面临来自萨拉逊人的威胁,他们常常越过上面曾经提到的那条不利于耶路撒冷安全的国境线。王国自身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黎波里、安条克、埃德萨这些侯国间争端迭起,相互间形成胁迫之势。最为糟糕的是这样令人悲哀的事情;十字军首领的后裔普拉南,失去了父辈的宗教热情,日益陶醉在卑鄙的自私自利与神经麻木的感官享受之中。这就无怪乎被征服的地方又逐渐失去了。鲍德温二世及其侄子富尔克在位期间(1131-1142),尚不失为贤明的国君,而在富尔克驾崩仅仅一年之后,埃德萨这座十字军国家的东方屏障就落入了摩苏尔苏丹曾吉的手中。

 

埃德萨城的失守在西方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1145年11月,卡布拉主教雨果将噩耗禀报了教皇尤金尼乌斯三世[1145-1153],教皇于是在12月1日向西方基督教世界特别是向法国发出了号召。不久,法王路易七世即在布尔日一带集会。因为受到一位回乡主教的激烈言辞和自己的良心谴责的触动,他决心亲自挂帅远征。当大臣和国王的幕僚们表示反对时,他决心向克莱尔沃修道院院长伯纳德征询意见。1125年至1153年间,克莱尔沃修道院院长圣·伯纳德在基督教世界拥有与《旧约》天国里的预言家相仿的地位。他持身谨严,不为虚荣与俗念所动,博学而至诚,拥有令人心悦诚服的口才,并且同情人们的一切危难,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上帝及其教会。他以高尚的精神情操卓然屹立于那个无论是教会还是世俗都浑浊不堪的时代,是教会与世俗的卓越顾问与和平的领袖。对于十字军东征之事,他没有贸然参与任何决断,相反,却向教皇提出了有关此事的种种疑问。尤金尼乌斯三世决心东征之后,就将全部战备任务交付了克莱尔沃的伯纳德。如此德高望重之人,其宣传鼓动必定会成效斐然。1146年3月31日伯纳德在韦兹莱所作的讲演恐怕只有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芒的讲演能与之相媲美。不出所料,他的宣传果然立刻赢得了民众,使得本来就支持东征的法王路易也深深服膺于伯纳德演讲的结论并祝福十字军东征能够取得胜利。在德意志国家,特别是莱茵地区,无数颗心灵仅仅为这个奇迹、为这个上帝使者变得心悦诚服。无论是在哪个地方,人们都惯于聆听克莱尔沃修道院院长那激昂慷慨的陈词,把他的话语看做是上苍的意志。在莱茵,伯纳德做出了神奇的贡献,他寥寥数语便阻止了对犹太人的迫害。现在惟有德意志皇帝康拉德三世[1138-1152]还不赞同东征的计划。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伯纳德没能说服皇帝下决心参与这项事业。然而,1146年12月27日,当修道院长在施派耶尔大教堂中面对皇帝做弥撒时,他抓住良机进行了一场令皇帝动容的劝告。伯纳德滔滔不绝的言辞使皇帝的脑海中忽然闪出这样一个景象:耶稣突然在裁判所里迎面向他走来,诉说自己为他所作的事情,然后质问他:“这是我为你做的一切,而你又为我做了些什么呢?”此时此刻,康拉德的抵抗力完全被解除了,于是他饱含激情地大声宣布自己将不再那么不可思议地固执己见,并准备为上帝的事业而献身。就这样,1147年5月,德意志皇帝率领七万名全副武装的骑士和众多的步兵气势高昂地由雷根斯堡出发了。他和他的侍从们取道多瑙河,而部队则沿河岸而行。与此同时,法王也带领着数量相当的兵力从梅斯出发前往东方。这支队伍虽与1096年的那支队伍人数不相上下,却有着不同的组织方式。1096年的军队是从平民中挑选出来的,而这支人马却有骑士紧紧相随,这对平民队伍来说至少增添了一个坚强的后盾。困难始于希腊边境。希腊皇帝曼纽尔一世虽然与康拉德皇帝素有姻亲之好,但是,像祖父阿列克塞一样,希腊皇帝仍然想把将来可能被十字军征服的土地通通划归己有。两人为此产生了分歧。康拉德后来答应愿为军队过境和掠夺交纳补偿金。而不久发生的事情就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希腊人为保卫自身奋起抗争,双方在亚得利亚堡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冲突。大战之后,康拉德的军队幸运地来到了小亚细亚海岸,于是他决定不再等候法国军队的到来,直赴埃德萨城。骑士们选取了一条经由多伊莱乌姆和伊康的布满艰险的捷径作为进军路线,其余部队和朝圣人群则沿着一条穿行于海岸地带的平坦而漫长的道路缓慢行进。由于部队的分工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国王堂弟、弗莱津主教奥托率领的仅有一万五千人的队伍与骑士部队走失了。两支军队中的大部人马被塞尔柱人歼灭。主力军是在多伊莱乌姆遭到了突厥人的阻击,终因粮草的短缺放弃了继续进军的念头,向尼西亚方面撤退。在尼西亚,三万人死于疲劳和饥饿,有很多人自此逃回了家乡。很快,弗莱津的奥托率领的一万五千人先是在劳迪加,后又于1148年春在帕姆费林遭遇敌人突袭,只有跟随主教左右的很少一部分人幸免遇难。

 

在尼西亚,法王路易遇到了被击溃之后撤回到那里的德意志军队。两位国君饱含热泪互致问候,德意志人遂加入法军的行列向海岸地区开进。然而,这时饱受法国人白眼又身患疾病的康拉德三世接受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邀请,在以弗所离开了十字军队伍——精通医术的拜占庭国王曼纽尔在得知德皇的病情之后,深为妻兄的身体担忧并想亲自为他诊治,期望他尽快恢复健康。同康拉德一样,路易七世也元气大伤,无力进行新的战斗了。就在弗莱津的奥托的军队被歼灭的地方,相似的命运也落在了法王的头上。在战斗过程中,他曾受到自己人的排挤,在失去向导的情况下,被迫爬上树干,不得不面对众多的萨拉逊人进行自卫,直到那些人为争夺战利品而放弃他为止。当路易再度回到军营里的时候,人们早以为他牺牲了。这是十字军经历的一场可怕的血战。残余的人马决定,尽可能地乘战船取道海路驶向叙利亚,未能搭乘战船的人则必须开辟陆路,他们在突厥或希腊人的追击下纷纷丧生。

 

到了耶路撒冷,德法两国的残兵游勇们又重新会合在一起。这时,又有另外一伙人加入了所剩无几的两支队伍的行动当中,他们自故乡赶来,同样经受了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海上航行的严峻考验,这伙人分别来自德意志、英格兰和普罗旺斯。新组成的军队在攻占里斯本之后便停滞不前了。让他们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他们毕竟赢得了这次十字军东征以来惟一的胜利,从而把里斯本从摩尔人的手中解放了出来。

 

在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极力唆使西方的两位君主进攻大马士革。长久以来,人们就认识到了这座城市优越的战略位置。康拉德三世以其勇猛善战而著称,但此时这位西方领导人却遭到了当地十字军首领的后裔普拉南的欺骗和背叛。同样,已经发起的对阿什克伦的进攻也以失败告终。对耶路撒冷人置西方于不顾的做法,显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先行予以处理。这样,德意志皇帝再也不能长久地留在东方,1048年9月8日,他乘船来到君士坦丁堡,预备从那里返回家乡。谁要是能够与国王同行,那该有多幸运啊!太多太多人的企盼都未能如愿,后来皇帝悄悄地踏上了返乡的路程。对归乡的人来说,也许起先是那么心神不宁、疑虑重重,而到最后,当一个陌生人站立在家门口的时候,所有的预想都变做了令人悲伤的现实。

 

整个冬天,法王在下属的鼎力拥戴下平静地留在了安条克,王后阿基坦女公爵爱琳诺[狮心王理查他妈]却和安条克公爵雷蒙德传出了绯闻,满怀羞怒的路易七世直到1049年才从东方返回,立即更换老婆:休掉阿基坦女公爵爱琳诺,另娶香槟公爵迪奥巴德二世之女阿丽斯为后。很自然,十字军东征的不幸结局招致了人们的种种指责,甚至是对神圣的伯纳德的极度不满。对此,克莱尔沃修道院院长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开脱,他可以说之所以那么积极地为十字军东征鼓动宣传,只是为了服从教皇的命令。他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将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指挥上的失误和愚蠢。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呀,两支部队没有能够共同开进受到萨拉逊人威胁的地带,康拉德亦未能为骑士们选择一条较为平坦的道路!在尼西亚,康拉德面对眼含热泪将他拥入怀中的路易说道:“兄弟,我再也不离开你了,我的帐篷将搭建在你的旁边,请允许我的人马加入到你的队伍中吧。”但这一切悔之已晚!正如伯纳德后来曾经指出的那样,众多十字军战士低靡的士气使这场战争失去了获取胜利的心理保证,倘若人们仍要抱怨,与其抱怨他还不如去抱怨上帝。法王路易的撤退也并非一帆风顺,他面临失掉王位的危险。他的兄弟罗伯特此时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他的年迈的幕僚和代理人,圣丹斯修道院院长苏格尔虽不十分聪明但对他却是忠心耿耿,且与教皇和克莱尔沃修道院院长格格不入,正是他最终稳固了路易的地位。一场新的东征确实在酝酿着,它由一万二千名出类拔萃的骑士发起,也吸取了以往数次东征的惨痛教训。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落在伯纳德手中,他从与拜占庭国王为敌的西西里诺曼底国王罗伯特那里获得了支持,但此时的德意志皇帝则转而极力支持他的内弟曼纽尔。随后,死神便突然降临了,苏格尔修道院院长、康拉德皇帝以及克莱尔沃修道院院长分别于1151年、1152年和1153年与世长辞了。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东方来。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正在那里孕育着。对神圣十字架短暂的一瞥立刻点燃和鼓舞起基督徒军队的士气,他们一举夺取了最后一座为穆斯林所控制的海滨城市阿什克伦,然而他们为此完全丢掉了伯爵国家埃德萨,更为严重的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个让耶路撒冷王国长期无法对付的敌人。在与突厥人多次交战之后——此间也不乏军队在当地作战时必须予以克服的来自天气方面的不利因素——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一个名为撒拉丁[Saladin]的人,此人是凶猛的突厥部落首领希尔库赫[Shirkuh]的侄子,这个年轻而富有统兵治国才能的人在征服大马士革之后便公开宣布自己为苏丹和独立的国君[Mielik],巴格达哈里发事后认可了他的尊号。1174年耶路撒冷王国在阿什克伦一带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曾在一段时期内遏制了撒拉丁的扩张,在这场战斗中,他也险些成为基督徒的俘虏。1179年,同是一个撒拉丁在太巴列湖北部战胜了基督徒军队。他的长远目标在于将基督徒长期赶出叙利亚。不久之后,形势的发展促使他立刻将雄心壮志付诸勇猛无畏的行动。基督徒对阿什克伦的胜利是经由沙蒂永的雷金纳德之手获得的,此人本是来自埃及与叙利亚之间的一名乡绅。这位鲁莽无知、野性十足、有劫掠欲的贵族是跟随路易七世来到东方的。1181年,雷金纳德袭击了一支麦加商队,从中掠夺了大笔钱财。1186年,一支庞大的商团在与耶路撒冷王国所评立的和约的保护之下,进入了耶路撒冷地界。贪婪成性的雷金纳德无视和约的存在向它发动袭击。苏丹的母亲碰巧就在这队商团之中,无缘无故遭受攻击使撒拉丁感到十分屈辱,于是他向基督徒宣战。在此之前,基督徒们已经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当十字军国家陷入经济恐慌时,动乱此起彼伏。士兵们常常深信在行军途中,天上会出现各式各样的迹象,通过这些征兆他们能够预知即将发生的灾难。其实,灾难才刚刚开始。一百五十名骑士及数百名步兵在基逊河的覆灭仅仅是这场浩劫的序幕,圣殿骑士团大首领雅克·德·迈莱在同无以计数的敌人展开长时间苦战之后,终于像一头高贵的野兽一样惨死于乱箭之下。得胜的突厥人经过太巴列湖时一路烧杀劫掠,还不时以极端诬蔑的方式向人们展示被高高挂在枪尖上的战败者的首级以及身负镣铐的俘虏们。据一位历史学家记载,拿撒勒居民原本每年5月1日都要在田野中举办花会,然而这一天他们却将殉难基督徒们的尸首收集起来,掩埋在城内玛丽亚教堂墓地。决战在太巴列湖湖畔的哈丁展开。疲惫不堪、给养匾乏、兵力薄弱的基督徒军队遭受了异常惨重的失败。[基督徒的兵力并不薄弱!两边的实力至少是旗鼓相当的,如果不是愚蠢和软弱的指挥,哈丁战役的胜利还在未定之天]二百名骑士团成员作为战俘立即被撒拉丁处死;沙蒂永的雷金纳德因为践踏和约受到了严厉指责,依照惯例,撒拉丁逼迫雷金纳德改宗,当这位反复无常的骑士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时,撒拉丁便举剑将雷金纳德的头颅砍落在地。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城堡都迅速相继落入撒拉丁的手中。如今该轮到耶路撒冷了。人们纷纷在清真寺里祈祷攻占耶路撒冷的战役能够取得胜利。1181年9月20日撒拉丁包围了耶路撒冷;12月3日,城门被攻破。撒拉丁与长期处于困窘和绝望中的耶路撒冷居民达成了协议,按照这项协议,基督徒只要缴纳一定量的赎金即可离开耶路撒冷。撒拉丁命他的部属严守军纪,严禁烧杀劫掠,无法缴纳赎金的穷人也受到了宽大温和的处理。教堂里被摧毁的镀金十字架则在一片嘲笑和诬蔑声中被抛落在街头。

 

一位同时代人是这样来描述耶路撒冷城的陷落在基督教西方世界激起的情绪的:“人人都满怀愤怒和忧虑地发出哀号:唉,为什么我们注定此生要经受为民众所爱戴的上帝和神圣之地的毁灭?那里本是圣地人民安身立命的场所。而今我们头顶上的帽子被掀翻在地,欢声笑语化作了默默哀伤,圣徒备受侮辱,上帝的圣殿也被异教分子亵读。我们朝思暮想渴望夺回的耶稣十字架也落入了不信教者的手中。让我们每个人都怀揣利剑同我们的兄弟们一起去受难和捐躯吧,就像他们为我们付出了生命一样!新郎新娘们纷纷跨出家门,歌声和琴弦也开始呜咽——满眼皆是忧伤和愤怒,世上的勇士们成群结队、激昂慷慨地奔向了耶路撒冷。”于是,一场在规模上超过了1096年的十字军运动就这样兴起了。王侯们自发地聚集在一起,法兰西很多宗教会议做出决议,每人都应拿出各自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十字军的军饷。这项赋税因而被称为撒拉丁十一税,人们无论贫富贵贱,都争相解囊相助。

 

在1188年春天举行的美茵茨帝国议会上,德意志皇帝红胡子腓特烈宣布准备东征,列席会议的四千名优秀的骑士也都愿听从他的指挥。以前次康拉德叔叔的东征失利为鉴,深思熟虑的腓特烈决定不再无选择地招募新兵,谁如果愿意从军,就必须随身携带至少三马克银币。他们事先与沿途的诸侯们缔结了联盟,同时向撒拉丁派出了战使。1189年5月,一只由十万人组成的军队由雷根斯堡启程。只有经过全面的战斗准备和军纪训练,在英明的德意志皇帝的指挥下,这支人马才可能以高昂的气势向东方挺进。然而,拜占庭皇帝伊萨克·安吉利对十字军东征不但没有予以支持,相反,按照他在1189年与撒拉丁建立的严格攻守同盟,他有义务尽可能地阻挡来犯的十字军。这样,穿过拜占庭帝国地界对十字军来说变得比过去要艰难多了。当穿过拜占庭侥幸到达小亚细亚时,十字军也确实损失不小,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伊康城外干净利落地击败了镇守在这里的苏丹。接着,十字军包围摧毁了这座城市,顺利地到达了塞琉西亚一带。就在这里,十字军遭到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最为沉痛的打击:1190年6月9日,德国皇帝溺死萨勒夫河[River Salef]中。它究竟对十字军和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怎样的恶劣影响?这可以从科隆的一位历史编纂家的报告中反映出来,他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刻,在这令人悲伤的记述中,笔墨已无法表达我们的心情,言词也顿时哽咽,它们都难以传达出处于极端困境中的朝圣军队的激愤和苦闷。对于这一切,我们只能去体会,而不是阅读,我们只能够凭借各自的经验来感受:流落异乡的人群中突然爆发出来的哀怨、痛苦和失望和茫然无助,没有来自他方的抚慰,也没有人指明前进的方向。——上帝啊,您那神圣的威力不可抵御,就连支撑寰宇的力量也不得不俯首在它的面前,它总是按照自己的喜怒哀乐,按照它那不可更改和征服的天意行事,然而却对神圣教堂所面临的劫难和上帝赐予我们的那块土地所经历的长久的荒芜丝毫不加怜悯。”德意志皇帝的去世使十字军几乎濒于解散,许多人怀着绝望的心情返回了家乡,另一部分人则在王子施瓦本公爵腓特烈的带领下挥师前进,在后来的征战中却因沿途的贫瘠、突厥人的进攻和瘟疫的侵袭而渐渐覆灭了。只有可怜的一小部分人在1190年来到了阿克城前。施瓦本的腓特烈就死在了这里,接替他出任统帅的是奥地利的公爵利奥波特五世。在此期间,参加东征的另外两支军队也分别赶到了阿克城,其中法军由国王奥古斯都·腓力二世亲自挂帅,英军首领则为狮心王理查。在这里,为争夺阿克城又进行了两年艰苦卓绝但胜负未决的战争。突然有一天,城内敌军悄然发生内讧,这场内讧不久演化为骑兵间的战斗。1191年6月12日,阿克城终于向基督徒们投降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狮心王理查的过错,首领们随后就开始反目了。当利奥波特将自己的旗帜插上阿克城时,狮心王理查遂命人将它从塔楼上拔下,被排除在分配方案之外的利奥波特因势单力薄无法进行报复,只好无可奈何地带着自己的人马和满腔恨意离开了圣地。法王后来也同狮心王理查反目,返回了家乡。这样,狮心王理查只能孤军奋战,而他也正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行事的:一种野性未驯、丝毫不为流血所动的鲁莽。单从形式上看我们就可以不无根据地这样说,这充分表露在他将被俘的二千多突厥士兵通通砍头处决的行为当中。一种近乎疯狂的凶猛,在阿尔苏夫城的决战中、胜利后以及在雅堡城时毫无遗漏地被发泄和释放出来;然而他所缺乏的是深思熟虑和老谋深算,这决定了狮心王理查必定不会有太大的建树。耶路撒冷仍旧牢牢地掌握在突厥人手中。1192年,撒拉丁与狮心王理查最终达成妥协:基督徒一方仅仅享有从雅堡到阿克的一条狭长海岸地带的三年控制权,而撒拉丁则保证基督徒能够自由出入圣地。在西方,十字军的武力征战常常成为行吟诗人们歌颂的对象,但在这场曾被寄予厚望的第三次东征中,艰苦的磨难与辉煌的战斗所换来的成就实在是微乎其微,勇士们远远不值得为之抛撒如此多高贵的热血。狮心王理查返乡的道路依然算不上太平。在亚得里亚海,他被来势凶猛的风暴吹向了威尼斯;在奥地利,他又被利奥波特公爵捕获,被先后拘禁在杜恩施泰因和特里弗尔斯两座城堡里,最后才以重金赎出。相传,他的好友、歌手布隆德·德·奈斯勒曾经以十分巧妙的方法摸清了关押狮心王理查的监狱的方位:他在狮心王理查拘禁的奥地利城堡前唱起两人共同谱写而不为外人所知的一支歌曲,理查随即应声对唱,这支歌成为了两人联络的秘密信号。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多年之后,当岁月抹去了第三次东征的痛苦梦魔之后,彻底夺取圣地的希望又重新燃起,人们的士气也随之慢慢有所恢复。德国早在1196年就已经招募了一支新军,再度出征东方。经过最初的劫难之后,他们在与萨拉逊人的一场战斗赢得了胜利,顺势占领了贝鲁特。这一成功之举绝非无关紧要,它事实上成为了此次东征所取得的惟一次较为彻底的胜利。皇帝亨利六世的突然驾崩使军队无法继续前进,很多人无法经受沉重的打击,决意返回家乡。然而,堪称伟大的教皇英诺森特三世[1198-1216]力主把十字军东征进行到底,于是他再次呼吁人们起来夺取东方,并情愿为此献出薪金的十分之一。来自诺伊莱的教士富尔科在巴黎附近展开的战备活动收到了非凡的成效,在1199年举办的一次骑士比武大赛上,他成了这场聚会的主角,从而使大批骑士志愿参加了十字军。往日的激情又像枯柴一样重新燃起,人们交口相传,后世的子孙纷纷在祖辈们的墓前立下出征的誓言。他们行将取道埃及,香槟伯爵狄奥巴尔德被认命为全军的统帅。威尼斯必须在一年的时间里,为十字军的东征履行神圣的义务,向全部人马提供用以摆渡的船只并为此收取8.5万银马克的预附佣金,将来的征战所得两家均分,不在这8.5万银马克之列。年届九十而不乏朝气的威尼斯总督丹多罗私下里很想把这批十字军引向耶路撒冷以外的方向。就在这时,君士坦丁堡因争夺王位引起了争端,请求西方给予帮助。此外,德意志皇帝施瓦本的腓力出于亲情,向代替已经过世的香槟的狄奥巴尔德出任十字军首领的上意大利蒙特费拉特侯爵卜尼法斯提出建议,要求他对拜占庭帝国的混乱局势进行干预。这样,丹多罗就找到了托词,他以来到威尼斯要摆渡去埃及的人并没有报告中的那么多而所需的款项尚未到达,另一方面威尼斯也须自保为由,建议十字军进攻时常突袭抢劫威尼斯商船的达尔马提亚的扎拉城。尽管教皇反对此举,但扎拉城几个星期后还是被攻破了,同样未经教皇许可,十字军依然接受了拜占庭王子阿列克塞的请求,决定进军君士坦丁堡。1203年,君士坦丁堡的城门终于被十字军敲开了。当然,他们带给这座城市的绝对不是平静和安宁。市民们马上掀起了反抗运动,一位名为穆尔祖菲乌斯的皇室远亲后来攫取了城中大权,但他与丹多罗总督的谈判并未达到目的,即使是处死阿列克塞四世也没有给他的统治带来丝毫的稳固。西方人再次攻入了君士坦丁堡,一个拉丁帝国建立了。

 

1204年5月9日,佛兰德伯爵鲍德温九世被拥立为新的拜占庭帝国皇帝。这可以说是十字军在东方取得的最大荣耀,他们曾经为此饱尝艰辛,经历了过于迅速的牺牲。当年亲自为狄奥巴尔德佩带十字架的伯爵夫人玛丽亚,由于面临分娩未能同丈夫一起出征。待腹中的胎儿呱呱坠地之后,她便迫不及待地追赶着丈夫远去的队伍。在事先未能得知丈夫任何消息的情况下,她只好沿着圣地方向寻找丈夫。在阿克城,当她被人们尊为“王后”之时,伯爵夫人这才知道他的丈夫永远留在了君士坦丁堡,他获得了崇高无尚的尊严。有一艘船以君王的礼仪将她送往了君士坦丁堡。突如其来的沉痛打击致使她再也无力抬起头来,就这样她满怀忧伤地死去了。几天之前还势必能让日夜思念的王后来到国王(狄奥巴尔德去逝之后,人们尊称他为国王——译者)身边的船儿,如今带来的却只是冰冷的尸骨和令人伤心欲绝的悲痛。一年之后,鲍德温也死在了与保加利亚和瓦尔几亚的战斗中。七百名骑士在这场战役中于亚得利亚堡被俘,相当多的人被处死,九十七岁的丹多罗总督带着残余的兵马,在敌人的追击下,从马尔马拉海返回了家乡。

 

1261年,拉丁帝国的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黑海援助威尼斯人对海上商业竞争者的斗争,君士坦丁堡城防极为空虚。城内居民乘机迎尼西亚皇帝米凯尔·巴列奥略(1259-1282年在位)进入君士坦丁堡。此前,米凯尔早已经与热那亚人结盟。共同抗击威尼斯人。在热那亚人的帮助下,米凯尔的军队顺利地占领了被拉丁十字军盘踞57年之久的君士坦丁堡。从1261年起,拜占庭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开始了拜占庭最后一个王朝——巴列奥略王朝(1261-1453年)的统治。

“见义勇为”的十字军再也未能回到“拉丁帝国”的首都,帝国的皇帝也被迫逃往意大利避难。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给拜占庭的历史烙上了无法挽救的伤痕。1261年以后,拜占庭尽管重又独立,但再也无法恢复从前的国力,国土更加缩小,在国际政治中处于软弱的地位。昔日强国的影子龟缩在亚欧大陆之交的一片土壤之上,它也曾试图从地上支撑着站起来,但地球的引力始终将它吸附在悲凉的地面上,随着阳光由强变弱、由弱变无,这个无足轻重的影子边渐渐消失在世人的视野之外……

 

这样,上苍并没有在圣地赐予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任何胜利,耶路撒冷王考虑到自身的安全也不得不在1204年与苏丹重新签署了停战协议。但是,在西方,无论是在罗马教庭还是在广大民众当中,十字军东征运动并未因此而停滞。相反,出自宗教的骚动和激情在不断地高涨,像刚刚成为过去的那个世纪一样,人们发现天空中不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符号和迹象。难怪,不久就又有一支队伍拥向东方,不过,这支队伍的来源则与前几次完全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儿童十字军东征。他们分别来自法国和德意志。1212年,法国出现了一位名为埃提扬的牧童,作为十字军东征的鼓动者,他不顾父母、教会和巴黎大学的反对将成千上万的青年朝圣者纠集在自己的身边。尽管这些儿童被命令返回家园,其中确有许多人也听从了劝告,但仍有包括成年人甚至是姑娘和妇女们在内的三万人,聚集在港口城市马赛,预备从那里乘船奔处圣地。然而,就是在马赛这儿,一场不幸正在等待着他们。有两名商人在“感谢上帝”的名义下,许诺用七艘船将他们送往东方。结果,七艘船中有两艘中途搁浅,其余船上的儿童则被两名奸商当做奴隶贩卖到了埃及,在他乡异地,他们不屈地捍卫着自己的信仰。后来,这两名商人被国王腓特烈擒获,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法国年轻人的狂热很快感染了莱茵地区的德意志。来自科隆的十龄少年尼古拉斯召集了两万少男少女和成年人,并带领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热那亚方向走去。然而,大批人在到达瑞士之前就因旅途劳顿而纷纷倒毙,另外一些人则落到了伦巴底强盗的手中,最后只剩下不足一万人来到了热那亚。由于受到当地人的驱逐,他们又穿过意大利来到布林底西港,在本城主教的极力敦促下,他们这才开始陆续返回家乡,但只有为数很少的一部分人最终得以与家人团聚;大部分人则留在了意大利或死于回乡的路上。

 

这是一场多么迅猛的烈火呀,它能够点燃所有无法压制、激情迸射的灵魂,无论白发苍苍的国王还是童贞未泯的孩童!在十字军东征的构想里,蕴含着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以至于在经受了种种的失败和像儿童十字军东征那样公正而同情地来说是愚蠢的行为之后,它已经使整个西方世界再也难以恢复平静。

 

1213年,十字军的宣传鼓动者们又开始穿梭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再一次向全体基督教世界发出号召。1215年,在罗马拉特兰宫举行的宗教全体大会上形成了一致的决议:每位神职人员皆须拿出二十分之一的个人收入奉献给解放圣地的事业。教皇和红衣大主教甚至要求上缴各自收入的十分之一。此外,教皇还应允将三万马克银币的私人积蓄倾囊献出。军队将于1217年6月1日出发。但是此前允诺参战的英王约翰已然逝世,德皇腓特烈二世也借故推脱打了退堂鼓。当初宣誓的三位君主中,如今只有匈牙利国王安德烈二世还抱着那团炽热的宗教烈火。别国君主的销声匿迹,并未使安得烈二世感到孤单,他反而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圣战所带来的一切荣誉都将归于我——匈牙利国王!”

 

1217年夏,安得烈二世率领大队人马,从达尔马提亚的港口城市斯巴拉托出发,远征东方。与此同时,奥地利公爵利奥波特六世六世、荷兰的威廉伯爵以及南部德意志的一些公爵也带领陪臣,投入到“神圣事业”之中。教皇也派出了自己的使臣比拉吉(即前不久出使拉丁帝国,以武力恢复基督教信仰的那位红衣主教),作为十字军人的精神统领。

 

“第二耶路撒冷王国”并不欢迎基督十字军的到来。迁都于滨海小城阿克的第二王国与穆斯林埃及之间的和平交往己将近20年,宗教上的对立已经没有大多的意义,对穆斯林发动战争只能损害基督徒的商业利益。不过,“第二耶路撒冷王国”难于启齿反对十字军去攻打“异教徒”,因而只能在态度上对他们表示极端的冷淡。

 

在地中海上漂行了一个月之后,匈牙利和德国的十字军人来到了“第二耶路撒冷王国”的首都阿克,他们准备以此为据点,向东突击,进入叙利亚内部,如大马士革等地。一年时间匆匆逝去,但十字军在东方的“神圣事业”未能取得丝毫进展。到这个时候,匈牙利国王安得烈二世才叹服德王腓特烈二世的先见之明,早知今日碌碌无为,还不如当初安心地守在家中。安德烈二世舍弃了一年前设计的浑煌蓝图,决计返回匈牙刮。耶路撒冷总主教先是竭力挽留,劝他继续完成尚无眉目的“圣战”。在看到安得烈二世对自己的良言竞无动于衷,仍执意要走之时,总主教动了肝火,安德烈二世受到严厉的惩罚——逐出教门。安得烈二世不顾教会的破门惩戒,还是回到了匈牙利的王宫。1222年,匈牙利贵族利用国王十字军东征失利的机会,逼迫他颁布了所谓的“黄金诏书”。安德烈二世成了无权无势的国王,匈牙利也陷入了无政府的困境。

 

威廉伯爵率领的荷兰十字军很晚才到达阿克,他们把将近两年的时间都送给了葡萄牙城市里斯本,在那里与南部西班牙的穆斯林总督大打出手,也取得了一定的收获。1218年4月,荷兰十字军在阿克与德匈两国骑士军汇合。不过,匈牙利国王安得烈=世已经“看破红尘”,旋即返回家园。剩留在阿克的十字军人放弃进攻叙利亚腹地的初衷,经过长时间争论,决定倾全力进攻穆斯林世界的“首犯”——埃及,直接的进攻目标是埃及的商业要塞达米埃塔。

 

8月24日,城堡的主塔楼被攻破。但事态随之陷入了僵局,攻城的行动停滞下来,不少士兵落入敌营中。不久,援军和补给不断到来,1219年11月5日,城中守军不得不向基督徒们屈膝投降。近乎两年——两年间阿西西的弗朗兹在埃及徒劳地劝说着苏丹;人们不无崇敬地传说着,一位僧侣在失去了妻子、自己又被乱箭穿身的惨状下,依然劝导敌人改信基督教——过去了,自从占领达米埃塔城以来,这队十字军对埃及的进攻未能取得丝毫进展,甚至连一次认真的尝试也没有过。1221年,当人们在德意志援军的帮助下,不顾有识之士的明智劝告,向埃及仓促发动进攻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结果被迫与敌人签订了为期八年的和平条约,基督徒军队以放弃达米埃塔和埃及为代价换得了平安的撤退,据说这份和约必须由一位已经加冕登基的西方皇帝予以宣布。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1215年,在亚琛举行的皇帝加冕仪式上,雄壮威武的腓特烈二世接过了十字架;但直到达米埃塔失守之后,十字军东征的思想才庄严地占据了他的头脑。1223年,腓特烈向教皇提出建议:如果册封他为耶路撒冷王,他发誓将在1225年的夏天前往东方。由于当时德意志以外的国家只愿意用金钱方式来支持新征,德意志皇帝遂决定此次出师无论如何仅以两年为期。然而,临近预定出发的时刻,却缺少足够的船只将前呼后拥的大批兵马摆渡到布林底西去,恰在此时,人群中突然爆发了一场致命的瘟疫。尽管如此,德意志皇帝还是让军队如期开拔了,而他自己几天之后也登上了渡船。然而,刚刚过去了三天,他就以染病为由返回了德意志。这样,腓特烈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之所以称病只是为了逃避履行自己许下的诺言。无端的猜忌在世俗和教会机构之间造成了令人悲哀的矛盾,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领导者自身的原因所致。1228年,被革除教籍的德意志皇帝未经教会应允来到了圣地。虽然然腓特烈的军队势单力薄,但经过一番精细的谈判,最终与埃及苏丹达成协议,这项和约一直维持了十年半之久,它的签订使基督徒军队收回了耶路撒冷、伯利恒以及拿撒勒,当然他们沿途也频频遭到当地民众的奋勇反抗。然腓特烈随即在耶路撒冷圣墓教堂中宣布自己为耶路撒冷王。

 

为巩固基督徒对圣城耶路撒冷的统治,来自法国和英国的两支军队分别于1239年和1240年满怀虔诚和希望来到了东方,蒂博国王亲自为远征军谱写的雄浑壮丽的歌曲一路伴随着他们。1241年,基督徒与埃及苏丹缔结和平条约,确认了基督徒对圣地的占领。不久,当基督徒们与埃及之外的其他诸侯们联盟之时,1244年,战争便又爆发了,基督徒于加沙地带战败,耶路撒冷遂于同年9月再次沦陷,这次是永久的回到了穆斯林手中。

 

第六及第七次东征

 

如同以前一样,一旦圣地遭受挫折,整个西方都会为之震撼。耶路撒冷的失守尤其震动了法国国王。但是,重新发动一场试图收回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战争并非易事。1245年,在里昂举行的宗教会议上,教皇再次向民众发出号召,像以往一样,教会许诺将专门征税以充军地但这遭到了英、德两国的婉拒。这样,高尚的、后来受封为“圣徒”的法王路易不得不将其全部身心投入到十字军东征事务当中。耶路撒冷陷落时,他卧病在床,突如其来的愤怒使他顿时失去了言语和意识。尽管思维和言语已经失去了力量,但重病初愈的他依然向往亲自带队出征。周围的幕僚纷纷加以劝阻,但他实在是无法忽视高烧中所听到的“神秘启示”,含泪接下了由巴黎主教授予的十字架。三位弟弟也情愿跟随兄长出征。于是,1248年夏,路易国王便带领着由3000名方旌骑士组成的法国军队向塞浦路斯扬帆启程。经过了漫长的冬天,这支部队于第二年春天越过了塞浦路斯,突破了重重困难继续向前推进。由于向导的失误,他们错将战船停泊在达米埃塔而不是亚历山大港。然而,就在这里十字军迅速取得的胜利。迎面碰上的突厥军队被轻而易举地击退,6月6日,6万十字军士兵进入了被当地居民和伊斯兰军队遗弃的达米埃塔城。驻守在曼苏拉的阿尤布朝苏丹撒列哈·奈吉木丁因部下的临阵退缩而感到万分懊恼,遂即当场处决了五十位首领,并将带头逃跑之人的首级置于其妻之前以正军纪。进入达米埃塔之后,路易国王尽力避免了各种暴力和劫掠行为的发生,尤其严厉禁止针对妇女和孩子的迫害。然而,尼罗河的泛滥挡住了路易的步伐,法军的战果没能得到进一步扩大,鉴于此,国王必须屯兵这里等待兄弟普瓦提埃伯爵的增援。他们耐心而徒劳地等待着,直到1249年10月,战船才最终载着希望和喜悦驶向了霍尔戎特。但是,此后的战事几无成效,尽管运气也曾在他们这边,但基督徒军队损失也实在是惨重:在曼苏拉的灾难中丧命的包括阿图瓦与夏尔斯波瑞的两位伯爵。十字军战士曾经试图从突厥人的死尸堆中找回生死与共的两位将军,但这却是徒劳的。更其不幸的是,路易九世本人在1250年也沦为了图兰沙苏丹的阶下囚。这位苏丹对待不同俘虏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那些出身低微而不愿被解往伊斯兰国度的人,就被简单处以极刑;如果苏丹的判决较为谨慎,那么他则是想从这些出身高贵的战俘身上赚取赎金。因此,国王受到了非常的礼遇。释放他的代价是十字军放弃达米埃塔,国王及待从的赎金则为八十万枚金币。而当十字军战士万分惊恐地目睹了从敌营中逃向战船的苏丹最后惨遭军中哗变的突厥马穆鲁克奴隶击杀的场面之后,双方遂终于商定,突厥人一方应善待俘虏,而基督徒一方则派遣教士前往敌营给俘虏们带去了安慰和精神支持。1250年,国王出了达米埃塔,带领残余人马奔赴巴勒斯坦,准备解救仍然被关押在那里监狱中的基督徒们,并借此巩固对巴勒斯坦诸城市的控制。他们向西方的求助并非没有得到回应,只是自那儿来的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事情。在法国北部及佛兰德地区出现了一位自称是匈牙利人的十字军鼓动者,他要求农牧民必须为战死沙场的骑士做出补偿,于是他搜罗了一支十万人的平民军队。但结局却是这群乌合之众令人发指的堕落:抢劫、掠夺、对世俗和教会政权的傲慢和僭越,直到最后有教养的人们起身倒戈,颠覆了人们称之为匈牙利导师的人,而那帮牧歌式的追随者也被击溃、歼灭,赶口了家乡。就在这时,出征期间摄政的母后布兰卡不幸去世的噩耗传来,路易只好带着王后和孩子返回了法国。[1254年]

 

在埃及,突厥人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恐怖的暴力事件接连发生——这是其中典型的一幕:苏丹夫人舍查尔·杜尔出于嫉妒杀死了苏丹,并将他的尸首抛于情人的脚下。1268年,在野蛮的马穆鲁克苏丹拜伯尔斯攻占安条克城期间,男人们统统遭到砍头,女人们则被要求认领丈夫的遗骨,之后与孩子一起被卖为奴。与此同时,除了一些小规模的战争以外,西方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领头的依然是法王路易九世。人们莫名其妙地希望法王能够促使突尼斯首领倾向于基督教,而兵临城下的局势势必会加速他改变信仰的过程。否则的话,他的城池很快就会被攻破。果真如此,人们便赢得了继续十字军东征事业的有利条件。于是,新招募的士兵驾驶热那亚的战船直发突尼斯。战局的开始的确是很幸运,萨拉逊人被全部击退,但结局却颇为不妙。路易没能成就大业,也没有能够等到弟弟查理的到来。一场瘟疫席卷了军营,王子和教皇使节相继死去,最后连国王自己也未能幸免[1270]。幸亏国王的兄弟那不勒斯国王安茹的查理及时赶到营中,他有力地指挥十字军击退了突厥人-摩尔人异教徒联军。当瘟疫漫延至敌营之时,苏丹主动与十字军达成了富有成效的和约。按照这份和约,安茹的查理指挥下的十字军见好就收,踏上了返乡的路程。不无遗憾的是,在残酷的复仇事件中,这批十字军付出了使人心惊胆战。毛骨悚然的牺牲:英吉利王子亨利在圣坛做弥撒时,被蒙特福德的古伊谋杀,因为凶手的父亲曾在王子叔父指挥的一场战斗中丧生。只有英格兰王储爱德华得以幸免,他在刚刚到达突尼斯时便得到了和约签订的消息,随即向巴勒斯坦方向走去,因此他和他的弱旅未及建功立勋。当一名受雇的刺客悄悄潜入他的军营之时,他起身奋力反击,结果亲手杀死了入室行凶的刺客。此后,基督教对圣地的统治便迅速瓦解了,惟有一座城市例外,这就是阿克[Saint-Jean-Acre]城或称托勒密城。就美丽和舒适程度而言,这座城市超过了所有其他的东方基督教城市。一位同时代的人是这样描绘这座美丽的城市的:“城中由石头堆砌而成的房屋呈现出统一的高度,并装饰着透亮的窗户以及繁复的图案。依照当地风俗,房屋皆为平顶,屋顶之上则修建着美丽的花园,有些住户还拥有供观赏风景之用的亭激楼台,人工开凿的水道将活水源源不断地引入环境优雅的花园里。华丽的宫殿犹如矗立在城市外端的城郭和墓地环绕的城堡一样,先后由耶路撒冷国王、安条克诸侯、雅法伯爵、法军统帅、推罗首领以及阿尔苏夫、凯撒利亚、吉布林城和其他的叙利亚首领不断兴建,这些赏心悦目的建筑给他们居住的城市带来了一道独特而壮观的风景。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居所则在市中心以他们各自的名字命名的大街之上;不同地区的商人——不仅来自威尼斯、热那亚、比萨,还有的来自罗马、佛罗伦萨、巴黎、君士坦丁堡,甚至还有来自大马士革、埃及和北非的——纷纷拥向阿克并在这里定居下来,住着舒适而漂亮的房屋。日常用品的丰富透露出他们生活的优裕和生意的兴隆。街路宽阔而空旷,外表干净整洁;头顶上搭盖着用于遮挡阳光的丝或其他质地的帘幕。数不清的房屋群落中点缀着众多带有穹顶和尖塔的教堂,以及尖塔锋顶的教会骑士团建筑。没有哪座城市能够提供如此花样繁多而变化多端的娱乐和消遣;尤其是在每年商船出行和一年一度的航海季节,每天都能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云集在这里,身着不同服饰的各国基督徒,法国和东方的商人,旅行的骑士及市民阶层,带着无穷的好奇心来到这里;他们分别操着东西方各种不同的语言,每一个旅行者都能在这里找到熟悉自己母语的翻译。驻防在这里的众多骑士上演了种种奇观:人们时而看到带着无数随从、士兵和侍者的叙利亚王公穿着华美的服饰、挎着闪亮的武器、骑着装扮富丽的马匹从街市上穿行而过,时而又能够欣赏到比武、击剑以及骑士游戏和操练的精彩场面。”

 

城中守军由两三千名骑士和一万八千名步兵组成,然而,他们却遭到三十万突厥军队的包围[真会夸张,吉本的记载是15万不到的军队,绝大部分是步兵]。经过一场勇猛的战斗,砖石结构的高大城墙在马穆鲁克的新式弩炮面前不堪一击,突厥人终于在1291年5月控制了阿克。结局自然是死亡、鲜血和恐怖,半数幸存者立即被屠杀殆尽,另一半俘虏则同妻子儿女一起被关押在敌人的兵营之中。叙利亚的其他基督教城市很快被洗劫一空,这样,保卫圣地的希望完全破灭了。留下的是在回到家乡濒临死亡的十字军战士的千百次讲述中一再重复而不断扎根在人们心里的记忆;还有那不仅存在于教皇而且存在于学者和诗人们想象中的意愿、渴望以及种种无法付诸实施的预谋,于是,一位曾遍游东方的威尼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马里诺·萨努多,在1321年向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呈献了一部多卷本的著作,名为《十字架信念的秘密》其中包含着一份旨在收复圣地的详备计划;留下的还有后辈对虔诚无畏的骑士们的敬仰,在这种敬仰之下,人们把勇士们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牺牲精神视为甘愿为信仰而殉难的英雄壮举;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传说,它讲述着并非不可能发生却又没有任何历史佐证的事件,如丹麦王子斯文的故事:在第一次东征中,由于他带着他的勃艮第新娘弗罗丽娜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时间太晚,于是他决定只身穿越小亚细亚,结果,在勇敢的反抗之后,他与新娘一起被突厥人杀害。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盛大的葬礼和庄严的悼词。

 

这种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然而求助于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社会生活就会一目了然、从而被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即世俗力量为宗教和教会目的服务的现象,在西方对异教徒和教会敌对势力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中突显出来,而在十字军东征的思想那里拥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这包括十二世纪对温特人发动的战争,十三世纪对异教徒利文人和普鲁士人的战争,对教会敌人阿尔比人、施人丁人的战争,以及对当时仍盘踞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境内的穆斯林信徒摩尔人的战争[一份令人厌恶的长长的名单,显示的是罗马教廷对欧洲人民信仰自由的粗暴干涉]。一部分摩尔人被迫改信了基督教,他们于1492年退出了西班牙的最后一座摩尔人城市格拉纳达。

 

下面才是配得上十字军东征这出剧情庞杂的历史悲剧的大结局:

 

1452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不顾以往的承诺,包围了衰败的君士坦丁堡。但要真正攻克这座城市却并不那么顺利。在遭到拜占庭战舰挫败之后,他盛怒之下乘船驶入波涛之中,试图借此激发士兵们的士气。英勇善战的希腊末代皇帝君斯坦丁十三世·德拉迦塞斯,一位远远胜过前任的统治者,倾其全部身心投入了保卫首都的战斗。在决战的前夜,他在宫中召见了所有的名门显贵,要求他们以顽强和稳定的精神迎战来犯之敌。然而就在第二天,经过一番殊死决战,他的城市成为了一个无法形容的悲惨世界。索菲亚教堂受到亵读,藏身在这里的人被拖将出来,一部分人被卖为奴隶,另一部分人则遭到无情屠戮。被俘的贵族起初还允许赎买,后来却同样惨遭杀害,妻子和儿女们则一律充为苏丹的后宫家院……

 

……跪在洗劫过后的教堂外面,21岁的穆罕默德苏丹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撒在自己的头巾上。他也许已经征服了一个古老的帝国,结束了基督教在东方千年的统治,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但他知道自己的位置。他只不过是一个有一定寿限的低等动物,卑微如尘土。然后他进人教堂,宣布从今以后,圣索非亚大教堂作为清真寺尊崇上帝。

 

君士坦丁没有亲眼目睹他的帝国灭亡的最后的明证。他在保卫城墙时身亡,如今躺在尸体堆里。尽管苏丹命令搜遍全城一定要找到君士坦丁的尸体,但搜索最终没有结果。皇帝的最后安息地一直没人知道。但是他的死证实了一个古老的拜占庭预言,那就是帝国的开国皇帝是君士坦丁,帝国灭亡时在位的也是一位叫君士坦丁的皇帝。

 

苏丹在默想,他也实现了圣人们所说的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个预言:“你们听说过一个一面靠陆地,另两面靠海的城市吗?最后的审判要在7万以撒子弟占领它之后才会听到。”

 

然后,这位伟大的伊斯兰帝国创立者从拜占庭的灰烬中站起来,走进已遭破坏的古代皇帝的宫殿。他注视着柱廊庭院和色彩斑斓的镶嵌画。据后来有人说,他引用了如今名字已被忘记的波斯诗人的话:“蜘蛛在凯撒们的宫殿里织出了网幕。”

 

站在从前是教堂的一个高处,穆罕默德听到穆津安在召唤这座城市的新主人做祈祷,赞美上帝,但是用的却是另一种语言了……

 

三、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和价值

 

人类的尊严、正义和义务要求我们在看待一个历史事件时,不能满足于对它的表面认识,而应在“为什么?”“它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这两个问题之下,将特定的历史事件组织成一个整体,不仅要对事情本身做出评判,而且还要衡量参与者的是非功过。假如把像十字军东征这样一个充满着爱与苦难、渴望与担忧、光芒四射的花环与晦暗不明的坟墓交替显现的事件置于上述时空尺度之中的话,那么对它的表述如果没有对其影响和价值的评判将会是不完整的。

 

对十字军东征的评价从来就不完全一致。对事件的解释往往建立在这样一条基本原则之上,那就是事物被认知的方式乃出于观察者各自所占据的立场。人们所能看到的东西不尽相同,因为在不同的人那里,认识事物本质的方式也并不一致。立场和地位、愿望与方向、出发点和目的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基于这种状况,人们的观点必然会有所偏向。举例来说,面对同一个礼拜上帝的仪式,一位精气贯注的艺术家,与一位并无信仰而只是追求新奇的讽刺家所观察到的内容不同,而后者又与一位虔诚的信徒所持的看法相左。第一个人能够从美妙的声韵和形式中发现艺术上的愉悦和崇高之处;吸引第二个人的则是为他所不熟悉的、全新的讽刺画素村;而第三个人则捧出了那个为上帝的事迹所感动的灵魂,并同大卫一起欢呼:“庭堂之中的圣人,啊,我的主!圣地的一日将胜于尘世的百年。”因此,从信仰上帝的基督徒的目光中折射出的一切必然与那在宗教思想中仅仅看到混乱的人所发现的东西不同。

 

对基督教分别持肯定和否定的两种态度拥有不相吻合的视野,因此我们不应奢望它们能够在各自的研究和评判中达到对历史事实的共识,并通过外部现象的认识达至对事物的深邃洞见。就否定的态度而言,其视野尤为狭隘;相反,视野越是开阔,就越能对中世纪居于统治地位的信仰精神给予同情:因为十字军运动、渴望达到目的的激情、对敌人的残酷无情、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以及百折不挠的冲锋陷阵,这些都来源于圣地、耶路撒冷和锡安山对中世纪民众思想感情所具有的深刻含义。如果这份同情不能转化为感同身受,那么这同。情还不算充分;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在上帝的指引下谈论某件事情,那么“亲身经历”总是明确地高于“亲眼所见”,正如信仰生活与对信仰的理解的关系一样。

 

尽管排斥基督教信仰的态度使人们很难把握十字军东征的思想根源,很难对这一运动产生崇敬之情,进而对此加以解释;尽管肯定基督教的态度也无法保证评价的公正性,但两者之间确实有着不可否认的一致之处,这就是对历史事件的探求精神。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十一世纪,渴望将罗马教庭统治延伸到整个世界,渴望通过对伊斯兰世界乃至东方的征服来扩大罗马教庭的权势,从而实现“大一统教会”计划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显而易见,正是格里高利七世这个十字军东征的发动者,比其他任何人都牢牢地抓住了东征的思想不放,对他来说,持续两个世纪的十字军在东方的征战除去可以用基督教的信仰和追求来解释之外,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谜。谁要是忽略了教皇那种出自时代和福音精神的追求,忽视他对结束分裂、恢复统一的事业的无能为力,谁就有可能把教皇对东方发动的战争视为一种僭越,这种看法又会转而影响到对十字军东征的评价。正是由于我们将对事情本身的阐释与对在这件事情中所暴露出来的鲁莽乃至道德罪过的评判混淆起来,我们今天惯用的多重标准才会推翻数世纪以来形成的那套看法。许许多多出现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之中的现象,都基于这样一种特殊的状况:事态的突然变化常常越出了十字军战士们自身的控制范围,最后导致强有力的纪律手段无法得到普遍实施。自然,在任何一个时代,以武力来捍卫宗教的现象不胜枚举。个别人对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共同体非常忠诚,作为集体的一员,他情愿为之罹难殉道。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来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他们从容地用自己的生命冒险,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不惜付出牺牲,他们因此能够目睹和忍耐战场上的鲜血与伤痛。与现在相比,那个时代,在信仰转变的过程中,个人信念所具有的意义显得无足轻重,即使在后来的宗教历史发展中,也不乏相似的例证:个体信念意义的发展是缓慢的。尤其是在现代的宗教心理学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即在许多民族中,变革往往始于群体的而非个人的信念。

 

因此,对某一事物的评价并不只是指向个别人物,而是必须首先观照整个时代。如果有人倾向于尝试将两个相互冲突的世界直接加以对比的话,那么他就不能毫无选择地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简单地放置在一起,如把撒拉丁与莽夫沙蒂永的雷金纳德相比较,相反,我们只能将失败与失败、胜利与胜利进行比较,这样看来,与撒拉丁形成比照的只能是布永的戈特弗鲁瓦和神圣的路易。我们不仅要对一个人身处险境冲锋陷阵之际,以及他率领得胜的军队登上城墙之时的所作所为进行观察,而且必须全面地把握这个人一生的道德立场,以及他在自己的军营中和他面对危急和困难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姿态。毋庸置疑,对一场前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运动来说,其不同发展阶段不可能具有相同的特征:第一次东征突出的只是宗教动机,到了第四次东征,经济与政治的动机则占据了上峰。腓特烈二世出师的动机就完全不同于第二次东征,后者可以归为圣伯纳德的宣传鼓动,而第二次东征又与第六、七次东征不同,后两次完全出于神圣路易个人的宗教虔诚。简言之,我们那明察慎思的目光现在看到的只是在对十字军东征做出评价时所应首先考虑到的、有待进一步加以综合分析的一系列现象和问题,而仅仅是这样一个粗疏的表述就足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需考虑的诸多因素是多么的支离破碎,要做出一个既简要又全面的评价有多么困难。

 

尽管不同的评价方式之间存在着如此显著的差异——十八世纪的人们在十字军东征中只看到了出自宗教狂热的恐怖、苦难和自私自利,而相反的观察方式却从中发现了一种美妙而纯粹的宗教品格——但我们则应该在较为折中的立场上给出一个能够被普遍认可的明确概括来作为十字军东征的结论。

 

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显而易见的定论,即十字军东征并没有达到希望永久占据圣地的直接和真实的目标。其中的原因可表述如下:十字军在巴勒斯坦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王国,相反,那里一直就处于诸侯林立的局面当中,权力的分散为此后不断加剧的娘恨、猜忌和冲突埋下了隐患;小国林立的状况时常为人们诅咒——就应该如此。不能用保卫圣地的思想来克制自私自利的欲望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与此相连,未能按照事先的计划向叙利亚地区殖民倒可以理解。驻防圣地的十字军后裔在道德生活方面的迅速堕落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同样糟糕的是希腊人的猜疑、自私与虚伪。

 

但未能达到直接和真正的目的本身并不妨碍十字军东征造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影响,其中相当一部分影响可以看做是那些原来就存在的、促使十字军东征思想形成的诸因素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另一部分则是注入西方发展进程中的新奇而富有创造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源自于与高度发展的希腊和阿拉伯文化的全面接触,这令人惊奇地涉及了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装饰、建筑、数学、哲学、天文、文献、地理、医学。尤为重要的是,基督教的虔诚性在十字军运动中得以复活,通过为圣地而战的东征,基督位格日益显现为与上帝合一的冥思过程的前沿和核心,这成为了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源泉。

 

十字军东征的影响不仅表现于精神生活方面,它还极大地促进了各个阶层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深受农奴制度束缚的农民,一旦加入十宇军,就获得了任何阶层都无权阻拦的人身自由,更不用说,由出征归来的十字军战士组成的普鲁士军队还开辟了新的居住之所。随着与东方贸易的日益增长,市民阶层逐步富裕起来,并掌握了政权,这首先给意大利及伦巴底城市带来了长足的发展。十字军东征对骑士制度的形成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里首先应该提及的是骑士制度与寺院制度的关系以及骑士团的发展。骑士团起源于为护卫前往东方的病弱朝圣者而建立的团队,它由骑士、教士和修士们组成。最为重要的骑士团有医院骑士团(他们身穿刺有白色十字架的黑衣)、圣殿骑士团(黑字白衣)以及由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建立于1190年的德意志人骑士团(白袍黑字);还有在与利文异教徒作战时成立的宝剑修士团,它随后与德意志人骑士团合并一处。考虑到可能发生权力转移和来自民众的敌对行动,许多皇族借收回那些战死东方的诸侯们的采邑世袭权并将之与封建贵族的领地权合并的方式扩大了自身的权力。很明显,在十字军东征,尤其是第一次东征中,居于顶峰并把西方全部武装力量投入到东征中去的教皇的权力日渐增强。人们清楚地记得,民族大迁徙以来西方诸国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但自东征开始他们却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精神统一体。十字军东征粉碎了萨拉逊人在地中海的制海权,这具有重大的意义。比利牛斯半岛也从摩尔人那里被解放出来,伊斯兰教对西方的威胁很长时间内被消除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从八世纪以来的历次战役中就认识到了这一威胁有多么严重,新的恐慌一直伴随着朝圣者带来的有关塞尔柱突厥人的消息而产生,逼迫着他们紧握双剑奋起保卫自身。后来,巴尔干被攻占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危险的严重性。由此看来,十字军东征不是一场侵略战争,而是基督教西方针对伊斯兰教东方展开的一场自卫战争。[苍白的辩护!]

 

在此,一个问题依然显得十分模糊,这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奔向东方并在那里献出了生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既然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解开这个谜,那么代替这个答案的必然是一种令人敬畏的思想,正是它驱使着西方的优秀人物和大多数民众前赴后继地为圣地而战。这是对基督无条件的投身,是对一个崇高世界的奉献,是为一个精神目标所激励的思想和感情。因此,尽管十字军东征有着暂时的、但却不失为正常的阴暗之处,在其伟大的思想里也存在着种种游移和混乱,但它仍然塑造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独特形象。在这个形象中,圣徒保罗的话语闪耀着迷人的光彩:“基督是我的生命,而死亡正是我之所得”;骑士们的冒险行动所具有的精神价值也从中得到了凸现,这就是尘世的人们对超自然世界的向往以及对天国出自信仰的追寻。

 

这样,十字军东征就成为那些背负着罪责、苦难和爱而不顾一切艰险走向耶路撒冷的灵魂的形象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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